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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眼快两年没去香港了。前几天看到新闻说香港新冠疫情反弹,让人揪心。上次为了买一本心仪已久的《普林斯顿佛学词典》,一冲动就过了口岸,上了东铁,借助手机导航,在香港绕来绕去连跑了好几个书店,等跑到尖沙咀的诚品,已经累瘫。诚品靠海,顺着窗户望出去,墨绿的海面在太阳底下波光粼粼。海边是一片休闲地,一个衣着体面的白人老外在摆地摊,琳琅满目地摊了些小东西,不时有人驻足。我很好奇,心想这究竟是一种什么精神啊,让他不远万里来到东方,投入香港人民的地摊事业,同时也感慨,这才是国际大都会该有的样子。
但我这次要说的是关于另一个地摊。那是三年前,我去香港办事,顺道在中环闲逛。中环可是香港的政治和经济中心,高楼森然,街道庄严,到处弥漫着一种非富即贵的气息。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就是在那里奠定的。我走着走着,忽然看见路边有一个地摊,一块比床单要短小的厚布铺开,上面摆着一些红薯、土豆、香蕉之类的货品,地摊后边的小板凳上,坐着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太太,看上去至少也有70多岁了。
我从来没想过在寸土寸金、豪奢现代的金中环竟然也会有地摊,买的竟然是生的红薯和土豆,更没想到摊主竟然是一位满脸皱纹的老太太。行人杂沓,或西装笔挺,或衣香鬓影,在老太太的地摊前匆匆穿梭,却没人停留,更没人蹲下去购买。我想也许这是个孤寡老太太吧,这么大年纪了,还要出来谋生。于是,一股强烈的同情从心底升起,我拿出50元港币,蹲下去,递给她。
老太太原本面无表情,以为我要买东西,便接了钱,脸上也现出一些悦色。没想到我递了钱后却什么也不拿,径直离开。老太太反应很快,一边让我等一下,一边捧了一把红薯,非常坚决地让我收下。幸好我带了背包,拉开拉链,老太太直接把红薯放了进去,总共三个。然后她也没说二话,又坐回到小板凳上。
我走过一个街口,驻足回头,在来来往往的人影缝隙中,望着那个老太太,矮小挺直,仿佛路边的一尊雕像。
这是一件极小的事情,从发生到结束几乎不超过10秒钟,在一个普通的香港中环的下午。然而这件事却教育了我,让我感到惭愧。老太太在中环摆摊,即使卖一些并不值钱的东西,也说明她过的是一种自食其力的生活。这里边也許有她的艰辛和无奈,却更有她的坚持和自尊。
后来我看过RSA(英国转播事业协会)拍的一个两分多钟的短片,讲共情(empathy)与同情(sympathy)的区别。简单地说,同情是你对有困难的人表达关怀,而共情却是你理解那个人,理解他的处境,你愿意站在他的角度来思考。那位在中环摆摊的老太太,一定希望得到帮助,却一定不希望被看成事实上的乞丐。
那位老太太,是每一个人。
但我这次要说的是关于另一个地摊。那是三年前,我去香港办事,顺道在中环闲逛。中环可是香港的政治和经济中心,高楼森然,街道庄严,到处弥漫着一种非富即贵的气息。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就是在那里奠定的。我走着走着,忽然看见路边有一个地摊,一块比床单要短小的厚布铺开,上面摆着一些红薯、土豆、香蕉之类的货品,地摊后边的小板凳上,坐着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太太,看上去至少也有70多岁了。
我从来没想过在寸土寸金、豪奢现代的金中环竟然也会有地摊,买的竟然是生的红薯和土豆,更没想到摊主竟然是一位满脸皱纹的老太太。行人杂沓,或西装笔挺,或衣香鬓影,在老太太的地摊前匆匆穿梭,却没人停留,更没人蹲下去购买。我想也许这是个孤寡老太太吧,这么大年纪了,还要出来谋生。于是,一股强烈的同情从心底升起,我拿出50元港币,蹲下去,递给她。
老太太原本面无表情,以为我要买东西,便接了钱,脸上也现出一些悦色。没想到我递了钱后却什么也不拿,径直离开。老太太反应很快,一边让我等一下,一边捧了一把红薯,非常坚决地让我收下。幸好我带了背包,拉开拉链,老太太直接把红薯放了进去,总共三个。然后她也没说二话,又坐回到小板凳上。
我走过一个街口,驻足回头,在来来往往的人影缝隙中,望着那个老太太,矮小挺直,仿佛路边的一尊雕像。
这是一件极小的事情,从发生到结束几乎不超过10秒钟,在一个普通的香港中环的下午。然而这件事却教育了我,让我感到惭愧。老太太在中环摆摊,即使卖一些并不值钱的东西,也说明她过的是一种自食其力的生活。这里边也許有她的艰辛和无奈,却更有她的坚持和自尊。
后来我看过RSA(英国转播事业协会)拍的一个两分多钟的短片,讲共情(empathy)与同情(sympathy)的区别。简单地说,同情是你对有困难的人表达关怀,而共情却是你理解那个人,理解他的处境,你愿意站在他的角度来思考。那位在中环摆摊的老太太,一定希望得到帮助,却一定不希望被看成事实上的乞丐。
那位老太太,是每一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