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一直被看作是乡村国家，但这种情况现在已有了改变——国家统计局在农历新年前宣布，目前中国总人口近13.5亿，城镇人口占51.27%，首次超过农村人口。
　　这是一个非凡意义的变化，因为在中国文明史上，“城市中国”正登上历史舞台。比起农村，城市因为有人口的集聚和规模效应，生活与生产方式、职业结构、消费行为及价值观念都将发生深刻变化，形成一种全新的城市文明。
　　中国的城市化一直相应滞后于工业化，可能有15个百分点的落差。一般来说，随着工业化的到来，城市化也将很快来到，这中间的时间差不会很大。如果两者长期不匹配，就会产生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的矛盾，从而导致一系列社会问题的出现。目前的中国就是这样。因此，城镇人口首超农村，暗示两者的时间差将缩小，有助于缓解其内在关系，消除矛盾隐患。
　　另外，就经济增长而言，城镇人口大于农村也意义重大。多数经济学家预测，中国经济至少还有20多年的高增长。这个预测的前提和基础，就是中国的城市化进程。
　　事实上，无论其他国家还是中国自身的发展都充分证明，经济的快速增长与城市化进程相生相伴。目前美国的城市化率约为82%，日本和韩国的城市化率分别约为66%和82%，即使要达到日本的城市化水平，以中国当前每年推进1个百分点的城市化率计算，大约还要15年左右的时间。何况，中国的城市化水平落后于工业化进程，这意味着城市化对经济增长仍有不可小觑的推动作用。
　　这种推动是通过以下几种方式进行的：首先，城市人口的大量增加，将对生活服务业和日用消费品供给产生巨大拉动作用；其次，更大更多的城市需要更多更好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再次，“好的”城市化将有益于资源的集约利用和环境保护，有助于从长远提升中国的战略竞争力。
　　不过，在看到机遇的同时，也必须看到城镇人口首超农村人口所隐含的更直接也更紧迫的挑战。
　　挑战之一，是如何处理城市新旧市民间在发展机遇和公共福利分享上的平等问题。
　　中国以往的城市化，往往体现为要素的城市化，人本身的城市化还较欠缺。人作为要素可以自由流动，但作为完整的人则不能流动，或曰“人流动了，权利和福利却不能同步流动”，也因之被称为 “半城市化”或“被城市化”。
　　“半城市化”的根源在于现行户籍制度所导致的城乡二元结构。户籍制度在城市捆绑了养老、医保、教育、就业、住房等利益；在农村捆绑着宅基地、承包地、林权、林业用地等利益。由于户籍背后的制度福利和利益刚性较强大，致使中国的城市化过程并没有伴生城乡户籍制度的改革，从而造成农民作为城市需要的劳动力可以在城市就业与生活，但在劳动报酬、子女教育、社会保障、住房等方面并不能与城市居民享有同等待遇，也不享有所在城市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换言之，农民只有产业工人之名，而无城市居民身份之实——这会带来一系列问题，也会阻碍城市化的真正实现。尤其是考虑到在半城市化人口中，二代农民工比例持续提高，他们对公平的渴望比父辈强烈。
　　城镇人口首超农村人口带来的另一挑战是，如何维系经济增长与粮食安全之间脆弱的平衡。
　　相对于其他国家的城市化进程，我国的城市化进程有特殊国情下的自身特色，不少“城市”实际是通过县改市、乡改区的方式实现的，其中的动力，也不乏地方政府及相关利益方可以在城市化进程中获取巨大的土地升值潜力。
　　也因之，如果是无序且缺乏合理规划的城市化，那么就可能会造成两个负面后果：一是造成大面积耕地减少进而危及粮食安全战略；二是大规模圈占农地及强拆引发的矛盾冲突，成为社会不稳定的诱因。
　　城市化的本质之一是使农民富裕起来，消除城乡二元差距。而根据中国户籍计算的城市化率和根据常住人口计算的城市化率，它们之间的差距有十几个百分点，由此可见农民所分享的城市化收益和福利其实还不多。
　　因此，在下一阶段的城市化中，需要从对城市化速度和经济效益的关注转向对城市化质量的关注，从要素的城市化转向人的城市化，从空间城镇化转向人口城镇化。通过相关制度改革和建设，使生活在城市的农民真正融入城市，成为城市的建设者又合理分享城市化的收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