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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新中国成立以后，国家的领导人受到国际农业生态危机以及中国传统农业大国地位的影响，对农业生态发展非常重视。他们都以马克思主义农业生态思想作为理论基础，和中国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相结合，从而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农业生态思想。历届国家领导集体关于农业生态思想的探索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毛泽东主张人与自然界和谐相处并植树造林、新修水利；邓小平主张科技兴农并开始定制法律法规来保障农业生态发展；江泽民提出可持续发展理念，注重农业的长久发展；胡锦涛提出科学发展观，要把农业中的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统筹协调发展，提升农民的生态意识，培育新时代农民。
关 键 词：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农业生态思想；科学技术
伴随着工业革命的发展，社会生产力得到极大的提升，社会物质生产资料极大丰富，同时人类的生存环境呈现出急剧下滑的趋势，频繁爆发的各种自然灾难已经威胁到人类的生存状况。21世纪以来，生态问题已经成为人类首要解决的矛盾，各个国家都在积极进行生态建设理论研究。我国在大力发展生产力的进程中忽视了生态环境的重要性，进而导致我国生态环境的严重恶化，生态建设也就显得尤为重要。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在国民经济中发挥基础作用，关系到国家政权的稳定以及人民的基本生命保障，因此农业生态研究就成为生态研究的主要方面。从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领导集体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农业生态思想作为指导，积极结合中国的具体国情，创造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农业生态思想。近几年来，学界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农业生态思想展开了积极研究，研究成果也非常丰富，学界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农业生态思想主要包含以下几个方面。
一、第一代领导集体的农业生态思想
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就已经开始关注中国的生态建设特别是农业生态建设，他以马克思主义农业生态思想作为指导，结合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具体国情，形成了零散的农业生态思想。经过学界近几年的梳理可以发现，第一代领导集体的农业生态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毛泽东继承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思想，认为人类在自然界中扮演着双重角色，人类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同时人类又可以创造人为的自然界。人类在实践过程中必须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如果人类对自然界的本质没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在实践过程中破坏了自然界本身所拥有的客观规律，自然界就会处罚我们。因此，我们在实际行动中要牢记这个原则。毛泽东倡导人们在实践活动中要保护土地、保护树木生长周期、节约资源等。[1]另外，毛泽东曾经提出“人定胜天”的理论，具体内容是人们应该积极地去利用大自然的规律并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来改造自然界，而不是像动物一样简单地去适应自然界的改变，为人类的发展创造更加有利的环境。[2]毛泽东不仅提出理论，并且亲自把理论运用到实践中去。在1930年到1933年期间，毛泽东去福建省、广东省和江西省的交汇处寻乌县进行实地考察，并在该地举行了《寻乌调查》报告，随后毛泽东又到江西省兴国县长岗乡进行调研，发表了《长岗乡调查》报告。在这两份报告中，毛泽东主要阐述了人与自然和諧相处的理念，对人与自然的关系有了较为充分的认识，为农业生态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3]
（二）植树造林，绿化祖国
1944年，毛泽东对延安大学进行了考察，在考察期间，毛泽东对黄土高原的生态环境进行了研究，发现由于黄土高原生态环境非常恶劣，导致周围的农林副产业发展受到严重影响。因此，毛泽东提出陕北的山头就像是“一个个光头的和尚”，我们现在的任务就是“让和尚都长出头发”。制定一个详细的植树计划，如果每家都可以行动起来，那么不久黄土高原就会变绿，并提出“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的思想。[4]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国内生产力水平低，毛泽东倡导节约保护自然资源，实行绿化。规定在未来20年内，基本消灭荒山荒地，尽可能地多种植树木，使祖国绿起来。在1956年，毛泽东在《中共中央致五省青年造林大会的贺电》中提出要实行大地园林化的方针。[5]要使我们祖国的河山全部绿化起来，要达到园林化，这样祖国就可以变得更加美丽，原来的自然状态也可以得到恢复。[6]随后，毛泽东提出十年树木在南方需要25年，在北方则需要更多的时间，陕北的植树要长期坚持，并从树苗品种上进行突破，这样才可以尽快改变荒山荒地的现象。在《刘少奇论林业》以及《周恩来论林业》中我们可以发现这两位国家领导人也非常重视祖国的绿化问题，都强调扩大绿化面积来改善人类的生存环境，促进农业的发展。[7]
（三）水土保持，兴修水利
毛泽东在早期就非常重视农田水利设施的建设，在1927年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指出要把修塘坝作为近期完成的四件大事之一，把修塘坝与农民的实际生活以及农业生产紧密结合起来，改善农业生产环境，提升农业的生产能力。在《兴国调查》和《长岗乡调查》中，毛泽东呼吁苏维埃政府要重视水利设施的建设，并应该成立专门的机构来解决中国各个地区的缺水问题。在江西瑞金召开《我们的经济政策》时，毛泽东特别指出水利设施在农业发展中扮演着主角角色，一定要牢记这个观点，水利设施的建设要具有长期性。[8]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就是水旱灾害的治理。毛泽东先后对淮河、长江、黄河、松花江、珠江等河流进行艰苦的实地调查，发现其中的问题并提出有效的解决措施，敦促周恩来迅速做出合理的安排。经过长期的治理，我国的农田灌溉面积比建国初期增加了一倍之多，农业生产得到大幅度提升，各大江河的洪涝灾害得到有效控制，为农业发展创造了有利的发展环境。[9]
二、第二代领导集体的农业生态思想
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继承马克思主义农业生态思想以及毛泽东的农业生态思想，并和中国发展的实际国情相结合，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农业生态思想，其主要内容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纠正人与自然错误的关系，继续实施植树造林，绿化祖国的思想
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国家领导集体首先纠正了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时期人们形成的错误思想，例如人类可以肆无忌惮地去向大自然索取，违反各种自然界的客观规律去获取更多的物质生产资料等。邓小平提出，人类是大自然的一部分，人类发挥能动性的前提是尊重、保护自然界，这样人类才可以得到永续发展。[10]邓小平继续实行毛泽东的植树造林绿化祖国的方针，在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就提出如果植树造林不能坚持下去，那么黄土高原还会是黄色的，风沙还会有，再美丽的风景也会消失。他还主持修订了关于植树造林的一些政策法规，最重要的就是在1979年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把每年的3月12日规定为植树节，并让全国严格执行，实行严格的奖惩制度。1982年，邓小平再次强调植树造林是一项长期实施的政策，这样中国才会变得更加美丽，农业生产才会更加顺利，人民生活才会更加幸福。[11]此后，邓小平也经常告诫身边的人，植树造林是一件大事，需要中国人民世世代代地继续下去。[12]
（二）发展科学技术，推动农业生态发展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程度不断加深，科学技术在国家发展的地位越来越重要，邓小平非常重视科学技术的发展，积极去西方发达国家进行考察，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来指导我国经济的发展。1983年，邓小平在同国家主要领导人谈话时指出，科学技术是解决生态问题的重要保障，特别是把科学技术应用到农业生产领域，保障农业生态环境的改善。农业产量的大幅提升和科学技术有着密切关系，科学技术可以为农业生态发展提供无限的可能性，例如改进农业生产工具、创造新型农业化学药物、创造新型品种的农作物等。1988年，邓小平明确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重要论断，进一步明确了科学技术在农业生产中的地位和作用，科学技术可以促进以生物技术为主的农业生态的发展。[13]
（三）制定法律法规来保障农业生态发展
由于我国国民的整体环保意识比较差，农民的生态观念非常淡薄，邓小平提出要通过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来规范人们的意识，强制人们形成正确的环保意识，提升生态素养。在1979年将每年的3月21日确定为国家法定植树日，增强人们的绿化理念，确保植树造林可以一百年甚至一千年继续实行下去。1982年，环境保护被正式写入宪法当中，至此环境问题被放到了最高的位置。此后还有一些和生态有关的法律陆续被定制实施，生态法制体系在不断健全。[14]尤为重视农业问题的邓小平对农业发展提出两个飞跃，第一就是废除了毛泽东时期实行的人民公社制，实行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这种体制有利于充分发挥农民的积极性，促使农民自觉地使用生态的生产方式，保证农业生态的发展。第二是发展适度规模经营，科学种田的制度。这种制度适应了生产社会化的要求，有利于农业机械化和农业生物技术的进一步推广，对发展农业生态制度有着积极作用。[15]
三、第三代领导集体的农业生态思想
进入新世纪以来，国家第三代領导集体继续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农业生态思想、毛泽东农业生态思想以及邓小平农业生态思想为指导，结合中国的具体国情进一步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农业生态思想。进入新世纪以来，全球生态问题已经成为热点话题，各个国家都在寻求新型发展道路，中国的生态建设也被历史推到议程上来，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开始重视生态建设，特别是关系国家政权稳定的农业生态建设显得尤为重要，江泽民的农业生态思想主要包括以下几个内容。
（一）发展可持续型农业生态道路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领导集体提出可持续发展道路，既要满足当代人的发展需求，又要满足子孙后代的发展需求，这就要求我们要选择生态的发展方式来促进经济的增长。江泽民要求把节约资源、控制人口与社会发展有机结合起来，使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协调发展，国家得到永久发展。农业的经济利益与生态效益也要遵循可持续的理念，抛弃以往只注重经济效益的理念，把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有机结合在一起，这样农业才可以持续发展，才可以保障人民最基本的生存权，维护国家的长治久安。[16]
（二）合理利用土地，加强水资源利用
江泽民指出土地是一个国家最基本的组成部分，土地作为不可再生资源要求我们要合理地利用土地资源。其中加强耕地基本面积的保护显得尤为重要，积极开展多种耕作方式，保护土地面积不被减少以及肥力不被下降。这种生态的发展方式对于农业生态建设起到积极作用，同时也体现了持续发展的理念。[17]另外，江泽民还非常重视水资源的持续发展，水资源是自然资源中非常重要的资源，也是人类社会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新修水利设施，消除水患是历代政府的主要职责之一。我们要集中力量解决各种洪涝灾害，修建大型水利设施，保证农业用水，减少洪涝灾害发生。目前，我国的农田灌溉面积较20世纪已经有大幅度增加，农业产量也随着呈增长趋势。[18]
四、第四代领导集体的农业生态思想
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国际社会对生态文明的重视程度不断加深，联合国也在极力协调各个国家的经济利益，倡导全世界共同保护绿色地球。我国也继续加深对生态建设的重视程度，要求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要注意生态环境的保护，并逐步完善相应的制度体系。作为拥有世界六分之一人口的中国，农业生态建设显得尤为突出。国家新一代领导集体继续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农业生态思想以及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的农业生态思想为指导，并且和中国当时的情况紧密结合，从而形成了具有时代特征的农业生态思想。
胡锦涛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其主要内容包括以人为本，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战略，其中包含的农业生态思想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胡锦涛提出要尊重自然规律，我们可以发挥创造力，但是前提是在遵循自然规律的运行范围内，这样人类与自然才可以友好相处并相互促进，并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写入党章，实行严格的奖惩机制。其次，在农业发展过程中要把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相结合，不能只注重一方而忽视另一方的发展，这就是全面思想的集中体现。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不仅要两者兼顾，最重要的是把两者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形成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发展局面，使两者可以协调发展。最后，我们要保证良好的农业生态环境，实现农业的持续发展，而不是只重视眼前的经济效益，而忽视了长远的生态效益。国家要重视农民生态意识的培育，提升农民的生态素养，培育新型农业主体。[19]在中国共产党召开的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胡锦涛明确提出了建设“五位一体”的战略布局目标，实现中华民族的永续发展。
参考文献
[1] 赵涛.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中国化探析[J].科学社会主义，2014（6）.
[2] [14]黎倩名.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思想中国化研究[D].贵阳：贵州师范大学，2014：11，16.
[3] [4][11]魏煦琰.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思想的中国化进程研究[D].武汉：湖北省社会科学院，2016：22，24，27.
[5] [9]李刚.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中研究[D].沈阳：辽宁工业大学，2016：14，18.
[6] 唐元哲.马克思农业生态思想中国化探析[J].商业时代，2012（24）.
[7] [8][12]沈艳荣.马克思恩格斯生态农业思想及其当代价值研究[D].电子科技大学，2013：28，30，32.
[10] 王海燕.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思想研究[D].中国矿业大学，2014：42.
[13] [15]李永飞.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视阈下我国生态农业建设研究[D].郑州：河北大学，2013：10，12.
[16] 李琳琳.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思想与中国美丽乡村建设[J].科学甘肃农业，2015（23）.
[17] [18]李繁荣.马克思主义农业生态思想及其当代价值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123，136.
[19] 赵夫鑫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农业思想及当代实践[D].兰州：兰州商学院，2011：14.
关 键 词：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农业生态思想；科学技术
伴随着工业革命的发展，社会生产力得到极大的提升，社会物质生产资料极大丰富，同时人类的生存环境呈现出急剧下滑的趋势，频繁爆发的各种自然灾难已经威胁到人类的生存状况。21世纪以来，生态问题已经成为人类首要解决的矛盾，各个国家都在积极进行生态建设理论研究。我国在大力发展生产力的进程中忽视了生态环境的重要性，进而导致我国生态环境的严重恶化，生态建设也就显得尤为重要。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在国民经济中发挥基础作用，关系到国家政权的稳定以及人民的基本生命保障，因此农业生态研究就成为生态研究的主要方面。从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领导集体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农业生态思想作为指导，积极结合中国的具体国情，创造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农业生态思想。近几年来，学界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农业生态思想展开了积极研究，研究成果也非常丰富，学界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农业生态思想主要包含以下几个方面。
一、第一代领导集体的农业生态思想
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就已经开始关注中国的生态建设特别是农业生态建设，他以马克思主义农业生态思想作为指导，结合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具体国情，形成了零散的农业生态思想。经过学界近几年的梳理可以发现，第一代领导集体的农业生态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毛泽东继承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思想，认为人类在自然界中扮演着双重角色，人类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同时人类又可以创造人为的自然界。人类在实践过程中必须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如果人类对自然界的本质没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在实践过程中破坏了自然界本身所拥有的客观规律，自然界就会处罚我们。因此，我们在实际行动中要牢记这个原则。毛泽东倡导人们在实践活动中要保护土地、保护树木生长周期、节约资源等。[1]另外，毛泽东曾经提出“人定胜天”的理论，具体内容是人们应该积极地去利用大自然的规律并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来改造自然界，而不是像动物一样简单地去适应自然界的改变，为人类的发展创造更加有利的环境。[2]毛泽东不仅提出理论，并且亲自把理论运用到实践中去。在1930年到1933年期间，毛泽东去福建省、广东省和江西省的交汇处寻乌县进行实地考察，并在该地举行了《寻乌调查》报告，随后毛泽东又到江西省兴国县长岗乡进行调研，发表了《长岗乡调查》报告。在这两份报告中，毛泽东主要阐述了人与自然和諧相处的理念，对人与自然的关系有了较为充分的认识，为农业生态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3]
（二）植树造林，绿化祖国
1944年，毛泽东对延安大学进行了考察，在考察期间，毛泽东对黄土高原的生态环境进行了研究，发现由于黄土高原生态环境非常恶劣，导致周围的农林副产业发展受到严重影响。因此，毛泽东提出陕北的山头就像是“一个个光头的和尚”，我们现在的任务就是“让和尚都长出头发”。制定一个详细的植树计划，如果每家都可以行动起来，那么不久黄土高原就会变绿，并提出“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的思想。[4]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国内生产力水平低，毛泽东倡导节约保护自然资源，实行绿化。规定在未来20年内，基本消灭荒山荒地，尽可能地多种植树木，使祖国绿起来。在1956年，毛泽东在《中共中央致五省青年造林大会的贺电》中提出要实行大地园林化的方针。[5]要使我们祖国的河山全部绿化起来，要达到园林化，这样祖国就可以变得更加美丽，原来的自然状态也可以得到恢复。[6]随后，毛泽东提出十年树木在南方需要25年，在北方则需要更多的时间，陕北的植树要长期坚持，并从树苗品种上进行突破，这样才可以尽快改变荒山荒地的现象。在《刘少奇论林业》以及《周恩来论林业》中我们可以发现这两位国家领导人也非常重视祖国的绿化问题，都强调扩大绿化面积来改善人类的生存环境，促进农业的发展。[7]
（三）水土保持，兴修水利
毛泽东在早期就非常重视农田水利设施的建设，在1927年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指出要把修塘坝作为近期完成的四件大事之一，把修塘坝与农民的实际生活以及农业生产紧密结合起来，改善农业生产环境，提升农业的生产能力。在《兴国调查》和《长岗乡调查》中，毛泽东呼吁苏维埃政府要重视水利设施的建设，并应该成立专门的机构来解决中国各个地区的缺水问题。在江西瑞金召开《我们的经济政策》时，毛泽东特别指出水利设施在农业发展中扮演着主角角色，一定要牢记这个观点，水利设施的建设要具有长期性。[8]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就是水旱灾害的治理。毛泽东先后对淮河、长江、黄河、松花江、珠江等河流进行艰苦的实地调查，发现其中的问题并提出有效的解决措施，敦促周恩来迅速做出合理的安排。经过长期的治理，我国的农田灌溉面积比建国初期增加了一倍之多，农业生产得到大幅度提升，各大江河的洪涝灾害得到有效控制，为农业发展创造了有利的发展环境。[9]
二、第二代领导集体的农业生态思想
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继承马克思主义农业生态思想以及毛泽东的农业生态思想，并和中国发展的实际国情相结合，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农业生态思想，其主要内容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纠正人与自然错误的关系，继续实施植树造林，绿化祖国的思想
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国家领导集体首先纠正了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时期人们形成的错误思想，例如人类可以肆无忌惮地去向大自然索取，违反各种自然界的客观规律去获取更多的物质生产资料等。邓小平提出，人类是大自然的一部分，人类发挥能动性的前提是尊重、保护自然界，这样人类才可以得到永续发展。[10]邓小平继续实行毛泽东的植树造林绿化祖国的方针，在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就提出如果植树造林不能坚持下去，那么黄土高原还会是黄色的，风沙还会有，再美丽的风景也会消失。他还主持修订了关于植树造林的一些政策法规，最重要的就是在1979年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把每年的3月12日规定为植树节，并让全国严格执行，实行严格的奖惩制度。1982年，邓小平再次强调植树造林是一项长期实施的政策，这样中国才会变得更加美丽，农业生产才会更加顺利，人民生活才会更加幸福。[11]此后，邓小平也经常告诫身边的人，植树造林是一件大事，需要中国人民世世代代地继续下去。[12]
（二）发展科学技术，推动农业生态发展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程度不断加深，科学技术在国家发展的地位越来越重要，邓小平非常重视科学技术的发展，积极去西方发达国家进行考察，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来指导我国经济的发展。1983年，邓小平在同国家主要领导人谈话时指出，科学技术是解决生态问题的重要保障，特别是把科学技术应用到农业生产领域，保障农业生态环境的改善。农业产量的大幅提升和科学技术有着密切关系，科学技术可以为农业生态发展提供无限的可能性，例如改进农业生产工具、创造新型农业化学药物、创造新型品种的农作物等。1988年，邓小平明确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重要论断，进一步明确了科学技术在农业生产中的地位和作用，科学技术可以促进以生物技术为主的农业生态的发展。[13]
（三）制定法律法规来保障农业生态发展
由于我国国民的整体环保意识比较差，农民的生态观念非常淡薄，邓小平提出要通过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来规范人们的意识，强制人们形成正确的环保意识，提升生态素养。在1979年将每年的3月21日确定为国家法定植树日，增强人们的绿化理念，确保植树造林可以一百年甚至一千年继续实行下去。1982年，环境保护被正式写入宪法当中，至此环境问题被放到了最高的位置。此后还有一些和生态有关的法律陆续被定制实施，生态法制体系在不断健全。[14]尤为重视农业问题的邓小平对农业发展提出两个飞跃，第一就是废除了毛泽东时期实行的人民公社制，实行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这种体制有利于充分发挥农民的积极性，促使农民自觉地使用生态的生产方式，保证农业生态的发展。第二是发展适度规模经营，科学种田的制度。这种制度适应了生产社会化的要求，有利于农业机械化和农业生物技术的进一步推广，对发展农业生态制度有着积极作用。[15]
三、第三代领导集体的农业生态思想
进入新世纪以来，国家第三代領导集体继续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农业生态思想、毛泽东农业生态思想以及邓小平农业生态思想为指导，结合中国的具体国情进一步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农业生态思想。进入新世纪以来，全球生态问题已经成为热点话题，各个国家都在寻求新型发展道路，中国的生态建设也被历史推到议程上来，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开始重视生态建设，特别是关系国家政权稳定的农业生态建设显得尤为重要，江泽民的农业生态思想主要包括以下几个内容。
（一）发展可持续型农业生态道路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领导集体提出可持续发展道路，既要满足当代人的发展需求，又要满足子孙后代的发展需求，这就要求我们要选择生态的发展方式来促进经济的增长。江泽民要求把节约资源、控制人口与社会发展有机结合起来，使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协调发展，国家得到永久发展。农业的经济利益与生态效益也要遵循可持续的理念，抛弃以往只注重经济效益的理念，把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有机结合在一起，这样农业才可以持续发展，才可以保障人民最基本的生存权，维护国家的长治久安。[16]
（二）合理利用土地，加强水资源利用
江泽民指出土地是一个国家最基本的组成部分，土地作为不可再生资源要求我们要合理地利用土地资源。其中加强耕地基本面积的保护显得尤为重要，积极开展多种耕作方式，保护土地面积不被减少以及肥力不被下降。这种生态的发展方式对于农业生态建设起到积极作用，同时也体现了持续发展的理念。[17]另外，江泽民还非常重视水资源的持续发展，水资源是自然资源中非常重要的资源，也是人类社会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新修水利设施，消除水患是历代政府的主要职责之一。我们要集中力量解决各种洪涝灾害，修建大型水利设施，保证农业用水，减少洪涝灾害发生。目前，我国的农田灌溉面积较20世纪已经有大幅度增加，农业产量也随着呈增长趋势。[18]
四、第四代领导集体的农业生态思想
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国际社会对生态文明的重视程度不断加深，联合国也在极力协调各个国家的经济利益，倡导全世界共同保护绿色地球。我国也继续加深对生态建设的重视程度，要求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要注意生态环境的保护，并逐步完善相应的制度体系。作为拥有世界六分之一人口的中国，农业生态建设显得尤为突出。国家新一代领导集体继续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农业生态思想以及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的农业生态思想为指导，并且和中国当时的情况紧密结合，从而形成了具有时代特征的农业生态思想。
胡锦涛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其主要内容包括以人为本，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战略，其中包含的农业生态思想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胡锦涛提出要尊重自然规律，我们可以发挥创造力，但是前提是在遵循自然规律的运行范围内，这样人类与自然才可以友好相处并相互促进，并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写入党章，实行严格的奖惩机制。其次，在农业发展过程中要把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相结合，不能只注重一方而忽视另一方的发展，这就是全面思想的集中体现。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不仅要两者兼顾，最重要的是把两者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形成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发展局面，使两者可以协调发展。最后，我们要保证良好的农业生态环境，实现农业的持续发展，而不是只重视眼前的经济效益，而忽视了长远的生态效益。国家要重视农民生态意识的培育，提升农民的生态素养，培育新型农业主体。[19]在中国共产党召开的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胡锦涛明确提出了建设“五位一体”的战略布局目标，实现中华民族的永续发展。
参考文献
[1] 赵涛.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中国化探析[J].科学社会主义，2014（6）.
[2] [14]黎倩名.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思想中国化研究[D].贵阳：贵州师范大学，2014：11，16.
[3] [4][11]魏煦琰.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思想的中国化进程研究[D].武汉：湖北省社会科学院，2016：22，24，27.
[5] [9]李刚.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中研究[D].沈阳：辽宁工业大学，2016：14，18.
[6] 唐元哲.马克思农业生态思想中国化探析[J].商业时代，2012（24）.
[7] [8][12]沈艳荣.马克思恩格斯生态农业思想及其当代价值研究[D].电子科技大学，2013：28，30，32.
[10] 王海燕.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思想研究[D].中国矿业大学，2014：42.
[13] [15]李永飞.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视阈下我国生态农业建设研究[D].郑州：河北大学，2013：10，12.
[16] 李琳琳.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思想与中国美丽乡村建设[J].科学甘肃农业，2015（23）.
[17] [18]李繁荣.马克思主义农业生态思想及其当代价值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123，136.
[19] 赵夫鑫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农业思想及当代实践[D].兰州：兰州商学院，2011：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