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初看港产片的朋友来说，如果不提及《投奔怒海》《胭脂扣》《阮玲玉》这些脍炙人口的港产片，也许大家未必会认识邱刚健这个人物，这些电影正好证明了邱刚健这位编剧的才华，也令他成为当时最著名的港产片编剧。然而电影剧本很少印刷成书，所以一般人只能安于影像的呈现。不过，由于邱刚健在2013年亡故，他生前写的戏剧作品和诗歌被辑录成书。令人惊讶的是，这位电影编剧不单写过一些剧本和小说，还写了不少诗，而且诗的意境很高。
　　目前市面上能找到的，主要是诗集《再淫荡出发的时候》和《亡妻，Z，和杂念》，这本《美与狂》除了辑录了邱刚健的诗歌外，还有他早前写的一些实验性很强的剧本，时人好友对他的忆述和评价等，恰好展现了邱刚健在整体方面的才华。从少年时开始，邱已表现出于现代诗和戏剧的浓厚兴趣，1965年时与友人将贝克特的前卫戏剧《等待戈多》改写成中文剧本上演。书中没有收录此剧剧本（不能不说是一遗憾），但记录了1969年文艺界李国威、关永圻和陆离对他的专访，还有本地及外国评论家对此剧的一些意见。书中也收录不少对于他日后电影剧本的评论，实在难得。
　　由于本身的文艺气质，邱刚健一开始就对电影圈子表现出若即若离的态度，他不习惯那里的人事和环境，除了困在家里一直写剧本外，也没有和导演等关键人员接触，书中李时雍写的《疏离的邱刚健》，可作参考。这不单关乎文艺气质，也与邱生于鼓浪屿，少时才来到香港生活有点关系。书中似乎没有截然分明的年表描述出邱的生平，但旁人的描述多多少少刻画出个中梗概。邱年轻时和刘大任改写《等待戈多》后就加入了邵氏，后来去了台湾写电影剧本，再把台湾的实验电影技巧带回香港。两人一直保持鱼雁往还，思考诗歌、戏剧等的创作问题。虽然他的剧本写得很好，其实最惊艳的，反而是他的现代诗。
　　邱刚健的现代诗揉合了宗教（天主教）和性的意象，在作者的小心营构下，既突显一种神圣的性的形象，也是作者的忏情告白，诗中除了性与爱之外，还有对中国的想象，对时局的思索。当时的朝鲜战争和越战，刺激着香港知识界和文艺界的同仁。在诗中，诗人将性爱和对世界的关怀，既恣肆又自然地结合起来，有时是以宗教与社会题材融合，最终让读者觉得三者浑然一体，密不可分，也仿佛任何禁忌在直率的语言面前都不可回避。
　　诗没有明显指称其描写场景为宗教的死亡抑或性交场面，但作者诉诸简单直接的语言令诗句刚健有力，而且邱喜欢以描写强烈的身体动作突显宗教感，这些动作或许具备性暗示，但最终指向的是人与神的关系。《洗手》中的最后一节“但是我已经进入，祢的光呢/祢的光呢﹖但是我已经游出/记得祢曾一度用洪水统治”未能会勾起读者的遐想，反而是重新思考《创世纪》中的“大洪荒”。
　　香港文学一般着重生活细节，像邱这样富有强烈宗教感的诗人剧作家，并不多见，他的剧本《先知》一剧开场时的布景，是类似教堂尖塔的两个屋顶。从其不少诗作和《先知》等剧本中，我们可以找到圣父、圣子与子宫的形象，他有些诗似乎是构想凡夫俗子在身体上与上帝亲近的经验，以及对于圣母无玷受孕的想象。在他的文学想象里，上帝不再是高高在上，而是可以在肉体上与淫荡的女人亲近、交合。在《创世纪》里，夏娃引诱男人吃禁果犯罪，以致双双被上帝赶离伊甸园，邱的创作似乎要让作为罪人的女人得与上帝重新贴近。
　　邱早年已经吸收很多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元素，如西方现代诗、荒谬剧、新小说等，而同代人当中其实有不少人这样做，但大家都没能进入现代主义文学的最深处，邱刚健亦然。毕竟，汉语诗太抒写直观，太有忧患意识，较少超脱和玄妙。但即使如此，邱的诗读来仍异于台湾的现代诗，也许是因为写电影剧本的缘故，他以更直接的语言和动作描述而令诗作变得有力。
　　毕竟，现代主义文学需要近乎宗教哲学的个人意识，邱反而是陷入西方现代文学太深，他晚年时曾在诗中夫子自道：“我最近对周围的生命，生活都要靠读书、读诗、看电影、看电视”，如果不是读了意大利诗人蒙塔莱的话，他会连木兰花和玉兰花也分不出来。文学和电影会否反过来主导了人们的审美能力和生活态度？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只能说，文人都生活在与外界隔绝的个人空间里，其文学养分自然靠阅读来维持，这也是写作在超越写实和保持养分之间的挣扎。邱的诗别出心裁，读起来毕竟带点即兴、玩笑的感觉，当中亦可见有他翻译的欧美现代诗歌，尤其是美国诗人Hart Crane的影响。这些特质令邱刚健的文字创作更像一颗彗星，发出独特的、令人惊艳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