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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边是柏阿姨苦口婆心的贞操观，一边是沉寂数年再度火爆的木子美各地男人床品微博，各种光怪陆离的性观念、性道德在社会的幽暗角落中散发着鬼魅的光影。从谈性色变到百无禁忌，从因道德约束而感到窒息，到现在却因道德沦丧而感到迷茫，传统的道德地基在社会的快速发展中分崩离析。
曾经经历了性压抑时代的人们，如今似乎走到了性解放的另一个极端，将性享乐欲的放纵当作现代人性的解放和文明来辩解。现代性学家发现，已经没有一个传统的性观念可以让人们超过30%的认同度。
婚前性行为、婚外恋、买卖淫、同性恋，现代性观念面临着各种各样的困惑和争议。有人认为目前性观念开放过了度，也有人认为我们开放得还不够彻底，从绝对隐私到绝对公开的巨大反差，蕴藏着困扰人性多时的时代诘问——我们到底需要怎样的性？
性之多重奏
上海“荧屏达人”柏万青阿姨的“贞操论”听上去的确有些刺耳，毕竟封闭的、从一而终的传统性道德观念已经面临着地震似的崩解。更多的时候，人们将贞操视为封建时代的代名词，是传统社会加诸女性的枷锁与束缚。激烈的女权主义者常常会从平等的角度发出这样的质疑：为什么男性就没有贞操？
著名性伦理研究专家、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夏国美指出，如果柏阿姨换另外一个词语来表达性伦理的价值——女孩子应该学会保护自己，慎重选择婚前性行为，也许就不会掀起这么大的波澜了。
中国经历过谈性色变的年代，在那个年代，性总是与黄色、淫秽、下流、低级联系在一起，在家庭当中，父母和子女是绝对不可以谈性的，即使是夫妻之间也是讳莫如深，感到很羞耻。这就导致了中国性教育的长期的空白，也造成了一些人的人格的扭曲和心理疾病。
夏国美清楚地记得，因为自己研究艾滋病的关系，曾经跟医学院的学生探讨相关问题，即便是如此专业的人士，谈到性，依然会脸红。而在国内各大电视台频繁出现的心理学博士张怡筠也还记得，90年代初期在大学演讲，会收到学生们偷偷写来的小纸条，向她讨教如何看待婚前性行为。而现在，大学生已经敢公开举手发问，“老师，你是如何看待3P的？”
随着中国价值多元趋向的形成，中国人在谈论性的问题时已经不再那么羞羞答答，应该说有些人已经在勇敢地追求性的权利和性的平等，毫无疑问，这是一种进步。
但是，在人们性观念进步的同时，积淀于民族文化深处的贞操观仍然让相当一部分人充满纠结。特别是对男性而言，在追求女性时，往往要求对方“解放思想、奉献身体”，在选择结婚对象时，却又要对方必须是处女。将贞操等同于处女膜的双重道德标准导致大量社会悲剧的发生。
“我认识的一位女性高级知识分子，一直在犹豫要不要告诉丈夫自己已经失贞了。在结婚前夕她还是坦诚地道出实情，以求得丈夫的理解。没想到婚后半年，丈夫在一次争吵中以此为由对她污言秽语，大加嘲讽。感觉人格受到严重侮辱的妻子立即选择了离婚。”
夏国美说，按理，婚姻双方当中坦诚相告的一方，理应获得对方信任度的增强。可现实是这种坦诚反而成了女性脑后一条随手可揪的道德辫子，容易将自己陷入不义的境地。所以，离奇的现实出现了——处女膜修补手术成了一项热门手术。父权社会以贞操作为传统性道德标准的观念，在今天科学手段面前显露出的虚伪已成了一种最大的自我讽刺。
抛开陈旧的贞操观，我们是否真的能够“我的身体我做主”呢？
“性革命针对性保守而言，以为西方的性革命、性解放就是自我充分选择，不受任何约束的观念绝对是一种认识误区。”夏国美说，“自由总是需要相应的自觉来匹配，你要有充分的自由，你就要有充分的自觉，城市行走的自由需要交通法规的自觉，市场买卖的自由需要公平交易的自覺。所谓自觉就是你要意识到其中的危险，意识到乱来的后果是什么，有了自觉的自由那才是能够保障幸福的真自由。我们现在有些人只要性自由，不讲性自觉，这就导致了一系列社会问题的出现。人对两性心理复杂性的了解并不比3岁孩子对城市马路的复杂性知道更多。孩子要求父母给他自己穿马路的自由，能给吗？中学生要自由恋爱，做父母的不放心是很自然的。因为你还不知道性爱之河的水有多深，漩涡有多险。等你明白的时候可能已经太晚了。”
“我们现在有些人纠缠于到底是开放过度抑或开放不够的争论。其实在社会发展中，标准都是相对的。这就好比我们在自行车前进时，扶手究竟偏左好还是偏右好呢？这样的争论显然是没有意义的，左右的调整为了保持稳当前进。性的解放与伦理规范也没有固定尺度，要以保持社会安稳、家庭幸福的和谐秩序为根本；要以符合人性的健康发展为准则。”
如果能坚持以上认识，也许我们就会厘清不少观念上的偏差——不是要结婚才能有性，但也切勿婚前乱性。任何选择都应本着对自己负责任的态度，并清楚地知道必须为此承担的相应责任。
得失两难的游戏
情感对于生活，犹如水源对于生命。当水源枯竭的时候，人们要去寻觅新的源头，同样，当情感枯萎的时候，人心也要去寻找新的精神。从自然生命的观点看，这是天经地义的。但是，当有人再向前推理一步，将性的需要和饮食的需要作类比：人在单一的食物吃厌以后，想要改换饮食的品种，似乎是人人可以接受的常理；但是人在单一的性对象身上无法感到满足甚至感到厌烦的时候，是否也可以像饮食一样经常改换对象呢？从传统的道德伦理角度看，这简直是荒淫无耻、罪恶滔天；即使从人性的道德伦理角度看，也是应该受到批判和谴责的，因为性涉及双方人格意志的伦理法则，毕竟不同于食品更换中人对物的支配法则。
但人生在世，注定要陷入这种或那种两难的境地，性与情感就是一个最典型的两难。于是，不少人采取了一种避免两难的寻觅道路——婚外情。
婚外情的起因有很多，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夫妻性生活不和谐。有数据表明，中国离婚夫妻中因为性生活不和谐而导致离婚的高达39.5%。但在国内，很少有夫妻能够坦诚地交流关于性的话题。如同婚姻需要经营，性同样需要精心呵护。心理学博士张怡筠建议夫妻之间需要静下心来，沟通交流。“不止说事情，还要说心情；不止听语意，还要听情绪。”通过观察对方，换位思考，沟通想法，缓解情绪，从而达到吐露内心真实想法的价值观分享高度。
除却性生活不和谐导致的婚外情，还有众多社会原因导致婚外情产生。一方面，由于价值观越来越多元，人们对两性关系持越来越宽容的态度；另一方面，整个社会的价值标准单一，金钱的作用被拔高到无以复加的地位，进一步加剧了少部分人为了钱权利而自愿做“小三”的社会风气。
关于如何惩戒“小三”的争论由来已久。如果大家没那么健忘的话，一定还记得1996年在上海发生杨玉霞毁容案。作为小学教师的杨玉霞，在婚外恋遇阻后对男方妻女用硫酸毁容。杨玉霞虽然被处决，但这场风波引发的震荡在国内却久久不能平息。
站在传统婚姻立场上的人们，主张“法办”小三；站在人性立场上的人们，则以一种严格的逻辑矛盾提出了反对的理由：既然婚姻以爱情为基础，那么当婚外恋产生了真正的爱情时，没有爱情的原有婚姻就应该结束才是合乎道德的。第三者的确立究竟应以什么为基点？是婚姻的形式？还是爱情的基础？这个令当今整个世界困惑的问题，换一种角度又重新摆在了人们面前。
上海某大学有一位女大学生跑到情人的家里，对女主人说：“既然你没有能力吸引你的丈夫，你就应该无条件地让出来。”据华东师大的调查，在许多女大学生中，都赞成这种“将竞争机制引入婚姻”的观点。
夏国美感慨，此论一出，令老一辈大跌眼镜，令婚姻中的贤妻忧心忡忡。在说不清、道不明的情况下，人们只有一个模糊的感觉，那就是：法律的网眼太大，爱情的基础太虚，道德的说教太弱，良心的分量太轻，钱财的腐蚀太快，责任的约束太小。现代的婚姻啊，它就如同卫星上跌落的碎片，在太空中飘忽，不知还能依靠什么！
根据夏国美的相关研究，无论因为何种原因掉入婚外情的泥潭，都会有一种“剪不断、理还乱”的感觉。尤其是一旦打开了性的大门，那种缠绵、自私、嫉妒、庸俗都迸发出来的时候，不管你是高尚还是卑鄙，都会越陷越深，满身泥泞。
“现代社会，不但有了婚外恋是一个两难，是不是要有婚外恋也是一个两难。正如吸毒者说，不吸毒，觉得人生没有享受过真正的刺激，即使活100年又有什么意思？然而一旦吸了毒，享受了一时的快乐，生活又被毁了。”
不少人认为，好不容易到世间走一趟，不追求一下自由人性的潇洒和风流情感，似乎活得太冤；但一走进婚外恋的怪圈，人性又难以承受。这种矛盾，现代社会实在太多：帆船越洋、高地跳水、山顶滑翔、悬崖攀登、机车大赛……尽管不断有人惨死，但寻求刺激的人们却日益增多地去进行冒险。婚外恋，只是这类冒险中的一种隐秘形式而已。
从世俗功利的视角看，很多人感到困惑：为什么那些摒弃性伦理去做肮脏交易的人，一时活得风光无限？性交易作为一种手段，在追求权力、地位、财产和名声等目的的驱动下，性道德的批评和制约究竟能起多大的作用？从宗教道德视角看，罪恶总会受到报应。但是，那只是在有信仰的人中间产生作用，而如今支持人性正义的普遍信仰是什么呢？
赤裸裸的交易
现代社会的买卖淫，给性伦理带来的冲击和破坏，仿佛决堤的洪水将爱的理性和秩序卷进无奈的沉浮之中。
有人提出：性，作为人的正常需要，因为种种原因，有的人无法通过恋爱、婚姻的理想途径获得，又不能通过强迫犯罪的途径觅取，于是就通过金钱购买、双方自愿交易的市场原则得到，据此，有人提出实行“红灯区”的合理性问题。
但也有观点认为，在当代中国，性交易，实际上是女性出卖肉体给男性的交易，如果说这种交易是合理的，那只是男权社会彻底歧视妇女的合理性。女人丢弃了人格和尊严，把自己从人变成商品，从提高女性群体地位的角度来说就是最大的不合理。
夏国美指出，在买淫和卖淫问题上的伦理学争议及其困惑，已成为国际伦理学界最棘手的难题。夏国美于1997年和2009年在上海地区对商业性性交易女性开展的大型调查和访谈中发现，当代女性涉足卖淫的初始动机和原因扑朔迷离。
一些是家庭经济困难，想积累资本以图将来发展；一些则为了追求富裕的生活及轻松刺激的工作环境；还有一部分是在恋爱和婚姻生活中受虐，因生活污浊或为发泄对男性的怨恨而涉足卖淫。
夏国美曾经访谈过一位26岁的姑娘。她有一定的学历，喜欢读书，喜欢音乐，看上去文雅、聪慧。她认为在商品市场上，一切都是按照自愿的交换原则来确定伦理原则的。既然一切有形的和无形的东西都可以作为商品，那么性器官也可以作为商品来交换或出租。卖淫作为一种职业，只要将性与情分离开来，就不会失去自己的尊严和人格。
女孩有一位男朋友，原先在货轮上工作。两人恋爱后不久，男方就不再工作了。男方觉得，自己天天上班，月收入也就千余元左右，还不如女友一次卖淫赚得多。于是，他干脆放弃工作整天陪女友一起玩。这位女孩在一家外国人开的酒吧陪酒，有时则在酒吧的客人中卖淫，每月收入高达两三万元。
她用这些钱和男友共同出入高级娱乐场所，肆意挥霍。在她的朋友圈里，大家对做这行（指卖淫）并不觉得丢面子，因为你能赚大钱，能享受高档的生活。相反，如果你去站柜台，每个月赚几百元钱，买不起名牌衣服和化妆品，那才会让人看不起。
女孩告诉夏国美：“在我们这些人中间，很少有被劳教以后就洗手不干的，因为这会被朋友看不起，说你吃官司吃戆了。除非你能嫁给一个有钱的男人，或者人家把你包起来，可以继续过奢华的生活，否则整天看着人家穿漂亮衣服，享受豪华生活，心里的感觉就不好。”
而在夏国美访谈的大量陪酒、卖淫女中，持类似亚文化价值观的年轻女孩比比皆是。但天堂的美好只在想象之中。与这种骄奢淫欲的生活相对应的是，女孩们必须为此付出惨痛的代价。在夏国美的调查中，几乎无一例外地，卖淫女从身体到精神都毁了。“身体上讲，因为大量喝酒，又酒后纵欲，她们的肝和胃全部都坏掉了。至于生殖道疾病、性病甚至艾滋病都无可避免。而在心理上，她们已经无法重建对异性的正常关系，无法承担为人妻、为人母的责任。”
“很多人想得好，干两年就收手，回老家开个店，嫁个人，生个娃，重新开始。”夏国美说，“可是没人能重新开始。这样的生活只要过上两年就可以把身心彻底击垮。更为严重的是，最近几年上海新发现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其传染途径几乎全在性接触上。”
夏国美进一步分析，我们国家从1979年出现第一例性病，一直到90年末期这20年增长速度是非常惊人的，到90年代末期当时的數据是维持在每年80万例左右，后来统计不再进行了，但是你去医院访问的话，你会发现那里都是人头攒动。性病的门诊生意之好说明这个问题的严重性。还有就是艾滋病，我们看到的是全球艾滋病的形势已得到了控制，但我们中国的艾滋病只能说是上升的速度有所减缓，但是还是在不断地上升。部分是因为性观念的多元性和青少年自我保护意识的不强，但是更多的是多性伴现象的出现。根据官方统计，2003年性接触传播比例还在8.4％，到了2008年已经上升到40.3％，2009年继续上升为47.1％。
当今社会对金钱的过度崇尚让不少人开始以金钱的多少来衡量人的成功与价值，而不管钱从何而来。既然金钱本身没有贵贱之分，谁有金钱谁就高贵，那么利用自己唯一的资本去争取竞争的成功，并获取较高的收入，就必然会成为一部分人的选择。
“一方面，社会在教育中始终倡导着这样一种信念：赢得竞争需要掌握真正的本领；另一方面，在现实生活中又给出了大量相反的结果。这是一个令卖淫现象迅速泛滥的社会心理根源。”夏国美说。
性的教育
表面上看，社会上对待性的问题似乎越来越开放，青少年的性交体验越来越提前，但在如何进行性教育上，我们却几乎没有什么进步。有关生理常识，老师通常一笔带过。更多的人通过非正常途径了解男女之事。过分的遮掩和回避导致了更多的好奇与尝试。
1997年，国家教委一项关于《全国大学生的异性交往》的研究课题，通过随机抽样，对全国638所高校的学生进行了调查，在异性接触、性爱抚和性交三项调查中发现，男生做过的比例分别为39.5%、25.6%、10.9%，女生分别为45.5%、28.9%、8.4%，而且他们中有一些人在中学时就有过性交体验了。
华东师范大学1996年对200名学生的一项调查表明，有68.2%的大学生认为婚前性行为不存在道德问题。在越来越多的青年男女中，性成为“爱情快餐”中不可缺少的主食，那种将爱情当作婚姻基础，性占有当作婚后意识的观念，早已被看作陈糠烂谷。但正如很多人将历史比作车轮，各种现象会轮番起伏，性的开放到达一个高度后也会出现回落。2003年广东的一项调查中，大学生对婚前性行为的反对率高达87.17%（女）和59.18%（男）。最新的一项全国调查发现，80后的婚外性行为比例仅有4.9%，而绝不容忍婚外情的比例高达72.9%，敢于抵制婚外恋的高达82.9%。正是社会潜在的这种开放和回归的观念冲突，令柏阿姨一句“女孩的贞操是带给婆家最好的陪嫁”会产生一石激起千层浪的效应，引来社会两种观念强烈的反响和争论。
性教育到底该怎么进行？
“我认为现在的性教育，其实我们最需要的不是一种停留在简单的生理常识性上的教育，而应该延伸到系统的性爱教育上，性的教育如果说仅仅是展示两性的生殖器官，介绍一下它的功能，这样的教育未免太过简单了，因为性其实是人类最复杂的一种活动，它涉及的内容非常广泛，心理的、伦理的、社会的、法律的等等，现在少女的早孕，大量的堕胎，未婚堕胎的人数超过了已婚人数，还有性病、艾滋病的蔓延，不懂得异性的性心理，在分手之后导致的情杀、自杀现象迭出，而这些悲剧，其实本来是可以避免的。所以我认为，现在社会的性教育的重点应该放在性爱的系统教育上，要让人们掌握更多的关于性的心理、文化、伦理和法律方面的知识。”
夏国美建议，我们的性教育，不仅要给孩子教授一些生理卫生常识，同时也要让他们了解我们性文化当中很多美好的东西，或者重要的内容。不同年龄段的人，我们需要不同年龄段的内容和知识。比如说你幼年的时代可以给他一些生理常识方面的教育，然后等到他青春萌动的时候可能告诉他的是性的文化、性的心理，性的伦理这方面的东西，让他如何来自律，如何来了解异性的心理，如何知道性其实是人类的一种责任等等。然后作为一个社会来说，更需要的是向大众推广我们中国传统性文化当中最美好、最高尚的一些东西，而这种东西往往是与爱情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如果说我们把爱情排斥在性文化之外，而我们只是看到一些纯粹的性的技巧，那是我们性文化的一种悲哀。“真正的幸福不在无限膨胀的欲望渴求中，而在合理调节的爱情追求中。”
心理学博士张怡筠的建议似乎更为奔放。在台湾从事教育的若干年中，通常她都会给大一的新生开设一门性教育课程。“性教育是成人教育中非常重要的一课。我每次都会告诉他们，带上你的亲朋好友一起来看A片吧。”
学生们当然是趋之若鹜。事实上，张博士给大家看的是一部由法国教育局审核的两性生活动漫片。“如果觉得难于启齿，在家里放些相关书籍和碟片，放心吧，孩子会找得到的。”
2010中国人婚姻及性幸福报告
2010年10月，《小康》杂志社中国全面小康研究中心联合清华大学媒介调查实验室，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中国人婚姻及性幸福”调查。受访者的年龄分布从50后到80后，婚齡从7年以下到15年以上。调查发现，除了婚姻幸福感和婚内“性福”感都高于其他年龄段的受访者之外，80后群体在“婚外性行为”和“婚外恋”则表现出了相对的保守，他们对于“婚外性行为”和“婚外恋”，较70后和60后更为排斥。部分原因可能是他们从未被压抑过，所以不需要从婚外找寄托。
此外，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潘绥铭的研究，也提醒大家注意婚外性行为与经济因素之间的关系。他对于中国人性关系的调查显示，就婚外性行为发生的可能性而言，富人是穷人的6.1倍。这一结果表明，婚外性行为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炫耀性消费”。从这个角度看，有一定财富积累的60后70后确实比被房贷压得喘不过气来的80后更具有婚外性消费的资本。
调查还选出了已婚人士心中“中国最容易滋生外遇的十座城”，上海、北京、深圳分列前三。“最容易发生外遇的十种职业”前三位则由艺人、导演、秘书摘得。
分析发现，婚姻幸福感和年龄相关，与婚龄关系不大。在各个年龄段中间，80后的婚姻幸福感最强，但婚姻稳定性却低。比较80后、70后、60后的婚姻幸福感，80后超过70后，70后又超过60后。
曾经经历了性压抑时代的人们，如今似乎走到了性解放的另一个极端，将性享乐欲的放纵当作现代人性的解放和文明来辩解。现代性学家发现，已经没有一个传统的性观念可以让人们超过30%的认同度。
婚前性行为、婚外恋、买卖淫、同性恋，现代性观念面临着各种各样的困惑和争议。有人认为目前性观念开放过了度，也有人认为我们开放得还不够彻底，从绝对隐私到绝对公开的巨大反差，蕴藏着困扰人性多时的时代诘问——我们到底需要怎样的性？
性之多重奏
上海“荧屏达人”柏万青阿姨的“贞操论”听上去的确有些刺耳，毕竟封闭的、从一而终的传统性道德观念已经面临着地震似的崩解。更多的时候，人们将贞操视为封建时代的代名词，是传统社会加诸女性的枷锁与束缚。激烈的女权主义者常常会从平等的角度发出这样的质疑：为什么男性就没有贞操？
著名性伦理研究专家、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夏国美指出，如果柏阿姨换另外一个词语来表达性伦理的价值——女孩子应该学会保护自己，慎重选择婚前性行为，也许就不会掀起这么大的波澜了。
中国经历过谈性色变的年代，在那个年代，性总是与黄色、淫秽、下流、低级联系在一起，在家庭当中，父母和子女是绝对不可以谈性的，即使是夫妻之间也是讳莫如深，感到很羞耻。这就导致了中国性教育的长期的空白，也造成了一些人的人格的扭曲和心理疾病。
夏国美清楚地记得，因为自己研究艾滋病的关系，曾经跟医学院的学生探讨相关问题，即便是如此专业的人士，谈到性，依然会脸红。而在国内各大电视台频繁出现的心理学博士张怡筠也还记得，90年代初期在大学演讲，会收到学生们偷偷写来的小纸条，向她讨教如何看待婚前性行为。而现在，大学生已经敢公开举手发问，“老师，你是如何看待3P的？”
随着中国价值多元趋向的形成，中国人在谈论性的问题时已经不再那么羞羞答答，应该说有些人已经在勇敢地追求性的权利和性的平等，毫无疑问，这是一种进步。
但是，在人们性观念进步的同时，积淀于民族文化深处的贞操观仍然让相当一部分人充满纠结。特别是对男性而言，在追求女性时，往往要求对方“解放思想、奉献身体”，在选择结婚对象时，却又要对方必须是处女。将贞操等同于处女膜的双重道德标准导致大量社会悲剧的发生。
“我认识的一位女性高级知识分子，一直在犹豫要不要告诉丈夫自己已经失贞了。在结婚前夕她还是坦诚地道出实情，以求得丈夫的理解。没想到婚后半年，丈夫在一次争吵中以此为由对她污言秽语，大加嘲讽。感觉人格受到严重侮辱的妻子立即选择了离婚。”
夏国美说，按理，婚姻双方当中坦诚相告的一方，理应获得对方信任度的增强。可现实是这种坦诚反而成了女性脑后一条随手可揪的道德辫子，容易将自己陷入不义的境地。所以，离奇的现实出现了——处女膜修补手术成了一项热门手术。父权社会以贞操作为传统性道德标准的观念，在今天科学手段面前显露出的虚伪已成了一种最大的自我讽刺。
抛开陈旧的贞操观，我们是否真的能够“我的身体我做主”呢？
“性革命针对性保守而言，以为西方的性革命、性解放就是自我充分选择，不受任何约束的观念绝对是一种认识误区。”夏国美说，“自由总是需要相应的自觉来匹配，你要有充分的自由，你就要有充分的自觉，城市行走的自由需要交通法规的自觉，市场买卖的自由需要公平交易的自覺。所谓自觉就是你要意识到其中的危险，意识到乱来的后果是什么，有了自觉的自由那才是能够保障幸福的真自由。我们现在有些人只要性自由，不讲性自觉，这就导致了一系列社会问题的出现。人对两性心理复杂性的了解并不比3岁孩子对城市马路的复杂性知道更多。孩子要求父母给他自己穿马路的自由，能给吗？中学生要自由恋爱，做父母的不放心是很自然的。因为你还不知道性爱之河的水有多深，漩涡有多险。等你明白的时候可能已经太晚了。”
“我们现在有些人纠缠于到底是开放过度抑或开放不够的争论。其实在社会发展中，标准都是相对的。这就好比我们在自行车前进时，扶手究竟偏左好还是偏右好呢？这样的争论显然是没有意义的，左右的调整为了保持稳当前进。性的解放与伦理规范也没有固定尺度，要以保持社会安稳、家庭幸福的和谐秩序为根本；要以符合人性的健康发展为准则。”
如果能坚持以上认识，也许我们就会厘清不少观念上的偏差——不是要结婚才能有性，但也切勿婚前乱性。任何选择都应本着对自己负责任的态度，并清楚地知道必须为此承担的相应责任。
得失两难的游戏
情感对于生活，犹如水源对于生命。当水源枯竭的时候，人们要去寻觅新的源头，同样，当情感枯萎的时候，人心也要去寻找新的精神。从自然生命的观点看，这是天经地义的。但是，当有人再向前推理一步，将性的需要和饮食的需要作类比：人在单一的食物吃厌以后，想要改换饮食的品种，似乎是人人可以接受的常理；但是人在单一的性对象身上无法感到满足甚至感到厌烦的时候，是否也可以像饮食一样经常改换对象呢？从传统的道德伦理角度看，这简直是荒淫无耻、罪恶滔天；即使从人性的道德伦理角度看，也是应该受到批判和谴责的，因为性涉及双方人格意志的伦理法则，毕竟不同于食品更换中人对物的支配法则。
但人生在世，注定要陷入这种或那种两难的境地，性与情感就是一个最典型的两难。于是，不少人采取了一种避免两难的寻觅道路——婚外情。
婚外情的起因有很多，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夫妻性生活不和谐。有数据表明，中国离婚夫妻中因为性生活不和谐而导致离婚的高达39.5%。但在国内，很少有夫妻能够坦诚地交流关于性的话题。如同婚姻需要经营，性同样需要精心呵护。心理学博士张怡筠建议夫妻之间需要静下心来，沟通交流。“不止说事情，还要说心情；不止听语意，还要听情绪。”通过观察对方，换位思考，沟通想法，缓解情绪，从而达到吐露内心真实想法的价值观分享高度。
除却性生活不和谐导致的婚外情，还有众多社会原因导致婚外情产生。一方面，由于价值观越来越多元，人们对两性关系持越来越宽容的态度；另一方面，整个社会的价值标准单一，金钱的作用被拔高到无以复加的地位，进一步加剧了少部分人为了钱权利而自愿做“小三”的社会风气。
关于如何惩戒“小三”的争论由来已久。如果大家没那么健忘的话，一定还记得1996年在上海发生杨玉霞毁容案。作为小学教师的杨玉霞，在婚外恋遇阻后对男方妻女用硫酸毁容。杨玉霞虽然被处决，但这场风波引发的震荡在国内却久久不能平息。
站在传统婚姻立场上的人们，主张“法办”小三；站在人性立场上的人们，则以一种严格的逻辑矛盾提出了反对的理由：既然婚姻以爱情为基础，那么当婚外恋产生了真正的爱情时，没有爱情的原有婚姻就应该结束才是合乎道德的。第三者的确立究竟应以什么为基点？是婚姻的形式？还是爱情的基础？这个令当今整个世界困惑的问题，换一种角度又重新摆在了人们面前。
上海某大学有一位女大学生跑到情人的家里，对女主人说：“既然你没有能力吸引你的丈夫，你就应该无条件地让出来。”据华东师大的调查，在许多女大学生中，都赞成这种“将竞争机制引入婚姻”的观点。
夏国美感慨，此论一出，令老一辈大跌眼镜，令婚姻中的贤妻忧心忡忡。在说不清、道不明的情况下，人们只有一个模糊的感觉，那就是：法律的网眼太大，爱情的基础太虚，道德的说教太弱，良心的分量太轻，钱财的腐蚀太快，责任的约束太小。现代的婚姻啊，它就如同卫星上跌落的碎片，在太空中飘忽，不知还能依靠什么！
根据夏国美的相关研究，无论因为何种原因掉入婚外情的泥潭，都会有一种“剪不断、理还乱”的感觉。尤其是一旦打开了性的大门，那种缠绵、自私、嫉妒、庸俗都迸发出来的时候，不管你是高尚还是卑鄙，都会越陷越深，满身泥泞。
“现代社会，不但有了婚外恋是一个两难，是不是要有婚外恋也是一个两难。正如吸毒者说，不吸毒，觉得人生没有享受过真正的刺激，即使活100年又有什么意思？然而一旦吸了毒，享受了一时的快乐，生活又被毁了。”
不少人认为，好不容易到世间走一趟，不追求一下自由人性的潇洒和风流情感，似乎活得太冤；但一走进婚外恋的怪圈，人性又难以承受。这种矛盾，现代社会实在太多：帆船越洋、高地跳水、山顶滑翔、悬崖攀登、机车大赛……尽管不断有人惨死，但寻求刺激的人们却日益增多地去进行冒险。婚外恋，只是这类冒险中的一种隐秘形式而已。
从世俗功利的视角看，很多人感到困惑：为什么那些摒弃性伦理去做肮脏交易的人，一时活得风光无限？性交易作为一种手段，在追求权力、地位、财产和名声等目的的驱动下，性道德的批评和制约究竟能起多大的作用？从宗教道德视角看，罪恶总会受到报应。但是，那只是在有信仰的人中间产生作用，而如今支持人性正义的普遍信仰是什么呢？
赤裸裸的交易
现代社会的买卖淫，给性伦理带来的冲击和破坏，仿佛决堤的洪水将爱的理性和秩序卷进无奈的沉浮之中。
有人提出：性，作为人的正常需要，因为种种原因，有的人无法通过恋爱、婚姻的理想途径获得，又不能通过强迫犯罪的途径觅取，于是就通过金钱购买、双方自愿交易的市场原则得到，据此，有人提出实行“红灯区”的合理性问题。
但也有观点认为，在当代中国，性交易，实际上是女性出卖肉体给男性的交易，如果说这种交易是合理的，那只是男权社会彻底歧视妇女的合理性。女人丢弃了人格和尊严，把自己从人变成商品，从提高女性群体地位的角度来说就是最大的不合理。
夏国美指出，在买淫和卖淫问题上的伦理学争议及其困惑，已成为国际伦理学界最棘手的难题。夏国美于1997年和2009年在上海地区对商业性性交易女性开展的大型调查和访谈中发现，当代女性涉足卖淫的初始动机和原因扑朔迷离。
一些是家庭经济困难，想积累资本以图将来发展；一些则为了追求富裕的生活及轻松刺激的工作环境；还有一部分是在恋爱和婚姻生活中受虐，因生活污浊或为发泄对男性的怨恨而涉足卖淫。
夏国美曾经访谈过一位26岁的姑娘。她有一定的学历，喜欢读书，喜欢音乐，看上去文雅、聪慧。她认为在商品市场上，一切都是按照自愿的交换原则来确定伦理原则的。既然一切有形的和无形的东西都可以作为商品，那么性器官也可以作为商品来交换或出租。卖淫作为一种职业，只要将性与情分离开来，就不会失去自己的尊严和人格。
女孩有一位男朋友，原先在货轮上工作。两人恋爱后不久，男方就不再工作了。男方觉得，自己天天上班，月收入也就千余元左右，还不如女友一次卖淫赚得多。于是，他干脆放弃工作整天陪女友一起玩。这位女孩在一家外国人开的酒吧陪酒，有时则在酒吧的客人中卖淫，每月收入高达两三万元。
她用这些钱和男友共同出入高级娱乐场所，肆意挥霍。在她的朋友圈里，大家对做这行（指卖淫）并不觉得丢面子，因为你能赚大钱，能享受高档的生活。相反，如果你去站柜台，每个月赚几百元钱，买不起名牌衣服和化妆品，那才会让人看不起。
女孩告诉夏国美：“在我们这些人中间，很少有被劳教以后就洗手不干的，因为这会被朋友看不起，说你吃官司吃戆了。除非你能嫁给一个有钱的男人，或者人家把你包起来，可以继续过奢华的生活，否则整天看着人家穿漂亮衣服，享受豪华生活，心里的感觉就不好。”
而在夏国美访谈的大量陪酒、卖淫女中，持类似亚文化价值观的年轻女孩比比皆是。但天堂的美好只在想象之中。与这种骄奢淫欲的生活相对应的是，女孩们必须为此付出惨痛的代价。在夏国美的调查中，几乎无一例外地，卖淫女从身体到精神都毁了。“身体上讲，因为大量喝酒，又酒后纵欲，她们的肝和胃全部都坏掉了。至于生殖道疾病、性病甚至艾滋病都无可避免。而在心理上，她们已经无法重建对异性的正常关系，无法承担为人妻、为人母的责任。”
“很多人想得好，干两年就收手，回老家开个店，嫁个人，生个娃，重新开始。”夏国美说，“可是没人能重新开始。这样的生活只要过上两年就可以把身心彻底击垮。更为严重的是，最近几年上海新发现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其传染途径几乎全在性接触上。”
夏国美进一步分析，我们国家从1979年出现第一例性病，一直到90年末期这20年增长速度是非常惊人的，到90年代末期当时的數据是维持在每年80万例左右，后来统计不再进行了，但是你去医院访问的话，你会发现那里都是人头攒动。性病的门诊生意之好说明这个问题的严重性。还有就是艾滋病，我们看到的是全球艾滋病的形势已得到了控制，但我们中国的艾滋病只能说是上升的速度有所减缓，但是还是在不断地上升。部分是因为性观念的多元性和青少年自我保护意识的不强，但是更多的是多性伴现象的出现。根据官方统计，2003年性接触传播比例还在8.4％，到了2008年已经上升到40.3％，2009年继续上升为47.1％。
当今社会对金钱的过度崇尚让不少人开始以金钱的多少来衡量人的成功与价值，而不管钱从何而来。既然金钱本身没有贵贱之分，谁有金钱谁就高贵，那么利用自己唯一的资本去争取竞争的成功，并获取较高的收入，就必然会成为一部分人的选择。
“一方面，社会在教育中始终倡导着这样一种信念：赢得竞争需要掌握真正的本领；另一方面，在现实生活中又给出了大量相反的结果。这是一个令卖淫现象迅速泛滥的社会心理根源。”夏国美说。
性的教育
表面上看，社会上对待性的问题似乎越来越开放，青少年的性交体验越来越提前，但在如何进行性教育上，我们却几乎没有什么进步。有关生理常识，老师通常一笔带过。更多的人通过非正常途径了解男女之事。过分的遮掩和回避导致了更多的好奇与尝试。
1997年，国家教委一项关于《全国大学生的异性交往》的研究课题，通过随机抽样，对全国638所高校的学生进行了调查，在异性接触、性爱抚和性交三项调查中发现，男生做过的比例分别为39.5%、25.6%、10.9%，女生分别为45.5%、28.9%、8.4%，而且他们中有一些人在中学时就有过性交体验了。
华东师范大学1996年对200名学生的一项调查表明，有68.2%的大学生认为婚前性行为不存在道德问题。在越来越多的青年男女中，性成为“爱情快餐”中不可缺少的主食，那种将爱情当作婚姻基础，性占有当作婚后意识的观念，早已被看作陈糠烂谷。但正如很多人将历史比作车轮，各种现象会轮番起伏，性的开放到达一个高度后也会出现回落。2003年广东的一项调查中，大学生对婚前性行为的反对率高达87.17%（女）和59.18%（男）。最新的一项全国调查发现，80后的婚外性行为比例仅有4.9%，而绝不容忍婚外情的比例高达72.9%，敢于抵制婚外恋的高达82.9%。正是社会潜在的这种开放和回归的观念冲突，令柏阿姨一句“女孩的贞操是带给婆家最好的陪嫁”会产生一石激起千层浪的效应，引来社会两种观念强烈的反响和争论。
性教育到底该怎么进行？
“我认为现在的性教育，其实我们最需要的不是一种停留在简单的生理常识性上的教育，而应该延伸到系统的性爱教育上，性的教育如果说仅仅是展示两性的生殖器官，介绍一下它的功能，这样的教育未免太过简单了，因为性其实是人类最复杂的一种活动，它涉及的内容非常广泛，心理的、伦理的、社会的、法律的等等，现在少女的早孕，大量的堕胎，未婚堕胎的人数超过了已婚人数，还有性病、艾滋病的蔓延，不懂得异性的性心理，在分手之后导致的情杀、自杀现象迭出，而这些悲剧，其实本来是可以避免的。所以我认为，现在社会的性教育的重点应该放在性爱的系统教育上，要让人们掌握更多的关于性的心理、文化、伦理和法律方面的知识。”
夏国美建议，我们的性教育，不仅要给孩子教授一些生理卫生常识，同时也要让他们了解我们性文化当中很多美好的东西，或者重要的内容。不同年龄段的人，我们需要不同年龄段的内容和知识。比如说你幼年的时代可以给他一些生理常识方面的教育，然后等到他青春萌动的时候可能告诉他的是性的文化、性的心理，性的伦理这方面的东西，让他如何来自律，如何来了解异性的心理，如何知道性其实是人类的一种责任等等。然后作为一个社会来说，更需要的是向大众推广我们中国传统性文化当中最美好、最高尚的一些东西，而这种东西往往是与爱情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如果说我们把爱情排斥在性文化之外，而我们只是看到一些纯粹的性的技巧，那是我们性文化的一种悲哀。“真正的幸福不在无限膨胀的欲望渴求中，而在合理调节的爱情追求中。”
心理学博士张怡筠的建议似乎更为奔放。在台湾从事教育的若干年中，通常她都会给大一的新生开设一门性教育课程。“性教育是成人教育中非常重要的一课。我每次都会告诉他们，带上你的亲朋好友一起来看A片吧。”
学生们当然是趋之若鹜。事实上，张博士给大家看的是一部由法国教育局审核的两性生活动漫片。“如果觉得难于启齿，在家里放些相关书籍和碟片，放心吧，孩子会找得到的。”
2010中国人婚姻及性幸福报告
2010年10月，《小康》杂志社中国全面小康研究中心联合清华大学媒介调查实验室，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中国人婚姻及性幸福”调查。受访者的年龄分布从50后到80后，婚齡从7年以下到15年以上。调查发现，除了婚姻幸福感和婚内“性福”感都高于其他年龄段的受访者之外，80后群体在“婚外性行为”和“婚外恋”则表现出了相对的保守，他们对于“婚外性行为”和“婚外恋”，较70后和60后更为排斥。部分原因可能是他们从未被压抑过，所以不需要从婚外找寄托。
此外，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潘绥铭的研究，也提醒大家注意婚外性行为与经济因素之间的关系。他对于中国人性关系的调查显示，就婚外性行为发生的可能性而言，富人是穷人的6.1倍。这一结果表明，婚外性行为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炫耀性消费”。从这个角度看，有一定财富积累的60后70后确实比被房贷压得喘不过气来的80后更具有婚外性消费的资本。
调查还选出了已婚人士心中“中国最容易滋生外遇的十座城”，上海、北京、深圳分列前三。“最容易发生外遇的十种职业”前三位则由艺人、导演、秘书摘得。
分析发现，婚姻幸福感和年龄相关，与婚龄关系不大。在各个年龄段中间，80后的婚姻幸福感最强，但婚姻稳定性却低。比较80后、70后、60后的婚姻幸福感，80后超过70后，70后又超过60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