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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新政从1901年开始启动,在教育方面掀起了一场近代改革。张之洞是新政的积极筹划和实施者,张之洞督鄂近二十年,积极主张并创办新式教育机构。1901—1904年端方任湖北巡抚,为湖北的教育做了不少贡献。湖北幼稚园就是在这场教育改革风的吹拂下诞生的。
一、时代的召唤
中国最早的学前教育是由家庭特别是母亲承担的。鸦片战争后,资本主义在中国广泛建工厂,同时刺激了中国民族经济的发展。大量的农民和手工业者,被吸引到外国和本国办的工厂里。据统计,“到1894年,近代工人(不包括码头工人)有九万多人。”不少劳动妇女,走进工厂,参加了大工业的生产劳动。学前教育只由家庭承担已不可能,这便从生产关系上提出了建立学前教育机构的要求。
鸦片战争后,中国的文化主权逐步被蚕食,先是建立教堂,进而是内地传教办学,西方教育机构也进入中国。早在十九世纪80年代,西方教会就开始在中国沿海如福州、宁波等地兴办幼儿教育机构,以后教会在中国办的幼稚园逐渐增多。根据美国传教士林乐知所著《五大洲女俗通考》第十集下卷所载,清末外国在中国设定幼儿教育机构“有小孩察物学堂六所,学生一百九十四人(男女各半)”。小孩察物学堂即幼稚园。教会幼稚园的本质是文化侵略,但同时给中国人开办幼稚园提供了参考依据和学习模板。
1902年的《钦定学堂章程》规定:“城内坊厢乡镇村集,均应设立蒙学堂”,“蒙学堂卒业以四年为限”。1903年,湖北巡抚端方即根据该《章程》饬令支拨官款,建立湖北幼稚园。
学前教育是时代的召唤,历史发展的潮流,但是,中国第一所幼儿园,何以出现在湖北?与湖北本身的发展有密切的关系。西方传教士身着教袍,在大炮和刺刀的保护下,溯江而上,来到汉口、沙市、宜昌,并以此为据点,深入到省府州县乃至乡村,兴办了一批教会学校,使湖北传统的教育体系发生了颠覆性的冲击。为此,湖北在全国诸省中率先进行教育改革,湖北实现了教育从传统向近代的转换,成为全国“教育示范省”。湖北幼稚园就是在这股教育风的推动下建立的。另外,湖广总督张之洞,湖北巡抚端方作为湖北的地方当权派,都是“新政”的积极策划者和实施者,均大力提倡新式教育。湖北幼稚园就是在张之洞擘画、端方主持下创办的。
资本主义经济的入侵和民族资本的发展带来的工厂将破产的农民和手工业者吸引进来,大量劳动妇女走出家门,使主要由母亲承担的家庭型学前教育丧失了经济基础。外国人在中国创办的幼儿教育机构为中国创办幼稚园提供了模板和范式。《钦定学堂章程》为幼稚园的建立提供了制度保障和法律依据。地方督抚的积极推动使湖北幼稚园最终得以建立,成为中国第一所官办幼儿教育机构。
二、日本幼稚园的“中国版”
1903年建立的湖北幼稚园,自第二年按照《钦定学堂章程》改名为“武昌蒙养院”,亦名“武昌模范小学蒙养院”。其最大特点是:仿日。
湖北幼稚园聘请了户野美知惠等三名日本保姆前来经办。并由户野美知惠担任湖北幼稚园园长,主持园务工作,且拟订《湖北幼稚园开办章程》。该《章程》无论是幼稚园的教育宗旨,还是教育内容,都和日本在1899年(明治三十二年)公布的《幼稚园保育及设备规定》中的完全一样。甚至对幼儿的教学内容都有日语一项。《湖北幼稚园开办章程》第八条规定:“本园所定保育课目凡七:……今列于下:行义、训话、幼稚园语、日语、手技、唱歌、游嬉。” 就连设备也是从日本购进的,“幼稚园”名字也是从日本引进的。学前教育为何要仿日呢?
甲午一战,“日本以彻底的西学打败了中国不彻底的西学。这一事实非常雄辩地为西学致强的实效作了证明。”这样,日本成为中国学习的榜样。1901年,中国开始派遣留学生出国接受学前教育的专业训练,首先去的国家便是日本,到1902年,已有留日女生十名。策划者端方本人比较推崇日本教育,他在任湖北巡抚期间大量派遣留学生赴日,“仅1903年派赴日本的官费生就达81人”。当时中国第一个近代学制“壬寅—癸卯学制”也大量借鉴于日本,清末新政中的教育改革主要方式就是仿日。学前教育与其他教育一样,受日本影响很深。
三、简评
湖北幼稚园应时代的召唤,在张之洞和端方的积极倡导和策划下出笼。虽然,学前教育机构在中国早就出现,但都是外国人创办的。湖北幼稚园作为中国人自己创办的第一个官办性质的幼儿园开此先河是值得肯定的。它结束了学前教育由家庭垄断的局面。尽管其办学严重模仿日本,但,“这在中国学前教育近代化未启动之前,是完全有必要的。”湖北幼稚园的建立对于一直沉寂的学前教育界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惊喜。它开启了中国近代公共幼儿教育机构创设的源流,给后来兴办的幼稚园提供了学习的模板,掀起了一场兴办学前教育机构的风潮。
自湖北幼稚园设立后,各地纷纷响应办起幼稚园,而且同湖北幼稚园一样也是模仿日本,“都聘用日本女教习来主持。对各幼稚园中担任保育工作的保姆,也有专设培训班负责培训的。”如1905年,端方于湖南巡抚任上创办的湖南蒙养院,蒙养院委任冯开为院长,聘请日本春山雪子、佐滕操子两女士为保姆,招收对象为4岁至6岁儿童。湖北省内,也形成了兴办幼稚园的热潮。据宣统二年(1910年)统计,“省城蒙养院共有两个班级,在园幼儿84人;宜都县设立了官立蒙养院1所,专任教师4人,在园幼儿42人;长阳县在城中街仁义里两等小学堂内设蒙养院1所,教师由小学堂的教员兼任,在园幼儿24人。”因此,湖北幼稚园对于湖北的学前教育和小学教育的推动,功不可没。为推广幼稚园教育,端方又在湖北开设女子速成保育科,招生70人,以培养幼教师资。虽然后来因与张之洞等人拟定的《钦定学堂章程》相悖而取消,但开了女子教育的先河。另外,湖北幼稚园的创立刺激了私人开办幼儿园。如天津严氏蒙养院、上海私立爱国女学社所附属的蒙养院等。
参考文献:
[1]何晓夏.简明中国学前教育史[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
[2]林乐知.五大洲女俗通考[M].1903年广学会译,第10集下卷.
[3]东方杂志[J].第十一期.
[4]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
[5]汪向荣:日本教习[M].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
[6]周积明.湖北文化史[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6.
(作者简介:叶顺意,湖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所,07级中国近现代史硕士研究生,导师是湖北大学副校长周积明教授。申利超,湖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所,07级中国近现代史硕士研究生,导师是湖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院长郭娅副教授。)
一、时代的召唤
中国最早的学前教育是由家庭特别是母亲承担的。鸦片战争后,资本主义在中国广泛建工厂,同时刺激了中国民族经济的发展。大量的农民和手工业者,被吸引到外国和本国办的工厂里。据统计,“到1894年,近代工人(不包括码头工人)有九万多人。”不少劳动妇女,走进工厂,参加了大工业的生产劳动。学前教育只由家庭承担已不可能,这便从生产关系上提出了建立学前教育机构的要求。
鸦片战争后,中国的文化主权逐步被蚕食,先是建立教堂,进而是内地传教办学,西方教育机构也进入中国。早在十九世纪80年代,西方教会就开始在中国沿海如福州、宁波等地兴办幼儿教育机构,以后教会在中国办的幼稚园逐渐增多。根据美国传教士林乐知所著《五大洲女俗通考》第十集下卷所载,清末外国在中国设定幼儿教育机构“有小孩察物学堂六所,学生一百九十四人(男女各半)”。小孩察物学堂即幼稚园。教会幼稚园的本质是文化侵略,但同时给中国人开办幼稚园提供了参考依据和学习模板。
1902年的《钦定学堂章程》规定:“城内坊厢乡镇村集,均应设立蒙学堂”,“蒙学堂卒业以四年为限”。1903年,湖北巡抚端方即根据该《章程》饬令支拨官款,建立湖北幼稚园。
学前教育是时代的召唤,历史发展的潮流,但是,中国第一所幼儿园,何以出现在湖北?与湖北本身的发展有密切的关系。西方传教士身着教袍,在大炮和刺刀的保护下,溯江而上,来到汉口、沙市、宜昌,并以此为据点,深入到省府州县乃至乡村,兴办了一批教会学校,使湖北传统的教育体系发生了颠覆性的冲击。为此,湖北在全国诸省中率先进行教育改革,湖北实现了教育从传统向近代的转换,成为全国“教育示范省”。湖北幼稚园就是在这股教育风的推动下建立的。另外,湖广总督张之洞,湖北巡抚端方作为湖北的地方当权派,都是“新政”的积极策划者和实施者,均大力提倡新式教育。湖北幼稚园就是在张之洞擘画、端方主持下创办的。
资本主义经济的入侵和民族资本的发展带来的工厂将破产的农民和手工业者吸引进来,大量劳动妇女走出家门,使主要由母亲承担的家庭型学前教育丧失了经济基础。外国人在中国创办的幼儿教育机构为中国创办幼稚园提供了模板和范式。《钦定学堂章程》为幼稚园的建立提供了制度保障和法律依据。地方督抚的积极推动使湖北幼稚园最终得以建立,成为中国第一所官办幼儿教育机构。
二、日本幼稚园的“中国版”
1903年建立的湖北幼稚园,自第二年按照《钦定学堂章程》改名为“武昌蒙养院”,亦名“武昌模范小学蒙养院”。其最大特点是:仿日。
湖北幼稚园聘请了户野美知惠等三名日本保姆前来经办。并由户野美知惠担任湖北幼稚园园长,主持园务工作,且拟订《湖北幼稚园开办章程》。该《章程》无论是幼稚园的教育宗旨,还是教育内容,都和日本在1899年(明治三十二年)公布的《幼稚园保育及设备规定》中的完全一样。甚至对幼儿的教学内容都有日语一项。《湖北幼稚园开办章程》第八条规定:“本园所定保育课目凡七:……今列于下:行义、训话、幼稚园语、日语、手技、唱歌、游嬉。” 就连设备也是从日本购进的,“幼稚园”名字也是从日本引进的。学前教育为何要仿日呢?
甲午一战,“日本以彻底的西学打败了中国不彻底的西学。这一事实非常雄辩地为西学致强的实效作了证明。”这样,日本成为中国学习的榜样。1901年,中国开始派遣留学生出国接受学前教育的专业训练,首先去的国家便是日本,到1902年,已有留日女生十名。策划者端方本人比较推崇日本教育,他在任湖北巡抚期间大量派遣留学生赴日,“仅1903年派赴日本的官费生就达81人”。当时中国第一个近代学制“壬寅—癸卯学制”也大量借鉴于日本,清末新政中的教育改革主要方式就是仿日。学前教育与其他教育一样,受日本影响很深。
三、简评
湖北幼稚园应时代的召唤,在张之洞和端方的积极倡导和策划下出笼。虽然,学前教育机构在中国早就出现,但都是外国人创办的。湖北幼稚园作为中国人自己创办的第一个官办性质的幼儿园开此先河是值得肯定的。它结束了学前教育由家庭垄断的局面。尽管其办学严重模仿日本,但,“这在中国学前教育近代化未启动之前,是完全有必要的。”湖北幼稚园的建立对于一直沉寂的学前教育界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惊喜。它开启了中国近代公共幼儿教育机构创设的源流,给后来兴办的幼稚园提供了学习的模板,掀起了一场兴办学前教育机构的风潮。
自湖北幼稚园设立后,各地纷纷响应办起幼稚园,而且同湖北幼稚园一样也是模仿日本,“都聘用日本女教习来主持。对各幼稚园中担任保育工作的保姆,也有专设培训班负责培训的。”如1905年,端方于湖南巡抚任上创办的湖南蒙养院,蒙养院委任冯开为院长,聘请日本春山雪子、佐滕操子两女士为保姆,招收对象为4岁至6岁儿童。湖北省内,也形成了兴办幼稚园的热潮。据宣统二年(1910年)统计,“省城蒙养院共有两个班级,在园幼儿84人;宜都县设立了官立蒙养院1所,专任教师4人,在园幼儿42人;长阳县在城中街仁义里两等小学堂内设蒙养院1所,教师由小学堂的教员兼任,在园幼儿24人。”因此,湖北幼稚园对于湖北的学前教育和小学教育的推动,功不可没。为推广幼稚园教育,端方又在湖北开设女子速成保育科,招生70人,以培养幼教师资。虽然后来因与张之洞等人拟定的《钦定学堂章程》相悖而取消,但开了女子教育的先河。另外,湖北幼稚园的创立刺激了私人开办幼儿园。如天津严氏蒙养院、上海私立爱国女学社所附属的蒙养院等。
参考文献:
[1]何晓夏.简明中国学前教育史[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
[2]林乐知.五大洲女俗通考[M].1903年广学会译,第10集下卷.
[3]东方杂志[J].第十一期.
[4]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
[5]汪向荣:日本教习[M].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
[6]周积明.湖北文化史[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6.
(作者简介:叶顺意,湖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所,07级中国近现代史硕士研究生,导师是湖北大学副校长周积明教授。申利超,湖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所,07级中国近现代史硕士研究生,导师是湖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院长郭娅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