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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意识形态在文学翻译过程中产生的影响问题一直是中外学者进行讨论的重要话题。本文从翻译过程中的文本选择、文本解读、翻译策略以及翻译方法的选取三个方面，对意识形态对文学翻译产生的影响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与研究。
关键词：意识形态 文学翻译 文本选择 文本解读 翻译策略 翻译方法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一 意识形态对文学翻译过程中文本选择的影响
文学翻译的狭义定义为针对某部文学作品进行不同符号间或者不同语言间的转换，但是从广义上来看，文学翻译的过程包括很多阶段，所以广义理解上的文学翻译要比狭义理解上的文学翻译内容更加丰富，其中对于翻译文本做出选择就是广义文学翻译过程中的首要环节。在文学翻译过程中，只有在合理选材的基础上才能开展文学翻译活动后续的步骤，而对文本选择造成影响的因素包括政治、教育、经济等许多方面，但是其中更重要的是，无论是译者还是编辑或者是出版商在进行文本选择前，都会对自己翻译或者出版的译作具有一定的期望，这个期望可以是得到的经济利益，或者是教化大众以及陶冶读者情操的效果，即作者对译作的方向。而通常情况下，只有确保所选择的文本适应本土文化的需求、文本中的内容适应读者的审美观以及价值观，译作才能够在这些方面取得预期的效果，在这个过程中，译者等翻译主体发挥着主导的作用，但是从更深层次上来看，确实意识形态在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
以《汤姆叔叔的小屋》为例。《汤姆叔叔的小屋》由美国的斯托夫人所著，这本著作被翻译为多国语言并且在全世界范围内都十分畅销。《汤姆叔叔的小屋》中所写的内容蕴含着深刻的现实意义，所以这本著作在美国一经出版就引起了很大轰动。1901年，我国著名的翻译家魏易和林纾合作对这部作品进行了翻译并在当时的社会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从当时的社会背景来看，西方列强对中国国土虎视眈眈，而满清政府内部腐败、对外无能。在国家处于内忧外患之际，百姓也身处水深火热之中，当时的社会需要作出变革，所以这个时期中国主要的意识形态是“求变革”以及“开民智”。而在19世纪的四五十年代，许多华工受到歧视和驱逐，甚至被骗到国外从事艰难的工作并且只享受低下的待遇，所以在林纾看来，华工的这种境地是因为中国国力不强导致的。通过《汤姆叔叔的小屋》，林纾看到了黑奴所承受的遭遇与当时社会中华工的遭遇类似，所以他将“Uncle Tom，s Cabin”译为“黑奴吁天录”，这个题目更贴切了当时中国社会的意识形态，同时也深刻地突显了著作中的深刻内涵。而林纾选择对《汤姆叔叔的小屋》进行翻译，也是为了通过这部著作给正在经历磨难的国人以警示，并唤起国人反抗的思想。通过对魏易以及林纾的文本选节可以看出两位翻译家的爱国情操以及民族意识，同时也可以作为意识形态对文学翻译过程中文学选择具有很大影响的例证，而也正是在这种影响下，林纾版的《汤姆叔叔的小屋》才符合了当时社会读者的需求，并在发挥警示世人作用的同时获得了强烈的社会反响。
二 意识形态对文学翻译过程中文本解读的影响
文本解读是文学翻译过程中选定文本后的重要步骤，这一步骤位于进行语言转换之前，即译者本身对需要翻译的文学作品内涵与内容作出理解的过程。在文化差异的影响下，各国的文化与习俗都存在很多的不同点，而译者要实现将文学作品内容忠实地传达给读者的目的，就必须对这些文化和习俗作出了解，在此过程中，影响和制约译者对文化习俗等做出了解的因素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译者自身的文化能力以及语言能力，二是意识形态。在解读中，译者所处国家的文化以及意识形态必然会对译者的价值观以及思想产生深刻的影响，而这种影响就容易导致译者在解读文本的过程中出现有意识的或者无意识的解读偏差。
1 无意识偏差
在文学翻译过程中，译者具有读者以及翻译者的双重身份，读者的身份主要体现为译者需要对国外的文学作品以及国外文化进行率先的接触，翻译者的身份主要体现为译者需要承担将外国文化以及外国作品通过文字转换来向国内进行传达的任务。翻译的过程不仅仅是转换语言，同时也是两种不同文化之间的激烈碰撞。处在不同社会文化背景下的人，包括文学翻译家在内，都会在对其他国家的文化作出理解的过程中出现偏差，而文学翻译中的无意识的解读偏差就是这种无意识偏差的一种表现，这种无意识的解读偏差是因为翻译者本身的判断能力以及思维都受到了本国思维定式以及文化创痛的深刻影响，虽然大部分负责任的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希望能够将原著中的内容忠实地传递给读者，但是事实上，文化隔阂方面的障碍并不能被完全消除，而这种解读方面的偏差并不是在译者思维主导下造成的，所以这种解读偏差属于无意识的偏差，这种偏差存在的原因是因为包括文化差异在内的意识形态差异所造成的，与译者本身的生活经验、知识体系、习俗信仰以及成长环境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我国的译者自小就受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所以在进行作品翻译的过程中会遗留下中国思维的痕迹，并无意识地将外国文学作品本土化，如中国晚清时期曾经翻译过的《格列佛游记》，与当前许多译本相比，当时的译作中许多形象都做出了变形，其中可以作为文化形态影响文本解读的明显例证是在第一章对主人公自身的情况进行了介绍，但是却没有对主人公父亲送主人公去学医的情节作出过多介绍，但是在《绣像小说》上发表的《僬侥国》却加了一些类似于“父亲极仰慕他，叫我到他那里学习”等内容，同时原著也没有强调父亲送主人公进行航海技术的学习，但是译文中却对父亲对主人公的帮助以及爱护进行了很大程度的渲染。而对《格列佛游记》的这种解读可以说与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中的伦理道德具有很大的关系，中国家庭中父亲最具权威性并且掌握着处理家庭事务的主动权，所以译者产生这种误读也是十分容易理解的。
2 有意识偏差
即便是对于读者而言，对同一本文学著作不同的人也会有不同的看法，而不同国家的读者对译本译作产生的看法差异会更加明显，这种因为意识形态差异产生的解读偏差属于有意识的偏差。事实上，无意识偏差和有意识偏差很难做出明显的界定区分，但是相比较而言，有意识偏差所受到的意识形态影响在政治色彩方面更加突出，或者说，有意识偏差比无意识偏差的目的性更加强烈和明显，这种偏差的产生往往是为了实现某种经济目的、社会目的或者政治目的等等。外国文学翻译是中西文化进行对话的表现形式与重要载体，如果译者以本土文化、切身利益或者正史需要为基础，来对外国文学进行解读与翻译，那么对于原著中存在意识形态冲突或者两国文化碰撞的内容，译者也必然会利用本土意识形态来对原著的内容进行改造，这种具有明显目的性的有意识误读往往是由中西文化差异、时代性差异以及意识形态差异引起的。以夏洛蒂·勃朗特创作的名著《简·爱》为例，简的表哥即圣·约翰牧师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并且将传教作为自己终身的事业，他具有坚定的意志并且苛刻地要求自己和他人，他曾经向简求婚，而其婚姻的目的是因为他认为简能够成为他在传教生涯中的最佳伴侣，他对宗教保持着狂热的态度。而对于当时刚刚经历了十年浩劫的我国文学翻译家而言，在理解这部作品以及这个人物形象时自然会受当时社会意识形态的影响，其中1980年的祝庆英译本以及1982年的李霁野译本都改变了对圣·约翰心理状态的描写，在他们的解读中，存在很多的有意识偏差，如ambitious——野心、mount to losty——爬到显赫地位等，而这些引文词汇在英语中并没有贬义，只是一些中性词。但是这种翻译却将圣·约翰的形象塑造得自私冷酷，并且对宗教的虚伪性也进行了讽刺与揭露，这种解读显然是与当时的社会意识形态相符的。 三 意识形态对文学翻译过程中翻译策略与翻译方法选择的影响
在文学翻译过程中，对文学作品内容进行语言转换是核心内容，但是这一步骤同时也受着意识形态最广泛、最直接的影响。在进行语言转变过程中，对翻译策略的选取是十分重要的，翻译策略主要包括归化法与异化法两类，同时在翻译过程中也要考虑当需要进行翻译的内容与本土的意识形态出现相悖时，应该采用何种翻译方法来做出处理。
1 意识形态对翻译策略选择的影响
通常认为文学作品的翻译策略主要是指归化与异化，异化翻译策略下的译者可以不完全符合目的语的语篇规范，以及对语言规范做出严格遵循。为了保留文学原著中具有外国民族文化色彩的词语，在翻译过程中可以使用较为难懂或者不通顺的句子与问题，这种翻译策略可以让目的语读者能够感觉到前所未有的文学作品阅读体验。归化翻译策略下的译者为了协调不同意识形态下的价值观念差异以及民族习俗差异，需要有意识地理顺译作的语言和问题，在某些时候也需要插入一些具有说明性质的资料或者去掉一些目的语读者很难理解的、带有异国风情的内容。文学翻译本身是跨文化的语言交换活动，所以翻译策略的选取不可避免地要与意识形态联系在一起，并受到意识形态十分深刻的影响。如在我国晚清时期，翻译界倾向于归化策略，当时翻译活动在封建思想的影响下坚持着“西学为用”的观念和态度，而翻译的目的强调外国文学能够给中国文坛带来许多新的题材、内容以及形式。而五四运动兴起后，为了实现改造社会以及改造文学的目的，许多文学翻译家更加倾向于使用异化翻译策略，其中鲁迅先生就是一个代表，他们希望通过对西方语言优点的借鉴来促使汉语表现力得到提高。总之，在翻译策略的选取中，文学作品的翻译者有着自身独特的观念和见解，而这种观念与见解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读者期待以及社会需求的影响，而读者期待和社会需求是由社会意识决定的，所以，归根结底意识形态影响着文学翻译策略的选取。
2 意识形态对翻译方法选择的影响
文学翻译活动在进入语言转换阶段后，两种意识形态的冲突与摩擦会更加明显，虽然意识形态是不断变化的，某一时期的读者所不能接受的翻译内容或许在其他时期能够被读者所接受，但是由于译作的翻译效果在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当时读者的评价，所以在原著内容意识形态与译者所处社会的意识形态存在不兼容情况时，译者通常会采用增译、改译、减译等方法来化解这些冲突并使当时的目的语读者接受。增译方面以林纾的《黑奴吁天录》为例，许多西方小说如《汤姆叔叔的小屋》一样在实践上都具有很强的跳跃性，而中国的小说都通过顺序、插叙、倒叙、叙述等方法来遵循时间的顺序，针对这一问题，林纾在时间的说明方面加入了许多具有解释性质的语言，从而通过增译方法的选取使译文符合了国内小说遵循的写作形式，同时也利于读者接受；通过减译方法的运用，译作不仅能够更好地被读者接受，并且由于减去了许多与目的语所处国家意识形态冲突的内容而使译作能够得到更好的生存。如同样是19世纪末期对英国作家哈葛德作品“Joan Haste”的翻译，蟠溪子译本去掉了原著中男女主人公相爱和怀孕以及男主人公为了爱情而违抗父母之命的情节，这样女主人公就符合了中国意识形态中传统的女性形象，所以这部译作得到了好评，而林纾译本里并没有减去这些内容，所以女主人公给中国读者的印象完全颠覆，并认为此女不知廉耻，淫贱卑鄙，甚至有人建议林纾删掉这些内容。
四 结语
综上所述，意识形态影响着文学翻译过程的各个阶段，但是在翻译过程中，这种意识形态对文学翻译所造成的影响并非绝对的，因为在文学翻译中的主体终归是翻译者，翻译者如果对意识形态的影响存在抵触意识，则意识形态在文学翻译中的烙印则会相对浅显一些，总之，意识形态对文学翻译的影响是难以避免的，只是一个影响程度大小的问题。
注：本文系梧州学院重点科研项目“翻译伦理研究”（项目编号：2012B011）资助。
参考文献：
[1] 王东风：《一直看不见的手——论意识形态对翻译实践的操控》，《中国翻译》，2003年第5期。
[2] 陈东成：《文化差异与翻译》，中南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作者简介：雷应秋，男，1963—，广西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外国语言学、应用语言学，工作单位：梧州学院。
关键词：意识形态 文学翻译 文本选择 文本解读 翻译策略 翻译方法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一 意识形态对文学翻译过程中文本选择的影响
文学翻译的狭义定义为针对某部文学作品进行不同符号间或者不同语言间的转换，但是从广义上来看，文学翻译的过程包括很多阶段，所以广义理解上的文学翻译要比狭义理解上的文学翻译内容更加丰富，其中对于翻译文本做出选择就是广义文学翻译过程中的首要环节。在文学翻译过程中，只有在合理选材的基础上才能开展文学翻译活动后续的步骤，而对文本选择造成影响的因素包括政治、教育、经济等许多方面，但是其中更重要的是，无论是译者还是编辑或者是出版商在进行文本选择前，都会对自己翻译或者出版的译作具有一定的期望，这个期望可以是得到的经济利益，或者是教化大众以及陶冶读者情操的效果，即作者对译作的方向。而通常情况下，只有确保所选择的文本适应本土文化的需求、文本中的内容适应读者的审美观以及价值观，译作才能够在这些方面取得预期的效果，在这个过程中，译者等翻译主体发挥着主导的作用，但是从更深层次上来看，确实意识形态在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
以《汤姆叔叔的小屋》为例。《汤姆叔叔的小屋》由美国的斯托夫人所著，这本著作被翻译为多国语言并且在全世界范围内都十分畅销。《汤姆叔叔的小屋》中所写的内容蕴含着深刻的现实意义，所以这本著作在美国一经出版就引起了很大轰动。1901年，我国著名的翻译家魏易和林纾合作对这部作品进行了翻译并在当时的社会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从当时的社会背景来看，西方列强对中国国土虎视眈眈，而满清政府内部腐败、对外无能。在国家处于内忧外患之际，百姓也身处水深火热之中，当时的社会需要作出变革，所以这个时期中国主要的意识形态是“求变革”以及“开民智”。而在19世纪的四五十年代，许多华工受到歧视和驱逐，甚至被骗到国外从事艰难的工作并且只享受低下的待遇，所以在林纾看来，华工的这种境地是因为中国国力不强导致的。通过《汤姆叔叔的小屋》，林纾看到了黑奴所承受的遭遇与当时社会中华工的遭遇类似，所以他将“Uncle Tom，s Cabin”译为“黑奴吁天录”，这个题目更贴切了当时中国社会的意识形态，同时也深刻地突显了著作中的深刻内涵。而林纾选择对《汤姆叔叔的小屋》进行翻译，也是为了通过这部著作给正在经历磨难的国人以警示，并唤起国人反抗的思想。通过对魏易以及林纾的文本选节可以看出两位翻译家的爱国情操以及民族意识，同时也可以作为意识形态对文学翻译过程中文学选择具有很大影响的例证，而也正是在这种影响下，林纾版的《汤姆叔叔的小屋》才符合了当时社会读者的需求，并在发挥警示世人作用的同时获得了强烈的社会反响。
二 意识形态对文学翻译过程中文本解读的影响
文本解读是文学翻译过程中选定文本后的重要步骤，这一步骤位于进行语言转换之前，即译者本身对需要翻译的文学作品内涵与内容作出理解的过程。在文化差异的影响下，各国的文化与习俗都存在很多的不同点，而译者要实现将文学作品内容忠实地传达给读者的目的，就必须对这些文化和习俗作出了解，在此过程中，影响和制约译者对文化习俗等做出了解的因素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译者自身的文化能力以及语言能力，二是意识形态。在解读中，译者所处国家的文化以及意识形态必然会对译者的价值观以及思想产生深刻的影响，而这种影响就容易导致译者在解读文本的过程中出现有意识的或者无意识的解读偏差。
1 无意识偏差
在文学翻译过程中，译者具有读者以及翻译者的双重身份，读者的身份主要体现为译者需要对国外的文学作品以及国外文化进行率先的接触，翻译者的身份主要体现为译者需要承担将外国文化以及外国作品通过文字转换来向国内进行传达的任务。翻译的过程不仅仅是转换语言，同时也是两种不同文化之间的激烈碰撞。处在不同社会文化背景下的人，包括文学翻译家在内，都会在对其他国家的文化作出理解的过程中出现偏差，而文学翻译中的无意识的解读偏差就是这种无意识偏差的一种表现，这种无意识的解读偏差是因为翻译者本身的判断能力以及思维都受到了本国思维定式以及文化创痛的深刻影响，虽然大部分负责任的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希望能够将原著中的内容忠实地传递给读者，但是事实上，文化隔阂方面的障碍并不能被完全消除，而这种解读方面的偏差并不是在译者思维主导下造成的，所以这种解读偏差属于无意识的偏差，这种偏差存在的原因是因为包括文化差异在内的意识形态差异所造成的，与译者本身的生活经验、知识体系、习俗信仰以及成长环境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我国的译者自小就受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所以在进行作品翻译的过程中会遗留下中国思维的痕迹，并无意识地将外国文学作品本土化，如中国晚清时期曾经翻译过的《格列佛游记》，与当前许多译本相比，当时的译作中许多形象都做出了变形，其中可以作为文化形态影响文本解读的明显例证是在第一章对主人公自身的情况进行了介绍，但是却没有对主人公父亲送主人公去学医的情节作出过多介绍，但是在《绣像小说》上发表的《僬侥国》却加了一些类似于“父亲极仰慕他，叫我到他那里学习”等内容，同时原著也没有强调父亲送主人公进行航海技术的学习，但是译文中却对父亲对主人公的帮助以及爱护进行了很大程度的渲染。而对《格列佛游记》的这种解读可以说与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中的伦理道德具有很大的关系，中国家庭中父亲最具权威性并且掌握着处理家庭事务的主动权，所以译者产生这种误读也是十分容易理解的。
2 有意识偏差
即便是对于读者而言，对同一本文学著作不同的人也会有不同的看法，而不同国家的读者对译本译作产生的看法差异会更加明显，这种因为意识形态差异产生的解读偏差属于有意识的偏差。事实上，无意识偏差和有意识偏差很难做出明显的界定区分，但是相比较而言，有意识偏差所受到的意识形态影响在政治色彩方面更加突出，或者说，有意识偏差比无意识偏差的目的性更加强烈和明显，这种偏差的产生往往是为了实现某种经济目的、社会目的或者政治目的等等。外国文学翻译是中西文化进行对话的表现形式与重要载体，如果译者以本土文化、切身利益或者正史需要为基础，来对外国文学进行解读与翻译，那么对于原著中存在意识形态冲突或者两国文化碰撞的内容，译者也必然会利用本土意识形态来对原著的内容进行改造，这种具有明显目的性的有意识误读往往是由中西文化差异、时代性差异以及意识形态差异引起的。以夏洛蒂·勃朗特创作的名著《简·爱》为例，简的表哥即圣·约翰牧师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并且将传教作为自己终身的事业，他具有坚定的意志并且苛刻地要求自己和他人，他曾经向简求婚，而其婚姻的目的是因为他认为简能够成为他在传教生涯中的最佳伴侣，他对宗教保持着狂热的态度。而对于当时刚刚经历了十年浩劫的我国文学翻译家而言，在理解这部作品以及这个人物形象时自然会受当时社会意识形态的影响，其中1980年的祝庆英译本以及1982年的李霁野译本都改变了对圣·约翰心理状态的描写，在他们的解读中，存在很多的有意识偏差，如ambitious——野心、mount to losty——爬到显赫地位等，而这些引文词汇在英语中并没有贬义，只是一些中性词。但是这种翻译却将圣·约翰的形象塑造得自私冷酷，并且对宗教的虚伪性也进行了讽刺与揭露，这种解读显然是与当时的社会意识形态相符的。 三 意识形态对文学翻译过程中翻译策略与翻译方法选择的影响
在文学翻译过程中，对文学作品内容进行语言转换是核心内容，但是这一步骤同时也受着意识形态最广泛、最直接的影响。在进行语言转变过程中，对翻译策略的选取是十分重要的，翻译策略主要包括归化法与异化法两类，同时在翻译过程中也要考虑当需要进行翻译的内容与本土的意识形态出现相悖时，应该采用何种翻译方法来做出处理。
1 意识形态对翻译策略选择的影响
通常认为文学作品的翻译策略主要是指归化与异化，异化翻译策略下的译者可以不完全符合目的语的语篇规范，以及对语言规范做出严格遵循。为了保留文学原著中具有外国民族文化色彩的词语，在翻译过程中可以使用较为难懂或者不通顺的句子与问题，这种翻译策略可以让目的语读者能够感觉到前所未有的文学作品阅读体验。归化翻译策略下的译者为了协调不同意识形态下的价值观念差异以及民族习俗差异，需要有意识地理顺译作的语言和问题，在某些时候也需要插入一些具有说明性质的资料或者去掉一些目的语读者很难理解的、带有异国风情的内容。文学翻译本身是跨文化的语言交换活动，所以翻译策略的选取不可避免地要与意识形态联系在一起，并受到意识形态十分深刻的影响。如在我国晚清时期，翻译界倾向于归化策略，当时翻译活动在封建思想的影响下坚持着“西学为用”的观念和态度，而翻译的目的强调外国文学能够给中国文坛带来许多新的题材、内容以及形式。而五四运动兴起后，为了实现改造社会以及改造文学的目的，许多文学翻译家更加倾向于使用异化翻译策略，其中鲁迅先生就是一个代表，他们希望通过对西方语言优点的借鉴来促使汉语表现力得到提高。总之，在翻译策略的选取中，文学作品的翻译者有着自身独特的观念和见解，而这种观念与见解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读者期待以及社会需求的影响，而读者期待和社会需求是由社会意识决定的，所以，归根结底意识形态影响着文学翻译策略的选取。
2 意识形态对翻译方法选择的影响
文学翻译活动在进入语言转换阶段后，两种意识形态的冲突与摩擦会更加明显，虽然意识形态是不断变化的，某一时期的读者所不能接受的翻译内容或许在其他时期能够被读者所接受，但是由于译作的翻译效果在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当时读者的评价，所以在原著内容意识形态与译者所处社会的意识形态存在不兼容情况时，译者通常会采用增译、改译、减译等方法来化解这些冲突并使当时的目的语读者接受。增译方面以林纾的《黑奴吁天录》为例，许多西方小说如《汤姆叔叔的小屋》一样在实践上都具有很强的跳跃性，而中国的小说都通过顺序、插叙、倒叙、叙述等方法来遵循时间的顺序，针对这一问题，林纾在时间的说明方面加入了许多具有解释性质的语言，从而通过增译方法的选取使译文符合了国内小说遵循的写作形式，同时也利于读者接受；通过减译方法的运用，译作不仅能够更好地被读者接受，并且由于减去了许多与目的语所处国家意识形态冲突的内容而使译作能够得到更好的生存。如同样是19世纪末期对英国作家哈葛德作品“Joan Haste”的翻译，蟠溪子译本去掉了原著中男女主人公相爱和怀孕以及男主人公为了爱情而违抗父母之命的情节，这样女主人公就符合了中国意识形态中传统的女性形象，所以这部译作得到了好评，而林纾译本里并没有减去这些内容，所以女主人公给中国读者的印象完全颠覆，并认为此女不知廉耻，淫贱卑鄙，甚至有人建议林纾删掉这些内容。
四 结语
综上所述，意识形态影响着文学翻译过程的各个阶段，但是在翻译过程中，这种意识形态对文学翻译所造成的影响并非绝对的，因为在文学翻译中的主体终归是翻译者，翻译者如果对意识形态的影响存在抵触意识，则意识形态在文学翻译中的烙印则会相对浅显一些，总之，意识形态对文学翻译的影响是难以避免的，只是一个影响程度大小的问题。
注：本文系梧州学院重点科研项目“翻译伦理研究”（项目编号：2012B011）资助。
参考文献：
[1] 王东风：《一直看不见的手——论意识形态对翻译实践的操控》，《中国翻译》，2003年第5期。
[2] 陈东成：《文化差异与翻译》，中南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作者简介：雷应秋，男，1963—，广西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外国语言学、应用语言学，工作单位：梧州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