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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所任教的学校，每个学年给新闻系学生上《传播学概论》课程的一开始，都要提醒他们注意，“传播学”这个词语的英文表述，是Communication，而不是以trans-开头的其他词语，因为前者中的com-有“一起、共同……”的意思，表示“联系、合作式地完成某件事情”，而trans-只表示“从一边到另一边”，“共同性”的这层意思并不突出。与《传播学》这门课程一样，“传播学”这个词语也是舶来品。既是舶来品，就不能不首先明其出处。
与此同时，我会问学生，“交通大学”应当怎么翻译？从交通大学的网址、校徽甚至大学校园里随手可以买到的笔记本和信签纸上看，现在都称作JIAOTONG UNIVERSITY。但是，如果进一步问：中文里的“交通”到底是什么意思？用英文应当如何恰切地表述——尤其是在向外国友人说明的时候？要知道，在交通大学，不仅中外合作的教学和各类项目众多，就是留学生人数也在不断增多。因此，上述问题真不是什么“假想”。在诸如此类的情形下，只方便地称作JIAOTONG UNIVERSITY，恐怕就显得不够了。
环顾国内大学的命名，有的取自地名，如北京大学；有的取自学校的学科侧重或特色，比如石油大学、邮电大学、财经大学、民族大学……等等；即使抽象一些的，也以科技大学、理工大学之类来命名。那么，什么是“交通大学”呢？能叫TRAFFIC UNIVERSITY，或者TRANSPORTATION UNIVERSITY吗？不要说交通大学的老师和学生不答应，就是我课堂上的学生，虽然一时想不出该如何表述，却也认为，无论如何，不能按照从字面上的理解，将“交通”译成TRAFFIC或者TRANSPORTATION。这时，脑子灵活的同学会想到，老师是在讲到Communication的时候问及“交通”（大学）的英译，想必这个“交通”就应该译作Communication？在我看来，答案是肯定的。
将“交通”译作Communication有什么理由呢？换句话说，在汉语语境中，我们应当如何理解交通大学中的“交通”二字呢？这里的“交通”，与我们当代汉语语境中的通常所说的“交通”（traffic）虽然有关，却绝对谈不上是对应关系。
众所周知，交通大学的渊源可以追溯至1896年的南洋公学。从南洋公学到交通大学，经历了多次的转并，其中就包括吸收“北京铁路管理学校”、“交通部上海工业专门学校”成为自己的一部分。如此，才有了1921年夏天成立的交通大学（具体的说法之一，是1921年，北洋政府交通部组建交通大学，总部设在北京，下设北京、唐山、上海三个学校，现在的西安交通大学，来自之前在上海设立分校，也即上海交通大学）。这仿佛不正是说，因为交通大学与“交通部”有关联，才有了“交通”之名么？看起来似乎是这样。但是随之，问题也来了：交通大学与交通部所管辖的交通运输、以及今天越来越发达的物流等，又有多大关系呢？即便我们知道，作为原交通大学之一部分的西南交通大学，其最好的专业之一便是与铁路运输有关的系列专业，也改变不了上述基本判断——交通大学不能被称为TRAFFIC UNIVERSITY。因为在我们心目中，“交通大学”绝不应当仅仅是以工程类、工业类为主要学科——尤其是教育目的的高校，哪怕她在事实上是中国高等工程的研究基地，同时也是高等工程师的养成所。在我们心里，她首先应当体现一种大学精神。这种大学精神就是交流、沟通、含纳、开放、生机勃勃、爝火不熄、万物并育而不相害的精神。落实在实际层面上，它表现为以先进的科技拯救微弱的国力，其背后的精神动力，则是拯救民族危亡，重塑民族品格，推动传统中国的现代化，孕育中国的现代文明。这里的“现代化”，当然首先是以科技作为重要基础和体现，却不是全部，更不是终极的目的和归宿。它的终极归宿应当是促进国家和人民的现代与文明，推动社会与人民生活，乃至个体的内心与精神一起，拥有现代性的面貌，能够以现代、文明的精神面貌，进入现代世界。
记得曾和一个同在大学里供职的朋友说起这些。他的一个疑问是，现在的中国传媒大学，其英文名字就叫Communication University of China。如此，交通大学如何能也叫作Communication University？我的回答是，且不说中国传媒大学的名字来得晚（2004年才更名为现在这个名字，而交通大学是从1921年得名的），就是从其具体的意涵上来讲，将传媒大学的“传媒”二字译作Communication，也是有失偏颇的，因为它失却了新闻事业（Journalism）与大众媒介（mass madia）有关的这层内容。在我看来，中国传媒大学的英文名字中，至少应当出现Journalism与mass madia中的一个，才算名副其实。退一步说，以现在的Communication来对译“传媒”二字，也是值得商榷的。更不用说，这里的Communication取的是作为一个狭义的专业术语的意义。实际上，这个英文词语在其日常的用法和意义上，要广泛得多。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交通大学也用过Communication 来为“交通”二字作解，为什么后来不用了？兴许与传媒大学也用了同样的英文表述有关？不得而知。
2
虽然按照以上所说，交通大学更应该被称为Communication University，但是我心里，并非没有疑问和矛盾。比如，以Communication来对译“交通”，虽然在更为内在的意义上说得通，甚至也更为恰当，但是从交通大学的现实来看，她以工程、工业、通信、电子……总之是以工科为特色的，这一点也毫无疑问。也就是说，它在实际上显得与Communication的精神，有些不相吻合。从学科建制来看，她更像是一个Industry University——工业大学，或者Engineering University——工程大学。而无论工业大学、还是工程大学，在我看来，和许多其他大学如农业大学、石油大学、矿业大学、财经大学……一样，都是与真正的大学精神不尽一致的，甚至直接就是相违背的。 这么说并非危言耸听，故作惊人之语。何谓大学？什么才是大学的本义和精神？十几年前，在我上大学的时候，这个问题就时常困扰着我。当时，我在新闻系就读。这个专业意味着，将来毕业，所对应的工作岗位，很可能（或说应当）就是媒体工作，或者与媒体相关的一些工作。这个专业的专业课，也大都是围绕专业能力的提升、而不是人的道义力量的提升来开设的，它难以解决我内心的问题，比如我是谁，我应当怎样活着才更有意义，才算不辜负此生等等。在我看来，后面的问题才是我所期望大学能够教我，或为我解答的。遗憾的是，在我所就读的大学的某个专业里，我无从解决我希望大学能够帮我解决的更为终极的一些问题——在其他专业里同样如此，也未可知。
我所在的大学周围，有很多其他学校，比如师范学院、财经学院，还有像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建筑职业技术学院之类的院校。每当我从那些学校门前经过，我就忍不住在心里问自己：我所就读的大学，到底与这些职业技术学院有什么区别？它的本质区别到底在哪里？
了解西方大学的发展历史，我们知道，现代意义上最早的一些大学，基本上都是从中世纪的修道院发展而来的。在大学的起步阶段，或说萌芽阶段，大学实际上更像是一个神学研究中心。在那个时候，神学意味这一切。大学里所讲授的逻辑、语法、修辞、数学、几何、天文、音乐等所谓的“七艺”，本质上都是为神学服务的。这固然由于当时社会是神学的天下，但是从内在理路上，那些神学家们也确实认为，神学是最高的学问，其中包含着人生问题的终极解答，自然也包括对人生的终极困境的积极回应。大学之“大”，正是“大”在对这些终极与根本性问题的回答上。
当然，自现代以来，不一样了。现代对人的发现，展示了人类生活的新的维度。现代科技的发展，更是在将人从劳动的艰辛中解放出来的同时，向人们应许了一个可能的美好世界。知识就是力量。科技知识更是力量。它能直接地服务于人的生活，将人从自然的束缚、乃至压迫中不断解放出来。于是，科技被重视，不断发展壮大，也成为现代大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而这也似乎说明，大学能否称得上是大学，不在于她是否以科技类专业为主。即便以科技类的专业为主，只要她时时记得自己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也就是说，即便走在研究科技、技术创新的路上，也能始终记得自己的出发点（为了人类美好的生活）、自己努力的方向和终极目标（实现那个应许给人类的美好世界），就仍然能够配得上大学之名。
今天，科学技术类专业的高等学校之所以让人遗憾，有时让人感到它难以配得上“大学”之名，正在于它在这个终极维度上的缺失。就此而言，如果说它要仍然能够被称得上是“大学”，那它就要时时记得——套用一句流行的话——“不要因为我们走得太远而忘了我们为什么出发”。
交通大学第十一任校长、我国著名教育家、工学先驱和国学大师唐文治（1865—1954）先生关于人才培养，曾提出过“四个一等”：“须知吾人欲成学问，当为第一等学问；欲成事业，当为第一等事业；欲成人才，当为第一等人才。而欲成第一等学问、事业、人才，必先砥砺第一等品行。”
在我看来，这话是很能够体现一个大学的气度的。它之所以重要，不仅在于它是一代教育家关于教育理念的阐述，还在于其所体现出来的一所以科技、工程类专业为主的大学主政者的办学理念与教育格局。这里追求的四个“第一等”，所呈示的并非单纯的争强好胜——在那个国力积弱的时代，争强好胜，不被他国欺辱，虽然也是题中之意，却远不是说者的重心所在。其重点，或许在于话语间所体现出来的一个教育家目光高远、不甘人后的气度与襟怀。从晚清到民国，一百多年的贫弱与落后，备受列强欺侮。如今回头去看，却常令人惊讶，当时的人丝毫没有失去做人的精神与气魄。他们语气中的期许、笃定与自信，常令晚生如我者感到惭愧。那绝不是夸口“放卫星”，也与自我鼓励之类的后设心理学无关，它就是一个人、乃至一代人的精神气度与人性情怀。当它落实在大学的教育层面，就不仅成为一所大学的气度和力量，也会春风化雨般地鼓励、激荡一代青年人的精神。反观身处21世纪的我们，虽然早已摆脱了贫弱、挨打的处境，我们的精神却似乎还没有跟上来。
或许当今的“新新人类”会发出疑问：为交大首创铁路、电机、航海三科的唐校长，追求“第一等”也就罢了，为何将追求第一等学问、事业、人才的目标之实现落在“先砥砺第一等品行”上？发展铁路、机电、航海……这些学科，与品行何干？
读这几句话，难免会让人想起《礼记·大学》中所说的：“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从格物致知，诚意正心，到修身齐家，再到治国平天下，思路不止相似，简直就是同一的。
那么，我们如何来理解唐先生的话？进而理解他的教育理念？它只是一个受中国传统文化和教育甚深的学人，由于文化熏染而导致的“偏见”？恐怕不能这么简单粗暴地以己度人。
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意见一样，唐先生认为，品行才是其他事情的根基。这里的品行，当然包括一个人的智性、眼光与趣味，更包括一个人的德性品质。从做人开始，反推所做之事，让做人成为所做之事的基础，这是传统中国学人的智慧。如今看来，仍然是值得信赖的。落实在教育事业上，它意味着一种反思力和评判力，即，无论学什么学科、做什么研究，最终都落实在品行，落实在人心的评判上，永远不失掉人心对科技发展、技术进步的观照。
如果说，大学里的人文、社会学科始终所做重要工作之一的就是这种观照，那么对于科技、工业类学科的发展来说，这一点更是尤其重要。因为它是来自科学技术内部的观照与省思。
我个人非常喜欢当代美国著名的科学哲学家费耶阿本德（P·Feyerabend，1924-1994）。这位在学院中显得极为鲁莽的科学哲学家，以其观点的极端、犀利，维护非理性主义，反对科学主义而闻名。他的一些文章——如《没有经验的科学》《对专家的安慰》——和专著——如《没有基础的知识》（Knowledge without Foundations）和《反对方法》（Against Method）——常会读得人热血沸腾。究其原因，不仅在于他对无反思的科学技术本身的批评让人直呼过瘾，更在于他的批评中所体现出的那种无所顾忌、只为自己所坚持的真理负责的天真与单纯着实会打动人。我们是否认同他的观点倒在其次，重要的是，他的批判声音体现了大学对终极问题的关心、对人类根本性问题的思考，以及在此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对现成之物的批判精神。也许，只有不谙世事的“学院动物”才会有如此做派。如此声音与姿态，是愈来愈稀薄，也愈来愈珍贵了。他们同样是大学的精神与风度的体现。——也许只有作为“庇护所”的大学，才能继续产生这样的“学院动物”？
3
前文谈到的唐文治先生，在他任交通大学校长的14年间，除了立志于办中国的“第一等大学”，从科技兴国的实际层面入手，首创铁路、电机、航海三科，奠定了交通大学和近代中国工科大学的发展基础，同时也高度重视国文教育，探索科学与国学并重的大学教育模式，培养了一大批文理兼通的大家。这样的情怀与现实成果，如今想来，都是令人极为心仪的。因为我们在这样的教育下所看到的，是有情有性的人，有个人面貌和人性风度的人，是对人世有着情怀和关心的人，而不是马尔库塞所批评的“单向度的人”。
英国数学家、哲学家和教育家怀特海（1861—1947）在《教育的目的》一书中曾指出，教育的目标是，“要塑造既有广泛的文化修养，又在某个特殊方面有专业知识的人才，他们的专业知识可以给他们进步、腾飞的基础，而他们所具有的广泛的文化，使他们有哲学般深邃，又如艺术般高雅。”这话对于大学的教育，尤其是大学的科技类专业的教育更为适用。因为大学的培养目标，除了具有专业知识和技能的人，还包括文化上的广博、人格上完整，以及作为一个社会人的文明与优雅。
与工业大学、工程大学等名字相比，交通大学的名字因为更少以具体专业类型来对自身定位和“限制”，而显得具有了更为开放、通达、宽豁和包容的身姿。这也使得她对于“大学”理念的开拓和发展，具有更大的潜力与可能。
就此来说，六十年前，交通大学在西安的落脚扎根，不仅为落后的关中腹地带来了现代文明的气息，也为她带来了更为宽广、自由的理念。想象一下，一位说着江浙细语的教授学者，从这片黄土地上走过的形象……虽然初看之下会有些不协调的感觉，甚至带着几分滑稽，但是时间久了，它的带有异质性色彩的创生力量就会显现出来。它的现代和文明，它的开放与沟通，它的不苟与精诚，都为灰头土脸的长安大地带来了新的元素和信息……
在我所任教的学校，每个学年给新闻系学生上《传播学概论》课程的一开始，都要提醒他们注意，“传播学”这个词语的英文表述，是Communication，而不是以trans-开头的其他词语，因为前者中的com-有“一起、共同……”的意思，表示“联系、合作式地完成某件事情”，而trans-只表示“从一边到另一边”，“共同性”的这层意思并不突出。与《传播学》这门课程一样，“传播学”这个词语也是舶来品。既是舶来品，就不能不首先明其出处。
与此同时，我会问学生，“交通大学”应当怎么翻译？从交通大学的网址、校徽甚至大学校园里随手可以买到的笔记本和信签纸上看，现在都称作JIAOTONG UNIVERSITY。但是，如果进一步问：中文里的“交通”到底是什么意思？用英文应当如何恰切地表述——尤其是在向外国友人说明的时候？要知道，在交通大学，不仅中外合作的教学和各类项目众多，就是留学生人数也在不断增多。因此，上述问题真不是什么“假想”。在诸如此类的情形下，只方便地称作JIAOTONG UNIVERSITY，恐怕就显得不够了。
环顾国内大学的命名，有的取自地名，如北京大学；有的取自学校的学科侧重或特色，比如石油大学、邮电大学、财经大学、民族大学……等等；即使抽象一些的，也以科技大学、理工大学之类来命名。那么，什么是“交通大学”呢？能叫TRAFFIC UNIVERSITY，或者TRANSPORTATION UNIVERSITY吗？不要说交通大学的老师和学生不答应，就是我课堂上的学生，虽然一时想不出该如何表述，却也认为，无论如何，不能按照从字面上的理解，将“交通”译成TRAFFIC或者TRANSPORTATION。这时，脑子灵活的同学会想到，老师是在讲到Communication的时候问及“交通”（大学）的英译，想必这个“交通”就应该译作Communication？在我看来，答案是肯定的。
将“交通”译作Communication有什么理由呢？换句话说，在汉语语境中，我们应当如何理解交通大学中的“交通”二字呢？这里的“交通”，与我们当代汉语语境中的通常所说的“交通”（traffic）虽然有关，却绝对谈不上是对应关系。
众所周知，交通大学的渊源可以追溯至1896年的南洋公学。从南洋公学到交通大学，经历了多次的转并，其中就包括吸收“北京铁路管理学校”、“交通部上海工业专门学校”成为自己的一部分。如此，才有了1921年夏天成立的交通大学（具体的说法之一，是1921年，北洋政府交通部组建交通大学，总部设在北京，下设北京、唐山、上海三个学校，现在的西安交通大学，来自之前在上海设立分校，也即上海交通大学）。这仿佛不正是说，因为交通大学与“交通部”有关联，才有了“交通”之名么？看起来似乎是这样。但是随之，问题也来了：交通大学与交通部所管辖的交通运输、以及今天越来越发达的物流等，又有多大关系呢？即便我们知道，作为原交通大学之一部分的西南交通大学，其最好的专业之一便是与铁路运输有关的系列专业，也改变不了上述基本判断——交通大学不能被称为TRAFFIC UNIVERSITY。因为在我们心目中，“交通大学”绝不应当仅仅是以工程类、工业类为主要学科——尤其是教育目的的高校，哪怕她在事实上是中国高等工程的研究基地，同时也是高等工程师的养成所。在我们心里，她首先应当体现一种大学精神。这种大学精神就是交流、沟通、含纳、开放、生机勃勃、爝火不熄、万物并育而不相害的精神。落实在实际层面上，它表现为以先进的科技拯救微弱的国力，其背后的精神动力，则是拯救民族危亡，重塑民族品格，推动传统中国的现代化，孕育中国的现代文明。这里的“现代化”，当然首先是以科技作为重要基础和体现，却不是全部，更不是终极的目的和归宿。它的终极归宿应当是促进国家和人民的现代与文明，推动社会与人民生活，乃至个体的内心与精神一起，拥有现代性的面貌，能够以现代、文明的精神面貌，进入现代世界。
记得曾和一个同在大学里供职的朋友说起这些。他的一个疑问是，现在的中国传媒大学，其英文名字就叫Communication University of China。如此，交通大学如何能也叫作Communication University？我的回答是，且不说中国传媒大学的名字来得晚（2004年才更名为现在这个名字，而交通大学是从1921年得名的），就是从其具体的意涵上来讲，将传媒大学的“传媒”二字译作Communication，也是有失偏颇的，因为它失却了新闻事业（Journalism）与大众媒介（mass madia）有关的这层内容。在我看来，中国传媒大学的英文名字中，至少应当出现Journalism与mass madia中的一个，才算名副其实。退一步说，以现在的Communication来对译“传媒”二字，也是值得商榷的。更不用说，这里的Communication取的是作为一个狭义的专业术语的意义。实际上，这个英文词语在其日常的用法和意义上，要广泛得多。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交通大学也用过Communication 来为“交通”二字作解，为什么后来不用了？兴许与传媒大学也用了同样的英文表述有关？不得而知。
2
虽然按照以上所说，交通大学更应该被称为Communication University，但是我心里，并非没有疑问和矛盾。比如，以Communication来对译“交通”，虽然在更为内在的意义上说得通，甚至也更为恰当，但是从交通大学的现实来看，她以工程、工业、通信、电子……总之是以工科为特色的，这一点也毫无疑问。也就是说，它在实际上显得与Communication的精神，有些不相吻合。从学科建制来看，她更像是一个Industry University——工业大学，或者Engineering University——工程大学。而无论工业大学、还是工程大学，在我看来，和许多其他大学如农业大学、石油大学、矿业大学、财经大学……一样，都是与真正的大学精神不尽一致的，甚至直接就是相违背的。 这么说并非危言耸听，故作惊人之语。何谓大学？什么才是大学的本义和精神？十几年前，在我上大学的时候，这个问题就时常困扰着我。当时，我在新闻系就读。这个专业意味着，将来毕业，所对应的工作岗位，很可能（或说应当）就是媒体工作，或者与媒体相关的一些工作。这个专业的专业课，也大都是围绕专业能力的提升、而不是人的道义力量的提升来开设的，它难以解决我内心的问题，比如我是谁，我应当怎样活着才更有意义，才算不辜负此生等等。在我看来，后面的问题才是我所期望大学能够教我，或为我解答的。遗憾的是，在我所就读的大学的某个专业里，我无从解决我希望大学能够帮我解决的更为终极的一些问题——在其他专业里同样如此，也未可知。
我所在的大学周围，有很多其他学校，比如师范学院、财经学院，还有像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建筑职业技术学院之类的院校。每当我从那些学校门前经过，我就忍不住在心里问自己：我所就读的大学，到底与这些职业技术学院有什么区别？它的本质区别到底在哪里？
了解西方大学的发展历史，我们知道，现代意义上最早的一些大学，基本上都是从中世纪的修道院发展而来的。在大学的起步阶段，或说萌芽阶段，大学实际上更像是一个神学研究中心。在那个时候，神学意味这一切。大学里所讲授的逻辑、语法、修辞、数学、几何、天文、音乐等所谓的“七艺”，本质上都是为神学服务的。这固然由于当时社会是神学的天下，但是从内在理路上，那些神学家们也确实认为，神学是最高的学问，其中包含着人生问题的终极解答，自然也包括对人生的终极困境的积极回应。大学之“大”，正是“大”在对这些终极与根本性问题的回答上。
当然，自现代以来，不一样了。现代对人的发现，展示了人类生活的新的维度。现代科技的发展，更是在将人从劳动的艰辛中解放出来的同时，向人们应许了一个可能的美好世界。知识就是力量。科技知识更是力量。它能直接地服务于人的生活，将人从自然的束缚、乃至压迫中不断解放出来。于是，科技被重视，不断发展壮大，也成为现代大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而这也似乎说明，大学能否称得上是大学，不在于她是否以科技类专业为主。即便以科技类的专业为主，只要她时时记得自己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也就是说，即便走在研究科技、技术创新的路上，也能始终记得自己的出发点（为了人类美好的生活）、自己努力的方向和终极目标（实现那个应许给人类的美好世界），就仍然能够配得上大学之名。
今天，科学技术类专业的高等学校之所以让人遗憾，有时让人感到它难以配得上“大学”之名，正在于它在这个终极维度上的缺失。就此而言，如果说它要仍然能够被称得上是“大学”，那它就要时时记得——套用一句流行的话——“不要因为我们走得太远而忘了我们为什么出发”。
交通大学第十一任校长、我国著名教育家、工学先驱和国学大师唐文治（1865—1954）先生关于人才培养，曾提出过“四个一等”：“须知吾人欲成学问，当为第一等学问；欲成事业，当为第一等事业；欲成人才，当为第一等人才。而欲成第一等学问、事业、人才，必先砥砺第一等品行。”
在我看来，这话是很能够体现一个大学的气度的。它之所以重要，不仅在于它是一代教育家关于教育理念的阐述，还在于其所体现出来的一所以科技、工程类专业为主的大学主政者的办学理念与教育格局。这里追求的四个“第一等”，所呈示的并非单纯的争强好胜——在那个国力积弱的时代，争强好胜，不被他国欺辱，虽然也是题中之意，却远不是说者的重心所在。其重点，或许在于话语间所体现出来的一个教育家目光高远、不甘人后的气度与襟怀。从晚清到民国，一百多年的贫弱与落后，备受列强欺侮。如今回头去看，却常令人惊讶，当时的人丝毫没有失去做人的精神与气魄。他们语气中的期许、笃定与自信，常令晚生如我者感到惭愧。那绝不是夸口“放卫星”，也与自我鼓励之类的后设心理学无关，它就是一个人、乃至一代人的精神气度与人性情怀。当它落实在大学的教育层面，就不仅成为一所大学的气度和力量，也会春风化雨般地鼓励、激荡一代青年人的精神。反观身处21世纪的我们，虽然早已摆脱了贫弱、挨打的处境，我们的精神却似乎还没有跟上来。
或许当今的“新新人类”会发出疑问：为交大首创铁路、电机、航海三科的唐校长，追求“第一等”也就罢了，为何将追求第一等学问、事业、人才的目标之实现落在“先砥砺第一等品行”上？发展铁路、机电、航海……这些学科，与品行何干？
读这几句话，难免会让人想起《礼记·大学》中所说的：“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从格物致知，诚意正心，到修身齐家，再到治国平天下，思路不止相似，简直就是同一的。
那么，我们如何来理解唐先生的话？进而理解他的教育理念？它只是一个受中国传统文化和教育甚深的学人，由于文化熏染而导致的“偏见”？恐怕不能这么简单粗暴地以己度人。
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意见一样，唐先生认为，品行才是其他事情的根基。这里的品行，当然包括一个人的智性、眼光与趣味，更包括一个人的德性品质。从做人开始，反推所做之事，让做人成为所做之事的基础，这是传统中国学人的智慧。如今看来，仍然是值得信赖的。落实在教育事业上，它意味着一种反思力和评判力，即，无论学什么学科、做什么研究，最终都落实在品行，落实在人心的评判上，永远不失掉人心对科技发展、技术进步的观照。
如果说，大学里的人文、社会学科始终所做重要工作之一的就是这种观照，那么对于科技、工业类学科的发展来说，这一点更是尤其重要。因为它是来自科学技术内部的观照与省思。
我个人非常喜欢当代美国著名的科学哲学家费耶阿本德（P·Feyerabend，1924-1994）。这位在学院中显得极为鲁莽的科学哲学家，以其观点的极端、犀利，维护非理性主义，反对科学主义而闻名。他的一些文章——如《没有经验的科学》《对专家的安慰》——和专著——如《没有基础的知识》（Knowledge without Foundations）和《反对方法》（Against Method）——常会读得人热血沸腾。究其原因，不仅在于他对无反思的科学技术本身的批评让人直呼过瘾，更在于他的批评中所体现出的那种无所顾忌、只为自己所坚持的真理负责的天真与单纯着实会打动人。我们是否认同他的观点倒在其次，重要的是，他的批判声音体现了大学对终极问题的关心、对人类根本性问题的思考，以及在此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对现成之物的批判精神。也许，只有不谙世事的“学院动物”才会有如此做派。如此声音与姿态，是愈来愈稀薄，也愈来愈珍贵了。他们同样是大学的精神与风度的体现。——也许只有作为“庇护所”的大学，才能继续产生这样的“学院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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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文谈到的唐文治先生，在他任交通大学校长的14年间，除了立志于办中国的“第一等大学”，从科技兴国的实际层面入手，首创铁路、电机、航海三科，奠定了交通大学和近代中国工科大学的发展基础，同时也高度重视国文教育，探索科学与国学并重的大学教育模式，培养了一大批文理兼通的大家。这样的情怀与现实成果，如今想来，都是令人极为心仪的。因为我们在这样的教育下所看到的，是有情有性的人，有个人面貌和人性风度的人，是对人世有着情怀和关心的人，而不是马尔库塞所批评的“单向度的人”。
英国数学家、哲学家和教育家怀特海（1861—1947）在《教育的目的》一书中曾指出，教育的目标是，“要塑造既有广泛的文化修养，又在某个特殊方面有专业知识的人才，他们的专业知识可以给他们进步、腾飞的基础，而他们所具有的广泛的文化，使他们有哲学般深邃，又如艺术般高雅。”这话对于大学的教育，尤其是大学的科技类专业的教育更为适用。因为大学的培养目标，除了具有专业知识和技能的人，还包括文化上的广博、人格上完整，以及作为一个社会人的文明与优雅。
与工业大学、工程大学等名字相比，交通大学的名字因为更少以具体专业类型来对自身定位和“限制”，而显得具有了更为开放、通达、宽豁和包容的身姿。这也使得她对于“大学”理念的开拓和发展，具有更大的潜力与可能。
就此来说，六十年前，交通大学在西安的落脚扎根，不仅为落后的关中腹地带来了现代文明的气息，也为她带来了更为宽广、自由的理念。想象一下，一位说着江浙细语的教授学者，从这片黄土地上走过的形象……虽然初看之下会有些不协调的感觉，甚至带着几分滑稽，但是时间久了，它的带有异质性色彩的创生力量就会显现出来。它的现代和文明，它的开放与沟通，它的不苟与精诚，都为灰头土脸的长安大地带来了新的元素和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