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缠足并非古人遗风，古代典籍没有一句涉及缠足。那么缠足这一陋习起源于何时？元明以来有不同的说法，有影响的主要有下列数种。
1.汉魏说。此说的依据，一是记述汉桓帝选美的《杂事秘辛》：桓帝的皇后梁莹“底平指敛，约缣迫袜，收束微如禁中”。既然底平指敛，收束微如禁中，说明宫中缠足；二是汉代民歌《孔雀东南飞》，焦仲卿妻刘兰芝被迫离家时，早晨起来梳妆打扮，“纤纤作细步，精妙世无双”。
“底平指敛”“收束微如禁中”，只是双脚的形象，而不能据此认定是缠足。《杂事秘辛》记梁莹“足长八寸”，据考古考证，东汉一尺约合今23.7厘米，八寸近19厘米，自然是天足了。至于“纤纤作细步”句，是形容女子小步缓行，姿势优美，并不能认定是缠足。
2.南北朝说。依据一是六朝乐府《双行缠》：“新罗绣行缠，足趺如春妍。他人不言好，独我知可怜。”宋元以后称女子缠裹后的脚为“双缠”，如宋苏轼《浣溪纱·赠楚守田待制小鬟》词：“霜庭按舞月娟娟，曲终红袖落双缠。”清代珠泉居士《续板桥杂记·雅游》载：“余见河房诸姬，咸以素帛制为小袜，似膝而有底，上以锦带系之，能使双缠不露。”依据二，南齐东昏侯宠爱潘贵妃，“凿金为莲华以贴地，令潘妃行其上，曰：此步步生莲华也。”（《南史》卷五）唐朝有不少诗人吟咏此事，如李商隐《南朝》：“谁言琼树朝朝见，不及金莲步步来。”因后世称女子纤足为“金莲”，故认为潘妃已经缠足。
笔者认为此说亦不能成立。一是正史对男女衣履的记载，《晋书》卷二十七记：“初作屐者，妇人圆头，男子方头。圆头顺之义，所以别男女也。至太康初，妇人屐乃方头，与男无别。”男女鞋式样一致，为女子不缠足明证。二是以“双行缠”为例，“双缠”与“行缠”代表不同的意思。“双缠”代指后世的小脚，而“行缠”则指裹腿、绑腿布或裹脚布，古时男女皆用，后来士兵或出远门者多用。如唐韩《寄哥舒仆射》：“帐下亲兵皆少年，锦衣承日绣行缠。”另，明施耐庵《水浒传》第三回：（史进）“身穿一领白丝两上领战袍，腰系一条查五指梅红攒线搭膊，青白间道行缠绞脚，衬着踏山透土多耳麻鞋。”这是行缠即绑腿布的明证。至于唐人吟咏潘妃的诗句，也只是说她脚踏金莲而已，不是脚为“三寸金莲”。
证明南北朝时女子不缠足的史料，可以找出许多。如北齐天统三年，一个妇女在河边光着脚洗衣服，一双新鞋放在旁边，一个骑马男子从此路过，“换其新靴驰而去”，女子拿着旧鞋到州官那里告状，要求追回新鞋（《北齐书》卷十）。此例说明男女的脚一样大，男子才能换上女子的新鞋逸去。
3.隋唐说。事出元伊世珍《琅记》：唐安史之乱，马嵬坡兵变，杨贵妃赐死。事后，“马嵬老妪得太真（即杨贵妃）锦袜……其女名玉飞，得雀头履一只，真珠饰口，薄檀为苴，长仅三寸”。依据二是唐人有描写纤足之类的诗文，如白居易《上阳白发人》：“小头鞋履窄衣裳……天宝末年时世妆。”杜牧《咏袜》：“钿尺裁量减四分，纤纤玉笋裹轻云。”
关于杨贵妃锦袜的传说，最早记载此事的《唐国史补》等书仅说“马嵬店老妪，收得锦一只”。宋乐史《杨太真外传》云，“妃死之日，马嵬媪得锦袜一只”，都没有“长仅三寸”之说。《琅记》是博采杂家的笔记小说，不足为信。白居易“小头鞋”仅是天宝末年流行的鞋子式样，瘦长而锐，不能说就是后世的绣鞋；至于杜牧“玉笋裹轻云”，清福格《听雨丛谈》指出：“当是今之男子裹脚吊布之类。若如今之缠足，则指骨枯叠，何有玉笋？”五代孙光宾《北梦琐言》载：王迪被车辗靴鼻逾寸，而不伤脚趾，说明靴鼻锐而前空，可与“小头鞋履”相印证。
唐诗中有多处吟咏女子天足的诗句，可证唐时女子不缠足。李白《浣纱石上女》：“一双金齿履，两足白如霜。”《越女词》：“屐上足如霜，不着鸦头袜。”韩愈《寄卢仝》说得更为明白：“玉川先生洛城里，破屋数间而已矣。一奴长须下裹头，一婢赤脚老无齿。”五代刘章《咏蒲鞋》诗，通篇吟咏妇女蒲鞋的制作、穿用，无一字涉及纤足。
4.五代说。明陶宗仪《辍耕录》引《道山新闻》认为缠足起于南唐李后主宫嫔娘。明、清多持此说。清余怀《妇人鞋袜辨》说：“考之缠足起于南唐李后主。后主有宫嫔娘，纤丽善舞，乃命作金莲，高六尺，饰以珍宝带缨络，中作品色瑞莲，令娘以帛缠足，屈上作新月状，着素袜，行舞莲中。回旋有凌云之志，由是人多效之，此缠足所自始也。”
笔者以为，娘作为后宫的舞女，以帛缠足，作新月状，弯曲向上，并不是后世弓足向下。娘缠足跳舞，舞姿优美，对后世产生影响，或说娘是缠足的始作俑者，都有可能，但不能据此认定五代已有缠足风俗。
此外，南宋张邦基《墨庄漫录》说：妇人缠足，起于近世。五代到张邦基时，已近二百年，这里的近世，应指北宋中叶以后。笔者认同于这种说法。与苏轼同时代的徐积《咏蔡家妇》云，“但知勒四支，不知裹两足”，说明当时已有人缠足。
南宋理宗朝，宫妃“束足纤直名‘快上马’”（《宋史》卷六十五），应是宋代宫中缠足的实例。
与南宋并存的金国，占据中原后，亦染上了缠足之风，而且比南宋更为普遍。南宋袁《枫窗小牍》载：汴京（今开封）自宣和以后，闺阁花靴弓履，穷极金翠，“今北蕃闺饰复尔，瘦金莲方……皆自北传南者”。
14世纪中叶，蒙古铁骑踏遍中原，先后灭掉金与南宋，建立起大元帝国。这个起家于马背上的朝廷，不知出于什么心理，竟然对缠足十分欣赏，甚至皇帝出题让词臣写赞美缠足的诗。
缠足自北宋萌芽，历经南宋，到了元代，经统治者的提倡，虽然已比较普遍，但在江南地区，农家女需要下田劳动，仍然有不缠足的。
到了明代，缠足已在全国大部分地区流行，中原地区女子不缠足会受人耻笑，但皇宫却不尽然。《明史·舆服志》载：皇后青袜鞋，饰以描金云龙，皂纯，鞋首加珠五颗；皇妃、皇嫔及内命妇青袜鞋；而宫女则是“弓样鞋，上刺小金花”。这是贵人以不缠足立为皇家制度。宫女因为选自民间，虽然穿弓鞋，但要放足，以适应宫中奔走杂役，这一规定可以从私人笔记中找到佐证。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十三载：“向闻今禁掖中，凡被选之女一登籍入内，即解去足纨，别作宫样，盖取便御前奔趋无颠蹶之患，全与民间初制不侔。予向寓京师，隆冬遇扫雪军士从内出，拾得宫婢蔽履相示，始信其说不诬。”明末黄道周《三事记略》载：弘光（南明福王年号）选婚，懿旨以国母须不束足。所以有人认为，因明代不选小脚女子入宫，所以民间争相缠足，尽量使之纤小，以躲避选美的法令，这话是有一定道理的。
明代虽然多数家庭给女孩子缠足，但并不尽然，即使河北、山东一带也有不缠足的。
清代朝廷是双重态度：对满人严禁缠足，对汉人放任自流。清军入关前，皇太极就曾经传谕礼部：“有效他国衣冠、束发裹足者，治重罪。”（《清史稿》卷三）“他国”自然指的是明朝，这是清朝皇家禁止缠足的第一条“上谕”。清王朝建立后，“宫中守祖宗制，不蓄汉女”（《清史稿》卷二百十四）。孝庄皇太后谕令有以缠足女子入宫者斩，又定顺治二年（1645年）以后所生女子禁止缠足。顺治亲政后，下令全国禁止缠足，有违背旨意者，缠足女子的父亲、丈夫要受惩罚。
但是，缠足之风在汉族士大夫中已根深蒂固，禁缠令难以实行。康熙初年，朝廷再次禁止缠足，有一大员上疏响应谕旨“奏为臣妻先放大脚事”，竟然遭到同僚的嘲弄，“一时传为笑柄”（清丘炜《缠足考》）。康熙六年，时任礼部主事的王士祯条陈时事六件，其中驰禁裹足、请复八比（科举考试所用文体之一）两事，虽然受到人们的讥刺，仍为所司转奏准行。
康熙七年以后，朝廷虽然对缠足解除了禁令，但只是对汉族女子而言，八旗女子仍然不准缠足。部分满人受汉人缠足陋习的影响，也有或明或暗缠足者。尤侗《五色丝·满妆美人》云：“羔儿三寸小乌靴，妖娆俊煞。”满人缠足有蔓延之势，弘历不得不屡次降旨严责，不许八旗女子缠足。1759年传谕：“此次阅选秀女，竟有仿汉人妆饰者，实非满洲风俗。在朕前尚尔如此，其在家恣意服饰，更不待言。嗣后但当以纯朴为贵，断不可任意改饰。”1775年，再次降谕：“满洲旧风，断不可改饰。”1804年，清皇宫遴选秀女时，发现仅镶黄旗汉军应选秀女中就有19人缠足，嘉庆大为恼火，严责：“此次传谕后，仍有不遵循者，定将秀女父兄照违制例治罪。”（徐珂《清稗类钞·服饰类》）
据有人估计，清代咸丰、同治年间，“京师内城民女，不裹足者十居五六，乡间不裹足者十居三四。东西粤、吴、皖、云、贵各省，乡中女子多不缠足。此外各省女子无不缠足，山、陕、甘肃此风最盛。甚至以足之纤巨，重于德之美凉，否则母以为耻，夫以为辱，甚至亲串里党传为笑谈，女子低颜自觉形秽。”（清福格《听雨丛谈》卷七）从这段记述，可以看出缠足到了清代，已达登峰造极的地步。
宋代以前由于女子并不缠足，所以文人笔下的美女，仅及容态殊丽，艳色夭姣，甚至面妆首饰、衣褶裙裾之华靡，而无一语涉及足之纤小者。但元明以后，诗、词、歌、曲、小说等文学作品中，描写美人必涉及纤足。
元代散曲、杂剧、民歌等迅猛发展，反映男女私情的大量作品，在民间和艺人中传唱，在这些作品中，自然少不了对纤足的欣赏与描绘。
明代有一篇《咏纤足》的散曲，作者一说为江南才子唐伯虎，一说为唐之好友祝枝山，总之表达了这些名士的心态：纤足是美女的第一标准。
在举世对缠足趋之若狂的社会背景下，女子的心态也被扭曲，忍受摧残肢体的痛苦接受缠足，一些青年女子还把纤足看作自我炫耀的资本。清王廷绍编民歌时调集《霓裳续谱》就收有一篇《寄生草·情人爱我脚儿瘦》。
明无名氏有一支小令《朱履曲·嘲大足》，对天足极尽挖苦与嘲讽：“一匹绢鞋帮刚够，底根用半个丝绸。上面绣着一对大黄牛，两伞大枯荷叶，七尺五牡丹头。姐姐犹兀自穿不上提着走。”
缠足这一陋习受到一些文人的赞赏，也遭到有识之士的批评与诘难。宋代理学家程颐，就不让程氏家族的女子缠足，其子孙世世恪守这一家规。据元白《湛渊静语》载，直到元代中叶，程氏后裔仍不随流俗，坚持女子不缠足、不贯耳。清初袁枚对缠足予以猛烈抨击，他说：“女子足小，有何佳处？而举世趋之若狂。吾以为戕贼儿女之手足以取妍媚，犹之火化父母之骸骨以求福利！”（袁枚《牍外余言》）
清朝末年，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人士对缠足更予以猛烈抨击，新办的报纸、杂志也大量撰文，揭露缠足之害，清政府一些地方大员如张之洞等，也大力支持、提倡天足，外国传教士也加入了天足宣传的行列。1895年，各国妇女百余人在上海成立“天然足会”，讨论缠足的危害，以期呼吁各界“易俗行仁”（丘炜《菽园赘谈·天然足》），天足运动由上海向各地推进。
辛亥革命后，天足运动得到政府的支持。1912年3月11日，即将卸任的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令内务部通饬各省劝禁缠足：“当此除旧布新之际，此等恶俗，尤宜先事革除，以培国本，为此令仰该部，速行通饬各省，一体劝禁，其有故违禁令者，予其家属以相当之罚！”历届民国政府（包括北洋政府）对放足、禁缠都尽力推行，天足会、放足会等民众团体在全国各大都市纷纷成立。
由于缠足陋习积重难返，北伐战争后各地仍有不肯放足和偷着缠足的。1927年7月，以冯玉祥为主席的河南省政府成立后，省政府成立放足会，民政厅厅长兼任会长，各县政府均设立放足处，县长兼处长，强行实施放足。曾有多处县长与民众因放足发生纠纷。1928年2月1日，奉系控制的北京《晨报》以《奇！奇！奇！放足衙门：薛笃弼唱缠足怨，邓长耀唱五更叹》为题，揶揄河南、陕西的放足运动：“此等放足衙门，可谓开世界未有之奇……豫陕两省对于放足已实行强迫。”直到抗日战争前夕，缠足这一陋习才在全国基本绝迹。
1.汉魏说。此说的依据，一是记述汉桓帝选美的《杂事秘辛》：桓帝的皇后梁莹“底平指敛，约缣迫袜，收束微如禁中”。既然底平指敛，收束微如禁中，说明宫中缠足；二是汉代民歌《孔雀东南飞》，焦仲卿妻刘兰芝被迫离家时，早晨起来梳妆打扮，“纤纤作细步，精妙世无双”。
“底平指敛”“收束微如禁中”，只是双脚的形象，而不能据此认定是缠足。《杂事秘辛》记梁莹“足长八寸”，据考古考证，东汉一尺约合今23.7厘米，八寸近19厘米，自然是天足了。至于“纤纤作细步”句，是形容女子小步缓行，姿势优美，并不能认定是缠足。
2.南北朝说。依据一是六朝乐府《双行缠》：“新罗绣行缠，足趺如春妍。他人不言好，独我知可怜。”宋元以后称女子缠裹后的脚为“双缠”，如宋苏轼《浣溪纱·赠楚守田待制小鬟》词：“霜庭按舞月娟娟，曲终红袖落双缠。”清代珠泉居士《续板桥杂记·雅游》载：“余见河房诸姬，咸以素帛制为小袜，似膝而有底，上以锦带系之，能使双缠不露。”依据二，南齐东昏侯宠爱潘贵妃，“凿金为莲华以贴地，令潘妃行其上，曰：此步步生莲华也。”（《南史》卷五）唐朝有不少诗人吟咏此事，如李商隐《南朝》：“谁言琼树朝朝见，不及金莲步步来。”因后世称女子纤足为“金莲”，故认为潘妃已经缠足。
笔者认为此说亦不能成立。一是正史对男女衣履的记载，《晋书》卷二十七记：“初作屐者，妇人圆头，男子方头。圆头顺之义，所以别男女也。至太康初，妇人屐乃方头，与男无别。”男女鞋式样一致，为女子不缠足明证。二是以“双行缠”为例，“双缠”与“行缠”代表不同的意思。“双缠”代指后世的小脚，而“行缠”则指裹腿、绑腿布或裹脚布，古时男女皆用，后来士兵或出远门者多用。如唐韩《寄哥舒仆射》：“帐下亲兵皆少年，锦衣承日绣行缠。”另，明施耐庵《水浒传》第三回：（史进）“身穿一领白丝两上领战袍，腰系一条查五指梅红攒线搭膊，青白间道行缠绞脚，衬着踏山透土多耳麻鞋。”这是行缠即绑腿布的明证。至于唐人吟咏潘妃的诗句，也只是说她脚踏金莲而已，不是脚为“三寸金莲”。
证明南北朝时女子不缠足的史料，可以找出许多。如北齐天统三年，一个妇女在河边光着脚洗衣服，一双新鞋放在旁边，一个骑马男子从此路过，“换其新靴驰而去”，女子拿着旧鞋到州官那里告状，要求追回新鞋（《北齐书》卷十）。此例说明男女的脚一样大，男子才能换上女子的新鞋逸去。
3.隋唐说。事出元伊世珍《琅记》：唐安史之乱，马嵬坡兵变，杨贵妃赐死。事后，“马嵬老妪得太真（即杨贵妃）锦袜……其女名玉飞，得雀头履一只，真珠饰口，薄檀为苴，长仅三寸”。依据二是唐人有描写纤足之类的诗文，如白居易《上阳白发人》：“小头鞋履窄衣裳……天宝末年时世妆。”杜牧《咏袜》：“钿尺裁量减四分，纤纤玉笋裹轻云。”
关于杨贵妃锦袜的传说，最早记载此事的《唐国史补》等书仅说“马嵬店老妪，收得锦一只”。宋乐史《杨太真外传》云，“妃死之日，马嵬媪得锦袜一只”，都没有“长仅三寸”之说。《琅记》是博采杂家的笔记小说，不足为信。白居易“小头鞋”仅是天宝末年流行的鞋子式样，瘦长而锐，不能说就是后世的绣鞋；至于杜牧“玉笋裹轻云”，清福格《听雨丛谈》指出：“当是今之男子裹脚吊布之类。若如今之缠足，则指骨枯叠，何有玉笋？”五代孙光宾《北梦琐言》载：王迪被车辗靴鼻逾寸，而不伤脚趾，说明靴鼻锐而前空，可与“小头鞋履”相印证。
唐诗中有多处吟咏女子天足的诗句，可证唐时女子不缠足。李白《浣纱石上女》：“一双金齿履，两足白如霜。”《越女词》：“屐上足如霜，不着鸦头袜。”韩愈《寄卢仝》说得更为明白：“玉川先生洛城里，破屋数间而已矣。一奴长须下裹头，一婢赤脚老无齿。”五代刘章《咏蒲鞋》诗，通篇吟咏妇女蒲鞋的制作、穿用，无一字涉及纤足。
4.五代说。明陶宗仪《辍耕录》引《道山新闻》认为缠足起于南唐李后主宫嫔娘。明、清多持此说。清余怀《妇人鞋袜辨》说：“考之缠足起于南唐李后主。后主有宫嫔娘，纤丽善舞，乃命作金莲，高六尺，饰以珍宝带缨络，中作品色瑞莲，令娘以帛缠足，屈上作新月状，着素袜，行舞莲中。回旋有凌云之志，由是人多效之，此缠足所自始也。”
笔者以为，娘作为后宫的舞女，以帛缠足，作新月状，弯曲向上，并不是后世弓足向下。娘缠足跳舞，舞姿优美，对后世产生影响，或说娘是缠足的始作俑者，都有可能，但不能据此认定五代已有缠足风俗。
此外，南宋张邦基《墨庄漫录》说：妇人缠足，起于近世。五代到张邦基时，已近二百年，这里的近世，应指北宋中叶以后。笔者认同于这种说法。与苏轼同时代的徐积《咏蔡家妇》云，“但知勒四支，不知裹两足”，说明当时已有人缠足。
南宋理宗朝，宫妃“束足纤直名‘快上马’”（《宋史》卷六十五），应是宋代宫中缠足的实例。
与南宋并存的金国，占据中原后，亦染上了缠足之风，而且比南宋更为普遍。南宋袁《枫窗小牍》载：汴京（今开封）自宣和以后，闺阁花靴弓履，穷极金翠，“今北蕃闺饰复尔，瘦金莲方……皆自北传南者”。
14世纪中叶，蒙古铁骑踏遍中原，先后灭掉金与南宋，建立起大元帝国。这个起家于马背上的朝廷，不知出于什么心理，竟然对缠足十分欣赏，甚至皇帝出题让词臣写赞美缠足的诗。
缠足自北宋萌芽，历经南宋，到了元代，经统治者的提倡，虽然已比较普遍，但在江南地区，农家女需要下田劳动，仍然有不缠足的。
到了明代，缠足已在全国大部分地区流行，中原地区女子不缠足会受人耻笑，但皇宫却不尽然。《明史·舆服志》载：皇后青袜鞋，饰以描金云龙，皂纯，鞋首加珠五颗；皇妃、皇嫔及内命妇青袜鞋；而宫女则是“弓样鞋，上刺小金花”。这是贵人以不缠足立为皇家制度。宫女因为选自民间，虽然穿弓鞋，但要放足，以适应宫中奔走杂役，这一规定可以从私人笔记中找到佐证。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十三载：“向闻今禁掖中，凡被选之女一登籍入内，即解去足纨，别作宫样，盖取便御前奔趋无颠蹶之患，全与民间初制不侔。予向寓京师，隆冬遇扫雪军士从内出，拾得宫婢蔽履相示，始信其说不诬。”明末黄道周《三事记略》载：弘光（南明福王年号）选婚，懿旨以国母须不束足。所以有人认为，因明代不选小脚女子入宫，所以民间争相缠足，尽量使之纤小，以躲避选美的法令，这话是有一定道理的。
明代虽然多数家庭给女孩子缠足，但并不尽然，即使河北、山东一带也有不缠足的。
清代朝廷是双重态度：对满人严禁缠足，对汉人放任自流。清军入关前，皇太极就曾经传谕礼部：“有效他国衣冠、束发裹足者，治重罪。”（《清史稿》卷三）“他国”自然指的是明朝，这是清朝皇家禁止缠足的第一条“上谕”。清王朝建立后，“宫中守祖宗制，不蓄汉女”（《清史稿》卷二百十四）。孝庄皇太后谕令有以缠足女子入宫者斩，又定顺治二年（1645年）以后所生女子禁止缠足。顺治亲政后，下令全国禁止缠足，有违背旨意者，缠足女子的父亲、丈夫要受惩罚。
但是，缠足之风在汉族士大夫中已根深蒂固，禁缠令难以实行。康熙初年，朝廷再次禁止缠足，有一大员上疏响应谕旨“奏为臣妻先放大脚事”，竟然遭到同僚的嘲弄，“一时传为笑柄”（清丘炜《缠足考》）。康熙六年，时任礼部主事的王士祯条陈时事六件，其中驰禁裹足、请复八比（科举考试所用文体之一）两事，虽然受到人们的讥刺，仍为所司转奏准行。
康熙七年以后，朝廷虽然对缠足解除了禁令，但只是对汉族女子而言，八旗女子仍然不准缠足。部分满人受汉人缠足陋习的影响，也有或明或暗缠足者。尤侗《五色丝·满妆美人》云：“羔儿三寸小乌靴，妖娆俊煞。”满人缠足有蔓延之势，弘历不得不屡次降旨严责，不许八旗女子缠足。1759年传谕：“此次阅选秀女，竟有仿汉人妆饰者，实非满洲风俗。在朕前尚尔如此，其在家恣意服饰，更不待言。嗣后但当以纯朴为贵，断不可任意改饰。”1775年，再次降谕：“满洲旧风，断不可改饰。”1804年，清皇宫遴选秀女时，发现仅镶黄旗汉军应选秀女中就有19人缠足，嘉庆大为恼火，严责：“此次传谕后，仍有不遵循者，定将秀女父兄照违制例治罪。”（徐珂《清稗类钞·服饰类》）
据有人估计，清代咸丰、同治年间，“京师内城民女，不裹足者十居五六，乡间不裹足者十居三四。东西粤、吴、皖、云、贵各省，乡中女子多不缠足。此外各省女子无不缠足，山、陕、甘肃此风最盛。甚至以足之纤巨，重于德之美凉，否则母以为耻，夫以为辱，甚至亲串里党传为笑谈，女子低颜自觉形秽。”（清福格《听雨丛谈》卷七）从这段记述，可以看出缠足到了清代，已达登峰造极的地步。
宋代以前由于女子并不缠足，所以文人笔下的美女，仅及容态殊丽，艳色夭姣，甚至面妆首饰、衣褶裙裾之华靡，而无一语涉及足之纤小者。但元明以后，诗、词、歌、曲、小说等文学作品中，描写美人必涉及纤足。
元代散曲、杂剧、民歌等迅猛发展，反映男女私情的大量作品，在民间和艺人中传唱，在这些作品中，自然少不了对纤足的欣赏与描绘。
明代有一篇《咏纤足》的散曲，作者一说为江南才子唐伯虎，一说为唐之好友祝枝山，总之表达了这些名士的心态：纤足是美女的第一标准。
在举世对缠足趋之若狂的社会背景下，女子的心态也被扭曲，忍受摧残肢体的痛苦接受缠足，一些青年女子还把纤足看作自我炫耀的资本。清王廷绍编民歌时调集《霓裳续谱》就收有一篇《寄生草·情人爱我脚儿瘦》。
明无名氏有一支小令《朱履曲·嘲大足》，对天足极尽挖苦与嘲讽：“一匹绢鞋帮刚够，底根用半个丝绸。上面绣着一对大黄牛，两伞大枯荷叶，七尺五牡丹头。姐姐犹兀自穿不上提着走。”
缠足这一陋习受到一些文人的赞赏，也遭到有识之士的批评与诘难。宋代理学家程颐，就不让程氏家族的女子缠足，其子孙世世恪守这一家规。据元白《湛渊静语》载，直到元代中叶，程氏后裔仍不随流俗，坚持女子不缠足、不贯耳。清初袁枚对缠足予以猛烈抨击，他说：“女子足小，有何佳处？而举世趋之若狂。吾以为戕贼儿女之手足以取妍媚，犹之火化父母之骸骨以求福利！”（袁枚《牍外余言》）
清朝末年，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人士对缠足更予以猛烈抨击，新办的报纸、杂志也大量撰文，揭露缠足之害，清政府一些地方大员如张之洞等，也大力支持、提倡天足，外国传教士也加入了天足宣传的行列。1895年，各国妇女百余人在上海成立“天然足会”，讨论缠足的危害，以期呼吁各界“易俗行仁”（丘炜《菽园赘谈·天然足》），天足运动由上海向各地推进。
辛亥革命后，天足运动得到政府的支持。1912年3月11日，即将卸任的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令内务部通饬各省劝禁缠足：“当此除旧布新之际，此等恶俗，尤宜先事革除，以培国本，为此令仰该部，速行通饬各省，一体劝禁，其有故违禁令者，予其家属以相当之罚！”历届民国政府（包括北洋政府）对放足、禁缠都尽力推行，天足会、放足会等民众团体在全国各大都市纷纷成立。
由于缠足陋习积重难返，北伐战争后各地仍有不肯放足和偷着缠足的。1927年7月，以冯玉祥为主席的河南省政府成立后，省政府成立放足会，民政厅厅长兼任会长，各县政府均设立放足处，县长兼处长，强行实施放足。曾有多处县长与民众因放足发生纠纷。1928年2月1日，奉系控制的北京《晨报》以《奇！奇！奇！放足衙门：薛笃弼唱缠足怨，邓长耀唱五更叹》为题，揶揄河南、陕西的放足运动：“此等放足衙门，可谓开世界未有之奇……豫陕两省对于放足已实行强迫。”直到抗日战争前夕，缠足这一陋习才在全国基本绝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