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媒体上看到国学大师张中行老先生仙逝的消息，不禁心中怅然。原以为老先生会创造学问和生命的双重奇迹，谁料仅两年之差，未能为北大校史再添一位期颐寿星，令人遗憾。
　　我与张老并不相识，也未有通信之雅，仅是他的一个读者而已，之所以要写一点文字以寄托哀思，一是出于对他学识人品的敬仰；二是受教益良多，借此表示真诚的谢意。
　　回想我与张老著作的结缘，是从《负暄琐话》开始的。那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我正讲中国现代文学史课程，且苦于参考资料不多。陆续看到《琐话》和《续话》，读后惊喜万分，因为老先生在书中记北大旧人旧事，尤其是“五四”前后的名人学者很多，其中有不少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勇将。书中不仅写出他们的学识、成就、人品、性情，就连形象也作了简洁生动的勾勒，弥补了参考资料的不足。记得当时如获至宝，又与新文学史料上少有的一些记载，互相印证，使“五四”时期新文学运动这部分内容，在头脑中逐渐变得清晰、生动，在教学中避免了“以己昏昏，使人昭昭”的尴尬，着实心存感激。
　　待到《负暄三话》出版，我已改讲当代文学课程。虽仍爱不释手一气读完，但迫于教学压力，只得心不甘情不愿地暂放一边，留待以后再仔细拜读。时光荏苒，谁料这一放竟直到退休。再次拜读，更觉受益良多，由衷敬佩。
　　老先生写人物，不失太史公之风，不论是老师前辈还是同学朋友，都秉笔直书，客观求实，既不藏人善，也不为尊者讳。如对他的老师周作人，既肯定了他的学术成就，待人的和风细雨，也毫不含糊地指出他“大事糊涂，小事不糊涂”。这大事自然是指他在日军侵占北平时，不听众人如胡适、钱玄同、马幼渔等的劝阻，出任文学院长和教育总署督办，做了汉奸。痛惜他失掉了中国人的骨气和操守，并进一步从他表示过的“大家劝说的理由还不能使他心服”的强辩，以及与弟子沈启无不知为何而闹翻，一反常态用明信片发“破门声明”，不再承认沈是他的弟子的大动干戈中，揭示出在一团和气的表象下鲜为人知的人格修养上的欠缺。
　　老先生写旧事，写往昔的生活和事态人情，又别具一格，使人仿佛身临其境，像含着橄榄看老电影。初始在淡淡的苦味中生出一种怀念和怅惘之情，细细品咂后又有一些淡淡的甜味生出，让人在欣慰新生活取代了旧生活，新时代日新月异的变化时，仍有一种难以割舍的怅然若失之情。这是怀旧？是留恋？是告别？是重温旧梦，让值得回忆的过去留下点踪影，不致完全湮灭？我说不清也辨不明。
　　写人生感悟，老先生更是敞开心扉，以真面目示人。无论是《剥啄声》、《桑榆自语》、《归》，还是其它文章，都是情也真，意也切，那种真实细腻的老境情怀，让人读后顿生强烈共鸣，大有相识恨晚的知遇之感。
　　前几年，我对佛教产生了兴趣，确切地说，是对佛教为什么能在中国社会各阶层都产生广泛而深邃的影响，多有不解。至于佛教本身又有怎样的魅力，也是一无所知，于是有了探索的愿望。为此，不仅游览了佛教四大名山，实地考察了佛教的现状，还阅读了不少有关佛教的书籍。其中给我帮助最大的是老先生的《禅外说禅》，因为介绍佛教的书，大多出于信士之手，犹如站在禅堂内说禅，令佛门外的人看后更加懵懂，摸不着头脑。而《禅外说禅》却是另一番景象，老先生原原本本介绍佛教各宗各派的种种情况，既未拿那些莫名其妙的机锋之语当笑料或靶子，也未如佛门内的人那样故作开悟，讲得神乎其神。对无此信仰的人来说，无疑是上了一堂深入浅出的启蒙课，让人从中学到很多东西，比如应如何认识佛教，佛教的前景如何，佛教在人生哲学方面的价值、欠缺和影响，禅宗各派的区别和修持方法等等，都有非常清晰和全面的认识，对我的思考帮助很大，为我解开了很多疑问，令我铭诸肺腑，感激不尽。
　　张老虽已离去，但正如普希金所说：“人的影响短暂而微弱，书的影响广泛而深远。”张老的诸多大作，已实现了他人生不朽的愿望。更可喜的是他念念不忘的那些“可传之人，可感之事，可念之情”，也同他一起，永远铭刻在读者心中！让真善美永存世间，这是功德无量的大事。最后谨以一联献给老先生：儒道释哲融一炉博雅精深百年少，老农大师共一身翰墨清气千秋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