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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要做一个有道德的人——立于礼，至乎礼，光是进行道德说教和道德灌输很难奏效，除了学习道德规范之外，还要辅以诗歌和音乐等必要的艺术教育和艺术陶冶。艺术可以從个人、社会和国家三个层面，积极参与建构当代充满正能量价值的道德文化体系。
关键词：中华道德;道德文化;艺术参与;道德文化建构
中图分类号：J0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444X（2021）02-0023-06
国际DOI编码：10.15958/j.cnki.gdxbysb.2021.02.004
在文化价值体系中，道德文化与宗教、哲学、艺术、法律、政治、经济文化等一样，具有无可取代的意义和价值。“道德”之“道”指向特定社会的宗教理念和哲学观念。在中国哲学话语中，“道”是形而上的存在，“道”不可称说，它是永恒、绝对的形而上存在;“道”既超越主客观的差别，又超越时间、空间、运动和因果等经验范畴，是不可见、不可闻、不可说、不可思议的一种绝对实在。[1]世界主要文明无不具有其哲学本体论意义上的终极存在，如道、法、无极、太极、绝对理念、上帝、真主、佛、禅、梵天、马纳、太一、马兹达、逻各斯等。[2]通俗来说，“道”是各文化群落得以生长繁衍的根本依据，“德”是世界各文明的具体呈现，“轴心时代”以来东西方圣哲所发现并加以命名的原创性理念，作为目前人类主要文明的理论依据，今天依然发挥着强大的辐射作用。
“德”又同“得”——获得，依据终极真理“道”，在语言、行为、事业、家庭、社会、团体、婚姻等个人生活和社会生活中身体力行，功德圆满，身心愉悦就是有“德”——功德。中国古代道家诸子特别强调“体道”，要求修道者对道体有切身的体悟，并就此体悟加以贯彻力行，通过践履的功夫令践履者把握道体的特质，且将这特质透显出来。[1]儒家认为，如果一个人的行为体现了“道”的内在要求和客观规律，就是有“德行”“德性”的君子。《中庸》第二十章阐明道：“天下之达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兄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达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或生而知之，或学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困而行之，或勉强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子曰：‘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知斯三者，则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则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则知所以治天下国家矣。’”我们须调节君臣、父子、夫妻、兄弟以及朋友间关系的“五达道”——五种基本关系，而调节这些人际关系靠什么？靠人们内心的品德和智慧——三达德。三达德，就是智、仁、勇。智、仁、勇是天下通行的品德，是用来调节上下（即君臣）、父子、夫妻、兄弟和朋友之间的关系的。可见，“德”是实现了的“道”，“道”为体，“德”为用，“得道”之人，通常可以在“道”的引导之下，通过自身的修为，成为“得德”——有德之人，即有所成就，有所作为，而“失道”之人——没有正确的“三观”，或者为歪理邪说所侵害，则通常很难有所成就，无所获得，无道、失道犹如失落人生的方向罗盘，可能做的事情越多，对宇宙、对人类、对社会、对他人的危害越大，希特勒执着于纳粹邪恶理念，动员德意志民族发动反人类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犯下滔天罪行。
在西方古代文化中，“道德”（Morality）一词起源于拉丁语的“Mores”，意为风俗和习惯。中国“道德”二字连用始于荀子《劝学》篇：“故学至乎礼而止矣，夫是之谓道德之极”。此处的“道德”主要指“德行”“修为”“成就”，也即是说普通人通过后天的学习实践，能够“知礼”“行礼”——行为合乎社会规范，就是将道德文化发挥到极致。这里的“礼“也可以理解为封建社会的风俗和习惯，可见东西方”道德文化“的内涵是相同的，不管是西方还是东方，风俗、习惯、功夫、行为的背后，是文化的根本价值理念在发挥主导作用。今天，道德（Morality）一词的精神品性得到了凸显。一般认为道德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是人们共同生活及其行为的准则与规范。道德通常代表着社会的正面价值取向，起着判断行为正当与否的作用。
道德并不是一成不变的，道德与文化系统中的其他文化模块的发展水平也并不是成正比例的，经济发达的欧美国家，其国家、社会及个人的道德水平未必高于经济不发达或经济欠发达国家。传说中的“三皇五帝”时代的道德水平可能高于“礼崩乐坏”的“春秋战国”时代。传说中的中国道德文化第一人——舜帝，宣扬“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主张以孝为先，以和为贵，以礼为绳，以利为归。而春秋战国时代多少国君败礼坏乐，德行水准岂可望其项背。参见雷荣：《中国道德文化第一人——舜帝德育观考察》，载《兰台世界》，2014年第5期。可以说，任何一种人类文明，都具有其特定的道德意识和道德行为准则，尤其是比较成熟的文明社会会有意引导人们树立高尚的道德意识和道德标准，克服“恶德”“劣德”“败德”。
中华文明是人类有史以来较早成熟的文明之一，两千多年前中华文化的主要奠基者之一孔子就已经开始强调成人立品的重要性。《论语·泰伯》里的“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三种成人立品途径，尤其应该引起今人的特别关注。
联系荀子《劝学》篇：“故学至乎礼而止矣，夫是之谓道德之极”，我们可以认为，要做一个有道德的人——立于礼，至乎礼，光是进行道德说教和道德灌输很难奏效，除了学习道德规范——礼之外，还要辅以诗歌和音乐等必要的艺术教育和艺术陶冶，“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可以理解为以诗歌来感发意志，促使个体向善求仁的自觉，以礼实现人的自立，成为能够出入各种场合的社会人，最后在音乐、文学、舞蹈等艺术的教育熏陶下实现最高人格的养成。
因此，艺术可以从个人、社会和国家三个层面，积极参与建构当代积极向上的、充满正能量价值的道德文化体系。
一、艺术与当代公民个人的道德育成
早在20世纪30年代，蔡元培先生在《美育与人生》一文中就指出，感情可以产生伟大而高尚的推动力，“以众人的生及众人的利为目的，而一己的生与利托于其中，此种行为，一方面由于知识上的计较，知道众人皆死而一己不能独生，众人皆害而一己不能独利，不忍专利以坐视众人的害。更进一步，于必要时，愿舍一己的生以救众人的死。愿舍一己的利以去众人的害，把人我的分别，一己生死利害的关系，统统忘掉了。这种伟大而高尚的行为，是完全发动于感情的。”[3]人的智能和社会行为如果仅仅处于趋利避害的实用层面，则与动物世界相差无几，人的智能和社会行为能够在人类特有的“情感”“情商”的涵育推动之下，超越动物界，而“求真”“求善”“求美”，并合力作为，让整个世界处于万古清朗，生生不息的生命大节奏中，则人类社会以及与人类社会天人共在的宇宙就会更加美好。因此，每一个人从生下的那一天起，伴随着知识的成长，必须同时进行情感和情商的培育，而情感和情商的培育就是美育——艺术的教育和熏陶。而且艺术的教育和熏陶与知识技能教育一样，都是终生行为、日常行为。按照蔡元培的说法，每一个人除了要有自己的一份职业外，在工作的余暇，要读文学、听音乐、参观美术馆，以谋求知识与感情的调和。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对当代中国个人的道德要求，是衡量社会个体的道德准则，也是当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道德底线。“爱国、敬业、诚信、友善”这几个词语，本身是一组概念，比如“友善”——对人友好善意，对物慈悲怜惜，对于当代中国人来说，都是必需和必要的道德进修内容，西方的斗争哲学以及“文革”的精神污染致使当代中国公民不知友善为何物，更不用说悲天悯物的类宗教情怀了。对于普通公民而言，只是用“友善”二字进行道德宣教可能会在观念上产生短暂的作用，但是在具体的社会行为中，则可能完全忘记这条道德准则而肆意所为。一个很和善的人在特定情境下可能会变得无比凶顽，是因为人性中总是潜伏着动物性。因此，在当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中，除了必须进行道德宣教之外，还必须从艺术教育、艺术感化方面着手，利用艺术化的公共空间，运用经典文学、音乐、美术、舞蹈、动漫、设计、广告、戏曲、相声、小品等艺术形式直接或间接影响群众，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各个理念艺术化、情感化，让群众在情感的细微层面感受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正能量含藏”，一旦这些道德要求和道德目标变成了群众的情感认同对象，那么，在日常生活中的个体就会从理智和情感双重层面自觉自愿地约束自己，美化自我，不断提升个体的道德境界。
二、艺术与当代社会的道德育成
有学者指出，相对于“私德”而言，当代中国最缺的是“公德”。在传统社会，中国是一个公认的礼仪之邦，是世界各国中最不缺乏伦理道德资源的国家，但是中国目前却面临着道德危机。当前中国道德危机主要还不是发生在私德的领域，而是发生在公共利益、公共秩序、公共安全、公共卫生等公共领域，发生在作为社会公共道德即社会性道德的公德领域。历史上中国最不缺乏、最完备的是私德，而现时代我们最缺的是公德，当代中国的道德危机事实上是公德的危机，人们过去拥有的“德”与当前中国人所缺的“德”，事实上不是一个“德”。论者指出，以过去的私德延伸到今天的“陌生人”社会，一方面私德捉襟见肘，一方面又会妨碍干扰现代社会公德的培育。如一个人在公共汽车上为父母抢占座位，是有德的表现，按照现代社会公德准则来衡量，则是缺德行为。[4]
这种观点不无说服力，但是不能说当代中国人个人都是道德君子，实际上当代中国人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传统中国人了，经过一百多年的文化改良和文化“革命”，传统社会“仁义礼智信”“温良恭谦让”等道德條规早已被革除殆尽，而外来的道德规范如“自由、平等、法制”等，因为“水土不服”，还难以在中国大地上“落地生根”。一方面，因为优秀传统文化的失落，使得每个中国人比传统意义上的中国人还“缺德”，另一方面，因当代中国人的道德水准还不能与现代西方国家相提并论，使得国际上认为中国人既不像文明之邦的古人，又不像尊重人权、提倡自由平等的西方文明人。因此，无论是私德还是公德，当代中国人都必须在文化反思的前提下，进行理论考量，通过智慧设计和创新想象，确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新的私德标准和公德懿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里面的“自由、平等、公正、法治”，较好地融合了传统的道德内涵和现代的价值标准，正是我们调整社会道德秩序、加强社会道德治理的理论支撑点。
也有学者指出，我国当代的社会道德危机表现为道德评价失落、价值取向紊乱、各式各样的非道德主义泛滥、道德控制机制弱化、道德教育扭曲变形等。要克服当代中国人所面临的道德困境，必须重建与现代化目标相一致的新型道德文明。而重建现代中国的道德文明，必须建立一个适合道德建设创新的道德评价体系，必须加强道德立法，借助法律文明和良好的社会环境为其支撑。[5]
社会公德首先以个人私德为支撑点、着力点，即使建立了公共道德控制机制，道德立法完备详实，如果个人道德涣散，个人德行缺失，公共道德秩序也无法建立起来。所以当我们强调社会公共道德危机时，并不意味着否认当代中国普通民众的私人道德危机，必须将社会大众的私人道德的境界提升与社会公共道德的境界提升，结合在一起，通盘考量，合力提升中华民族的整体道德境界。
西方国家和伊斯兰世界的社会公共秩序、公共安全、公共卫生相对来说比中国要好一些，重要的原因之一是他们的宗教信仰在发挥作用。宗教信仰和宗教经文中的道德律条自内而外，情感性地引导、制约普通民众的举止行为。艺术虽然不能如宗教似的对信徒或准信徒产生道德上的绝对领控作用，但是优秀的艺术作品、艺术欣赏活动、艺术体验、艺术创作、公共文化艺术空间等，可以引导社会大众趋美向善，在潜移默化中调整自己的审美情趣。一旦这种趋美向善的审美情趣与社会的道德标准、道德仪轨形成双向和谐，则艺术文化即可以形成一种类似于宗教文化的行为约束力。
三、艺术与国家民族的道德育成
国家作为一个行为主体，也是一个具有道德意识、道德规范和道德品质的道德主体。哲学上主体是指对客体有认识和实践能力的人，国家也是一个具有文化生命的个体存在，它对于客体也有它基于国家意识和国家价值之上的认识能力和实践能力。因此，民族国家是一个道德主体。 [6]
国家所秉持的道德准则与个人及社会的道德准则处于历史性的变动之中。但通常来说，道德象征的是社会的正面价值取向。国际法的制定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为了维护国际间应该遵守的基本道德准则，如促进人类政治文明的进步、保障人类健康生活的需要以及实现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等。[6]因为道德通常象征着正义、公平、和平等国际间公认的正面价值取向，所以当代世界各国都在国际行为中树立自己的道德形象——国家形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注重塑造我国的国家形象，重点展示中国历史底蕴深厚、各民族多元一体、文化多样和谐的文明大国形象，政治清明、经济发展、文化繁荣、社会稳定、人民团结、山河秀美的东方大国形象，坚持和平发展、促进共同发展、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为人类做出贡献负责任大国形象，对外更加开放、更加具有亲和力、充满希望、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大国形象。[7]四个形象合为一体就是中国的“国家形象”，其中公平、正义、亲和、活力、清明、开放都容含着道德价值取向，可以说是从个人、社会到国家应该秉持的道德意识和道德准则。通过道德形象所支撑起来的国家形象，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关系“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7] 中共十九大报告重申中国坚持与世界人民同心协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中国会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中国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8]中国和平发展的事实和顶层设计的意向表明，在未来国家道德建设方面，中国将毫不犹豫充分借鉴并发扬光大传统中国的道德意识——“君子和而不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中庸和谐”“文质彬彬”“天人合一”“美善共存”等，不仅如此，中国在充分反思自己的道德传统并对当代世界通行的道德范式进行理论整合后，所形成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既是当代中国对于世界的道德承诺，同时也是中国试图超越西方道德范式，重建世界道德理想范式之努力的体现。“富强、民主、文明、和谐” 虽说是中国当代的国家道德意识，同时也是对于西方民族国家道德范式有所超越的更高的人类道德范式。如何让中国的道德范式为国内外民众所理解，如何让中国的道德形象为世界所接纳，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除了必要的 “道德启蒙”“道德教育”甚至法律法规强制约束之外，艺术可以发挥其特殊的“道德熏陶”和“道德浸染”的作用。
第一，艺术创新凝聚国家新道德。2014年10月1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中国的文学艺术在当代大有可为，“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最能代表一個时代的风貌，最能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优秀文艺作品反映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化创造能力和水平。”[9]优秀的文艺作品既要承续传统文脉，同时又必须创新生发，因为创新是文艺的生命。讲话指出，文艺创作是观念和手段相结合、内容和形式相融合的深度创新，是各种艺术要素和技术要素的集成，是胸怀和创意的对接。广大文艺工作者要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旗帜，充分认识肩上的责任，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生动活泼、活灵活现地体现在文艺创作之中，用栩栩如生的作品形象告诉人们什么是应该肯定和赞扬的，什么是必须反对和否定的，做到春风化雨、润物无声。要通过文艺作品传递真善美，传递向上向善的价值观，引导人们增强道德判断力和道德荣誉感，向往和追求讲道德、尊道德、守道德的生活。[9]
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我们认为所谓的优秀的文艺作品就是具有创新性开拓性的当代艺术精品，是对优秀传统艺术文化的深度开发和现代升华，在价值层面和精神层面涵容中华民族的道德意识和道德勇气，勇于在艺术性和思想性两个方面超越中外，开创人类艺术宏大境界，发散中国新道德光辉。而凸显中国新道德光辉的艺术创作与中华文化复兴和人类文化升级具有内在的逻辑关系，因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中华民族的新道德集中体现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国当代的优秀文艺作品——具有创新性的艺术精品杰作，应该是而且必须是具有“道德底线”和“道德追求”的推陈出新之作。
2017年夏天，电影《战狼2》以“爱国”为主题，集中表现当代中国价值观，这部电影同时兼具人性关爱、祛恶向善、刚猛有为等价值取向和道德意识。中国观众深受鼓舞，战争的血腥和人性的碰撞让生活在和平环境中的中国观众从反面体会和平与和谐的永恒价值，从正面接受中国富强、人民友爱、人民爱国等积极向上的理念和道德判断。而外国的观众观看此片，必然会改变他们对于中国军人、中国式爱国主义以及中国人情世故的刻板看法。电影通过典型人物冷锋的精彩表现，使中华民族自古以来敢于作为、勇猛精进的民族精神和道德风范在新的历史环境下成功复活。《战狼2》在中国和平崛起的历史语境中，配合中国硬实力的成长，艺术地刷新了中外观众对于当代中国的总体印象。
第二，艺术传播树立国家道德形象。国家形象是公众对一个国家的综合评价和总体印象。[7]一般说来，国家形象是“主权国家和民族在世界舞台上所展示的形状相貌及国际环境中舆论反映”[10]。国家形象也是国家的品牌，国家品牌不仅要以标识口号、形象包装、广告宣传等形式来吸引目标受众，更要以其文化内涵和声誉来赢得公众的长期喜爱和深层认同。[7]
众所周知，历史上中国盛世朝代其国际美誉度与国家的硬实力是较为匹配的。
有学者认为，以《马可·波罗游记》为标志，西方的中国形象至少已经有七个多世纪的历史。其间，中国的国家形象经历变迁和大起大落，无论是19世纪的黄祸论、睡狮论，还是20世纪的威胁论和文化冲突论，抑或是西方人眼中的“大汗的帝国”“孔夫子的中国”等形象，受国家利益之争、意识形态的冲突、文化差异和文化隔阂等因素的影响，中国形象长期以来成为西方的他者镜像。西方的中国形象是西方文化投射的一种关于文化他者的幻象，是西方文化自我审视、自我反思、自我想象与自我书写的方式，表现了西方文化潜意识的欲望与恐怖，指向西方文化“他者”的想象与艺术形态空间。[7]因此，当前中国国家形象面临着严峻挑战，亟待借助公共外交塑造良好的国家形象。而“要想树立良好的国家形象，营造宽松的国际环境，就得使国际社会听得到、听得懂中国话，让世界了解一个真实的中国和中国真实的内外政策，这就亟需一种‘讲故事’甚至‘讲好故事’的能力。”[11]也就是说，如果要破除外国人特别是西方人对中国文化、中国道德和中国价值的误解，必须采取有效的方法和路径将中国文化、中国道德和中国价值送出去，而不是新闻发布、官方介绍等。
毫无疑问，当代中国的价值追求和道德追求是合乎国际道德意识和道德准则的。中国的道德水准、道德诉求与其他民族一样，容含于其文化系统的方方面面，中国的宗教文化、哲学文化、制度文化、法律文化和社会习俗文化无不内存着中华民族的道德意识和德性追求。但是历史事实证明，文明之间的“宗教对话”“哲学对话”“制度对话”和“社会习俗对话”困难重重，有时竟不存在对话的可能性，只有诉诸于人类情感历史和情感真实的“艺术对话”，才有可能通过不同民族间的情感交流，克服文化价值偏见，为民族之间的相互理解相互融通开辟坦途。中国道德体现于物质性能指和非物质性能指。 物质性能指，如标志性的建筑、城乡面貌、服饰、器物等物质载体，涵容着一个民族的道德理性和道德追求，无言地诉说着民族的历史并有效地传播扩散民族的传统美德。而非物质能指——艺术作品，作为一个国家的道德水平的非物质载体，在今天的国家道德形象建设中，发挥着特别重要的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指出，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关注度越来越高，他们想了解中国，想知道中国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想知道中国人对自然、对世界、对历史、对未来的看法，想知道中国人的喜怒哀乐，想知道中国历史传承、风俗习惯、民族特性，等等。这些光靠正规的新闻发布、官方介绍是远远不够的，靠外国民众来中国亲自了解、亲身感受是很有限的。而文艺是最好的交流方式，在这方面可以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一部小说，一篇散文，一首诗，一幅画，一张照片，一部电影，一部电视剧，一曲音乐，都能给外国人了解中国提供一个独特的视角，都能以各自的魅力去吸引人、感染人、打动人。京剧、民乐、书法、国画等都是我国文化瑰宝，都是外国人了解中国文化的重要途径。[9]
国家形象必然同时或内在地显示出国家的道德形象。良好的国家形象必然是民族的内在美德与人类良知的外在显现，而“艺术地”展现国家的道德形象要比“政治地展现”“观念地说教”有效得多。美国电影《拯救大兵瑞恩》、韩剧《大长今》、日本动画片都是成功的案例。正如《國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论评》所指出的那样，许多中国人心目中的美国形象来自于好莱坞的电影及其文化产品，法兰西、美利坚、英伦人民心目中的中国形象也将得之于中国当代的艺术作品。[12]中国在“艺术地”传播构建当代国家道德形象方面，已经做出了创造性的努力，并取得了预期的文化建设成果。2008年奥运会开幕式上的艺术展演，得到了世界人民的喜爱和认同，与此同时，大型艺术展演所内涵的中国元素、中国精神和中国道德，也得到了世界人民的理解甚至赞许。2011年1月17日、23日，国家形象片《人物篇》《角度篇》先后在美国纽约时代广场户外大屏播放，即时引发世界范围内的关注与热议，开创了中国形象传播主动公关的崭新时代。《人物篇》《角度篇》运用字幕、图像、旁白和音乐等手段和符号资源，多模态隐喻性地展现当代中国形象，不管是其文字模态、视觉模态还是听觉模态，大量艺术元素和艺术化表现手法在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如视觉模态中的京剧、书法、国画、太极球、空竹、二胡、缶、刺绣、青花瓷、故宫、胡同、四合院、长城、布达拉宫、钟鼓楼、宽窄巷子、兵马俑、碑林等，听觉模态中的中国古典音乐主旋律及竹笛、古筝、编钟穿插其中等。[10]
国家形象的塑造是一个复合性工程，它包括相互协作的诸多方面，如国家想象标识、国情介绍、政府形象、企业形象、城市形象、历史形象、文化形象和国民素质等，而所有这些局部形象折射出中国的整体形象，中国的整体形象又投射至各个局部形象之中，树立一个 “民主富强”“自由平等”“热情友好”“和而不同”的中国道德形象，艺术作品和文化产品“走出去”已经发挥并将继续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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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EB/OL].（2015-10-14）.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5-10/14/c_111682555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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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杨飞涂艳）
关键词：中华道德;道德文化;艺术参与;道德文化建构
中图分类号：J0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444X（2021）02-0023-06
国际DOI编码：10.15958/j.cnki.gdxbysb.2021.02.004
在文化价值体系中，道德文化与宗教、哲学、艺术、法律、政治、经济文化等一样，具有无可取代的意义和价值。“道德”之“道”指向特定社会的宗教理念和哲学观念。在中国哲学话语中，“道”是形而上的存在，“道”不可称说，它是永恒、绝对的形而上存在;“道”既超越主客观的差别，又超越时间、空间、运动和因果等经验范畴，是不可见、不可闻、不可说、不可思议的一种绝对实在。[1]世界主要文明无不具有其哲学本体论意义上的终极存在，如道、法、无极、太极、绝对理念、上帝、真主、佛、禅、梵天、马纳、太一、马兹达、逻各斯等。[2]通俗来说，“道”是各文化群落得以生长繁衍的根本依据，“德”是世界各文明的具体呈现，“轴心时代”以来东西方圣哲所发现并加以命名的原创性理念，作为目前人类主要文明的理论依据，今天依然发挥着强大的辐射作用。
“德”又同“得”——获得，依据终极真理“道”，在语言、行为、事业、家庭、社会、团体、婚姻等个人生活和社会生活中身体力行，功德圆满，身心愉悦就是有“德”——功德。中国古代道家诸子特别强调“体道”，要求修道者对道体有切身的体悟，并就此体悟加以贯彻力行，通过践履的功夫令践履者把握道体的特质，且将这特质透显出来。[1]儒家认为，如果一个人的行为体现了“道”的内在要求和客观规律，就是有“德行”“德性”的君子。《中庸》第二十章阐明道：“天下之达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兄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达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或生而知之，或学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困而行之，或勉强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子曰：‘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知斯三者，则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则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则知所以治天下国家矣。’”我们须调节君臣、父子、夫妻、兄弟以及朋友间关系的“五达道”——五种基本关系，而调节这些人际关系靠什么？靠人们内心的品德和智慧——三达德。三达德，就是智、仁、勇。智、仁、勇是天下通行的品德，是用来调节上下（即君臣）、父子、夫妻、兄弟和朋友之间的关系的。可见，“德”是实现了的“道”，“道”为体，“德”为用，“得道”之人，通常可以在“道”的引导之下，通过自身的修为，成为“得德”——有德之人，即有所成就，有所作为，而“失道”之人——没有正确的“三观”，或者为歪理邪说所侵害，则通常很难有所成就，无所获得，无道、失道犹如失落人生的方向罗盘，可能做的事情越多，对宇宙、对人类、对社会、对他人的危害越大，希特勒执着于纳粹邪恶理念，动员德意志民族发动反人类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犯下滔天罪行。
在西方古代文化中，“道德”（Morality）一词起源于拉丁语的“Mores”，意为风俗和习惯。中国“道德”二字连用始于荀子《劝学》篇：“故学至乎礼而止矣，夫是之谓道德之极”。此处的“道德”主要指“德行”“修为”“成就”，也即是说普通人通过后天的学习实践，能够“知礼”“行礼”——行为合乎社会规范，就是将道德文化发挥到极致。这里的“礼“也可以理解为封建社会的风俗和习惯，可见东西方”道德文化“的内涵是相同的，不管是西方还是东方，风俗、习惯、功夫、行为的背后，是文化的根本价值理念在发挥主导作用。今天，道德（Morality）一词的精神品性得到了凸显。一般认为道德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是人们共同生活及其行为的准则与规范。道德通常代表着社会的正面价值取向，起着判断行为正当与否的作用。
道德并不是一成不变的，道德与文化系统中的其他文化模块的发展水平也并不是成正比例的，经济发达的欧美国家，其国家、社会及个人的道德水平未必高于经济不发达或经济欠发达国家。传说中的“三皇五帝”时代的道德水平可能高于“礼崩乐坏”的“春秋战国”时代。传说中的中国道德文化第一人——舜帝，宣扬“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主张以孝为先，以和为贵，以礼为绳，以利为归。而春秋战国时代多少国君败礼坏乐，德行水准岂可望其项背。参见雷荣：《中国道德文化第一人——舜帝德育观考察》，载《兰台世界》，2014年第5期。可以说，任何一种人类文明，都具有其特定的道德意识和道德行为准则，尤其是比较成熟的文明社会会有意引导人们树立高尚的道德意识和道德标准，克服“恶德”“劣德”“败德”。
中华文明是人类有史以来较早成熟的文明之一，两千多年前中华文化的主要奠基者之一孔子就已经开始强调成人立品的重要性。《论语·泰伯》里的“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三种成人立品途径，尤其应该引起今人的特别关注。
联系荀子《劝学》篇：“故学至乎礼而止矣，夫是之谓道德之极”，我们可以认为，要做一个有道德的人——立于礼，至乎礼，光是进行道德说教和道德灌输很难奏效，除了学习道德规范——礼之外，还要辅以诗歌和音乐等必要的艺术教育和艺术陶冶，“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可以理解为以诗歌来感发意志，促使个体向善求仁的自觉，以礼实现人的自立，成为能够出入各种场合的社会人，最后在音乐、文学、舞蹈等艺术的教育熏陶下实现最高人格的养成。
因此，艺术可以从个人、社会和国家三个层面，积极参与建构当代积极向上的、充满正能量价值的道德文化体系。
一、艺术与当代公民个人的道德育成
早在20世纪30年代，蔡元培先生在《美育与人生》一文中就指出，感情可以产生伟大而高尚的推动力，“以众人的生及众人的利为目的，而一己的生与利托于其中，此种行为，一方面由于知识上的计较，知道众人皆死而一己不能独生，众人皆害而一己不能独利，不忍专利以坐视众人的害。更进一步，于必要时，愿舍一己的生以救众人的死。愿舍一己的利以去众人的害，把人我的分别，一己生死利害的关系，统统忘掉了。这种伟大而高尚的行为，是完全发动于感情的。”[3]人的智能和社会行为如果仅仅处于趋利避害的实用层面，则与动物世界相差无几，人的智能和社会行为能够在人类特有的“情感”“情商”的涵育推动之下，超越动物界，而“求真”“求善”“求美”，并合力作为，让整个世界处于万古清朗，生生不息的生命大节奏中，则人类社会以及与人类社会天人共在的宇宙就会更加美好。因此，每一个人从生下的那一天起，伴随着知识的成长，必须同时进行情感和情商的培育，而情感和情商的培育就是美育——艺术的教育和熏陶。而且艺术的教育和熏陶与知识技能教育一样，都是终生行为、日常行为。按照蔡元培的说法，每一个人除了要有自己的一份职业外，在工作的余暇，要读文学、听音乐、参观美术馆，以谋求知识与感情的调和。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对当代中国个人的道德要求，是衡量社会个体的道德准则，也是当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道德底线。“爱国、敬业、诚信、友善”这几个词语，本身是一组概念，比如“友善”——对人友好善意，对物慈悲怜惜，对于当代中国人来说，都是必需和必要的道德进修内容，西方的斗争哲学以及“文革”的精神污染致使当代中国公民不知友善为何物，更不用说悲天悯物的类宗教情怀了。对于普通公民而言，只是用“友善”二字进行道德宣教可能会在观念上产生短暂的作用，但是在具体的社会行为中，则可能完全忘记这条道德准则而肆意所为。一个很和善的人在特定情境下可能会变得无比凶顽，是因为人性中总是潜伏着动物性。因此，在当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中，除了必须进行道德宣教之外，还必须从艺术教育、艺术感化方面着手，利用艺术化的公共空间，运用经典文学、音乐、美术、舞蹈、动漫、设计、广告、戏曲、相声、小品等艺术形式直接或间接影响群众，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各个理念艺术化、情感化，让群众在情感的细微层面感受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正能量含藏”，一旦这些道德要求和道德目标变成了群众的情感认同对象，那么，在日常生活中的个体就会从理智和情感双重层面自觉自愿地约束自己，美化自我，不断提升个体的道德境界。
二、艺术与当代社会的道德育成
有学者指出，相对于“私德”而言，当代中国最缺的是“公德”。在传统社会，中国是一个公认的礼仪之邦，是世界各国中最不缺乏伦理道德资源的国家，但是中国目前却面临着道德危机。当前中国道德危机主要还不是发生在私德的领域，而是发生在公共利益、公共秩序、公共安全、公共卫生等公共领域，发生在作为社会公共道德即社会性道德的公德领域。历史上中国最不缺乏、最完备的是私德，而现时代我们最缺的是公德，当代中国的道德危机事实上是公德的危机，人们过去拥有的“德”与当前中国人所缺的“德”，事实上不是一个“德”。论者指出，以过去的私德延伸到今天的“陌生人”社会，一方面私德捉襟见肘，一方面又会妨碍干扰现代社会公德的培育。如一个人在公共汽车上为父母抢占座位，是有德的表现，按照现代社会公德准则来衡量，则是缺德行为。[4]
这种观点不无说服力，但是不能说当代中国人个人都是道德君子，实际上当代中国人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传统中国人了，经过一百多年的文化改良和文化“革命”，传统社会“仁义礼智信”“温良恭谦让”等道德條规早已被革除殆尽，而外来的道德规范如“自由、平等、法制”等，因为“水土不服”，还难以在中国大地上“落地生根”。一方面，因为优秀传统文化的失落，使得每个中国人比传统意义上的中国人还“缺德”，另一方面，因当代中国人的道德水准还不能与现代西方国家相提并论，使得国际上认为中国人既不像文明之邦的古人，又不像尊重人权、提倡自由平等的西方文明人。因此，无论是私德还是公德，当代中国人都必须在文化反思的前提下，进行理论考量，通过智慧设计和创新想象，确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新的私德标准和公德懿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里面的“自由、平等、公正、法治”，较好地融合了传统的道德内涵和现代的价值标准，正是我们调整社会道德秩序、加强社会道德治理的理论支撑点。
也有学者指出，我国当代的社会道德危机表现为道德评价失落、价值取向紊乱、各式各样的非道德主义泛滥、道德控制机制弱化、道德教育扭曲变形等。要克服当代中国人所面临的道德困境，必须重建与现代化目标相一致的新型道德文明。而重建现代中国的道德文明，必须建立一个适合道德建设创新的道德评价体系，必须加强道德立法，借助法律文明和良好的社会环境为其支撑。[5]
社会公德首先以个人私德为支撑点、着力点，即使建立了公共道德控制机制，道德立法完备详实，如果个人道德涣散，个人德行缺失，公共道德秩序也无法建立起来。所以当我们强调社会公共道德危机时，并不意味着否认当代中国普通民众的私人道德危机，必须将社会大众的私人道德的境界提升与社会公共道德的境界提升，结合在一起，通盘考量，合力提升中华民族的整体道德境界。
西方国家和伊斯兰世界的社会公共秩序、公共安全、公共卫生相对来说比中国要好一些，重要的原因之一是他们的宗教信仰在发挥作用。宗教信仰和宗教经文中的道德律条自内而外，情感性地引导、制约普通民众的举止行为。艺术虽然不能如宗教似的对信徒或准信徒产生道德上的绝对领控作用，但是优秀的艺术作品、艺术欣赏活动、艺术体验、艺术创作、公共文化艺术空间等，可以引导社会大众趋美向善，在潜移默化中调整自己的审美情趣。一旦这种趋美向善的审美情趣与社会的道德标准、道德仪轨形成双向和谐，则艺术文化即可以形成一种类似于宗教文化的行为约束力。
三、艺术与国家民族的道德育成
国家作为一个行为主体，也是一个具有道德意识、道德规范和道德品质的道德主体。哲学上主体是指对客体有认识和实践能力的人，国家也是一个具有文化生命的个体存在，它对于客体也有它基于国家意识和国家价值之上的认识能力和实践能力。因此，民族国家是一个道德主体。 [6]
国家所秉持的道德准则与个人及社会的道德准则处于历史性的变动之中。但通常来说，道德象征的是社会的正面价值取向。国际法的制定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为了维护国际间应该遵守的基本道德准则，如促进人类政治文明的进步、保障人类健康生活的需要以及实现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等。[6]因为道德通常象征着正义、公平、和平等国际间公认的正面价值取向，所以当代世界各国都在国际行为中树立自己的道德形象——国家形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注重塑造我国的国家形象，重点展示中国历史底蕴深厚、各民族多元一体、文化多样和谐的文明大国形象，政治清明、经济发展、文化繁荣、社会稳定、人民团结、山河秀美的东方大国形象，坚持和平发展、促进共同发展、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为人类做出贡献负责任大国形象，对外更加开放、更加具有亲和力、充满希望、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大国形象。[7]四个形象合为一体就是中国的“国家形象”，其中公平、正义、亲和、活力、清明、开放都容含着道德价值取向，可以说是从个人、社会到国家应该秉持的道德意识和道德准则。通过道德形象所支撑起来的国家形象，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关系“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7] 中共十九大报告重申中国坚持与世界人民同心协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中国会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中国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8]中国和平发展的事实和顶层设计的意向表明，在未来国家道德建设方面，中国将毫不犹豫充分借鉴并发扬光大传统中国的道德意识——“君子和而不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中庸和谐”“文质彬彬”“天人合一”“美善共存”等，不仅如此，中国在充分反思自己的道德传统并对当代世界通行的道德范式进行理论整合后，所形成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既是当代中国对于世界的道德承诺，同时也是中国试图超越西方道德范式，重建世界道德理想范式之努力的体现。“富强、民主、文明、和谐” 虽说是中国当代的国家道德意识，同时也是对于西方民族国家道德范式有所超越的更高的人类道德范式。如何让中国的道德范式为国内外民众所理解，如何让中国的道德形象为世界所接纳，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除了必要的 “道德启蒙”“道德教育”甚至法律法规强制约束之外，艺术可以发挥其特殊的“道德熏陶”和“道德浸染”的作用。
第一，艺术创新凝聚国家新道德。2014年10月1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中国的文学艺术在当代大有可为，“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最能代表一個时代的风貌，最能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优秀文艺作品反映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化创造能力和水平。”[9]优秀的文艺作品既要承续传统文脉，同时又必须创新生发，因为创新是文艺的生命。讲话指出，文艺创作是观念和手段相结合、内容和形式相融合的深度创新，是各种艺术要素和技术要素的集成，是胸怀和创意的对接。广大文艺工作者要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旗帜，充分认识肩上的责任，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生动活泼、活灵活现地体现在文艺创作之中，用栩栩如生的作品形象告诉人们什么是应该肯定和赞扬的，什么是必须反对和否定的，做到春风化雨、润物无声。要通过文艺作品传递真善美，传递向上向善的价值观，引导人们增强道德判断力和道德荣誉感，向往和追求讲道德、尊道德、守道德的生活。[9]
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我们认为所谓的优秀的文艺作品就是具有创新性开拓性的当代艺术精品，是对优秀传统艺术文化的深度开发和现代升华，在价值层面和精神层面涵容中华民族的道德意识和道德勇气，勇于在艺术性和思想性两个方面超越中外，开创人类艺术宏大境界，发散中国新道德光辉。而凸显中国新道德光辉的艺术创作与中华文化复兴和人类文化升级具有内在的逻辑关系，因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中华民族的新道德集中体现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国当代的优秀文艺作品——具有创新性的艺术精品杰作，应该是而且必须是具有“道德底线”和“道德追求”的推陈出新之作。
2017年夏天，电影《战狼2》以“爱国”为主题，集中表现当代中国价值观，这部电影同时兼具人性关爱、祛恶向善、刚猛有为等价值取向和道德意识。中国观众深受鼓舞，战争的血腥和人性的碰撞让生活在和平环境中的中国观众从反面体会和平与和谐的永恒价值，从正面接受中国富强、人民友爱、人民爱国等积极向上的理念和道德判断。而外国的观众观看此片，必然会改变他们对于中国军人、中国式爱国主义以及中国人情世故的刻板看法。电影通过典型人物冷锋的精彩表现，使中华民族自古以来敢于作为、勇猛精进的民族精神和道德风范在新的历史环境下成功复活。《战狼2》在中国和平崛起的历史语境中，配合中国硬实力的成长，艺术地刷新了中外观众对于当代中国的总体印象。
第二，艺术传播树立国家道德形象。国家形象是公众对一个国家的综合评价和总体印象。[7]一般说来，国家形象是“主权国家和民族在世界舞台上所展示的形状相貌及国际环境中舆论反映”[10]。国家形象也是国家的品牌，国家品牌不仅要以标识口号、形象包装、广告宣传等形式来吸引目标受众，更要以其文化内涵和声誉来赢得公众的长期喜爱和深层认同。[7]
众所周知，历史上中国盛世朝代其国际美誉度与国家的硬实力是较为匹配的。
有学者认为，以《马可·波罗游记》为标志，西方的中国形象至少已经有七个多世纪的历史。其间，中国的国家形象经历变迁和大起大落，无论是19世纪的黄祸论、睡狮论，还是20世纪的威胁论和文化冲突论，抑或是西方人眼中的“大汗的帝国”“孔夫子的中国”等形象，受国家利益之争、意识形态的冲突、文化差异和文化隔阂等因素的影响，中国形象长期以来成为西方的他者镜像。西方的中国形象是西方文化投射的一种关于文化他者的幻象，是西方文化自我审视、自我反思、自我想象与自我书写的方式，表现了西方文化潜意识的欲望与恐怖，指向西方文化“他者”的想象与艺术形态空间。[7]因此，当前中国国家形象面临着严峻挑战，亟待借助公共外交塑造良好的国家形象。而“要想树立良好的国家形象，营造宽松的国际环境，就得使国际社会听得到、听得懂中国话，让世界了解一个真实的中国和中国真实的内外政策，这就亟需一种‘讲故事’甚至‘讲好故事’的能力。”[11]也就是说，如果要破除外国人特别是西方人对中国文化、中国道德和中国价值的误解，必须采取有效的方法和路径将中国文化、中国道德和中国价值送出去，而不是新闻发布、官方介绍等。
毫无疑问，当代中国的价值追求和道德追求是合乎国际道德意识和道德准则的。中国的道德水准、道德诉求与其他民族一样，容含于其文化系统的方方面面，中国的宗教文化、哲学文化、制度文化、法律文化和社会习俗文化无不内存着中华民族的道德意识和德性追求。但是历史事实证明，文明之间的“宗教对话”“哲学对话”“制度对话”和“社会习俗对话”困难重重，有时竟不存在对话的可能性，只有诉诸于人类情感历史和情感真实的“艺术对话”，才有可能通过不同民族间的情感交流，克服文化价值偏见，为民族之间的相互理解相互融通开辟坦途。中国道德体现于物质性能指和非物质性能指。 物质性能指，如标志性的建筑、城乡面貌、服饰、器物等物质载体，涵容着一个民族的道德理性和道德追求，无言地诉说着民族的历史并有效地传播扩散民族的传统美德。而非物质能指——艺术作品，作为一个国家的道德水平的非物质载体，在今天的国家道德形象建设中，发挥着特别重要的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指出，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关注度越来越高，他们想了解中国，想知道中国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想知道中国人对自然、对世界、对历史、对未来的看法，想知道中国人的喜怒哀乐，想知道中国历史传承、风俗习惯、民族特性，等等。这些光靠正规的新闻发布、官方介绍是远远不够的，靠外国民众来中国亲自了解、亲身感受是很有限的。而文艺是最好的交流方式，在这方面可以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一部小说，一篇散文，一首诗，一幅画，一张照片，一部电影，一部电视剧，一曲音乐，都能给外国人了解中国提供一个独特的视角，都能以各自的魅力去吸引人、感染人、打动人。京剧、民乐、书法、国画等都是我国文化瑰宝，都是外国人了解中国文化的重要途径。[9]
国家形象必然同时或内在地显示出国家的道德形象。良好的国家形象必然是民族的内在美德与人类良知的外在显现，而“艺术地”展现国家的道德形象要比“政治地展现”“观念地说教”有效得多。美国电影《拯救大兵瑞恩》、韩剧《大长今》、日本动画片都是成功的案例。正如《國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论评》所指出的那样，许多中国人心目中的美国形象来自于好莱坞的电影及其文化产品，法兰西、美利坚、英伦人民心目中的中国形象也将得之于中国当代的艺术作品。[12]中国在“艺术地”传播构建当代国家道德形象方面，已经做出了创造性的努力，并取得了预期的文化建设成果。2008年奥运会开幕式上的艺术展演，得到了世界人民的喜爱和认同，与此同时，大型艺术展演所内涵的中国元素、中国精神和中国道德，也得到了世界人民的理解甚至赞许。2011年1月17日、23日，国家形象片《人物篇》《角度篇》先后在美国纽约时代广场户外大屏播放，即时引发世界范围内的关注与热议，开创了中国形象传播主动公关的崭新时代。《人物篇》《角度篇》运用字幕、图像、旁白和音乐等手段和符号资源，多模态隐喻性地展现当代中国形象，不管是其文字模态、视觉模态还是听觉模态，大量艺术元素和艺术化表现手法在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如视觉模态中的京剧、书法、国画、太极球、空竹、二胡、缶、刺绣、青花瓷、故宫、胡同、四合院、长城、布达拉宫、钟鼓楼、宽窄巷子、兵马俑、碑林等，听觉模态中的中国古典音乐主旋律及竹笛、古筝、编钟穿插其中等。[10]
国家形象的塑造是一个复合性工程，它包括相互协作的诸多方面，如国家想象标识、国情介绍、政府形象、企业形象、城市形象、历史形象、文化形象和国民素质等，而所有这些局部形象折射出中国的整体形象，中国的整体形象又投射至各个局部形象之中，树立一个 “民主富强”“自由平等”“热情友好”“和而不同”的中国道德形象，艺术作品和文化产品“走出去”已经发挥并将继续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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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十九大报告全文[EB/OL].（2017-08-08）.https：//www.liuxue86.com/a/3351261.html.
[9]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EB/OL].（2015-10-14）.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5-10/14/c_1116825558.htm.
[10]曾广，梁晓波.国家形象的多模态隐喻建构——以中国国家形象片《角度篇》为例[J].外语教育研究，2017（02）：1-8.
[11]檀有志.公共外交中的国家形象建构——以中国国家形象宣传片为例[J].现代国际关系，2012（03）：54-60.
[12]张玉勤.当代文艺实践构建国家形象的历史性、现实性与理想性[J].江海学刊，2013（04）： 179-185+239.
（责任编辑：杨飞涂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