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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学术界汉语方言的分区的意见已达成共识，但对各方言之所以成为区别于其他方言的原因探讨不多。笔者以黔东北方言为例，从历史行政区划、地理交通、民族语言、宗教、文化心理的、人口迁移四个地方文化要素来分析，可以揭示地方文化对语言的影响，从而为揭示各大方言的成因提供参考。
【关键词】地方文化 方言 影响
黔东北──贵州省铜仁地区汉语方言属西南官话。内部可分为东西两大片。东部为铜仁市、玉屏、江口、松桃、万山特区五个县市特区方，方言带有浓重的湖南腔，且呈自东南向西北逐渐减弱的态势；西部为思南、沿河、德江、印江、石阡五个县，方言属川黔方言的黔北方言，呈自西北向东南逐渐减弱的态势。当地有“东四县”与“西五县”之分。“东四县”内部差异大到通话困难，“西五县”同部则一致性强。究其原因，有如下四种：
历史行政区划的影响
查考东西部的历史沿革，发现东四县与西五县方言的分歧与历史行政区划的不同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
黔东北的历史行政区划大致经历了如下的过程：西五县：巴国—巴郡、仟仍郡—涪陵郡—费州—黔州—务州—思州—思南府、石阡府—撒府设县。东四县：黔中地—黔中郡—荆州之武陵郡—郢州—辰州—奖州—锦州—沅州—思州—铜仁府、乌罗府—撒府设县。民国以前，西五县的思南是铜仁地区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西五县土著居民势力强大，土司管理制度很长，行政区划相对稳定，所以内部语言的一致性强。西五县方言的分布恰恰与思南府的范围相符。石阡县介于思南府与镇远府之间，也就是当年石阡府的范围。东四县原为苗族、侗族聚居之地，由于不断地反抗统治阶级残酷的压迫，遭受统治者的残酷镇压，纷纷迁移出境或避居深山，留下来的多假报汉族，说汉语。境内汉民其实大多是明清时期才从四川、江西等地迁移而来的。东四县成为成为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是民国时期的事情。行政区划相对复杂，方言受多种因素的影响而颇具复杂性。虽然其内部差异大到通话困难，但仍能看出行政区划影响的痕迹：
铜仁、乌罗，虽在明永乐十一年（1413）同时设为府，但二十五年后，即明正统三年（1438），就撤销了乌罗府，将乌罗、平头著可划归铜仁府管辖。直到三百四十一年后的清嘉庆二十一年（1779），松桃升为直隶厅，才将乌罗、平头著可划回松桃。东四县的江口、玉屏、万山从铜仁府设立时起就隶属铜仁府，就连撤府设县后，也曾几度并入铜仁。
由此可见，今黔东北方言东西部的差异与历史行政区划有密切的关系。
地理交通的影响
黔东北处在云贵高原向湘西、四川盆地过渡的斜坡地带，武陵山脉主峰梵净山纵贯中部，将本区自然地分为东西两部。东部为低山丘陵，溪河交错，西部以岩溶山原为主，山高谷深。对内交往方面，横贯中部的武陵山脉主峰梵净山成为天然屏障，东部人自然与东部人接触频繁；西部人自然与西部人往来密切，黔东北方言自然就形成东西两片。对外交往方面，全地区多山，陆路交通不畅。各府虽然都有东南西北四条干道与外界相通，但山路崎岖、狭窄，而且明清时期森林茂密、地广人稀，人们的活动范围相对狭小，如有远行，常常是多人结伴而行。商业往来如果选择陆路，既不安全，成本又高，自然大多选择水路。因此府与府之间的往来较少。黔东明珠 ——铜仁历史上“商贾辐辏”，是东部经济中心，同一经济区的语言，自然一致性强。西五县为乌江水域，乌江由南到北纵贯其间，连通了凯峡河、石阡河、清渡河、印江河、坝坨河、甘龙河、马儿 河、洪渡河，一路北上经重庆到达长江，形成了稠密的水上运输网络。
政治、经济的联系使得语言趋同，今贵州方言黔北片的川黔腔正地处乌江流域，黔东南片的黔东南方言正处于沅江流域。黔东北地兼两大流域，方言分作两大片，正是交通地理对语言产生直接影响的最好证明。
民族语言、宗教、文化心理的影响
黔东北原为土家、苗、侗、仡佬四大民族聚居之地，四大民族都有自己的语言，今铜仁地区境内除松桃苗族还保留自己的语言外，土家、侗、圪佬族的语言已经消失。其中，土家语、圪佬语消失较早。民族语最易保存是地名及生活中的常用词汇。今铜仁地区汉语方言中语方言中不少词语都与少数民族语言有关。
不同的民族宗教、文化心理也同样影响着黔东北的汉语方言。今西五县土家人认为女性嫁人是吃亏了，娶了女性是占了便宜， “家家”（外公）、“舅舅”、“舅子儿 ”等词语是西五县骂人的口头禅。这种民族文化心理所赋予的亲属称谓词语的特定意义还影响到当地的其它民族，得到西五县所有民族的认同。
东四县的苗族、侗族都以娘舅为大，按辈份论尊卑，没有西五县土家人的那种文化心理。土家族过“赶年”，崇拜祖先，信奉土王神，也崇拜自然神，生丧嫁娶等红白事都有特定的“规矩”，由土老师主持，由此产生了大量的与宗教信仰有关的专用词汇。许多少数民族词语因进入汉语的时间很早，人们以为它们本来就是汉语词汇，不知道是外来客。
人口变迁的影响
人口变迁影响语言早已是不争的事实，汉语七大方言的形成就是人口迁移的结果。人口变迁对黔东北方言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东四县原为苗族、侗族聚居之地，历代统治者对苗族一直实行残酷镇压手段，据清人严如煜《苗防备览》记载，从汉代伏波将军马援攻五溪苗蛮，至元朝末，针对苗区较大的军事行动达一百三十多次；自朱元璋登基到万历年间的二百多年光景，封建王朝对苗区的征剿大小活动更高达三百多次。明清统治者在松桃、铜仁及周边地带设二十四堡，派兵屯守，实行“赶苗拓业”，人口变动最大。元代到明代，朝廷多次派兵镇压苗民起义。影响较大的有：
明宣德八年（1433）二月，苗民吴不尔、王老虎率众起义，肖授发“黔、楚、蜀军分道捕讨，生擒贼首吴不尔等二百一十二人，斩吴不尔、王老虎、龙安轴等五百九十余级……获贼妇女幼弱一千六百余口，以给从征将士”。前后历时8年，“官军剿捕，残民无几”。
正德八年（1513），苗民龙童保、龙麻阳等率众起义，遭到镇压，被杀890多人。
嘉靖二十七年（1548），苗民龙许保、吴黑苗等率众起义，被官军斩杀2000多人。
清顺治五年（1648），清军分三路攻占铜仁府，进行大规模的屠杀，屠杀苗民无数，史称“戊子屠城”。
同治三年（1864）六月,官军镇压红号军，割得耳朵2385只。
同治七年（1868）二月，官军镇压红号军,“尸积如山”。
残酷的镇压，使当地苗族人口大幅下降，汉族人源源不断地进入东四县，仅以玉屏为例，明洪武二十三年（1390），许升率5614名士兵入境屯戍，永乐十二年，洪寿又率2500名入境屯戍。随军家属人数不得而知。小小的平溪卫尚且如此，至于战事频仍的铜仁、松桃迁入人数之多便可想而知了。改土归流后，“军屯、商屯、民屯，川湖及中原之民缠属而至，亲戚相招有来无往。”汉族进入铜仁的时间不同、来源不同，使得东四县汉语方言内部差别大，甚至通话困难。
东四县的铜仁，自民国24年（1935）贵州设置11个行政督察区，第五行政督察区专员公署驻铜仁后，外来人口明显多于其他县。尤其是解放后，铜仁市区成为全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大批南下干部留了下来，相当多的大中专学生、各类干部、商人进入铜仁，极大地冲击了当地语言，并波及周边地带。现在在城区已不容易听到地道的铜仁话了。
与东四县相比，西五县人口稳定得多。田、杨、冉、张几个大姓来得早，长期担任官职，势力强大。据几大姓的家谱记载，田姓从田宗显于隋开皇元年（582）担任黔中太守开始，到清嘉庆八年（1803）田又新袭随府办事长官止，田姓世袭思南、思州等地土司官职长达1400多年。
杨姓从杨再思于唐咸通十四年（873）入黔，明洪武二十五年（1392）他的十六世孙杨潮海任思南宣慰司办事长官，到清道光二十年（1840）其三十二世孙杨先春止，子孙世袭副长官司和土司主簿长达447年之久。
冉姓从冉守忠担任酉阳第一任土司到宋绍兴元年（1131）改寨为州担任知州开始直至雍正十三年（1735）“改土归流 ”止，冉姓世袭土司长达600年之久。
张姓始祖张恢于南宋嘉定六年（1213）奉命率军征讨思州，在彭水病逝，他的五个儿子先后分别担任龙泉坪、思邛江、提溪、沿河祐溪、黄道溪五个长官司正长官，有张姓五大房之称。后代子孙或任正职或任副职，为官未断。
田、杨、冉、张四大姓长期同朝为官，或轮流坐庄，经营着自己的领地，为了共同的利益而携手合作，形成强大的政治经济势力，对当地的社会稳定起了不估量的作用。这也是西五县历史上本土源发性战事少的根本原因(境内战事大多为东四县所波及）。大姓人口优势和强大的政治经济势力，对西五县语言的稳定产生了巨大影响。（作者单位：贵州省铜仁学院中文系）
【关键词】地方文化 方言 影响
黔东北──贵州省铜仁地区汉语方言属西南官话。内部可分为东西两大片。东部为铜仁市、玉屏、江口、松桃、万山特区五个县市特区方，方言带有浓重的湖南腔，且呈自东南向西北逐渐减弱的态势；西部为思南、沿河、德江、印江、石阡五个县，方言属川黔方言的黔北方言，呈自西北向东南逐渐减弱的态势。当地有“东四县”与“西五县”之分。“东四县”内部差异大到通话困难，“西五县”同部则一致性强。究其原因，有如下四种：
历史行政区划的影响
查考东西部的历史沿革，发现东四县与西五县方言的分歧与历史行政区划的不同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
黔东北的历史行政区划大致经历了如下的过程：西五县：巴国—巴郡、仟仍郡—涪陵郡—费州—黔州—务州—思州—思南府、石阡府—撒府设县。东四县：黔中地—黔中郡—荆州之武陵郡—郢州—辰州—奖州—锦州—沅州—思州—铜仁府、乌罗府—撒府设县。民国以前，西五县的思南是铜仁地区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西五县土著居民势力强大，土司管理制度很长，行政区划相对稳定，所以内部语言的一致性强。西五县方言的分布恰恰与思南府的范围相符。石阡县介于思南府与镇远府之间，也就是当年石阡府的范围。东四县原为苗族、侗族聚居之地，由于不断地反抗统治阶级残酷的压迫，遭受统治者的残酷镇压，纷纷迁移出境或避居深山，留下来的多假报汉族，说汉语。境内汉民其实大多是明清时期才从四川、江西等地迁移而来的。东四县成为成为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是民国时期的事情。行政区划相对复杂，方言受多种因素的影响而颇具复杂性。虽然其内部差异大到通话困难，但仍能看出行政区划影响的痕迹：
铜仁、乌罗，虽在明永乐十一年（1413）同时设为府，但二十五年后，即明正统三年（1438），就撤销了乌罗府，将乌罗、平头著可划归铜仁府管辖。直到三百四十一年后的清嘉庆二十一年（1779），松桃升为直隶厅，才将乌罗、平头著可划回松桃。东四县的江口、玉屏、万山从铜仁府设立时起就隶属铜仁府，就连撤府设县后，也曾几度并入铜仁。
由此可见，今黔东北方言东西部的差异与历史行政区划有密切的关系。
地理交通的影响
黔东北处在云贵高原向湘西、四川盆地过渡的斜坡地带，武陵山脉主峰梵净山纵贯中部，将本区自然地分为东西两部。东部为低山丘陵，溪河交错，西部以岩溶山原为主，山高谷深。对内交往方面，横贯中部的武陵山脉主峰梵净山成为天然屏障，东部人自然与东部人接触频繁；西部人自然与西部人往来密切，黔东北方言自然就形成东西两片。对外交往方面，全地区多山，陆路交通不畅。各府虽然都有东南西北四条干道与外界相通，但山路崎岖、狭窄，而且明清时期森林茂密、地广人稀，人们的活动范围相对狭小，如有远行，常常是多人结伴而行。商业往来如果选择陆路，既不安全，成本又高，自然大多选择水路。因此府与府之间的往来较少。黔东明珠 ——铜仁历史上“商贾辐辏”，是东部经济中心，同一经济区的语言，自然一致性强。西五县为乌江水域，乌江由南到北纵贯其间，连通了凯峡河、石阡河、清渡河、印江河、坝坨河、甘龙河、马儿 河、洪渡河，一路北上经重庆到达长江，形成了稠密的水上运输网络。
政治、经济的联系使得语言趋同，今贵州方言黔北片的川黔腔正地处乌江流域，黔东南片的黔东南方言正处于沅江流域。黔东北地兼两大流域，方言分作两大片，正是交通地理对语言产生直接影响的最好证明。
民族语言、宗教、文化心理的影响
黔东北原为土家、苗、侗、仡佬四大民族聚居之地，四大民族都有自己的语言，今铜仁地区境内除松桃苗族还保留自己的语言外，土家、侗、圪佬族的语言已经消失。其中，土家语、圪佬语消失较早。民族语最易保存是地名及生活中的常用词汇。今铜仁地区汉语方言中语方言中不少词语都与少数民族语言有关。
不同的民族宗教、文化心理也同样影响着黔东北的汉语方言。今西五县土家人认为女性嫁人是吃亏了，娶了女性是占了便宜， “家家”（外公）、“舅舅”、“舅子儿 ”等词语是西五县骂人的口头禅。这种民族文化心理所赋予的亲属称谓词语的特定意义还影响到当地的其它民族，得到西五县所有民族的认同。
东四县的苗族、侗族都以娘舅为大，按辈份论尊卑，没有西五县土家人的那种文化心理。土家族过“赶年”，崇拜祖先，信奉土王神，也崇拜自然神，生丧嫁娶等红白事都有特定的“规矩”，由土老师主持，由此产生了大量的与宗教信仰有关的专用词汇。许多少数民族词语因进入汉语的时间很早，人们以为它们本来就是汉语词汇，不知道是外来客。
人口变迁的影响
人口变迁影响语言早已是不争的事实，汉语七大方言的形成就是人口迁移的结果。人口变迁对黔东北方言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东四县原为苗族、侗族聚居之地，历代统治者对苗族一直实行残酷镇压手段，据清人严如煜《苗防备览》记载，从汉代伏波将军马援攻五溪苗蛮，至元朝末，针对苗区较大的军事行动达一百三十多次；自朱元璋登基到万历年间的二百多年光景，封建王朝对苗区的征剿大小活动更高达三百多次。明清统治者在松桃、铜仁及周边地带设二十四堡，派兵屯守，实行“赶苗拓业”，人口变动最大。元代到明代，朝廷多次派兵镇压苗民起义。影响较大的有：
明宣德八年（1433）二月，苗民吴不尔、王老虎率众起义，肖授发“黔、楚、蜀军分道捕讨，生擒贼首吴不尔等二百一十二人，斩吴不尔、王老虎、龙安轴等五百九十余级……获贼妇女幼弱一千六百余口，以给从征将士”。前后历时8年，“官军剿捕，残民无几”。
正德八年（1513），苗民龙童保、龙麻阳等率众起义，遭到镇压，被杀890多人。
嘉靖二十七年（1548），苗民龙许保、吴黑苗等率众起义，被官军斩杀2000多人。
清顺治五年（1648），清军分三路攻占铜仁府，进行大规模的屠杀，屠杀苗民无数，史称“戊子屠城”。
同治三年（1864）六月,官军镇压红号军，割得耳朵2385只。
同治七年（1868）二月，官军镇压红号军,“尸积如山”。
残酷的镇压，使当地苗族人口大幅下降，汉族人源源不断地进入东四县，仅以玉屏为例，明洪武二十三年（1390），许升率5614名士兵入境屯戍，永乐十二年，洪寿又率2500名入境屯戍。随军家属人数不得而知。小小的平溪卫尚且如此，至于战事频仍的铜仁、松桃迁入人数之多便可想而知了。改土归流后，“军屯、商屯、民屯，川湖及中原之民缠属而至，亲戚相招有来无往。”汉族进入铜仁的时间不同、来源不同，使得东四县汉语方言内部差别大，甚至通话困难。
东四县的铜仁，自民国24年（1935）贵州设置11个行政督察区，第五行政督察区专员公署驻铜仁后，外来人口明显多于其他县。尤其是解放后，铜仁市区成为全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大批南下干部留了下来，相当多的大中专学生、各类干部、商人进入铜仁，极大地冲击了当地语言，并波及周边地带。现在在城区已不容易听到地道的铜仁话了。
与东四县相比，西五县人口稳定得多。田、杨、冉、张几个大姓来得早，长期担任官职，势力强大。据几大姓的家谱记载，田姓从田宗显于隋开皇元年（582）担任黔中太守开始，到清嘉庆八年（1803）田又新袭随府办事长官止，田姓世袭思南、思州等地土司官职长达1400多年。
杨姓从杨再思于唐咸通十四年（873）入黔，明洪武二十五年（1392）他的十六世孙杨潮海任思南宣慰司办事长官，到清道光二十年（1840）其三十二世孙杨先春止，子孙世袭副长官司和土司主簿长达447年之久。
冉姓从冉守忠担任酉阳第一任土司到宋绍兴元年（1131）改寨为州担任知州开始直至雍正十三年（1735）“改土归流 ”止，冉姓世袭土司长达600年之久。
张姓始祖张恢于南宋嘉定六年（1213）奉命率军征讨思州，在彭水病逝，他的五个儿子先后分别担任龙泉坪、思邛江、提溪、沿河祐溪、黄道溪五个长官司正长官，有张姓五大房之称。后代子孙或任正职或任副职，为官未断。
田、杨、冉、张四大姓长期同朝为官，或轮流坐庄，经营着自己的领地，为了共同的利益而携手合作，形成强大的政治经济势力，对当地的社会稳定起了不估量的作用。这也是西五县历史上本土源发性战事少的根本原因(境内战事大多为东四县所波及）。大姓人口优势和强大的政治经济势力，对西五县语言的稳定产生了巨大影响。（作者单位：贵州省铜仁学院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