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收到《回忆胡乔木》一书。傍晚携书回家，晚间开始读对乔木的回忆。一张张照片把人带回往事中去，读一篇篇回忆文字，泪下不能卒读。躺下后中夜又挑灯，接着读到早晨三点，有些篇读了还又再读，那些照片看了还又一再地看，泪珠也忍不住一再地流。
　　记得一九四六年乔冠华以乔木笔名写了一篇《论国际形势》，十分精辟，在国统区大家争相传阅。那时就听说，还有一个北乔木比南乔木更棒。一九四九年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在政府机构和负责人名单中看到新闻总署署长胡乔木的名字，真正见到乔木是一九五一年他所写《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刚发表时，在北京中山公园中山堂听他作学习辅导报告。那时他是个风度翩翩的白面书生，使人惊奇的是一个上午的报告会，不用稿子，只是站在那里安详地娓娓地说，把历史讲活了，使人体会到革命走过的艰辛道路。回家看笔记，竟就是一篇严密完整的文章。那时已听说他有胃病，心想一定是劳累过度所致。哪知不久他就胃穿孔动大手术了。乔木的风度，从一开始就给我一种“龙井茶”的印象，看似清淡，却给人醇甘的味道。田家英给我的印象是颇有点英气逼人的才子；当李锐一九五二年还在湖南任《新湖南报》社长(同时好像也是省委宣传部长)时，我在长沙也听他谈过毛泽东青少年时代事迹，也是才子型的人物，但两人似都没有乔木那样深厚的修养。
　　那时袁水拍在编《人民日报》副刊。有一次写了首儿童歌曲，其中有一句“我们的千万只小手高高举”。听说乔木托人带话给袁水拍，孩子们不会称自己的手是“小手”，那是大人的话。这件事我还记得，不仅是惊奇乔木看报刊这样细致用心，而是从中体会：群众观点不是恩赐式的自上而下，是自己成为群众的一员来看事、想事。董边文章中写乔木对《中国妇女》杂志编辑方针的意见，要让妇女来讨论自己切身的问题。我体会这思想在乔木是一以贯之的。
　　真正和乔木在工作中接触是自一九七七年他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一任院长后。他到任上班后的第一件工作是带着行政管理局长打扫院大楼的公共厕所。这在文革十年，旧学部人人逍遥，只顾自己，风纪荡然无存的学部大院里是一种无声的精神动员。当然乔木更关心的是文革之后人文社会科学事业怎样建设的问题。他在为邓小平起草的重要讲话稿中写入不仅自然科学、技术科学落后，社会科学也同样落后。这对那些以为有了马列主义，就一切真理在自己手中的人是一大触动。正因为有了这样一个总估计，才使人文社会科学能冲破藩篱而发展起来。尤其重要的是在社科院第一次党代表大会扩大会议上，乔木在报告中着重指出，马列主义不是一个封闭的思想体系，而是一个开放的思想体系。资本主义社会有它的问题，社会主义社会也有许多要解决的问题，需要研究，需要借鉴外国的经验。这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两个“凡是”还禁锢着许多人的头脑时，提出“解放思想”的响亮号召。后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全国展开讨论，是这种解放思想的精神产物和继续。乔木不仅奠定了发展人文社会科学的基本路线，还亲自请费孝通重建社会学，担任社会学研究所第一任所长，使社会学这个学科在一九五七年之后恢复了名誉，重新建立起来(后听说乔木又有点悔意，那是另一回事)。一九七八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百废待举。一九七九年春，中国社会科学院派出第一个访美代表团，乔木本来是团长，直到临行前一周，由于医生劝阻，才由他改请当时社科院领导人中最有国际活动经验和世界眼光的副院长宦乡带团出行。在此前后，社科院的两任外事局负责人都因不会开展国际学术交流而一再受到乔木批评，终于离去。这项工作后来由宦乡主持，很快便开展起来。对此，乔木是感到满意的。乔木在社会科学院的建树远不止此(对发挥爱护老学者、老专家，和培养提拔新生一代，他都亲自作了大量工作)，这都是任继愈先生纪念文章中没有提及的。
　　这十年来，有人故意在社会上制造一种舆论，称乔木是“左王”。《回忆胡乔木》一书中许多文章作者，其中有老干部(如温济泽)，也有党外人士(如萧乾)，他们的亲身经历都说明乔木毕生工作，主要着力的是在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同时，反对左倾、关门，反对左倾教条，反对政治运动扩大化；对于被错误地遭受打击的知识分子尽力帮助平反。这是十分不容易的，因为在中国国内革命的残酷斗争环境和在国际共运反对斯大林与苏共控制的国际环境中，中国共产党内的左倾路线有长期历史。一九四五年七大确立以毛泽东为首的领导核心后，引导革命取得了全面胜利，但对知识分子却不信任。革命全面胜利后，个人专权的倾向不断发展，导致一九五七至七六年的极左错误。从外面看，乔木是在权力中心，按我看，乔木既不是长征干部，又不曾带过兵，也不曾掌握过一个地区的党政领导权，他只不过是一个办事的人，而不是政策制定者。他能起的作用是有限的。在这有限的范围内，他反过左，直到最后文革时，自己被扣上“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帽子。粉碎四人帮后，建立起以邓小平为首的领导核心，从外面看，乔木成为思想理论方面的“领导人”，是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依我看，其实他仍然只是在“翰林学士”的地位上(苏东坡的最高官职)。对改革开放这样一件新事，即便在赞成的领导人之中，也有不同主张，这不足为奇，而且是健康的，是改变一人说了算的体制走向民主所必须的。任何人的意见有对有不对，也是正常的。十五年改革开放的成就与失误怎样评价，有待时间检验。把乔木骂为“左王”，是一种恶意攻击，为正直人所不齿。吕叔湘先生在书中的端正题词，表达了一个正直老人的心。季羡林先生文中对这种恶意攻击的反驳也是我心里的话。
　　许多文章里都提到乔木也有他的错误不足，但都是“为贤者讳”的笔法，在目前情况下或者不得不如此。从后人向历史学习来说，人物功过是非总要还他本来面目。西安事变时，起初毛泽东主张杀蒋，张闻天反对，乔木帮助篡改了历史，这是一件不光彩的事。乔木也有随从执行左的路线的时候。我以为正如不必向红卫兵算文革的帐一样，因责任不在下面。近十五年里，乔木与周扬、王若水的对立，我看恐怕乔木是错的。乔木反对提“社会主义社会中同样有异化”，反对提“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在理论上，恐也未必对。每个时代的人都不可避免地带有时代给予的局限性，乔木也是个人，不是神。他一方面说自己精神经常处于自我批评状态中(沙健孙文中援引)，一面又还会坚持一些错误的看法和做法，这比自认一贯正确的人，我以为还要高一筹。
　　有的人说乔木善变，把这看作乔木个人品质的问题，我一直不能同意。袁鹰文中说乔木的本色是诗人，这是一方面；刘大年文中列举乔木作为历史家、思想家的思想探索，这是又一方面。两方面合起来，都是乔木的本色。他以诗人的炽热感情和思想家的严肃探索倾注于所献身的革命事业，又由于风云际会而厕身于复杂的权力中心，亲身经历、亲眼看到各种复杂错综的高层政治斗争。我想这不能不在他内心引起巨大的痛苦。力群文章中说：“乔木确实是忧国忧民，忧得很深，……几十年来，没有看到他放声大笑过。”我想这不仅如力群所说，和他的性格有关系，而是埋藏在他心底的、为革命事业感到的痛苦。他对毛泽东既忠诚敬佩，又痛感他在最后二十年里的错误为全中国造成的巨大危害，这在他心灵里不能不是一个巨大的负担。他逝世前几年认真思索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为什么会长期犯左倾的错误？仅仅是提出这个问题就需要多么大的思想勇气！按说已经有了党的历史的两个决议，在一般人会觉得已经交待过去了，但对参与起草这两个决议的乔木来说，这个历史的巨大痛苦一直压在他心上。不然，他不会去想的。作为思想家的大胆探索，他的思想在辩证地运动，有时会今天否定昨天的想法，是常有的事(他的文章一改再改，也就是思想认识在发展变化)，以此来责备他善变是没有道理的。在复杂的环境里，他先发表了自己真实的想法，又为要和中央保持一致而不得不再说一些违心的话，做一些违心的事，这也是可以理解的。这是在他身上“士”和“仕”的矛盾。如果乔木一心做官，就一心“唯上”好了，也不会变。这个痛苦既是巨大的，又是具体的。谷羽文中说到乔木为聂绀弩、沈从文、邵荃麟的夫人，……以及萧乾文中提到好多人，或是政治生命被剥夺，或是生活中工作中各种困难，乔木总是满腔热诚，尽力帮助解决。在这满腔热诚中，使人感到乔木的心在痛，但是他的官场身分不容许他心痛，这只能更增加他的隐痛，使他“严肃、不苟言笑”，难道不是这样吗？
　　书若再版，王蒙在《读书》上的纪念短文或可补入，我想乔木会高兴的。写下这些，一是不能自已，向乔木献一瓣心香，二是想历史人物往往盖棺后，评论才刚开始，或许有朝一日，人们会想写点什么。
　　
　　一九九五年八月十一日夜半于远程旅次
　　
　　(《回忆胡乔木》，当代中国出版社一九九四年九月版，28.5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