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中央军委原委员，国防部原副部长，沈阳军区原第一政委。因病于2006年10月5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5岁
　　
　　1936年的中秋，将军是在战火中度过的。
　　时任红二军团6师政委的廖汉生，率部增援4师、32军阻击敌人。将军回忆：“当时我亲自带领18团三营的一个连守一座山头。子弹几乎打光了，连长牺牲了，一连人只剩下不多的几个。我从师部带出来的特务班，班长牺牲了，我的三个警卫员也牺牲了一个，负伤了两个。敌人突破了阵地。我们不得不带着伤员仓促撤下来。这一天正是农历八月十五，部队踏着月光，带着血迹，匆匆北上。儿时背熟的一首边塞古诗，不觉脱口而出：‘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
　　廖汉生，1911年生，湖南桑植县人。他干了四年游击队之后才正式当红军，游击队的队长是贺龙的大姐贺民英。廖的婚事是贺龙做主定的，他的妻子是贺龙二姐的女儿。1933年5月的一次战斗中，贺龙的两个姐姐牺牲，廖汉生的妻子和儿子被敌人捉去。他安葬了战友之后，带领被打散了的游击队投奔了正规红军。从此，第四游击大队副大队长廖汉生，成了红三军军部书记员。
　　按部队的说法，廖汉生属于那种“进步很快”的。进入正规部队后的第二年，廖汉生已经担任红三军第9师政委；1935年3月，又被调到红二军团政治部当组织部部长。当时廖汉生“提拔”的干部之一，是时任任弼时警卫员的余秋里，后来当了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
　　廖汉生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1957年接替刘伯承元帅担任军事学院院长，1959年起任国防部副部长；1960年任北京军区政委，时年49岁。
　　将军曾多次感慨：“别的老苏区都有一两个‘将军县’，出了几十、上百个将军。我们桑植县1928年就建立了工农革命军，1929年建立了苏维埃政权，上万人参加了红军，长征出发时又有大批人跟着走，但是授衔时只有一个元帅、一个中将、一个少将，其他人差不多都死了……”
　　1935年11月，24岁的廖汉生在家乡桑植县刘家坪出席师以上干部会议。会上决定为粉碎30万敌军的步步逼近，红军二、六军团实施战略转移。苏区群众纷纷赶来看望自己的子弟。很多红军家属都是廖汉生的熟人，乡亲们直接到师部找廖汉生，言辞恳切地说：“汉生，我这个儿子交给你了。”全国解放后的几十年间，不少长征老战士先后回乡，但廖汉生迟迟没有回去看望久别的故土。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一想到那些牺牲了的同志，一想到那些红军家属们，廖汉生的内心就会深深地感到不安，他已经无法向乡亲们兑现长征出发时的承诺。
　　在将军的回忆录中，他身边仅在长征中牺牲的团以上干部就有17团团长范春生，16团参谋长常海柏，18团参谋长贺崇禄，17师师长吴正卿，18团第三任政委董瑞林、第四任政委周盛宏。“长征中吃苦最多的是党员，负伤最多的是党员，牺牲最多的也是党员。红6师仅从出发到中甸这一段，就牺牲了党员360名、团员256名，这还不算在更为艰苦的雪山草地牺牲的同志。”
　　“文革”中，廖汉生被林彪集团诬陷为“贺龙的亲信”、“‘二月兵变’的黑干将”，被关押长达五年半。1972年7月他重获自由，并被邀去人民大会堂出席“八一”建军节招待会。1975年1月，毛泽东亲自提名邓小平担任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第一副总理、总参谋长等要职，同时调整了各大军区主要领导。廖汉生受命担任南京军区政治委员。
　　当时手握重权的张春桥，仍然直接挂名南京军区第一政委和党委第一书记。到这样一个地区任职，其是非之多、麻烦之大、担子之重，自不待言。临行前，邓小平找廖汉生谈话，态度鲜明又寓意深长地说：“你过去是有角的，有硬角，你到了那里要保持这个角！”叶剑英元帅也几次叮嘱：毛主席已经多次批评了“四人帮”，你们没事不要往上海跑。按照小平同志和叶帅的嘱托，廖汉生以清醒的头脑立于是非之地。
　　长征中那个战斗的中秋之后40年，将军又过了一个紧张、难忘的中秋——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的第二天，党中央专程派飞机将上海、江苏和南京军区的负责人接到北京，当晚开会通报：“四人帮”被扣起来了。此时，“四人帮”在上海的亲信极为恐慌，党中央则要求廖汉生防止上海出乱子。次日，廖汉生受命匆匆飞回南京，连夜召开会议，迅速部署防护方案，确保上海和整个华东地区的稳定。将军按照党中央的部署及时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没有放一枪一炮，没有出一点乱子，“四人帮”的阴谋被彻底粉碎。
　　2006年10月5日，农历八月十四，中秋将至，将军却又远行……■
　　
　　作者为资深媒体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