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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介语
国内对西方文本的解读借助西方文论对古代文学文本的当代阐释，由于中西方文化语境的不同都面临着失语的困境。经由文本结构解析抵达其中心意蕴文化隐喻的结构主义方法论，作为一种仅针对文本结构研究的方法论为不同文化语境下的文本研究提供了相同的方法。对结构的重视亦是中国历来文本研究的一大课题，古之所谓“章法”“文法”是也。然中国古代文论对章法文法的解读是以指导通常的写作为目的，而非用于研究文化与文本二者间的互文性。当代文学批评借助于西方结构主义文本研究理论，致力于通过对古代文本结构的解读以阐释潜藏于文本结构中的文化隐喻。《论〈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中的死亡叙事》《论〈为了告别的聚会〉的祛魅式写作》《〈招魂〉篇招魂辞叙写方式研究》三篇即为这一研究方法的实践运用。
由茨威格到昆德拉到屈原，从无意为文学到有意做小说，结构作为文本的呈现方式，其安排展现了作者的创作思想与大时代的文化图景。《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以死亡叙事构成文本结构，其晦暗的叙写方式正是彼时恐怖政治氛围的散射；《为了告别的聚会》以祛魅式的笔触结构了诸多宏大叙事，展露了混乱时代人类社会的种种丑态；《招魂》篇招魂辞的叙写可视作巫术文本化，对其文本结构的解读亦即对巫术思维的探求。三篇文本皆以结构为重要方式的依据寄托着作者私人化的情感与整个时代的公共情感。作者立足于文本并分别以死亡、祛魅、招魂为溯源线索，勾连各文本中围绕线索展开的诸多元素，将文本解构又重构后置于读者目前，期以激发读者别样的思考。文学批评是继文本创作后的再度创作，其立足于文本研究又予文本以新的面貌，故而或可常读常新。
如果文本研究仅止步于对结构的玩转，那么文学批评也便流于浅薄了。以文化探究为旨归内含着文学研究对生命本身的深切关怀。时代语境将一系列文化形态作为隐喻寄寓于文本，通过对文本解码达成对时代语境的努力还原应是当代人对历史的回应、对自身情感心灵状态的审视与呵护。
祁国宏（南京大学博士，北方民族大学文史学院硕士生导师）
摘 要：《为了告别的聚会》作于昆德拉“布拉格之春”失败后流亡法国之际，其将对家国危难的思考投诸文本对一切权威进行解构以昭示走投无路的生存困境。《为》通过刻画一批信仰缺失的精神流民展示了20世纪中期捷克混乱的社会图景，其生存困境的文本表现具体为：生殖信仰的异变、身体灵魂的背离、政权神权的沦落等祛魅式的写作方式，昆德拉对神圣性的消减揭示了时人意义虚无、无所依托的精神面貌。
关键词：《为了告别的聚会》 祛魅 信仰缺失 身体叙事
20世纪世界先后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极权主义、冷战、商品经济流行以及科技重大革新，系列变化为人类精神世界带来了极大的冲击。20世纪中期的捷克面临着纳粹侵袭、国内政治高压等诸多问题，米兰·昆德拉亲历了这一时期的诸多变化，并随着“布拉格之春”的失败，他作为参与者流亡法国，《为了告别的聚会》（以下简称《为》）正是这一时期的作品。故事围绕小镇护士茹泽娜与著名音乐家克利马一夜情后意外怀孕展开，昆德拉以其惯用的反讽式叙事揭露了音乐家、基督徒、医生、政客等各色人物伪善的嘴脸，对传统信仰中的生殖、基督、婚恋、政治等进行祛魅，还原其在20世纪时代大潮冲击下所发生的异变。
一、极端个人主义信仰下的生殖信仰异变
生殖崇拜从原始时期始作为人类文化的重要元素流传下来。近代文化中，随着科学的发展，生殖崇拜逐渐失去其神秘性，然其作为人类延续的唯一方式依然不可侵犯，以其为基础而建立的伦常关系组成且维系着社会系统，在各大文化信仰中，生殖意味着生命与伦常，依然具有其不可侵犯性。生殖信仰的丧失与戏谑是人类伦常与生命信仰的危机。
《为》的开篇即茹泽娜腹中新生命的到来，然这一生命在文本中从未给予生命的定位，它本来自茹泽娜与有妇之夫克利马的一夜情，是茹泽娜脱离下层社会的砝码，克利马急于摆脱的麻烦。面对克利马堕胎的求助，基督徒巴特里弗、医生斯托雷托皆推波助澜，此外护士、音乐团员诸多的看客亦加入了这场堕胎的“狂欢”聚会。物欲在这里表现为社会地位的执着；物欲异化下，生命成为物件，伦常成为被嘲讽消遣的对象。
神圣性在于其不可复制。当斯托雷托的诸多孩子出现在世界各地时，生殖成为机械复制：专治不孕不育的名医通过为不明情况的女病人输入自己的精子试图让天下人皆成为有血缘的兄弟姐妹。斯托雷托在极端个人主义的支配下妄图使世界皆是他的优良基因，他不关心政治时事，固执地认为这一方式才能让其取得永久的胜利。女人们虔诚急迫的生育愿望与斯托雷托戏谑式的回馈、新生命的喜悦与谎言的荒诞达成反讽，生殖成为没有感情的单纯的生理运作，更谈不上伦常的意义。伦常除去其禁忌与可不侵犯性，成为生物性的、商品性的物件。斯托雷托与巴特里弗结成父子关系，只为求得美国公民的身份以便于让他的“孩子”遍布世界。斯托雷托以生殖为毕生事业，生殖在其是极端个人主义的实践方式，却解构了生殖于人类的意义，使之沦落为反人类式的繁衍行为。
二、身体的狂欢与爱情的虚无
性爱同为两性关系的组成侧面，在文学作品史上作家们却经常厚此薄彼，伴随着精神至上的时代信仰，柏拉图创作无性之爱的模式，同时基督教亦是提倡禁欲主义，认可婚姻而贬薄性。进入20世纪，西方迎来了性解放，对身体本能欲望的关注与回归使得性在文学中的地位日益凸显，同时埃利斯、弗洛伊德、金西等对于性学的科学研究使得性禁忌进一步消除，引起了大波性学研究的热潮，性研究被置于社会学、心理学诸多视阈下，《为》就是这一时期的文本实践。
克利马惯性出轨，流连于偷腥的性刺激却畏惧承担责任，妻子凯米蕾于他是标榜深情的自我安慰、虚伪的道德依归，“每一次出轨都只会让我发现自己更爱她”{1}，于是他既有了出轨的快感，又不至于损坏良好的自我认知。凯米蕾因病失去舞台，自此只能将一生孤掷于克利马，日日生活在惶恐嫉妒中，直到遇见雅库布，从雅库布狂热的迷恋中再次见到自身魅力，对克利马瞬间嫉妒、爱情全然消失。凯米蕾在男人身上寻找着舞台上享有的荣光与关注，能给予她爱慕的人她亦回以热情，虚荣以爱情的名义变得高尚。奥加尔迷恋着养父雅库布，雅库布一直生活在收养政敌之女的道德高尚感中，两人的自欺却在奥加尔引诱雅库布发生的一场性事里明了。奥加尔怀着深深的厄勒克特拉情结，在雅库布身上实现了对父权的僭越。雅库布则在这场性事里发现奥加尔同所有女人一样，奥加尔的形象已然不符合他对孤女的设定，不再满足他抚养政敌女儿的自我形象塑造，故他与奥加尔的维系就此切断。同时，作为政治运动的受害者，雅库布与奥加尔同样表现出强烈的死本能，弗洛伊德认为“死本能（Thanatos）是本我无意识中的另一种原始欲望，体现为毁灭自我和毁灭他人的倾向”{2}。奥加尔执着于破坏与雅库布的父女关系，同时又自我欣赏玩味破坏带来的快感。雅库布包裹着献身精神与奥加尔发生性关系，在奥加尔“女儿”的形象破灭后对其表现出厌恶可以见得雅库布对奥加尔是妄图破坏而非爱护，对奥加尔父亲的仇恨在其道德高尚的自我标榜中被扭曲成了收养奥加尔这一行为，而实际上，二人之间并没有亲情，故性关系发生后二人的冷漠厌恶也就不足为奇，性在此实则为“死本能”的外化、发泄。 茹泽娜与基督徒巴特里弗的感情似乎是真的爱情。茹泽娜终于发现“用不着着急，一个聪明成熟的男人能够带她进入一个领域，在那里时间是仁慈的，青春不会凋谢得那么快”{3}，而巴特里弗亦为茹泽娜的死伤痛。低下的社会地位与攀上高枝的焦灼让茹泽娜强烈不安，弗朗特的贫困与克利马的背弃同样无法让她感受到爱情，巴特里弗美国人的身份、对她的爱慕是弗、克二人的集合，故此时她终于感受到爱情，爱情于茹泽娜实质是社会地位提高、女性魅力确认需求的结合。巴特里弗在茹泽娜去世后力图为茹泽娜讨回公道，他极力想要证明茹泽娜是谋杀而非自杀，因为自杀在教义中是遭唾弃的，而凶手是谁便不是他关心的了。
《为》中不乏爱情，细品却发现竟是虚妄。每个人都被困在一种生活状态里，性结合是其寻求突破的方式，爱情则成为其掩饰见不得人的需求的借口，最妙的是，自己亦对这一借口深信不疑。
《为》之身体叙事不仅见于性描写，亦见于几处裸体群像的呈现。疗养镇的温泉里每日泡着的各色女人、茹泽娜、奥加尔的青春肉体，茹泽娜死时温泉里的女体狂欢，昆德拉将精神的神性拉至肉体的书写，借以表达时人精神世界的荒芜与肉欲物欲对身体的攻占。身体的狂欢是对神性的反讽，对身体丑化、欲望式的书写同时亦是对身体神性的解构；神性的丧失意味着责任、爱情、尊严等一类高级人格特征的丧失。精神与身体的相继失守导致了人自身秩序的混乱，在文本中每个人身上都带着深深的焦灼感，妄图逃脱生存现状，做着各种逃脱的尝试。
三、政权神权的祛魅
政权、神权作为国家上层建筑以其绝对权威凌驾于民众之上，社会秩序混乱所带来的信仰危机在政职神职人员身上则表现为一系列行为的悖谬。
巴特里弗活在自足的神学理论中，这套神学理论披着基督教的外衣实质却是极端利己主义者的诡辩说辞。巴特里弗虚伪地为妓女贡献爱情，只为满足高尚的自我想象，作为神职人员却教唆克利马利用茹泽娜的感情令其自愿堕胎；茹泽娜死后力争茹泽娜他杀而非自杀以显示自己的深情。巴特里弗从基督神学中建立了为己所用的伪神学，伪神学亦将其异化，使之丧失人之为人的悲悯与人性，只活在自得的自我想象中，这是商品经济冲击下神学在部分人手中的变质，其神学的外衣难以掩饰自相悖谬的言行、利己主义的物欲。
雅库布长期饱受政治戕害，“祖国”一词对他是梦魇牢笼。其心怀政治信仰本该为民谋福利却在文本中成为实际的谋杀犯。巴特里弗内心是孱弱的，长期的政治戕害使其饱受死亡恐惧的煎熬，文本中其恐惧与仇恨有三处发泄：其一，身边时刻带着可以了结生命的蓝色药片以确保自己能有选择死亡、逃离折磨的权利。其二，收养奥加尔，此时雅库布尚处在道德高尚的自我确认中，收养行为是对奥加尔父亲仇恨的变相发泄，处在自身价值被打击的时刻雅库布需要这样的自我确认来保持相对安稳的心理环境，因为仇恨会让本就不乐观的政治处境更糟。其三，谋杀茹泽娜，此时雅库布获得出国许可，一切社会关系带来的束缚都即将消失，其仇恨面临最后的释放。所以茹泽娜驱赶野狗的行为激发了他对政治迫害者的怨恨，雅库布由受害者转为迫害者。茹泽娜是雅库布臆想中的仇敌，谋杀行为在雅库布看来最终没有达成，故在经过短暂的思想交锋后，雅库布依然带着自足的道德感离开祖国，一切都好似没有改变。
昆德拉的笔触深入人物内心，揭露神职、政职这类社会高尚职业从事者不为人知的一面，其写作时代扭曲带来人内心的失序，亦是在写作人性，指出人性在面对诱惑、戕害时的孱弱；信仰缺失的时代，这批人经历着各种尝试，却发现没有一种适合当下，众人皆自知或不自知地生存于精神困境、行为悖谬中。
祛魅的结果是多元信仰的出现，昆德拉《为》所记录的时代旧的信仰正在崩塌，新的信仰尚未重建。美国荒诞派戏剧家阿尔比说荒诞派戏剧的目标在于在一个毫无意义的世界里尝试着为毫无意义的存在寻找出意义来。这个世界毫无意义，是因为人在为自己的幻想而建立的道德、宗教、政治的种种结构已经崩溃了。宗教、政治、原始信仰都在时代的变革与动荡中逐渐丧失其赖以生存的生活环境，其内在逻辑已经无法自明，人类面对无所依托的精神困境。精神世界内在秩序的混乱产生了诸多荒诞不经、可悲可悯的社会群类。
《为》结局似乎除了茹泽娜的死，一切都未曾改变，甚而大多数人得偿所愿：克利马终于解决了茹泽娜，斯托雷托认巴特里弗作养父取得了美国国籍，奥加尔征服了雅库布。相聚为所有人的精神世界带来了短暂的风波，本就孱弱的精神世界一时间危机重重，终于在众人的努力下，外在的社会秩序暂归平静，内心的秩序亦重新寻找到平衡点，继续维持着不堪一击的平静。昆德拉展现了新旧秩序交替下人的挣扎，却也未能寻到出路。
{1}{3} [捷]米兰·昆德拉著，景凯旋译：《为了告别的聚会》，作家出版社1993年版，第23页，第174页。
{2} 车文博主编：《弗洛伊德文集·自我与本我》，长春出版社2010年版，第139页。
参考文献：
[1] [捷]米兰·昆德拉.为了告别的聚会[M].景凯旋译.北京：作家出版社，1993.
[2] 车文博主编.弗洛伊德文集·自我与本我[M].长春：长春出版社，2010.
作 者：马晋，北方民族大学文史学院古代文学2014级在读硕士生，研究方向：先秦两汉文学；祁国宏，南京大学博士，北方民族大学文史学院硕士生导师。
编 辑：张晴 Email：zqmz0601@163.com
国内对西方文本的解读借助西方文论对古代文学文本的当代阐释，由于中西方文化语境的不同都面临着失语的困境。经由文本结构解析抵达其中心意蕴文化隐喻的结构主义方法论，作为一种仅针对文本结构研究的方法论为不同文化语境下的文本研究提供了相同的方法。对结构的重视亦是中国历来文本研究的一大课题，古之所谓“章法”“文法”是也。然中国古代文论对章法文法的解读是以指导通常的写作为目的，而非用于研究文化与文本二者间的互文性。当代文学批评借助于西方结构主义文本研究理论，致力于通过对古代文本结构的解读以阐释潜藏于文本结构中的文化隐喻。《论〈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中的死亡叙事》《论〈为了告别的聚会〉的祛魅式写作》《〈招魂〉篇招魂辞叙写方式研究》三篇即为这一研究方法的实践运用。
由茨威格到昆德拉到屈原，从无意为文学到有意做小说，结构作为文本的呈现方式，其安排展现了作者的创作思想与大时代的文化图景。《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以死亡叙事构成文本结构，其晦暗的叙写方式正是彼时恐怖政治氛围的散射；《为了告别的聚会》以祛魅式的笔触结构了诸多宏大叙事，展露了混乱时代人类社会的种种丑态；《招魂》篇招魂辞的叙写可视作巫术文本化，对其文本结构的解读亦即对巫术思维的探求。三篇文本皆以结构为重要方式的依据寄托着作者私人化的情感与整个时代的公共情感。作者立足于文本并分别以死亡、祛魅、招魂为溯源线索，勾连各文本中围绕线索展开的诸多元素，将文本解构又重构后置于读者目前，期以激发读者别样的思考。文学批评是继文本创作后的再度创作，其立足于文本研究又予文本以新的面貌，故而或可常读常新。
如果文本研究仅止步于对结构的玩转，那么文学批评也便流于浅薄了。以文化探究为旨归内含着文学研究对生命本身的深切关怀。时代语境将一系列文化形态作为隐喻寄寓于文本，通过对文本解码达成对时代语境的努力还原应是当代人对历史的回应、对自身情感心灵状态的审视与呵护。
祁国宏（南京大学博士，北方民族大学文史学院硕士生导师）
摘 要：《为了告别的聚会》作于昆德拉“布拉格之春”失败后流亡法国之际，其将对家国危难的思考投诸文本对一切权威进行解构以昭示走投无路的生存困境。《为》通过刻画一批信仰缺失的精神流民展示了20世纪中期捷克混乱的社会图景，其生存困境的文本表现具体为：生殖信仰的异变、身体灵魂的背离、政权神权的沦落等祛魅式的写作方式，昆德拉对神圣性的消减揭示了时人意义虚无、无所依托的精神面貌。
关键词：《为了告别的聚会》 祛魅 信仰缺失 身体叙事
20世纪世界先后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极权主义、冷战、商品经济流行以及科技重大革新，系列变化为人类精神世界带来了极大的冲击。20世纪中期的捷克面临着纳粹侵袭、国内政治高压等诸多问题，米兰·昆德拉亲历了这一时期的诸多变化，并随着“布拉格之春”的失败，他作为参与者流亡法国，《为了告别的聚会》（以下简称《为》）正是这一时期的作品。故事围绕小镇护士茹泽娜与著名音乐家克利马一夜情后意外怀孕展开，昆德拉以其惯用的反讽式叙事揭露了音乐家、基督徒、医生、政客等各色人物伪善的嘴脸，对传统信仰中的生殖、基督、婚恋、政治等进行祛魅，还原其在20世纪时代大潮冲击下所发生的异变。
一、极端个人主义信仰下的生殖信仰异变
生殖崇拜从原始时期始作为人类文化的重要元素流传下来。近代文化中，随着科学的发展，生殖崇拜逐渐失去其神秘性，然其作为人类延续的唯一方式依然不可侵犯，以其为基础而建立的伦常关系组成且维系着社会系统，在各大文化信仰中，生殖意味着生命与伦常，依然具有其不可侵犯性。生殖信仰的丧失与戏谑是人类伦常与生命信仰的危机。
《为》的开篇即茹泽娜腹中新生命的到来，然这一生命在文本中从未给予生命的定位，它本来自茹泽娜与有妇之夫克利马的一夜情，是茹泽娜脱离下层社会的砝码，克利马急于摆脱的麻烦。面对克利马堕胎的求助，基督徒巴特里弗、医生斯托雷托皆推波助澜，此外护士、音乐团员诸多的看客亦加入了这场堕胎的“狂欢”聚会。物欲在这里表现为社会地位的执着；物欲异化下，生命成为物件，伦常成为被嘲讽消遣的对象。
神圣性在于其不可复制。当斯托雷托的诸多孩子出现在世界各地时，生殖成为机械复制：专治不孕不育的名医通过为不明情况的女病人输入自己的精子试图让天下人皆成为有血缘的兄弟姐妹。斯托雷托在极端个人主义的支配下妄图使世界皆是他的优良基因，他不关心政治时事，固执地认为这一方式才能让其取得永久的胜利。女人们虔诚急迫的生育愿望与斯托雷托戏谑式的回馈、新生命的喜悦与谎言的荒诞达成反讽，生殖成为没有感情的单纯的生理运作，更谈不上伦常的意义。伦常除去其禁忌与可不侵犯性，成为生物性的、商品性的物件。斯托雷托与巴特里弗结成父子关系，只为求得美国公民的身份以便于让他的“孩子”遍布世界。斯托雷托以生殖为毕生事业，生殖在其是极端个人主义的实践方式，却解构了生殖于人类的意义，使之沦落为反人类式的繁衍行为。
二、身体的狂欢与爱情的虚无
性爱同为两性关系的组成侧面，在文学作品史上作家们却经常厚此薄彼，伴随着精神至上的时代信仰，柏拉图创作无性之爱的模式，同时基督教亦是提倡禁欲主义，认可婚姻而贬薄性。进入20世纪，西方迎来了性解放，对身体本能欲望的关注与回归使得性在文学中的地位日益凸显，同时埃利斯、弗洛伊德、金西等对于性学的科学研究使得性禁忌进一步消除，引起了大波性学研究的热潮，性研究被置于社会学、心理学诸多视阈下，《为》就是这一时期的文本实践。
克利马惯性出轨，流连于偷腥的性刺激却畏惧承担责任，妻子凯米蕾于他是标榜深情的自我安慰、虚伪的道德依归，“每一次出轨都只会让我发现自己更爱她”{1}，于是他既有了出轨的快感，又不至于损坏良好的自我认知。凯米蕾因病失去舞台，自此只能将一生孤掷于克利马，日日生活在惶恐嫉妒中，直到遇见雅库布，从雅库布狂热的迷恋中再次见到自身魅力，对克利马瞬间嫉妒、爱情全然消失。凯米蕾在男人身上寻找着舞台上享有的荣光与关注，能给予她爱慕的人她亦回以热情，虚荣以爱情的名义变得高尚。奥加尔迷恋着养父雅库布，雅库布一直生活在收养政敌之女的道德高尚感中，两人的自欺却在奥加尔引诱雅库布发生的一场性事里明了。奥加尔怀着深深的厄勒克特拉情结，在雅库布身上实现了对父权的僭越。雅库布则在这场性事里发现奥加尔同所有女人一样，奥加尔的形象已然不符合他对孤女的设定，不再满足他抚养政敌女儿的自我形象塑造，故他与奥加尔的维系就此切断。同时，作为政治运动的受害者，雅库布与奥加尔同样表现出强烈的死本能，弗洛伊德认为“死本能（Thanatos）是本我无意识中的另一种原始欲望，体现为毁灭自我和毁灭他人的倾向”{2}。奥加尔执着于破坏与雅库布的父女关系，同时又自我欣赏玩味破坏带来的快感。雅库布包裹着献身精神与奥加尔发生性关系，在奥加尔“女儿”的形象破灭后对其表现出厌恶可以见得雅库布对奥加尔是妄图破坏而非爱护，对奥加尔父亲的仇恨在其道德高尚的自我标榜中被扭曲成了收养奥加尔这一行为，而实际上，二人之间并没有亲情，故性关系发生后二人的冷漠厌恶也就不足为奇，性在此实则为“死本能”的外化、发泄。 茹泽娜与基督徒巴特里弗的感情似乎是真的爱情。茹泽娜终于发现“用不着着急，一个聪明成熟的男人能够带她进入一个领域，在那里时间是仁慈的，青春不会凋谢得那么快”{3}，而巴特里弗亦为茹泽娜的死伤痛。低下的社会地位与攀上高枝的焦灼让茹泽娜强烈不安，弗朗特的贫困与克利马的背弃同样无法让她感受到爱情，巴特里弗美国人的身份、对她的爱慕是弗、克二人的集合，故此时她终于感受到爱情，爱情于茹泽娜实质是社会地位提高、女性魅力确认需求的结合。巴特里弗在茹泽娜去世后力图为茹泽娜讨回公道，他极力想要证明茹泽娜是谋杀而非自杀，因为自杀在教义中是遭唾弃的，而凶手是谁便不是他关心的了。
《为》中不乏爱情，细品却发现竟是虚妄。每个人都被困在一种生活状态里，性结合是其寻求突破的方式，爱情则成为其掩饰见不得人的需求的借口，最妙的是，自己亦对这一借口深信不疑。
《为》之身体叙事不仅见于性描写，亦见于几处裸体群像的呈现。疗养镇的温泉里每日泡着的各色女人、茹泽娜、奥加尔的青春肉体，茹泽娜死时温泉里的女体狂欢，昆德拉将精神的神性拉至肉体的书写，借以表达时人精神世界的荒芜与肉欲物欲对身体的攻占。身体的狂欢是对神性的反讽，对身体丑化、欲望式的书写同时亦是对身体神性的解构；神性的丧失意味着责任、爱情、尊严等一类高级人格特征的丧失。精神与身体的相继失守导致了人自身秩序的混乱，在文本中每个人身上都带着深深的焦灼感，妄图逃脱生存现状，做着各种逃脱的尝试。
三、政权神权的祛魅
政权、神权作为国家上层建筑以其绝对权威凌驾于民众之上，社会秩序混乱所带来的信仰危机在政职神职人员身上则表现为一系列行为的悖谬。
巴特里弗活在自足的神学理论中，这套神学理论披着基督教的外衣实质却是极端利己主义者的诡辩说辞。巴特里弗虚伪地为妓女贡献爱情，只为满足高尚的自我想象，作为神职人员却教唆克利马利用茹泽娜的感情令其自愿堕胎；茹泽娜死后力争茹泽娜他杀而非自杀以显示自己的深情。巴特里弗从基督神学中建立了为己所用的伪神学，伪神学亦将其异化，使之丧失人之为人的悲悯与人性，只活在自得的自我想象中，这是商品经济冲击下神学在部分人手中的变质，其神学的外衣难以掩饰自相悖谬的言行、利己主义的物欲。
雅库布长期饱受政治戕害，“祖国”一词对他是梦魇牢笼。其心怀政治信仰本该为民谋福利却在文本中成为实际的谋杀犯。巴特里弗内心是孱弱的，长期的政治戕害使其饱受死亡恐惧的煎熬，文本中其恐惧与仇恨有三处发泄：其一，身边时刻带着可以了结生命的蓝色药片以确保自己能有选择死亡、逃离折磨的权利。其二，收养奥加尔，此时雅库布尚处在道德高尚的自我确认中，收养行为是对奥加尔父亲仇恨的变相发泄，处在自身价值被打击的时刻雅库布需要这样的自我确认来保持相对安稳的心理环境，因为仇恨会让本就不乐观的政治处境更糟。其三，谋杀茹泽娜，此时雅库布获得出国许可，一切社会关系带来的束缚都即将消失，其仇恨面临最后的释放。所以茹泽娜驱赶野狗的行为激发了他对政治迫害者的怨恨，雅库布由受害者转为迫害者。茹泽娜是雅库布臆想中的仇敌，谋杀行为在雅库布看来最终没有达成，故在经过短暂的思想交锋后，雅库布依然带着自足的道德感离开祖国，一切都好似没有改变。
昆德拉的笔触深入人物内心，揭露神职、政职这类社会高尚职业从事者不为人知的一面，其写作时代扭曲带来人内心的失序，亦是在写作人性，指出人性在面对诱惑、戕害时的孱弱；信仰缺失的时代，这批人经历着各种尝试，却发现没有一种适合当下，众人皆自知或不自知地生存于精神困境、行为悖谬中。
祛魅的结果是多元信仰的出现，昆德拉《为》所记录的时代旧的信仰正在崩塌，新的信仰尚未重建。美国荒诞派戏剧家阿尔比说荒诞派戏剧的目标在于在一个毫无意义的世界里尝试着为毫无意义的存在寻找出意义来。这个世界毫无意义，是因为人在为自己的幻想而建立的道德、宗教、政治的种种结构已经崩溃了。宗教、政治、原始信仰都在时代的变革与动荡中逐渐丧失其赖以生存的生活环境，其内在逻辑已经无法自明，人类面对无所依托的精神困境。精神世界内在秩序的混乱产生了诸多荒诞不经、可悲可悯的社会群类。
《为》结局似乎除了茹泽娜的死，一切都未曾改变，甚而大多数人得偿所愿：克利马终于解决了茹泽娜，斯托雷托认巴特里弗作养父取得了美国国籍，奥加尔征服了雅库布。相聚为所有人的精神世界带来了短暂的风波，本就孱弱的精神世界一时间危机重重，终于在众人的努力下，外在的社会秩序暂归平静，内心的秩序亦重新寻找到平衡点，继续维持着不堪一击的平静。昆德拉展现了新旧秩序交替下人的挣扎，却也未能寻到出路。
{1}{3} [捷]米兰·昆德拉著，景凯旋译：《为了告别的聚会》，作家出版社1993年版，第23页，第174页。
{2} 车文博主编：《弗洛伊德文集·自我与本我》，长春出版社2010年版，第139页。
参考文献：
[1] [捷]米兰·昆德拉.为了告别的聚会[M].景凯旋译.北京：作家出版社，1993.
[2] 车文博主编.弗洛伊德文集·自我与本我[M].长春：长春出版社，2010.
作 者：马晋，北方民族大学文史学院古代文学2014级在读硕士生，研究方向：先秦两汉文学；祁国宏，南京大学博士，北方民族大学文史学院硕士生导师。
编 辑：张晴 Email：zqmz0601@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