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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架银灰色的巨大喷气客机，平稳降落在首都机场。舷梯上急步走下一位清癯、矫健的老人。
老人三步并作两步，冲向停在候机楼前停车场上的轿车。“快点，再快点！”他急不可待地催促司机。
医院的病榻上，中国电影界的一代巨星——赵丹正处在弥留之际。在几天前，赵丹曾委托夫人黄宗英向上海拍发了一个加急电报，电文上写：“赵丹病危，整日呼唤富华”。
这位远道飞来北京探视赵丹的，正是上海海墨画社社长富华先生。在病房里见到赵丹时，赵丹已不能说话。富华噙着泪，伏在赵丹耳边告诉他：“再过两天，画展即可开幕。”赵丹用颤抖的手，在纸上歪歪斜斜写了四个字：“画展重要”。富华用笔答：“知道”。赵丹看毕，眼眶里饱含着感激的泪水，望着富华憔悴、困乏的面容，紧紧握着挚友的手，嘴蠕动着发不出声音。赵丹是在得悉他和富华合办画展开幕的喜讯后，含着眼泪和微笑，离开了他所热爱的世界。
“文化大革命”后期的1972年，设在奉贤钱桥的“上海文化五七干校”和“电影五七干校”与隔河相望的“新闻出版五七干校”合并。许多“五七战士”劫数届满先后返沪，留下的目渐稀少。一天黄昏时分，刚从拘留所释放，安排在养猪场劳动的电影演员赵丹，吃过晚饭悠悠荡荡朝公路旁的小商店走去。过了一会，他离开小店往回走。不巧，在公路上与连里的工宣队员迎面相遇。
“赵丹，你去哪儿？”这位工宣队员可能出于关心也可能另有企图地问。
“遛遛，散散步！”赵丹用满不在乎的口吻回答。
工宣队员眼尖，又问：“你手里拿的是什么？”
赵丹像扮演角色那样沉着自如，一扬手把瓶子朝路旁草丛中一掷道：“刚才在路上捡了个空瓶子，你提醒我，很脏，不要了。”
一场短剧“演”到这里，落幕。
黑漆漆的夜。赵丹偷偷从宿舍里出来，在草丛里寻觅几小时前掷掉的“空瓶子”。那是他从小店买回来的一瓶酒。即兴“演”了一出掷瓶“小品”，虽骗过了管教者，却舍不得白白丢掉一瓶能令人忘忧的酒。
“谁？”黑暗中一个路过的中等身材的男子喝道。
赵丹一惊，直起身来。“我！”他未看清来人，嗫嚅地轻应了一声。
凑前一看，也是个“五七战士”，而且是熟面孔，虽然不知其名。先此几次，赵丹走过这人宿舍窗下，看见他在作画，引起注意。
“嘘！”赵丹警觉地把食指朝嘴上一竖，示意来人压低喉咙说话：“我在找瓶酒！”
来人深谙“干校”规矩，一听找酒，已猜着几分，心中大乐，随即也跳入草丛摸索起来。 不一会，赵丹摸到了酒瓶，乐不可支，连连拍瓶而笑。那人邀赵丹到自己的宿舍里去。
那人自报家门：“富华，满族，正蓝旗人，祖籍长白山，生于北平。上海中国画院画师。”两人紧闭门窗同饮起来。干饮无趣，富华索性铺开纸笔作起画来。从此，两人从觅酒瓶开始的“濡沫”之谊，持续了八年。
赵丹身陷囹圄多年。“文革”前也早就莫名其妙地不让他上银幕施展才华。不难想象，他心中郁积了多么厚重的忧愤。单就饰演鲁迅来说，他就巴盼了20年，蓄须又剃掉，剃去又蓄起……真是变幻莫测的人生，可人又经得起几次折腾？“文革”风暴更把他抛上无情的浪尖，随时有葬身的危险，但他胸中仍然燃烧着不熄的艺术创作之火。这次无意中结识富华，竟为他的创作之火找到了一个新的燃烧点。赵丹1930年毕业于上海美专，绘画本是学业之一，只是后来改行当电影演员了。他引富华为知己，切磋琢磨，把创作热情和对美的执着追求倾泻在画案上。
从“五七干校”回到上海，两人过从愈见密切，经常在一起吟诗作画。1976年10月的一天深夜，富华忽听到急迫的呼唤声，打开门，冲进来的是赵丹和他的弟弟赵冲。赵丹激动地一把搂住富华，半天才把“四人帮”被粉碎的消息说出来。两人喜极而泣，额手相庆。随后他们便在画室里翻腾起来，找到一瓶酒，盛上一碟花生，三人便干起杯来。酒兴方酣，赵丹忽然叫道：“你这个画室该有个堂号。我赠你三个字：‘红雨楼’！”富华欣然同意。赵丹乘兴展纸，写下一幅两尺来宽的横匾，悬挂在墙上。
有一回，一位老同志请富华作画。富华连夜与赵丹琢磨，各抒己见。那时他们心中尚有余悸。国画虽含蓄，但画得太“温”也没味道。踌躇间，富华忽展纸用泼墨画了一只振翅的雄鹰，而把天空画成灰蒙蒙一片，唯远处露出一线空白。赵丹随手击富华后脑叫道：“鬼才！”并接过笔在另一张纸上写下“神使鬼差”四字，接着又在雄鹰图的下端加画了一棵郁郁苍苍的松树。
粉碎“四人帮”，迎来了文艺创作的春天。富华在十多位画友的鼓动下，成立了以研究和继承发扬近百年即包括晚清赵之谦、张子祥、任伯年、任渭长、任阜长、虚谷、蒲作英、吴昌硕在内的上海画派为中心任务的民间美术团体“海墨画社”。富华任社长，赵丹也欣然应邀入社。
1980年春天，赵丹参加中国电影代表团赴日本出席电影《天平之薨》拍摄完成庆祝会。行前，赵丹半夜赶到“红雨楼”，两人即兴作画，并由赵丹携去赠送日本友人。黄宗英还为他俩拟字刻了颗“哥俩好”的闲章，供两人作压角之用。
从“五七干校”回来的数年间，富华、赵丹共合作了三百多幅作品，一时被画坛传为美谈。
老人三步并作两步，冲向停在候机楼前停车场上的轿车。“快点，再快点！”他急不可待地催促司机。
医院的病榻上，中国电影界的一代巨星——赵丹正处在弥留之际。在几天前，赵丹曾委托夫人黄宗英向上海拍发了一个加急电报，电文上写：“赵丹病危，整日呼唤富华”。
这位远道飞来北京探视赵丹的，正是上海海墨画社社长富华先生。在病房里见到赵丹时，赵丹已不能说话。富华噙着泪，伏在赵丹耳边告诉他：“再过两天，画展即可开幕。”赵丹用颤抖的手，在纸上歪歪斜斜写了四个字：“画展重要”。富华用笔答：“知道”。赵丹看毕，眼眶里饱含着感激的泪水，望着富华憔悴、困乏的面容，紧紧握着挚友的手，嘴蠕动着发不出声音。赵丹是在得悉他和富华合办画展开幕的喜讯后，含着眼泪和微笑，离开了他所热爱的世界。
“文化大革命”后期的1972年，设在奉贤钱桥的“上海文化五七干校”和“电影五七干校”与隔河相望的“新闻出版五七干校”合并。许多“五七战士”劫数届满先后返沪，留下的目渐稀少。一天黄昏时分，刚从拘留所释放，安排在养猪场劳动的电影演员赵丹，吃过晚饭悠悠荡荡朝公路旁的小商店走去。过了一会，他离开小店往回走。不巧，在公路上与连里的工宣队员迎面相遇。
“赵丹，你去哪儿？”这位工宣队员可能出于关心也可能另有企图地问。
“遛遛，散散步！”赵丹用满不在乎的口吻回答。
工宣队员眼尖，又问：“你手里拿的是什么？”
赵丹像扮演角色那样沉着自如，一扬手把瓶子朝路旁草丛中一掷道：“刚才在路上捡了个空瓶子，你提醒我，很脏，不要了。”
一场短剧“演”到这里，落幕。
黑漆漆的夜。赵丹偷偷从宿舍里出来，在草丛里寻觅几小时前掷掉的“空瓶子”。那是他从小店买回来的一瓶酒。即兴“演”了一出掷瓶“小品”，虽骗过了管教者，却舍不得白白丢掉一瓶能令人忘忧的酒。
“谁？”黑暗中一个路过的中等身材的男子喝道。
赵丹一惊，直起身来。“我！”他未看清来人，嗫嚅地轻应了一声。
凑前一看，也是个“五七战士”，而且是熟面孔，虽然不知其名。先此几次，赵丹走过这人宿舍窗下，看见他在作画，引起注意。
“嘘！”赵丹警觉地把食指朝嘴上一竖，示意来人压低喉咙说话：“我在找瓶酒！”
来人深谙“干校”规矩，一听找酒，已猜着几分，心中大乐，随即也跳入草丛摸索起来。 不一会，赵丹摸到了酒瓶，乐不可支，连连拍瓶而笑。那人邀赵丹到自己的宿舍里去。
那人自报家门：“富华，满族，正蓝旗人，祖籍长白山，生于北平。上海中国画院画师。”两人紧闭门窗同饮起来。干饮无趣，富华索性铺开纸笔作起画来。从此，两人从觅酒瓶开始的“濡沫”之谊，持续了八年。
赵丹身陷囹圄多年。“文革”前也早就莫名其妙地不让他上银幕施展才华。不难想象，他心中郁积了多么厚重的忧愤。单就饰演鲁迅来说，他就巴盼了20年，蓄须又剃掉，剃去又蓄起……真是变幻莫测的人生，可人又经得起几次折腾？“文革”风暴更把他抛上无情的浪尖，随时有葬身的危险，但他胸中仍然燃烧着不熄的艺术创作之火。这次无意中结识富华，竟为他的创作之火找到了一个新的燃烧点。赵丹1930年毕业于上海美专，绘画本是学业之一，只是后来改行当电影演员了。他引富华为知己，切磋琢磨，把创作热情和对美的执着追求倾泻在画案上。
从“五七干校”回到上海，两人过从愈见密切，经常在一起吟诗作画。1976年10月的一天深夜，富华忽听到急迫的呼唤声，打开门，冲进来的是赵丹和他的弟弟赵冲。赵丹激动地一把搂住富华，半天才把“四人帮”被粉碎的消息说出来。两人喜极而泣，额手相庆。随后他们便在画室里翻腾起来，找到一瓶酒，盛上一碟花生，三人便干起杯来。酒兴方酣，赵丹忽然叫道：“你这个画室该有个堂号。我赠你三个字：‘红雨楼’！”富华欣然同意。赵丹乘兴展纸，写下一幅两尺来宽的横匾，悬挂在墙上。
有一回，一位老同志请富华作画。富华连夜与赵丹琢磨，各抒己见。那时他们心中尚有余悸。国画虽含蓄，但画得太“温”也没味道。踌躇间，富华忽展纸用泼墨画了一只振翅的雄鹰，而把天空画成灰蒙蒙一片，唯远处露出一线空白。赵丹随手击富华后脑叫道：“鬼才！”并接过笔在另一张纸上写下“神使鬼差”四字，接着又在雄鹰图的下端加画了一棵郁郁苍苍的松树。
粉碎“四人帮”，迎来了文艺创作的春天。富华在十多位画友的鼓动下，成立了以研究和继承发扬近百年即包括晚清赵之谦、张子祥、任伯年、任渭长、任阜长、虚谷、蒲作英、吴昌硕在内的上海画派为中心任务的民间美术团体“海墨画社”。富华任社长，赵丹也欣然应邀入社。
1980年春天，赵丹参加中国电影代表团赴日本出席电影《天平之薨》拍摄完成庆祝会。行前，赵丹半夜赶到“红雨楼”，两人即兴作画，并由赵丹携去赠送日本友人。黄宗英还为他俩拟字刻了颗“哥俩好”的闲章，供两人作压角之用。
从“五七干校”回来的数年间，富华、赵丹共合作了三百多幅作品，一时被画坛传为美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