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周，一个教育学硕士，在儿子13岁时把他领出校门，在儿子18岁后又将他赶出家门，随后老周失去了一切，但他认为又得到了一切，最重要的是找到了自己，他的异常行为的根源是“拒绝绑架”，拒绝传统的绑架、拒绝教育的绑架、拒绝儿子的绑架……11年前的—个下午，老周坐在我的旁边，初时局促不安，渐渐地话多，聊他现下热衷的公路轮滑，聊每天喝10瓶啤酒，心跳每分钟49次，聊得兴起，背囊中的轮滑（单排轱辘鞋）也仿佛跃跃欲试
　　谈到儿子子轩，老周毫不掩饰失败父亲的尴尬，声音压抑、低沉，还有些心不在焉。“我和儿子的事不是很愉快，媒体报道后，压力更大，我们两年多没见面了。我没有刻意去教育他。老人在时，管得多，他从小和父母不太亲。儿子不只是小学文化程度的命。写文章、做设计，如果不在乎别人的评价，也还可以——我就不在乎——他不行，找工作时人家问他是名校毕业的吗？什么学历？他受不了这个。我从小到大都是捣乱之星，不仅‘愤青’，现在还‘愤老’，我不是有意和别人作对，就是性格上不从众。孩子13岁不上学，不是我的本意，而是被逼无奈。后来带他到北京，过了18岁的约定，他想学了，不行！见了棺材才落泪，不行！他是想逃避，不想独力承担责任，不想直面人生。我不能迁就。全世界都这样，古人也是这佯，18岁了，成人了，为什么还要依靠父母，我现在做的，为什么不被理解？许多孩子考大学，毕业了没工作，继续靠父母养着，说要考研、留学。结果呢？海外留学变成了出国享受。我那会儿上学、找工作，父母帮不了什么。现在的父母全部精力围着—个独生子女，如果这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就是—个民族的悲哀，我1门应该有忧患意识。我发现很多大学生考大学前，每天用十多个小时读书，很苦。进了大学，开始谈恋爱，这叫读书吗？我的教育观念是终身教育，活到老学到老，读书如果不能成为精神需要，就没必要。”
　　子轩13岁时已成了学校的“动乱”之星，老周因为受不了老师传唤犯人—样的态度，说出憋了许久的话：“你学过教育学，听说过一句教育名言吗？——只有不好的老师，没有不好的学生！”之后，拉起儿子的手头也不回地走了。
　　“我承认对儿子抓得比较晚，13岁正处在青春期，像以前那样吓唬两句，镇不住了。学校不能满足优秀学生的需要，平时学习好，一考就傻，我当过老师，知道很多这种情况。老师不愿细致工作，就会找家长，跟传犯人—样，我的—个朋友被小学老师喝斥：你这个博士怎么学的？连孩子都教育不好。干吗吆三喝四的？不就是—个职业吗，干不了可以换人。我父亲当年怎么教育我？他跟我说：我到学校是要看你戴红花的。如果孩子只要权利、不要义务，依赖性就会强。这样不行！家长对孩子，只有有限责任；无限责任，我担当不起！”很多人说老周拿孩子做试验，甚至老周的忘年小友也说他是“逆父”，对此，老周通常不作辩解。
　　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的《生活空间》栏目曾破天荒地以《父与子》为题对老周父子做了两个多月的跟踪拍摄。一次，编导采访子轩后设计了个情节，让子轩跟父亲要钱上学，被老周当场拒绝：“我建议你不要想着上什么大学了……最适合你上的学校是麦当劳。你去当—个跑堂，一小时挣三块钱，然后你拿上挣来的血汗钱去思量，是买点好吃的，还是买书，还是积攒学费……”
　　我不相信老周是逆父，他越是谈笑甚欢，我越看出他内心的忧患和愁苦，他越是放浪、潇洒，我越看出他的局促不安，他说现在对儿子眼不见为净，但也仅眼不见，心却很难放下。“我现在的做法，可能含有对传统教育的一种抵触情绪，孩子的很多怨气也在这里。如果我不是干教育这个专业，可能社会反响不会这么强烈。我身边有很多教育资源，名师、名校，他什么时候想学，我都可以帮到。如果我是普通人，可能也会妥协，毕竟跪在自己孩子脚下的父母大有人在。”
　　在老周写的《我只养你18岁》一书中，专门有一节叫《苦命》，他说儿子从小似乎就和苦命相连。他像林妹妹一样，还在不会说话的年纪，就开始喝中药。“子轩患的是乙型肝炎，病情在上幼儿园体检时发现的。起初我们都猜测是他爷爷传染的。子轩的爷爷是个老肝炎，病根是在1960年的大饥荒中落下的，我们兄弟姊妹三人在小的时候也都被传染上了肝炎，不论在学校上学，还是在校外玩耍，都会被其他孩子歧视，我们只能回家后默默抽泣……而最苦的人当数子轩的爷爷，他经受的痛苦直到他去世多年后依然在我心底隐隐发作。他是第一代军工，当年是个才貌双全的帅哥，为国家做贡献不计个人得失，三年自然灾害，食品极度紧缺，他不忍心让我们饿着，勒紧裤带加班加点工作，结果累倒在工作岗位上，送医院检查已是肝硬化晚期，开始腹水了……结果他靠着豁达的心灵和家人的照顾，又奇迹般地活了三十年！好容易盼到孙子，又平添了难言的惆怅，那段时间，只要提起子轩的病情，父亲就避到窗前，久久地向远山凝望……”
　　1987年，老周随着“海南潮”去了海南师范学院，子轩上小学二年级时跟了过来，迎接他的却是海南的蚊子。“子轩皮薄肉嫩，蚊子专门叮他，咬得子轩浑身没—块好肉。我当时住在海南师范学院的一间平房里，每天晚上照例熏蚊子，我们在灯下放一盆水，把成包的熏蚊片点燃后就躲出去，回来后水面上总是漂满一层蚊子。我说有一千只，子轩不信，我愣是一只一只给他数过了一千。我说：咱们以后别熏了，就拿你当灭蚊器得了。子轩追打我，小手拍得通红……”
　　这段日子虽然苦，但无疑是老周最怀念的，因为父子连心，更兼同甘共苦。这时候，老周绝然不会想到，有一天儿子会与他形同陌路，甚至怀有敌意；他更不会想到—个巨大的灾难正朝着“苦命”的子轩走来……“那是一个冬天的夜晚，子轩在冰天雪地的北国，我和他母亲在草木常青的海南。子轩的姨夫从河北琢州打来电话，告诉我们子轩被手扶拖拉机给撞了，伤势严重，昏迷不醒。这个消息如同晴天霹雳！这时我们方才体验到孩子对—个家庭是多么重要，在这之前，亲戚们帮我们拉扯孩子，而我们却偷过着‘自由’的日子，各自为‘事业’终日忙碌，大难来临，自由和事业显得那样微不足道，意义被瞬间颠覆。当我赶到北京积水潭医院时，子轩已经做完了手术，胳膊和腿敷满了石膏，他声音微弱地叫了我—声：‘爸’。这时，子轩的姨夫才说了实话，子轩是梦游时从五楼跳下去的，X光照片显示，子轩左臂为断裂性骨折，右脚粉碎性骨折，骨折错位和裂缝就有二十几处，脚弓被压迫成平足，腰椎错位半厘米，险些截瘫。医院的人都向我道福，说接收过许多从五楼坠下的患者，你儿子是最轻的—例。子轩整整休养了一年，他的右脚成了平足，脚踝处膨大，只好两脚分穿两个号码的鞋，走路有些跛。我想尽办法帮他矫正，照着按摩书给他按摩了几个月，手法都练成专业的了，好在他处在发育期，最后终于康复。”
　　这样的父亲能是逆父吗？如果说“逆”，倒是老周的教育观念始终“逆”着子轩自幼形成的性格特点。在不断的拜师之路上，子轩的走捷径、心不在焉和耍小花招，令老周一次次地失望，也令子轩一次次地在成功面前退却……当今之世，我们身边的人，谈到教育、谈到孩子，随时随地都会产生共鸣。老子英雄，儿子不是好汉，怎么办？老周不是从教育学的角度，而是站在—个失败家长的角度来引起社会对教育问题的关注。“我被孩子绑得不行了。老师给人的感觉是，教好—个学生很难，毁掉百八十个容易。有些家长见了老师战战兢兢，孩子有错，家长就是罪人。我以前的老婆也是阻力之一，我就事论事，什么都可以不要，就要解决问题。她的愿望则跟—般家长—样，希望孩子上重点，进大公司，出国镀金，下班回家。现在的家长需要教育榜样，比如说怎么把弱智教成神童。这种对成功标准的理解太过狭隘。我们搞教育的更关注过程，有的是好榜样，你照谱儿比画，绝对没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