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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近期的阅读中,傅谨的这本书格外触动我的兴趣。乡村文化的当代生长本应是文化研究此处此语并非专指Cultural Studies的重要领域,但文化学人对此却发言寥寥。这一方面是因为乡村文化生在田野,难入文本,而人文学者早已沉溺于书斋无法自拔,只惯于在案头电脑中处理文字;另一方面也因为乡村文化是“他者”,而人文学者近年来更关心的是“自我”,是人文知识分子的集团利益,是人文学界的门户之争与意气之争,无暇他顾。我辈人文知识分子这种将自我作为主要对象的学术倾向不仅会使学问之路日益狭窄,而且会将自己的想像错觉为世界的实相,将一己的悲欢放大为宇宙的中心,从而使自己更深地陷入自我隔离、自我放逐的不利境地。细察历史,会发现学术与学者过度的自我关怀哪怕是过度的自我反省往往同学术的衰微之势连在一起,同学者的病态情绪连在一起,往往指示着不祥的气数。学术的自我扩张与学者的自我实现乃至自我校正应该以对辽阔对象的深切关怀为途径,应该以对广阔生活的深入参与为途径,而自我耽溺所带来的自我满足是短暂的,不久就会陷入幻灭与失落的痛楚之中。
最可忧虑的还不是这种幻灭与失落,而是对这种幻灭与失落的无奈甚至投降,所谓“边缘化”理论就是投降之一例。“边缘化”作为对人文知识分子暂时经历的历史叙述不无准确性,而作为对人文知识分子永久的价值定位则大可商榷。“边缘化”的价值定位意味着对社会功能的退避与对社会生活的退出,是人文学界自恋与自溺的理性庇护。实际上传统的所谓“中心”地位的坍塌并不必然指向无力的“边缘化”,而对“边缘化”的拒绝与反抗也并不必然体现回复传统“中心”地位的企图。在这里,“中心边缘”二元对立的叙述模式成了一种思想遮蔽,使人无法看到在这种模式之外人文学界还有以正常的、正当的、平等的姿态参与社会、行使功能的可能性与必要性。
所以,傅谨堪称健者。提包雨伞行走在台州的田野,关注文化在民间实际的存在状态,关注传统与时尚的真实互动,将外在的文化现象变成人文学者亲历亲见的经验,他发现的事情、他提出的问题远出于书斋学者的思议之外,其风其采令人神旺。文化研究由此而变成为一种可信的学术活动,“五四”以来动辄空论大言的文化讨论方式由此得到了一种矫正。由于许多年来文化讨论的空疏已成积习,这种矫正就显得特别地可贵。而且傅谨在面对“他者”农民的文化时也表现出了足够的自我克制与自我约束,他在言语与评论之前“三省吾身”,极力避免精英文化人在研究中的自我膨胀与对对象的自我投射这种膨胀与投射是一种自恋也是一种自绝,读本书的“引言”,我对他的这种态度格外地注意并且赞赏。
2. 说实话,就我观察,文化研究界近年来为数不多的乡村文化的关心者大都停留在书斋议论的层面,也往往并非真正关心农民的文化生活、关心农民的精神满足与精神完善,而仅仅是关心农民的道德水平与农村的道德秩序而已。农民的精神匮乏与文化饥渴很难引起文化人感同身受的同情,而农民道德水平的降低却难免给文化人的城市生存带来无妄之灾。乡村的乱采滥伐对生态与水源的破坏,农民尤其是流动农民行为的恶性化对城市治安与市民旅行的严重威胁,都直接地变成了文化人的生存忧患,因而使得少数应该说还颇有识见的文化人在谈论乡村文化时着重于道德,着重于文化的整合与控制功能。这种文化关怀可以说是一种理性主义却很难说是一种人道主义。傅谨的话题则是乡村演剧,而演剧的首要功能是心灵愉悦与精神交流,其道德教化的意义是附属性的。而且傅谨也并没有在戏剧的道德功用上多费唇舌,他真正关心的是路头戏演出对演员创造性的发挥、传统剧目与新派歌舞对农村不同年龄观众的吸引这一类问题。他乃是把农村的演剧/观剧者当成平等的文化生产/消费者来看待的,把他们看成文化与精神生活的主体而不是教化、启蒙与师范的对象,避免了古典士大夫与现代文化英雄习惯的姿态。
傅谨对乡村特有的路头戏的高度肯定一反戏剧界扬剧本戏而抑路头戏的主流意见,其见识乃基于对民间艺术创造的尊重。不只是尊重,这里面还有一种真正的欣赏。路头戏即兴演出中演员们匪夷所思的表演能力,路头戏“肉子”表现的民间演剧丰富灵活的词藻和细腻深切的情感,农民观众对路头戏充分的领悟与陶醉,经由傅谨的记述方为我们所惊闻。这种发现不仅是单纯的视野扩展,更是对城市文化人偏见的摆脱。在傅谨的书中,农民的演剧不再是仅供观察与研究的材料,而成了可以参与、可以分享的审美活动,不再是“国民性改造”、“文化批判”的靶子,不再是文化人类学视野中的“土著民俗”,而成为一种与主流文化平权的精神生态,成为当代民族文化生长的别样根苗。因而农民也由教化、控制的对象变为可喜爱、可交流、可学习的对象。这是对人道主义精神的张扬?是对毛泽东文艺思想重新的、积极的发扬?总而言之有些可贵。
不过,对这种乡村文化的未来命运,我却并不像傅谨那样乐观。傅谨也看到了剧本戏、歌舞与现代舞台技术对路头戏生存的威胁,但他依然对其生存能力坚信不移。“既然它能够经受住外来的意识形态强权长达几十年的压抑而伺机重新崛起,又何惧于浮浅的流行文化?”《草根的力量》如此结尾。殊不知这一轮流行文化具有总体性的消解力量,我们已目睹众多传统的、美的东西被它所蚀坏,对它实在是心存悸惧。在摩登化的进程中美的东西往往被淘汰,这种丧失之痛是任何进化论与进步观的解说都无法安慰的。但愿民间演剧真有傅谨所望的好运气。
3. 民间演剧是文化的一种生存形式。对于精神文化的生存来说,形式具有极端的重要性。成熟而有效的形式甚至可以看作是文化存在真实性的证据。家庭长幼秩序及祖先祭拜活动是儒文化一种基本的存在形式,它的式微不兴指示着儒文化在民间难以挽回的颓势。寺庙修炼与佛事活动是佛文化的存在形式,这几年在东南沿海大有恢复,但由于佛法的深奥性与佛事的封闭性,它的凝聚力则远比不上新近呈蔓延之势的乡村基督教。主流意识形态有不少正确的理念,但因为缺乏可靠的形式常常停留在教条的层面,难奏功效。富有生命力的形式使丰富的文化内涵得以寄托,使人们思想情感的养成与交流有了途径和空间,使人们能够经历真实的精神生活,因而形式的有无、恰当与否,事关一种文化的存亡。对于文化的生存来说,形式之时义大矣哉。
民间演剧作为复杂而又自足的文化形式,杂糅着道、佛、儒以及非道非佛非儒的诸多元素,兼具着审美愉悦、情感渲泄、社会认知以及道德劝戒的多重功能,是乡村人群获得文化满足的重要媒介。这种形式的重要使我们对它的深入理解成为必要。《草根的力量》对这一形式作了广泛的探讨,不仅剖析了它的文化构成,而且以很大的力气问寻了它的组织方式、流动情状尤其是经济运作,其细致处甚至连演员的伙食、戏装的归属都尽收眼底。这种社会学式的研究不仅能增进我们关于文化的知识,也颇能健全我们面对文化问题时的心智。文化无疑是一种精神力量,但它的形式化都需要许多物质的依托。就连以出家弃世的极端主义为宗旨的佛教,也无法回避寺院、庙产、佛财与僧团组织制度的问题,也需要借助仿拟世俗的方便法门才能立身。神圣化的宗教尚且如此,世俗社会的文化形式更不能免俗,经济因素在其运转过程中作用至巨,因而在很多情况下它不得不按企业的方式运作,不如此就无法滚动、壮大。但问题的恼人之处在于文化所依托的物质性因素时刻都可能膨胀为主导因素,对作为文化本质的精神力量进行腐蚀、蚕食甚至取代,使文化变质为非精神、反精神的虚伪存在,成为自己的否定。这之间的张力微妙而又危险。就深化对这一悖论的理解而言,读一读傅谨的考察是大有裨益的。哪怕是一本好书也许都不能具体解决某一个问题,但它却可能赋予我们应对问题时的智慧,使问题在不知觉中为我们所掌握、所超越。
最可忧虑的还不是这种幻灭与失落,而是对这种幻灭与失落的无奈甚至投降,所谓“边缘化”理论就是投降之一例。“边缘化”作为对人文知识分子暂时经历的历史叙述不无准确性,而作为对人文知识分子永久的价值定位则大可商榷。“边缘化”的价值定位意味着对社会功能的退避与对社会生活的退出,是人文学界自恋与自溺的理性庇护。实际上传统的所谓“中心”地位的坍塌并不必然指向无力的“边缘化”,而对“边缘化”的拒绝与反抗也并不必然体现回复传统“中心”地位的企图。在这里,“中心边缘”二元对立的叙述模式成了一种思想遮蔽,使人无法看到在这种模式之外人文学界还有以正常的、正当的、平等的姿态参与社会、行使功能的可能性与必要性。
所以,傅谨堪称健者。提包雨伞行走在台州的田野,关注文化在民间实际的存在状态,关注传统与时尚的真实互动,将外在的文化现象变成人文学者亲历亲见的经验,他发现的事情、他提出的问题远出于书斋学者的思议之外,其风其采令人神旺。文化研究由此而变成为一种可信的学术活动,“五四”以来动辄空论大言的文化讨论方式由此得到了一种矫正。由于许多年来文化讨论的空疏已成积习,这种矫正就显得特别地可贵。而且傅谨在面对“他者”农民的文化时也表现出了足够的自我克制与自我约束,他在言语与评论之前“三省吾身”,极力避免精英文化人在研究中的自我膨胀与对对象的自我投射这种膨胀与投射是一种自恋也是一种自绝,读本书的“引言”,我对他的这种态度格外地注意并且赞赏。
2. 说实话,就我观察,文化研究界近年来为数不多的乡村文化的关心者大都停留在书斋议论的层面,也往往并非真正关心农民的文化生活、关心农民的精神满足与精神完善,而仅仅是关心农民的道德水平与农村的道德秩序而已。农民的精神匮乏与文化饥渴很难引起文化人感同身受的同情,而农民道德水平的降低却难免给文化人的城市生存带来无妄之灾。乡村的乱采滥伐对生态与水源的破坏,农民尤其是流动农民行为的恶性化对城市治安与市民旅行的严重威胁,都直接地变成了文化人的生存忧患,因而使得少数应该说还颇有识见的文化人在谈论乡村文化时着重于道德,着重于文化的整合与控制功能。这种文化关怀可以说是一种理性主义却很难说是一种人道主义。傅谨的话题则是乡村演剧,而演剧的首要功能是心灵愉悦与精神交流,其道德教化的意义是附属性的。而且傅谨也并没有在戏剧的道德功用上多费唇舌,他真正关心的是路头戏演出对演员创造性的发挥、传统剧目与新派歌舞对农村不同年龄观众的吸引这一类问题。他乃是把农村的演剧/观剧者当成平等的文化生产/消费者来看待的,把他们看成文化与精神生活的主体而不是教化、启蒙与师范的对象,避免了古典士大夫与现代文化英雄习惯的姿态。
傅谨对乡村特有的路头戏的高度肯定一反戏剧界扬剧本戏而抑路头戏的主流意见,其见识乃基于对民间艺术创造的尊重。不只是尊重,这里面还有一种真正的欣赏。路头戏即兴演出中演员们匪夷所思的表演能力,路头戏“肉子”表现的民间演剧丰富灵活的词藻和细腻深切的情感,农民观众对路头戏充分的领悟与陶醉,经由傅谨的记述方为我们所惊闻。这种发现不仅是单纯的视野扩展,更是对城市文化人偏见的摆脱。在傅谨的书中,农民的演剧不再是仅供观察与研究的材料,而成了可以参与、可以分享的审美活动,不再是“国民性改造”、“文化批判”的靶子,不再是文化人类学视野中的“土著民俗”,而成为一种与主流文化平权的精神生态,成为当代民族文化生长的别样根苗。因而农民也由教化、控制的对象变为可喜爱、可交流、可学习的对象。这是对人道主义精神的张扬?是对毛泽东文艺思想重新的、积极的发扬?总而言之有些可贵。
不过,对这种乡村文化的未来命运,我却并不像傅谨那样乐观。傅谨也看到了剧本戏、歌舞与现代舞台技术对路头戏生存的威胁,但他依然对其生存能力坚信不移。“既然它能够经受住外来的意识形态强权长达几十年的压抑而伺机重新崛起,又何惧于浮浅的流行文化?”《草根的力量》如此结尾。殊不知这一轮流行文化具有总体性的消解力量,我们已目睹众多传统的、美的东西被它所蚀坏,对它实在是心存悸惧。在摩登化的进程中美的东西往往被淘汰,这种丧失之痛是任何进化论与进步观的解说都无法安慰的。但愿民间演剧真有傅谨所望的好运气。
3. 民间演剧是文化的一种生存形式。对于精神文化的生存来说,形式具有极端的重要性。成熟而有效的形式甚至可以看作是文化存在真实性的证据。家庭长幼秩序及祖先祭拜活动是儒文化一种基本的存在形式,它的式微不兴指示着儒文化在民间难以挽回的颓势。寺庙修炼与佛事活动是佛文化的存在形式,这几年在东南沿海大有恢复,但由于佛法的深奥性与佛事的封闭性,它的凝聚力则远比不上新近呈蔓延之势的乡村基督教。主流意识形态有不少正确的理念,但因为缺乏可靠的形式常常停留在教条的层面,难奏功效。富有生命力的形式使丰富的文化内涵得以寄托,使人们思想情感的养成与交流有了途径和空间,使人们能够经历真实的精神生活,因而形式的有无、恰当与否,事关一种文化的存亡。对于文化的生存来说,形式之时义大矣哉。
民间演剧作为复杂而又自足的文化形式,杂糅着道、佛、儒以及非道非佛非儒的诸多元素,兼具着审美愉悦、情感渲泄、社会认知以及道德劝戒的多重功能,是乡村人群获得文化满足的重要媒介。这种形式的重要使我们对它的深入理解成为必要。《草根的力量》对这一形式作了广泛的探讨,不仅剖析了它的文化构成,而且以很大的力气问寻了它的组织方式、流动情状尤其是经济运作,其细致处甚至连演员的伙食、戏装的归属都尽收眼底。这种社会学式的研究不仅能增进我们关于文化的知识,也颇能健全我们面对文化问题时的心智。文化无疑是一种精神力量,但它的形式化都需要许多物质的依托。就连以出家弃世的极端主义为宗旨的佛教,也无法回避寺院、庙产、佛财与僧团组织制度的问题,也需要借助仿拟世俗的方便法门才能立身。神圣化的宗教尚且如此,世俗社会的文化形式更不能免俗,经济因素在其运转过程中作用至巨,因而在很多情况下它不得不按企业的方式运作,不如此就无法滚动、壮大。但问题的恼人之处在于文化所依托的物质性因素时刻都可能膨胀为主导因素,对作为文化本质的精神力量进行腐蚀、蚕食甚至取代,使文化变质为非精神、反精神的虚伪存在,成为自己的否定。这之间的张力微妙而又危险。就深化对这一悖论的理解而言,读一读傅谨的考察是大有裨益的。哪怕是一本好书也许都不能具体解决某一个问题,但它却可能赋予我们应对问题时的智慧,使问题在不知觉中为我们所掌握、所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