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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育齡妇女人数下降是近几年新出生人口下降根本原因
近几年中国新生人口明显下降，根本原因是育龄妇女人数在大幅减少，而育龄妇女人数减少则与人口结构有关。
中国存在人口结构不平衡的问题，由于60年代鼓励人口多生，70年代又大幅收紧人口政策（70年代就开始提计划生育），因此导致每个年代新出生人口规模有很大不同。65后人数远多于75后，这间接导致85后人数也远多于95后。
而当前的问题在于85后已经逐渐迈过生育高峰期，接任生育伟大事业的95后人数明显不如85后，这就造成育龄妇女人数大幅下行。这就是所谓的生育惯性，由于育龄妇女人数将持续下行，未来10年我国将不可避免地面临新出生人口大幅下降的问题。
二、教育水平提升导致的观念转变是生育率上不去的根本原因
虽然很多媒体将新出生人口下降的原因归结于大家不想生、不愿生，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1995年我国育龄妇女生育率是4.9%，而2019年这个数据是4.3%，下降比例并没那么夸张。从生育率走势来看，近十年来我国育龄妇女生育率不降反升，特别是在2015年二胎政策放开之后生育率一度大幅反弹。
25-29岁妇女是我国当前生育主体，这部分妇女生育率并未大幅下降，特别是放开二孩政策之后其二孩生育率和三孩生育率均有明显上升。
在过去，20-24岁妇女生育率是各年龄段中最高的，其一孩生育率一度高达13%。但随着高等教育的普及，很多原本要去种地/打工/嫁人的年轻女胜进入大学，成为大学生，继续享受接受教育的权力，进而大幅推迟了生育年龄，同时也导致很多女性更加注重生育质量而非生育数量。
三、结婚率对生育率的影响
一个常见的观点是生育率之所以走低，原因在于现代人的婚姻越来越脆弱，很多人都不愿意结婚了，没人结婚自然也就没人生孩子。真的是这样吗？
总体来看，近十年来我国结婚率确实是在下降，对生育率产生—定拖累，假如未来结婚率进一步下降的话，生育率可能会跟随一起下降。因为要么想办法稳住结婚率不下降，要么引导社会进一步接纳非婚生子的现象，以便让女性在不结婚的隋况下也能养孩子。
四、放开三胎政策对刺激人口增长用处很有限
现在我们已经知道：新出生人口下降的中短期原因是育龄妇女人数下降，长期原因是高等教育普及导致生育观念转变，这两个基本都是不可逆的。
这里，我们做一个粗糙的假设：三孩政策推出后，每个年龄段的育龄妇女三孩生育率上升x%，x%为二孩政策后该年龄段育龄妇女二孩率上升的百分比。也就是说，这里假定育龄妇女对二孩政策和对三孩政策的响应程度是一样的，属于较为乐观的假设。
在考虑了人口结构的影响后，测算发现三孩政策可使三胎生育率从2019年的0.45%左右上升至0.7%左右，绝对值上升了0.25%左右。使总生育率则从2019年的4.3%左右上升至4.6%左右。
基于这个测算，假定生育意愿维持在2019年水平，三孩政策可使2022年我国新出生人口提升100多万，之后逐渐回落，平均每年能新刺激生育80万人口。
当然这个是比较乐观的预测，实际的作用可能没那么高。
五、我国人口政策面临取舍两难
有些网红经济学家经常抨击我国生育政策，造成很多民众对生育政策产生质疑，认为如果早点放开二孩和三孩政策就能避免老龄化问题，真的是这样吗？
首先要研究老龄化的成因是什么，人口老龄化的直接原因不是新出生人口太少，而是老年人太多。
一个合理的人口政策不是一味地提高新出生人口数量，而是降低新出生人口波动率，削峰填谷，如果单纯靠刺激新生人口，那么等这些新生人口老了之后仍要面临老龄化的问题。
我国不仅面临老龄化问题，也面临人口数量过多、环境负荷较重的问题。
第一种是立即采取人口刺激政策，将人口出生数量稳定在1400万人，在这种场景下，老龄化问题将在本世纪末得到解决，稳态情况下的人口数量为11亿人左右。
第二种是在2030年左右采取人口刺激政策，将人口出生数量稳定在1200万人，在这种场景下，老龄化问题将在22世纪初得到解决，稳态隋况下人口数量为9.5亿人左右。
第三种是2040年左右采取人口刺激政策，将人口出生数量稳定在1000万人，那么老龄化问题要到100多年后，也就是2030年左右才能得到解决，稳态情况TA口数量为8亿人左右。
由于我国既要调节人口结构，也要控制人口规模，因此生育政策更多遵循“轻踩刹车”的模式。因此自2000年以来我国年新出生人口呈阶梯性下滑的趋势，分别在1800万、1600萬、1400万的阶段均出台过人口政策（双独二孩、全面二孩、三孩），未来预计也会在新出生人口掉到1200万和1000万的时候出台新的人口政策，预计中国会存2027年左右全面放开生育政策，在2032年左右转向鼓励生育政策。
六、80后和90后面临养老金缺口，只能延迟退休
哪怕从现在开始就鼓励生育，由于00后和10后人数较少已经成为无法改变的既定事实，80后和90后必将无可奈何地面临养老金缺口的问题。
我们假定60-70后的养老问题由80一90后承担，80-90后的养老问题由00-10后承担。60-70后有4.5亿人，80-90后有4.3亿人，人数差距不大，养老压力较小。但00-10后却只有可怜的3.2亿人，比80-90后少了1.1亿人，养老难度会大幅增加。
过去我国年轻人数量/老年人数量远高于2.2倍（定义20-59岁算年轻人，60岁以上算老年人），养老金每年都能有大量盈余，养老压力非常小。60年代甚至高达10倍，也就是说10个年轻人荞1个老年人，养老几乎不存在压力。
但随着近十年来我国老龄化加速，养老形势越来越不容乐观。从十年前的5.5倍快速下降至2019年的3.8倍，而且随着未来10年我国老龄化进一步加深，这一比值会继续快速下降。
我们假定未来男女均在60岁退休，且假定未来随着内卷化加深，考研成为类似高考那样的主流趋势，大多数人24岁毕业以后才开始工作。未来几十年我国年轻人口/老年人口的比值（25-59岁的人口/60岁以上的人口）会迅速下降，从2019年的3.8跌到2035年的1.6，再跌到2060年的1.1。
2035年我国最后一批75前出生的人变老，第一波老龄化加速期结束。这一时期对应的老年人抚养比是1.6，意味着1.6个年轻人养一个老年人，基本养不动。
2060年最后一批90后变老，到这个时候80后和90后都已经迈入60岁大关，成为老头老太。这一时期对应的老年人抚养比是1.1，意味着1.1个年轻人养一个老年人，这根本不可能养得起。
那么有没有可能在不推迟退休的情况下，解决老龄化问题呢？有的。
有六种典型的办法来解决养老难题：
1、罗马尼亚式，强制生育政策
上世纪60年代，罗马尼亚为了促进本国人口增长，出台过强制生育的政策。要求一对夫妻至少生四个孩子，否则就要面临惩罚，罗马尼亚甚至禁止夫妻离婚，以确保妇女充当生育机器。这一政策一度取得过很好的效果，罗马尼亚人口大幅增长。但强制生育的代价却是罗马尼亚人均受教育水平下降、人口素质降低，以及人均寿命下降，到了90年代之后罗马尼亚人口反而出现了下滑。这一政策宣告失败。
2、日本式，借债养老
日本老年人占总人口1/3。由于日本是民主国家，老年人有大量选票，政府不敢得罪老年人。为了讨好老年人的选票日本政府大力举债来发养老金，政府债务占GDP比重超过200%，居世界第一。举债不是没有代价的，因为偿债的主体是未来的年轻人，日本举债发养老金的做法相当于将偿债压力转移给了子孙后代。
3、美国式，引进移民，靠移民来养老
美国老年人占比也很高，但却不存在老龄化危机，根源就在于美国是个移民国家，有源源不断地年轻劳动力流入。移民既可以为美国带去高科技人才，也能为美国带来壮年劳动力。可谓是是性价比最高的方式。不过其他国家想学美国这套很难，比如德国也想学美国搞移民引进来解决老龄化，但德国引进的伊斯兰难民却跟本国居民产生很大的文化冲突，也带来了一些治安问题。
3、南欧式，削减养老金
前几年为了应对欧债危机，南欧一些国家采取过削减公共开支的政策，养老金就是其中之一。削减养老金可以直接降低养老压力，立竿见影。但削减养老金势必会影响老年人利益。
4、北欧式，提高养老保险占工资比例
北欧是福利性社会，年轻人要缴纳的养老保险占工资比重比较高，这样一来老年人的养老金就有了着落。但问题在于，这样做会加重年轻人负担，削弱经济效率。
5、古典式，养老问题家庭自负
在古代，通常都是儿女来负责养老。但古代的人通常都会生很多孩子，而且古代人均寿命不长，基本不存在老龄化问题。
未来我国也不太可能将养老责任推给家庭，毕竟未来家庭规模可能会越来越小，而且啃老的也不少。不过未来以房养老或以资产养老的人可能会变多。
6、德国式，延迟退休年龄
为了应对养老难题，德国—直尝试将退休年龄延迟，目前德国是66.5岁退休，未来可能会逐渐过渡到70岁退休。
目前看来延迟退休应该是可行性最高的选项，对我国来说延迟退休可能是必然趋势。成本最低，效力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