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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美国19世纪女作家丽贝卡·哈丁·戴维斯的代表作《铁厂一生》被看作是美国文学由浪漫主义向现实主义转型迈出的第一步。在小说中，作者通过性别不明确的叙述者、叙述者与受述者直接对话以及模仿现实的语言等叙事策略，有效化解了现实主义小说自身固有的矛盾，建构了女性作家书写现实的权威。
关键词：《铁厂一生》 现实主义 叙事策略
1861年4月丽贝卡·哈丁·戴维斯（Rebecca Harding Davis，1831-1910）的代表作《铁厂一生》（“Life in the Iron Mills”）问世，作品所展现的非凡深度和独特视野使它成为美国现实主义小说的先驱之作（Harris 1）。戴维斯在小说中使用了“新的”文学形式和叙事手法，这些叙事策略——性别不明确的叙述者、叙述者与受述者的直接對话以及模仿现实的语言——不仅推动了现实主义小说的形成，还在美国文学由浪漫主义向现实主义转型时期，创建了一种证实现实主义叙事文本权威性的话语规则，建构了女性作家书写现实的权威。
一.性别不明确的叙述者
作为故事的讲述人，叙述者最重要的使命是：通过自身的话语权威建构整个叙事文本的权威。为此，戴维斯创造了一个性别不明确的叙述者。“阴天：你知道在工业城镇里阴天是怎样一番景象吗？”（Davis 11）这一直接向受述者的提问，确立了叙述者“我”与受述者之间的“对立”关系，同时也建构了叙述者的权威：“我”知道，“你”不了解工业城镇是什么样子的，而“我”现在就在一个工业小城的一所旧房子里，“我”对这里的环境是非常熟悉和了解的，因此“我”有资格带“你”来了解一个多数人都不熟悉和不了解的地方。
与传奇不同的是，《铁厂一生》更加注重细节的真实，为了产生逼真的效果，戴维斯创造了一个熟悉环境、洞察敏锐、了解真相的叙述者。作者意在暗示：叙述者“我”就是活在当下现实生活中的一个活生生的人，是一个对环境、对时代、对故事中的一切无所不知的“权威”。随后，戴维斯通过细致而逼真地描摹叙述者的视觉、触觉、嗅觉和听觉等一系列感官体验，呈现了重度污染的工业城镇里令人窒息的环境。读者丝毫不会怀疑叙述者的权威。因为很显然，作为目击者和知情人，“我”所说的一切都是“我”的亲眼所见和切身体会。“它使我透不过气”（Davis 11），使读者也仿佛感受到了令人窒息的环境氛围。叙述者的声音中透露着不容置疑的优越感和权威性，这种权威和自信使读者对于叙述者的描述确信不疑，对于读者而言，一切都是确凿可靠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作者自始至终没有透露关于叙述者性别的信息。换言之，戴维斯有意模糊了叙述者的性别。因为一般说来，在19世纪只有男性才有机会进入公共空间，成为一个对时代和环境无所不知的权威。
无论是叙事结构还是女性写作，其决定因素都不是某种本质属性或孤立的美学规则，而是一些复杂的、不断变化的社会常规（兰瑟 5）。对于生活在19世纪的戴维斯而言，书写当下现实，传达自己对新时代的精准印象和个人领悟，需要克服的最大难题是将异故事的叙述声音权威化，并以此来化解“知”与“评”、“讲述”与“展示”、再现与意识形态之间的矛盾。一方面，现实主义要求文本像一面镜子，或者像一本与世界相似的书，映照或描绘出事物本来的样子;另一方面，作家必须进行评价，日常生活中各种各样的寻常事物或粗鄙的普通人，都是现实主义作家赞颂或评介的对象。这种如实呈现与主观评价之间的矛盾在叙事形式上造成了一种不平衡的现象：忠实再现事物本来的样子意味着叙述者表面的缺席，而表达主观判断却需要有叙述者在场。这样一来，使文本前后叙述保持一致和连贯的重任就落在了叙述者的身上。叙述者不仅要从美学角度，还要在意识形态上对复杂多样的内容进行整合与协调。因而，现代现实主义小说往往会使用单一的、故事外的、公众的叙述声音，这个叙述者在话语层次上高于小说里的人物，他/她往往与受述者，也就是读者息息相关，对文本解读正确的受述者将与叙述者分享他的见闻与思想。这样的叙述者往往无所不知，明断是非，具有无可比拟的权威性。显然，在《铁厂一生》中，戴维斯创造了一个性别不确定的的异故事叙述者，并有意建构了“我”的男性气质，使读者产生一种幻觉：叙述者，也就是作者的代理人，是一个男性目击者。通过性别不明确的叙述者戴维斯成功化解了现实主义小说自身固有的矛盾，从最大程度上建构了现实主义文本的叙事权威。
二.叙述者与受述者直接对话
在《铁厂一生》中，戴维斯通过叙述者与受述者直接对话的叙事策略，实现了叙述者自我身份的塑造和自我权威化，从而进一步建构了小说文本的叙事权威。
小说的第一句话便是叙述者向受述者的直接发问：“阴天：你知道在工业城镇里阴天是怎样一番景象吗？”（Davis 11）。在小说的前四段中，叙述者“我”14次向受述者发话。全知全能的叙述者直接站在受述者——读者的面前，与他们面对面地“交谈”。通过与受述者直接对话，叙述者与受述者之间建立了一种直接的个人联系，叙述者直接向广大读者发话，把小说中的人物当做历史中的个人加以讨论，引导受述者的感悟归依（Warhol 811-818），这种叙事手法通过“将受述者提升到某种道德和政治状态，来填平严格意义上的文学再现文字和严肃陈述话语之间的沟壑”（兰瑟 103）。这种诚恳的话语发送的方式是19世纪女性作家经常使用的叙事手法。与受述者直接对话的过程使叙述者完成了自我身份的塑造和自我的权威化，也使作者能够通过叙述者权威化的声音和“吸引型”的评论来影响读者的情感。叙述者的权威声音或带着控诉，或带着责备的感情色彩，它所产生的轰炸式效果直接作用于读者，将读者迅速带入叙述者的故事里。
在叙述者与受述者直接对话的过程中，权威的叙述声音还同时搭建了小说的叙事框架，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在叙述者与小说人物、叙述者与读者、小说人物与读者之间建立了自然而紧密的联系。
《铁厂一生》的叙事框架由从外而内、一环套扣一环的三个叙事“圈环”构成。框架的最外环是叙述者的世界，叙述者是这个世界里的“主人公”。现在时态表明：叙述者与它的听众和读者同处于“当下”的时间维度中。故事的讲述开始于一个阴天，屋内沉闷潮湿的空气“使我透不过气”，于是“我”打开窗子向外看，就这样十分自然地，“我”让“你”——读者，看到了19世纪中期位于美国东部的一个工业小城里的真实环境：醉醺醺的爱尔兰人，从铸铁厂的大烟囱里不断涌出的滚滚浓烟，运送生铁的骡队，铁厂工人流昼夜不断地在位于城郊的工厂和他们酷似兽穴的家之间“流动”，无处不在的烟尘和恶臭让人不寒而栗。就在这时，一个来自威尔士的搅炼工从“我”的窗前经过，看到他“我”想起了另一个威尔士搅炼工——休·沃尔夫，因为他们有着相似的体貌特征和命运，并且，三十年前沃尔夫一家恰好就住在“我”这所旧房子的地下室里。于是，读者在叙述者的引导下不知不觉地进入了叙述框架的中间一层，也同时“穿越”回了三十年前的小镇，来到了叙述者故事中的男女主人公休·沃尔夫和德博拉的世界里。 读者丝毫不会对叙述者的权威产生怀疑，这是因为叙述者“我”与叙述者故事里的人物德博拉和休处在同一个空间里——这所旧房子。叙述者与受述者的直接对话使读者确信：叙述者讲述的是三十年前发生在这所旧房子里的“真实”事件。当读者跟随着叙述者的讲述回到三十年前，首先看到的是德博拉，一个面貌丑陋又驼背的纺织厂女工，在工厂站着工作了12个多小时后，此刻她正狼吞虎咽地吃着白水煮的土豆，这是她当天吃的第一顿饭。饭还没有吃完，德博拉突然想起自己深爱的休还在工厂值夜班，她立刻出发，冒着大雨去工厂给休送饭。于是，德博拉跛行的脚步和迟钝的目光，带领读者进入了叙事框架的最内层——休的世界：暗无天日、酷似地狱的工厂。在休和德博拉的故事讲完之后，读者又和叙述者一同回到了三十年后，叙述者和读者共在的“现在”，回到了休和德博拉曾经居住过而现在叙述者正在居住的旧房子里。就在读者以为叙述者故事已经结束，小说即将迎来结局的时候，读者出乎意料地在叙述者的书房里看到了休的遗物——用炼铁之后残留的废渣雕凿的女性塑像（The Korl Woman）。雕像的出现将叙事框架的三个叙述环牢固而完美地套焊在一起，将故事推向高潮。
在叙述者与受述者直接对话的过程中：叙述者完成了自我身份的塑造和自我权威化;作者通过权威化的叙述声音构建了文本的叙事框架，在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上沟通与协调叙述者与读者、叙述者与人物、人物与读者之间的关系，进一步巩固了文本的叙事权威。
三.模仿现实的语言
词语与现实之间的一致性对于文学现实主义有着特殊的重要意义（瓦特 5）。为了传达自己对工业化现实的精准印象和特殊经验，戴维斯致力于寻找与实际事物相符合的个性化语言风格和特殊词汇。高度模仿日常生活的语言使小说的叙事权威得了进一步加强。
首先，为了使叙述更加逼真和接近读者的想像，戴维斯使用了三种不同风格的语言。在叙事框架的最外环，叙述者“我”使用的是中产阶级的语言，因为叙述者的言说对象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來自中产阶级和精英阶层的读者，因此，为了让那些没有工业城市生活经验的读者在不知不觉间了解一个他们不熟悉的环境和一个他们不了解的移民工人群体，作为“翻译”和“向导”的叙述者使用的是“我”的言说对象感到亲切又熟悉的语言。在休和德博拉的故事框架里，戴维斯使用的是移民工人的方言。与其它文学形式相比，语言对于现实的参考功能在小说中体现得更加明显，语言同时也是对日常现实的最充分展示，而这一点在方言的使用上体现得尤为明显。方言于18世纪后期进入美国文学，在美国内战爆发之前就已经有一些作家开始用方言来描绘日常现实（Harris 38）。通过具有特定时代特征和群体特征的个性化的句法与风格的对话，戴维斯让她的历史观变得更加真实，也使她的叙述变得更加具有说服力、更加权威和可靠。叙事框架的最内层，休的语言风格是“沉默”。休总是沉默不语。当他被问到自己的作品——废渣女人塑像脸上的窒息表情所代表的含义时，休先是习惯性地“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带着困惑的表情表示他自己也不知道。语言是人的独特技艺，只有依靠语言，人的身份和历史地位才能得到体现。然而休却习惯于沉默，这表明：尽管休具有合法使用语言的能力，但是他却被剥夺了“合法讲话的能力”，这是由不平衡的经济关系所导致的巨大阶级差异造成的结果。
除了通过不同的语言风格来模仿人物与说话者的身份和处境之外，戴维斯还使用了某些特殊的或者专有词汇来描绘工业城市、工厂、以及环境污染，使读者产生身临其境的真实感，进一步加强了叙述者的话语权威和小说的叙事权威。例如叙述者在描绘工业城市的特点时使用了“idiosyncrasy”一词，这个词语表明，叙述者“我”知道，工业城市，尤其是工业城市里的环境污染对于“你”——读者来说是陌生而特别的，也是极不寻常的。此外，休用来雕凿塑像的材料是“korl”，“korl”是铁矿后炼过之后残留的灰渣，对于灰渣的概念，人们更为熟悉更加常用的是“slag”，然而叙述者却使用了一个对于多数人来说都十分陌生，甚至在普通字典里查不到的一个专有词汇，因为 “我们这里的人就叫它‘korl’”（“Life” 24）。这个词语的使用体现了叙述者在工业城市和工厂方面知识上相对于读者的优越性，增强了读者的现实感，起到了加强叙述者权威的作用。
四.结语
叙事策略是文本的修辞特征，而修辞策略是作者对历史文化语境的回应，一个作家在某一部作品中使用什么样的叙事策略既受到特定的社会历史环境的影响，也受到作者主观因素的制约。在19世纪中期的特定历史语境下，戴维斯通过性别不明确的叙述者、叙述者与受述者直接对话、以及模仿现实的语言等叙事策略，探索了一种证实现实主义叙事文本权威性的话语规则，成功地化解了现实主义小说自身固有的矛盾，既使虚构的艺术世界与客观的现实世界形成了一种张力，又使杂乱无章的现实在坦然有序的艺术面前显现出某种程度的妥协，并以此为依据建构了女性作家书写现实的权威。
参考文献
1.Davis， Rebecca Harding. “Life in the Iron Mills.” Life in the Iron Mills and Other Stories. Ed. Tillie Olsen. New York： The Feminist Press， 1983.
2.Harris， Sharon M. Rebecca Harding Davis and American Realism.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91.
3.Warhol， Robyn R. “Toward a Theory of the Engaging Narrator： Earnest Interventions in Gaskell， Stowe， and Eliot.” in PMLA101， 10 （1986）： 811-18.
4.苏珊·S·兰瑟.虚构的权威——女性作家与叙述声音.黄必康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5.伊恩·P·瓦特.小说的兴起——笛福、理查逊、菲尔丁研究.高原，董红钧译. 北京：三联书店，1992.
（作者单位：哈尔滨工程大学外语系）
关键词：《铁厂一生》 现实主义 叙事策略
1861年4月丽贝卡·哈丁·戴维斯（Rebecca Harding Davis，1831-1910）的代表作《铁厂一生》（“Life in the Iron Mills”）问世，作品所展现的非凡深度和独特视野使它成为美国现实主义小说的先驱之作（Harris 1）。戴维斯在小说中使用了“新的”文学形式和叙事手法，这些叙事策略——性别不明确的叙述者、叙述者与受述者的直接對话以及模仿现实的语言——不仅推动了现实主义小说的形成，还在美国文学由浪漫主义向现实主义转型时期，创建了一种证实现实主义叙事文本权威性的话语规则，建构了女性作家书写现实的权威。
一.性别不明确的叙述者
作为故事的讲述人，叙述者最重要的使命是：通过自身的话语权威建构整个叙事文本的权威。为此，戴维斯创造了一个性别不明确的叙述者。“阴天：你知道在工业城镇里阴天是怎样一番景象吗？”（Davis 11）这一直接向受述者的提问，确立了叙述者“我”与受述者之间的“对立”关系，同时也建构了叙述者的权威：“我”知道，“你”不了解工业城镇是什么样子的，而“我”现在就在一个工业小城的一所旧房子里，“我”对这里的环境是非常熟悉和了解的，因此“我”有资格带“你”来了解一个多数人都不熟悉和不了解的地方。
与传奇不同的是，《铁厂一生》更加注重细节的真实，为了产生逼真的效果，戴维斯创造了一个熟悉环境、洞察敏锐、了解真相的叙述者。作者意在暗示：叙述者“我”就是活在当下现实生活中的一个活生生的人，是一个对环境、对时代、对故事中的一切无所不知的“权威”。随后，戴维斯通过细致而逼真地描摹叙述者的视觉、触觉、嗅觉和听觉等一系列感官体验，呈现了重度污染的工业城镇里令人窒息的环境。读者丝毫不会怀疑叙述者的权威。因为很显然，作为目击者和知情人，“我”所说的一切都是“我”的亲眼所见和切身体会。“它使我透不过气”（Davis 11），使读者也仿佛感受到了令人窒息的环境氛围。叙述者的声音中透露着不容置疑的优越感和权威性，这种权威和自信使读者对于叙述者的描述确信不疑，对于读者而言，一切都是确凿可靠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作者自始至终没有透露关于叙述者性别的信息。换言之，戴维斯有意模糊了叙述者的性别。因为一般说来，在19世纪只有男性才有机会进入公共空间，成为一个对时代和环境无所不知的权威。
无论是叙事结构还是女性写作，其决定因素都不是某种本质属性或孤立的美学规则，而是一些复杂的、不断变化的社会常规（兰瑟 5）。对于生活在19世纪的戴维斯而言，书写当下现实，传达自己对新时代的精准印象和个人领悟，需要克服的最大难题是将异故事的叙述声音权威化，并以此来化解“知”与“评”、“讲述”与“展示”、再现与意识形态之间的矛盾。一方面，现实主义要求文本像一面镜子，或者像一本与世界相似的书，映照或描绘出事物本来的样子;另一方面，作家必须进行评价，日常生活中各种各样的寻常事物或粗鄙的普通人，都是现实主义作家赞颂或评介的对象。这种如实呈现与主观评价之间的矛盾在叙事形式上造成了一种不平衡的现象：忠实再现事物本来的样子意味着叙述者表面的缺席，而表达主观判断却需要有叙述者在场。这样一来，使文本前后叙述保持一致和连贯的重任就落在了叙述者的身上。叙述者不仅要从美学角度，还要在意识形态上对复杂多样的内容进行整合与协调。因而，现代现实主义小说往往会使用单一的、故事外的、公众的叙述声音，这个叙述者在话语层次上高于小说里的人物，他/她往往与受述者，也就是读者息息相关，对文本解读正确的受述者将与叙述者分享他的见闻与思想。这样的叙述者往往无所不知，明断是非，具有无可比拟的权威性。显然，在《铁厂一生》中，戴维斯创造了一个性别不确定的的异故事叙述者，并有意建构了“我”的男性气质，使读者产生一种幻觉：叙述者，也就是作者的代理人，是一个男性目击者。通过性别不明确的叙述者戴维斯成功化解了现实主义小说自身固有的矛盾，从最大程度上建构了现实主义文本的叙事权威。
二.叙述者与受述者直接对话
在《铁厂一生》中，戴维斯通过叙述者与受述者直接对话的叙事策略，实现了叙述者自我身份的塑造和自我权威化，从而进一步建构了小说文本的叙事权威。
小说的第一句话便是叙述者向受述者的直接发问：“阴天：你知道在工业城镇里阴天是怎样一番景象吗？”（Davis 11）。在小说的前四段中，叙述者“我”14次向受述者发话。全知全能的叙述者直接站在受述者——读者的面前，与他们面对面地“交谈”。通过与受述者直接对话，叙述者与受述者之间建立了一种直接的个人联系，叙述者直接向广大读者发话，把小说中的人物当做历史中的个人加以讨论，引导受述者的感悟归依（Warhol 811-818），这种叙事手法通过“将受述者提升到某种道德和政治状态，来填平严格意义上的文学再现文字和严肃陈述话语之间的沟壑”（兰瑟 103）。这种诚恳的话语发送的方式是19世纪女性作家经常使用的叙事手法。与受述者直接对话的过程使叙述者完成了自我身份的塑造和自我的权威化，也使作者能够通过叙述者权威化的声音和“吸引型”的评论来影响读者的情感。叙述者的权威声音或带着控诉，或带着责备的感情色彩，它所产生的轰炸式效果直接作用于读者，将读者迅速带入叙述者的故事里。
在叙述者与受述者直接对话的过程中，权威的叙述声音还同时搭建了小说的叙事框架，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在叙述者与小说人物、叙述者与读者、小说人物与读者之间建立了自然而紧密的联系。
《铁厂一生》的叙事框架由从外而内、一环套扣一环的三个叙事“圈环”构成。框架的最外环是叙述者的世界，叙述者是这个世界里的“主人公”。现在时态表明：叙述者与它的听众和读者同处于“当下”的时间维度中。故事的讲述开始于一个阴天，屋内沉闷潮湿的空气“使我透不过气”，于是“我”打开窗子向外看，就这样十分自然地，“我”让“你”——读者，看到了19世纪中期位于美国东部的一个工业小城里的真实环境：醉醺醺的爱尔兰人，从铸铁厂的大烟囱里不断涌出的滚滚浓烟，运送生铁的骡队，铁厂工人流昼夜不断地在位于城郊的工厂和他们酷似兽穴的家之间“流动”，无处不在的烟尘和恶臭让人不寒而栗。就在这时，一个来自威尔士的搅炼工从“我”的窗前经过，看到他“我”想起了另一个威尔士搅炼工——休·沃尔夫，因为他们有着相似的体貌特征和命运，并且，三十年前沃尔夫一家恰好就住在“我”这所旧房子的地下室里。于是，读者在叙述者的引导下不知不觉地进入了叙述框架的中间一层，也同时“穿越”回了三十年前的小镇，来到了叙述者故事中的男女主人公休·沃尔夫和德博拉的世界里。 读者丝毫不会对叙述者的权威产生怀疑，这是因为叙述者“我”与叙述者故事里的人物德博拉和休处在同一个空间里——这所旧房子。叙述者与受述者的直接对话使读者确信：叙述者讲述的是三十年前发生在这所旧房子里的“真实”事件。当读者跟随着叙述者的讲述回到三十年前，首先看到的是德博拉，一个面貌丑陋又驼背的纺织厂女工，在工厂站着工作了12个多小时后，此刻她正狼吞虎咽地吃着白水煮的土豆，这是她当天吃的第一顿饭。饭还没有吃完，德博拉突然想起自己深爱的休还在工厂值夜班，她立刻出发，冒着大雨去工厂给休送饭。于是，德博拉跛行的脚步和迟钝的目光，带领读者进入了叙事框架的最内层——休的世界：暗无天日、酷似地狱的工厂。在休和德博拉的故事讲完之后，读者又和叙述者一同回到了三十年后，叙述者和读者共在的“现在”，回到了休和德博拉曾经居住过而现在叙述者正在居住的旧房子里。就在读者以为叙述者故事已经结束，小说即将迎来结局的时候，读者出乎意料地在叙述者的书房里看到了休的遗物——用炼铁之后残留的废渣雕凿的女性塑像（The Korl Woman）。雕像的出现将叙事框架的三个叙述环牢固而完美地套焊在一起，将故事推向高潮。
在叙述者与受述者直接对话的过程中：叙述者完成了自我身份的塑造和自我权威化;作者通过权威化的叙述声音构建了文本的叙事框架，在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上沟通与协调叙述者与读者、叙述者与人物、人物与读者之间的关系，进一步巩固了文本的叙事权威。
三.模仿现实的语言
词语与现实之间的一致性对于文学现实主义有着特殊的重要意义（瓦特 5）。为了传达自己对工业化现实的精准印象和特殊经验，戴维斯致力于寻找与实际事物相符合的个性化语言风格和特殊词汇。高度模仿日常生活的语言使小说的叙事权威得了进一步加强。
首先，为了使叙述更加逼真和接近读者的想像，戴维斯使用了三种不同风格的语言。在叙事框架的最外环，叙述者“我”使用的是中产阶级的语言，因为叙述者的言说对象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來自中产阶级和精英阶层的读者，因此，为了让那些没有工业城市生活经验的读者在不知不觉间了解一个他们不熟悉的环境和一个他们不了解的移民工人群体，作为“翻译”和“向导”的叙述者使用的是“我”的言说对象感到亲切又熟悉的语言。在休和德博拉的故事框架里，戴维斯使用的是移民工人的方言。与其它文学形式相比，语言对于现实的参考功能在小说中体现得更加明显，语言同时也是对日常现实的最充分展示，而这一点在方言的使用上体现得尤为明显。方言于18世纪后期进入美国文学，在美国内战爆发之前就已经有一些作家开始用方言来描绘日常现实（Harris 38）。通过具有特定时代特征和群体特征的个性化的句法与风格的对话，戴维斯让她的历史观变得更加真实，也使她的叙述变得更加具有说服力、更加权威和可靠。叙事框架的最内层，休的语言风格是“沉默”。休总是沉默不语。当他被问到自己的作品——废渣女人塑像脸上的窒息表情所代表的含义时，休先是习惯性地“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带着困惑的表情表示他自己也不知道。语言是人的独特技艺，只有依靠语言，人的身份和历史地位才能得到体现。然而休却习惯于沉默，这表明：尽管休具有合法使用语言的能力，但是他却被剥夺了“合法讲话的能力”，这是由不平衡的经济关系所导致的巨大阶级差异造成的结果。
除了通过不同的语言风格来模仿人物与说话者的身份和处境之外，戴维斯还使用了某些特殊的或者专有词汇来描绘工业城市、工厂、以及环境污染，使读者产生身临其境的真实感，进一步加强了叙述者的话语权威和小说的叙事权威。例如叙述者在描绘工业城市的特点时使用了“idiosyncrasy”一词，这个词语表明，叙述者“我”知道，工业城市，尤其是工业城市里的环境污染对于“你”——读者来说是陌生而特别的，也是极不寻常的。此外，休用来雕凿塑像的材料是“korl”，“korl”是铁矿后炼过之后残留的灰渣，对于灰渣的概念，人们更为熟悉更加常用的是“slag”，然而叙述者却使用了一个对于多数人来说都十分陌生，甚至在普通字典里查不到的一个专有词汇，因为 “我们这里的人就叫它‘korl’”（“Life” 24）。这个词语的使用体现了叙述者在工业城市和工厂方面知识上相对于读者的优越性，增强了读者的现实感，起到了加强叙述者权威的作用。
四.结语
叙事策略是文本的修辞特征，而修辞策略是作者对历史文化语境的回应，一个作家在某一部作品中使用什么样的叙事策略既受到特定的社会历史环境的影响，也受到作者主观因素的制约。在19世纪中期的特定历史语境下，戴维斯通过性别不明确的叙述者、叙述者与受述者直接对话、以及模仿现实的语言等叙事策略，探索了一种证实现实主义叙事文本权威性的话语规则，成功地化解了现实主义小说自身固有的矛盾，既使虚构的艺术世界与客观的现实世界形成了一种张力，又使杂乱无章的现实在坦然有序的艺术面前显现出某种程度的妥协，并以此为依据建构了女性作家书写现实的权威。
参考文献
1.Davis， Rebecca Harding. “Life in the Iron Mills.” Life in the Iron Mills and Other Stories. Ed. Tillie Olsen. New York： The Feminist Press， 1983.
2.Harris， Sharon M. Rebecca Harding Davis and American Realism.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91.
3.Warhol， Robyn R. “Toward a Theory of the Engaging Narrator： Earnest Interventions in Gaskell， Stowe， and Eliot.” in PMLA101， 10 （1986）： 811-18.
4.苏珊·S·兰瑟.虚构的权威——女性作家与叙述声音.黄必康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5.伊恩·P·瓦特.小说的兴起——笛福、理查逊、菲尔丁研究.高原，董红钧译. 北京：三联书店，1992.
（作者单位：哈尔滨工程大学外语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