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已经把公民科学素质建设作为一项重要的战略性工作来抓，并且动员多方力量和资源，在全社会范围内大力推行公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以期尽快使全民科学素质在整体上有大幅度地提高，实现到本世纪中叶我国成年公民整体具备基本科学素质的长远目标。
　　  两个月前，笔者还在一次探讨科普研究的会议上，听到一位热心科普创作的科学家，对我国所依凭的公民科学素养测评指标提出质疑：目前我国科技人员在人口中的比例为6%，可我国具备基本科学素养的公民比例不足4%。对比一下这两个数字，不是笑话吗？
　　  类似的问题也长期困扰着中国科协的一位老领导。他告诉笔者，他在农村了解到许多农技协的会员对他们所从事的专业技术比较熟悉，如果这部分人又具有一定的学历，那么可以认为他们应当是中国农民群体里具备了基本科学素质的人。然而，按照我们的测评标准，他们却难以入围。就此，这位老领导发问：难道科学的标准和实践的标准是矛盾的吗？
　　  一个单纯的数据，经过一些媒体“好心”而又简单地解读和发挥，就承担了太多太重的责任！已有学者指出，此中问题在于，统一尺度的测评试卷，追求计算出的只是全国最终的一个“达标率”，但这样的结果却难以起到进行分类指导和对实际工作产生激励的作用。相信，读者朋友在读过本期“特别策划”的主体文章之后，对相关问题会有一番新的认识。
　　  应该看到，由于研究的主体和目的不同、测评对象和测评手段不同，以及对于科学素质概念的理解不同，科学素质的内涵和外延至今并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因而，要寻找一个普遍认同或普遍适用的公民科学素质测评指标体系框架，是十分困难的。
　　  换句话说，科学素质很可能不是一个普适性概念，世界上并不存在适用于所有国家公民的统一的科学素质标准，这是由各国社会传统、意识形态、教育体制、宗教信仰以及其他文化特质等差异所决定的。公民科学素质测评体系的基本取向，只有适合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社会文化现状和特点，才能更为准确地反映该国家或地区的公民科学素质的整体水平。
　　  公民科学素质是一个动态的、富有生命力的概念，其内涵会因科技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而不断翻新。回望1957年，美国的科学素养调查刚刚起步，当时美国国家科学记者协会使用的4个知识问项为：放射性尘埃、饮用水的氟化、脊髓灰质炎疫苗和航天飞机。到了20世纪80年代，以上4个问项中至少有3个不再是测量公众理解科学的核心了。
　　  从国际视野看，提升公民科学素质本是各国科学普及与科学教育的题中应有之义，但将科学素质作为一个专门主题而加以调查和讨论，并由此引发科学教育改革，主要是从美国开始的。1958年，美国学者赫德将科学技术与社会的关系作为一个重要问题提出，并撰文首次建议将提升科学素质作为科学教育的目标。自此以后，科学素质逐渐成为美国科学教育的重大主题。同时，公民科学素质测评不断检验着美国的科学教育成效。美国各界为此不断加强学校的正规科学教育和社会非正规科学教育，公民的科学素质也因此得到逐步提升。
　　  毫无疑问，科学作为一种人类文化，是通过教育不断得到传承和发展的。科学教育关乎国家和民族的兴衰。目前，国外在科学教育评价方面，科学素质的内容和标准已经从单纯强调科学知识与技能的态势，转向更注重理解科学的本质、科学态度及其应用科学处理事务等方面。在正规教育系统内，科学素质教育目标实际上促动了教育方式的改革和课程标准的调整。
　　  今天，我们或许应该从更广阔的空间来审视科学教育：它对于所有的人都是不可缺少的；它不再以培养新一代的科技工作者为首要目标，而要以提高全体公民的科学素质为首要目标。
　　  当前，我国已经把公民科学素质建设作为一项重要的战略性工作来抓，并且动员多方力量和资源，在全社会范围内大力推行公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以期尽快使全民科学素质在整体上有大幅度地提高，实现到本世纪中叶我国成年公民整体具备基本科学素质的长远目标；同时，加快中国的创新型国家建设进程，更好地引领公民面向国际竞争持续提升自主创新意识和能力，从公民群体素质角度全面支撑中国社会的重大战略转型。这无疑是一项庞大的、让各方受益的社会系统工程。它值得我们为之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