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罗尔斯和科斯嘉的康德式建构主义试图超越认知主义与非认知主义的对立,其既反对认知主义,也否认非认知主义,代之以实践的建构主义.但由于这一进路把道德的实践性置于道德的认知性之上,道德的实践性被认为优先于其认知性,从而使它面临一种非认知主义的嫌疑,也使它与表达主义相类似.然而,一种认知主义的康德建构主义是可能的,它呈现为一种内在的认知主义,道德的认知性被内在置于其实践性之中.
【基金项目】
: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从反启蒙回到启蒙的德国现当代伦理演进逻辑研究"(17BZX091);教育部后期资助项目"德国古典哲学相互性原理研究"(17JHQ013);江苏省道德发展研究院的阶段性成果;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罗尔斯和科斯嘉的康德式建构主义试图超越认知主义与非认知主义的对立,其既反对认知主义,也否认非认知主义,代之以实践的建构主义.但由于这一进路把道德的实践性置于道德的认知性之上,道德的实践性被认为优先于其认知性,从而使它面临一种非认知主义的嫌疑,也使它与表达主义相类似.然而,一种认知主义的康德建构主义是可能的,它呈现为一种内在的认知主义,道德的认知性被内在置于其实践性之中.
其他文献
先秦儒家的超越思想包含上下和内外两个维度,上下指向天人关系,内外指向心灵与外在世界的关系.牟宗三的内在超越说将上下问题归约为内外问题,是对儒家超越思想的一种滑转.此一滑转在借鉴康德实践理性思想的同时,又试图克服其实践理性法则与道德实践之间的断裂,由此构建牟宗三自己的道德形而上学.此外,牟宗三还借鉴《大乘起信论》"一心开二门"的义理架构,创造性地诠释儒家心学,最终形成了内在超越说.由于牟宗三将心学的主观性"充其极",使得儒家道德视域中的内外问题内在化,上下问题则被消解.而他经由两步抽离、提升所重构的心性本体
当前西方学界有一种倾向,即以资本主义条件下工人阶级现实处境的变化为依据来质疑马克思的无产阶级理论,提出"今天是否还存在无产阶级"的疑问.在这一质疑下,随之带来的是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可能性"问题,即如果无产阶级革命主体都不存在了,那么是否还能进行无产阶级革命.这一观点产生的理论后果是,通过否定无产阶级的存在性与无产阶级革命的可能性,从而否定无产阶级理论的时代性,将马克思的无产阶级理论视为过时的理论.毋庸讳言,这种质疑对马克思的无产阶级理论是致命的,是对无产阶级理论之科学性的否定.无产阶级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学
作为将美学真正视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标志性人物,康德明确地对审美与科学进行了区分.马克思顺应康德的思路,回到美学概念的关键即感性问题上,通过建构一种历史科学美学以突破传统美学对感性概念的狭隘理解,这一颠覆充分地展现在其政治理论的建构中.作为其全部政治理论的出发点,无产阶级立场是马克思在分析社会历史问题时所采取的现实态度,其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和现存世界观的变革提供了丰富的社会内容.马克思正是基于形式与内容的关系范畴思考现实政治的,通过对感性概念的重审,我们发现无产阶级立场是一种旁观者视角与行动者视角相统一的立场
本体论争论之所以有意义,是因为争论双方都有意义地作出(非)存在主张.要解决本体论争论,就需要合理解释存在主张.指称能力解释用指称能力概念来阐明存在主张——主张X存在意味着能够指称X.这种解释依赖"指称"和"能力"两个概念.从中我们可以区分出该解释的四种不同刻画形式,而基于指称概念的关系性和能力归属的歧义性,每一种刻画形式都能够得到反驳.通过这些反驳我们可以看出,对指称概念的关系性理解不足以容纳复杂的日常能力归属情形,也不能用来解释内涵性的存在主张.
作为新文化运动中"摧毁旧文化、再造新文明"的关键人物,胡适反对神道和灵魂不朽.受王充与杜威自然主义哲学的影响,胡适把人的思维视为一种为了效用适应环境的手段或工具.他主张人的认识在获得结论之前不存在天经地义的信条(宗教的绝对真理),人所能拥有的思想出发点只是有利于解决问题的假设,而衡量存在的"实在性"的尺度不是固定的而是变化的.在重释《左传》"三不朽"的同时,胡适还揭示了现代化宗教的"理智化""人化"和"社会化"特色.本着实验主义原则,胡适力求在解纽传统文化的纲常中建构不朽的"大我",其实质是在"整理国故"
拜物教批判完整地展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原则,因此,它是继续深化马克思哲学革命研究的一个重要视域.首先,基于拜物教批判研究马克思对"终极实在"观的变革,可以对当下学界过于宏观的研究思路作出视域上的补充,也可以使马克思对"终极实在"观的变革以更加具体的理论形态显现出来.其次,通过揭示拜物教的统治形式,比较近代形而上学和马克思哲学的具体运思,能够对马克思和近代形而上学在思维方式上的不同进行更加细致的研究.最后,在拜物教批判的视域中比较马克思和近代形而上学在工作方式、表达方式及思想功能等方面的不同,能够对马克
一般认为,“实在”是独立于心灵的外在实存,这将带来关于外在“实在”的内在认知究竟何以可能的问题.皮尔士对“实在”和“实存”、“实在”和“外在”两对概念的辨析有助于重新审视这一问题.皮尔士认为,“实在”是一个具有认知属性的概念,它独立于具体心灵对它的认识,但并非必然独立于思想一般;而“实存”则体现为蛮力作用,它在外延上与“外在”相同,独立于一切心灵对一切事物的认识.由此可知,尽管所有“实存”或外在之物都是实在的,但并非所有“实在”都是实存的或外在的.因此,对“实在”的内在认知就具有了可能性.皮尔士对“实在”
以往对认知型哲学的批判没有完全把握其核心理路.同中国传统哲学一样,西方传统哲学也力图"学以成人",但强调"真知成就真人",从而将"成人"之道区分为"学以致知"和"知以成人"两个环节.认知型哲学观虽将认识整个世界、获取系统真知作为直接目标,但在主观上并不远离人,而同样具有深沉的人文关切,其最终目的也是成就真人.此种哲学观认为求取真知是成就真人的道路,并且是唯一的有效路径.为"知以成人"而"学以致知",构成认知型哲学观的根本规定.这既是这种哲学观积极作用的源泉,也是其深层的弊病和诸局限的源头.
自赖尔作出两种知识区分以来,道德知识的归类多了一个新的区分向度.在此区分向度下,郁振华与黄勇两人在对"良知"的归类问题上有着道德的"能力之知"与"动力之知"的争论.溯因分析表明,"郁、黄之争"可归因于双方在具体区分向度上有所差异,在"能力之知"概念理解上存在分歧,以及持反理智主义立场所导致的混乱.争论中两人可能存在着误把良知当作纯粹的知态概念、动力来源交代不清、忽略良知与命题性知识的密切关联等问题.通过质疑赖尔知识区分的反理智主义立场的正当性,可主张在理智主义立场下进行道德知识的归类:将道德知识理解为一种
关于未来人工智能技术之伦理化显现的话题,总会牵扯出不同程度的恐惧感和忧患意识.这种忧患意识,与"我们"的共同体意识紧密相关.从感性学角度说,在科学幻想中,"强人工智能"之所以能够引发恐惧,并非因为其智能强大,而是因为它具有人类特有的不稳定情感.这种不可捉摸的情感,是有限生存中的人类被文明理性压抑的对神秘他者的直观体验.刻意暴露这种情感并再度用理性将其化解,可以反过来加固对文明秩序的认同.这可以被理解为现代文明秩序排除内在矛盾的例外化装置.被哲学地、概念地恐惧的对象,如尚未来临的"强人工智能",实则为了维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