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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进入了一个加快建设和进一步完善时期。这项宏大的事业不仅将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更坚实的基础,也将为市场经济和现代化进程提供有力支持。但是,加快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涉及扩大社会保险覆盖面、加强对社会保险资金的监督管理等诸多问题。在这些方面,国外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经验和教训对中国有重要借鉴意义。由于世界各国国情的不同决定了社会保障模式的差异,从资金运作的角度看,目前国外社会保障制度的四种代表性模式,即欧洲大陆模式、美国模式、拉美模式和新加坡模式等,对中国社会保障政策的进程都有重要启示。
欧洲大陆模式的与时俱进有些步履艰难
欧洲有悠久的历史传统,社会保障问题也显得包袱重一些。其中,二战以前行业保险的痕迹比较完整地保留下来了,那就是基本以行业为单位统筹,资金封闭运行,实行现收现付制。在那里大部分国家资金征缴渠道是由全国统一的机构进行,但资金的管理与支付又完全由行业成立的委员会负责,行政费用列入成本,其法律地位是私人法团性质的NPO或NGP,但他们执行的是具有公共性质职能的特殊法人。当然,也不是完全雷同,有些国家是公共部门管理和征缴。同时,行业和企业之间存在一定的差异性,缴费虽然是由雇主和雇员双方共同缴纳,但给付标准的计算公式基本是与缴费挂钩。在这个模式中,雇主和雇员的供款主要是“费”的性质,而不是“税”,资金余额也不大,基本没有投资。
欧洲享受着很高水平的社会保障待遇,这是让很多人羡慕的。但是,欧洲人的社会保障也存在一些需要进一步解决的问题,就是说,也有与时俱进的必要性。
一个问题是,由于欧洲人口寿命预期不断提高,养老成本的支付水平一直呈现出高于收入的趋势,就是人们常说的收不抵支。这是欧洲大陆模式存在的主要问题,也是推动欧洲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主要动因。
另一个问题是,由于欧洲模式的行业性特征,国内范围的劳动力流动不太容易,转移接续很麻烦,即社保制度的便携性很差。当然,我国也面临 “便携性”难题,这是社会保障处于不同阶段的缘故。这个难题对欧洲一体化进程来说不仅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障碍,也是欧盟层面积极推动成员国改革的重要原因之一。
再一个问题是,社会养老的第一支柱替代率水平较高,而企业年金作为第二支柱不太发达,所以国家的财政负担要比美国高得多。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欧洲福利国家的弊端所在之一。全面地看,欧洲模式的优点在于其福利水平较高,共济性较强,再分配力度较大;弊端在于国家的包袱沉重,财政压力太大,于是就只好增加税收,加大转移支付力度,由此导致人民税赋太重,负担太大,这又反过来引起许多其他问题的产生,如企业竞争力、居民消费能力和劳动激励等问题,从而使社会活力受到影响,并存在着恶性循环的可能性甚至现实性。
看来,欧洲大陆模式确实需要与时俱进。其主要目标应是降低成本,增强财务上的可持续性。为此,他们采取的办法大致可以归纳为四种:一是降低待遇水平即替代率水平,二是提高缴费标准,三是提高法定退休年龄以期达到增加制度收入的目的,四是扩大投资渠道,以期提高回报率。
由于欧洲人与时俱进的四种办法大多仅是改变制度的相关参数而已,所以,也被称为“参数改革”,即被视为渐进式的是小改小革。值得注意的是,欧洲人之间也不是完全互相照搬的,还有一些国家就采取了“彻底改革”的办法,也可以称为“激进改革”,即对制度的结构进行根本变动,如意大利、瑞典、波兰等将现收现付制改为名义账户制,从而形成了一种新型的混合模式。特别是北欧国家的改革动作较大,成效也比较显著。
与时俱进是大势所趋,但又不是一帆风顺。欧洲大陆模式的改革就遇到了很大困难,有些方案屡屡失败。例如法国的社保体系由1500多个计划组成,每个计划都是一个利益主体,不同的主体都有自己特殊的利益,护士是护士的,电信是电信的,公务员是公务员的,待遇水平差别很大。于是,对哪个计划进行改革都会遭致激烈反对,哪届政府的社会保障改革都冒着相当的政治风险,甚至总理为此下台也不鲜见。与法国不同的是,德国的社会保障改革行动比较谨慎,没出大乱子,但步伐很小,举措有限。西班牙、葡萄牙等其他国家的情况大同小异。所以,这些国家只能采取参数式改革,即使这样,也是举步维艰。
美国模式的与时俱进
总是面临着政党之争
所谓社会保障的美国模式不是指美国一个国家,还存在于包括英国、加拿大等六七个英语国家。其特点是在融资上全国一个标准,在征缴上全国由一个政府机构统一进行,给付标准也是全国统一的,不管是收入较低的弱势群体还是亿万富翁,缴费按一个工资比例缴纳(当然设有上限),退休金给付的标准是经过事先计算和设定好的,基本上与职业生涯的最后工资水平挂钩。资金的运营完全采用现收现付制,运作上采取大收大支的方式,统一归集到全国的一个机构管理,几乎完全投资于政府债券,而不做任何市场化的运作。
美国模式养老制度也在与时俱进,但它的特点主要是做案头设计工作,试图将纯粹的现收现付制改造成“部分积累制”(引入个人账户),即采取“彻底改革”的方式,以期应对几十年以后出现的支付危机。方案早在2001年就已拟就,但由于民主党的强烈反对和某些社会舆论的压力,拟议中的2005年改革没有如期实现。此外,美国在“非缴费型”福利项目中的改革力度也较大,改革取向与欧洲模式相同,主要是提高待遇给付的资格标准,如“1996年福利改革”主要是针对相关家庭福利项目的。
美国的模式也是有利有弊。其成功之处在于:一是它的当期财务状况好, 困难少,社保资金余额大,目前即使一美元的缴费收入也没有,也足够其支付四年的。二是,由于社保资金完全购买国债,根本不做任何市场和产业投资,资金很安全,回报率稳定。三是,大一统的制度,所有的私人部门和公共部门都必须参加,一个制度,一个税率,一个利率,一个标准,在联邦政府层面大收大支,全国范围地实行统筹,调剂能力强,任何公民可在任何地方流动,在任何地方都可领取退休金,具有完全的便携性。四是,美国的第二支柱即企业年金发达,回报率高,可以弥补基本社保的不足部分。特别是美国各州公务员都有企业年金,联邦政府也有,收益率好,退休以后的收入要比在职时还要高,这也是美国公务员腐败现象比较少的原因之一,因为他们非常珍惜自己的工作。最后是,美国是补救型的制度,即政府的作用是在市场失灵的地方予以“补救”,因此,美国的社保资源主要是用于救助弱势群体,而不是欧洲的普惠型。
美国模式的问题主要是长期财务可持续性问题。据官方测算,到2017年时当期收支盈余将达到平衡点,收支相抵,在这个拐点之后,随之将出现收不抵支。其巨额资产余额可以一直坚持到2040年,那时,美国社保制度的资产余额将是“零”。所以,美国模式与时俱进的主要目的是未雨绸缪,而不是像欧洲那样急需解决当期的资金缺口。
但是,美国模式的与时俱进面临着来自政党和派别之争,主要是代议制中不同观点的政治纷争,表现在上院下院的争斗和院外集团的压力上,这也是一个让人头疼的问题。
拉美模式和新加坡模式的与时俱进面临着反贫困问题
当今世界上社会保障的拉美模式诞生于1981年皮诺切特军政府治下的智利,目前拉美大约十几个国家采取这种“智利模式”。其特点是建立个人账户,雇主和雇员的缴费统统划入个人账户,资金实行完全的市场化投资。一般来说,政府指定若干个基金投资管理公司,账户持有人可以从中选择,在投资过程中,账户持有人有权进行资产配置决策,在股票、企业债券和政府债券甚至国外投资中进行选择。近十几年来,收益率大约平均8-10%左右,还有超过10%的,比较可观。
在拉美模式中,整体的责任是维护资本市场的稳定,提供若干基金管理公司的服务,实施对投资全过程的监管。个别国家通过建立保证基金的方式,对给付水平承担很小的有限担保责任,其典型案例是智利(有6个基金管理公司)。从社保资金的投资回报率和资金的安全性来看,拉美模式基本是成功的。
新加坡模式与拉美模式相仿。1955年,新加坡建立了以个人账户为核心的中央公积金制度,是由政府集中管理和运营基金的强制储蓄性社会保障计划。这个制度着眼于劳动者自食其力、自力更生、自我保障,强调个人在生命周期中进行收入和消费的自我纵向调剂,实行完全积累,强制雇主和雇员储蓄养老。该模式也引入个人账户,几乎将全部缴费划入账户,进行市场和产业投资;利率由中央政府拟定,定期宣布,全国一个标准。除新加坡外,英国前殖民地的十几个国家也采取这种模式。
拉美模式和新加坡模式存在的问题主要不是资金问题。与欧美相比,他们的主要问题:一个是覆盖率低一些,再一个是替代率低一些,还有一个是几乎没有社会共济性。所以,他们的优势是在财务上国家没有任何包袱,劣势是个人的福利水平比较低。但是,他们的共性是资金的安全性好。
特别需要提及的是,拉美模式和新加坡模式都面临着反贫困问题。人们看到,这种模式采取的措施主要是强调社会公平问题。由于积累制基本解决了财务可持续性困境,社会再分配问题便提上了议事日程。一些国家纷纷在完全积累制之外再额外加上一个基本养老金,并惠及全体退休阶层,以期提高待遇水平,削减贫困。由此使两种模式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在一个比较成熟的制度下如何推进反贫困的进程。
总之,当今世界上这四种模式的社会保障制度既各自特征鲜明,也存在许多共性,并且随着与时俱进的发展将可能呈现出融合趋势。在这种情况下,兼取各家之长,建立一种混合型的社会保障制度,在当代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基本取向中也越来也有必要性和可能性了。
欧洲大陆模式的与时俱进有些步履艰难
欧洲有悠久的历史传统,社会保障问题也显得包袱重一些。其中,二战以前行业保险的痕迹比较完整地保留下来了,那就是基本以行业为单位统筹,资金封闭运行,实行现收现付制。在那里大部分国家资金征缴渠道是由全国统一的机构进行,但资金的管理与支付又完全由行业成立的委员会负责,行政费用列入成本,其法律地位是私人法团性质的NPO或NGP,但他们执行的是具有公共性质职能的特殊法人。当然,也不是完全雷同,有些国家是公共部门管理和征缴。同时,行业和企业之间存在一定的差异性,缴费虽然是由雇主和雇员双方共同缴纳,但给付标准的计算公式基本是与缴费挂钩。在这个模式中,雇主和雇员的供款主要是“费”的性质,而不是“税”,资金余额也不大,基本没有投资。
欧洲享受着很高水平的社会保障待遇,这是让很多人羡慕的。但是,欧洲人的社会保障也存在一些需要进一步解决的问题,就是说,也有与时俱进的必要性。
一个问题是,由于欧洲人口寿命预期不断提高,养老成本的支付水平一直呈现出高于收入的趋势,就是人们常说的收不抵支。这是欧洲大陆模式存在的主要问题,也是推动欧洲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主要动因。
另一个问题是,由于欧洲模式的行业性特征,国内范围的劳动力流动不太容易,转移接续很麻烦,即社保制度的便携性很差。当然,我国也面临 “便携性”难题,这是社会保障处于不同阶段的缘故。这个难题对欧洲一体化进程来说不仅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障碍,也是欧盟层面积极推动成员国改革的重要原因之一。
再一个问题是,社会养老的第一支柱替代率水平较高,而企业年金作为第二支柱不太发达,所以国家的财政负担要比美国高得多。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欧洲福利国家的弊端所在之一。全面地看,欧洲模式的优点在于其福利水平较高,共济性较强,再分配力度较大;弊端在于国家的包袱沉重,财政压力太大,于是就只好增加税收,加大转移支付力度,由此导致人民税赋太重,负担太大,这又反过来引起许多其他问题的产生,如企业竞争力、居民消费能力和劳动激励等问题,从而使社会活力受到影响,并存在着恶性循环的可能性甚至现实性。
看来,欧洲大陆模式确实需要与时俱进。其主要目标应是降低成本,增强财务上的可持续性。为此,他们采取的办法大致可以归纳为四种:一是降低待遇水平即替代率水平,二是提高缴费标准,三是提高法定退休年龄以期达到增加制度收入的目的,四是扩大投资渠道,以期提高回报率。
由于欧洲人与时俱进的四种办法大多仅是改变制度的相关参数而已,所以,也被称为“参数改革”,即被视为渐进式的是小改小革。值得注意的是,欧洲人之间也不是完全互相照搬的,还有一些国家就采取了“彻底改革”的办法,也可以称为“激进改革”,即对制度的结构进行根本变动,如意大利、瑞典、波兰等将现收现付制改为名义账户制,从而形成了一种新型的混合模式。特别是北欧国家的改革动作较大,成效也比较显著。
与时俱进是大势所趋,但又不是一帆风顺。欧洲大陆模式的改革就遇到了很大困难,有些方案屡屡失败。例如法国的社保体系由1500多个计划组成,每个计划都是一个利益主体,不同的主体都有自己特殊的利益,护士是护士的,电信是电信的,公务员是公务员的,待遇水平差别很大。于是,对哪个计划进行改革都会遭致激烈反对,哪届政府的社会保障改革都冒着相当的政治风险,甚至总理为此下台也不鲜见。与法国不同的是,德国的社会保障改革行动比较谨慎,没出大乱子,但步伐很小,举措有限。西班牙、葡萄牙等其他国家的情况大同小异。所以,这些国家只能采取参数式改革,即使这样,也是举步维艰。
美国模式的与时俱进
总是面临着政党之争
所谓社会保障的美国模式不是指美国一个国家,还存在于包括英国、加拿大等六七个英语国家。其特点是在融资上全国一个标准,在征缴上全国由一个政府机构统一进行,给付标准也是全国统一的,不管是收入较低的弱势群体还是亿万富翁,缴费按一个工资比例缴纳(当然设有上限),退休金给付的标准是经过事先计算和设定好的,基本上与职业生涯的最后工资水平挂钩。资金的运营完全采用现收现付制,运作上采取大收大支的方式,统一归集到全国的一个机构管理,几乎完全投资于政府债券,而不做任何市场化的运作。
美国模式养老制度也在与时俱进,但它的特点主要是做案头设计工作,试图将纯粹的现收现付制改造成“部分积累制”(引入个人账户),即采取“彻底改革”的方式,以期应对几十年以后出现的支付危机。方案早在2001年就已拟就,但由于民主党的强烈反对和某些社会舆论的压力,拟议中的2005年改革没有如期实现。此外,美国在“非缴费型”福利项目中的改革力度也较大,改革取向与欧洲模式相同,主要是提高待遇给付的资格标准,如“1996年福利改革”主要是针对相关家庭福利项目的。
美国的模式也是有利有弊。其成功之处在于:一是它的当期财务状况好, 困难少,社保资金余额大,目前即使一美元的缴费收入也没有,也足够其支付四年的。二是,由于社保资金完全购买国债,根本不做任何市场和产业投资,资金很安全,回报率稳定。三是,大一统的制度,所有的私人部门和公共部门都必须参加,一个制度,一个税率,一个利率,一个标准,在联邦政府层面大收大支,全国范围地实行统筹,调剂能力强,任何公民可在任何地方流动,在任何地方都可领取退休金,具有完全的便携性。四是,美国的第二支柱即企业年金发达,回报率高,可以弥补基本社保的不足部分。特别是美国各州公务员都有企业年金,联邦政府也有,收益率好,退休以后的收入要比在职时还要高,这也是美国公务员腐败现象比较少的原因之一,因为他们非常珍惜自己的工作。最后是,美国是补救型的制度,即政府的作用是在市场失灵的地方予以“补救”,因此,美国的社保资源主要是用于救助弱势群体,而不是欧洲的普惠型。
美国模式的问题主要是长期财务可持续性问题。据官方测算,到2017年时当期收支盈余将达到平衡点,收支相抵,在这个拐点之后,随之将出现收不抵支。其巨额资产余额可以一直坚持到2040年,那时,美国社保制度的资产余额将是“零”。所以,美国模式与时俱进的主要目的是未雨绸缪,而不是像欧洲那样急需解决当期的资金缺口。
但是,美国模式的与时俱进面临着来自政党和派别之争,主要是代议制中不同观点的政治纷争,表现在上院下院的争斗和院外集团的压力上,这也是一个让人头疼的问题。
拉美模式和新加坡模式的与时俱进面临着反贫困问题
当今世界上社会保障的拉美模式诞生于1981年皮诺切特军政府治下的智利,目前拉美大约十几个国家采取这种“智利模式”。其特点是建立个人账户,雇主和雇员的缴费统统划入个人账户,资金实行完全的市场化投资。一般来说,政府指定若干个基金投资管理公司,账户持有人可以从中选择,在投资过程中,账户持有人有权进行资产配置决策,在股票、企业债券和政府债券甚至国外投资中进行选择。近十几年来,收益率大约平均8-10%左右,还有超过10%的,比较可观。
在拉美模式中,整体的责任是维护资本市场的稳定,提供若干基金管理公司的服务,实施对投资全过程的监管。个别国家通过建立保证基金的方式,对给付水平承担很小的有限担保责任,其典型案例是智利(有6个基金管理公司)。从社保资金的投资回报率和资金的安全性来看,拉美模式基本是成功的。
新加坡模式与拉美模式相仿。1955年,新加坡建立了以个人账户为核心的中央公积金制度,是由政府集中管理和运营基金的强制储蓄性社会保障计划。这个制度着眼于劳动者自食其力、自力更生、自我保障,强调个人在生命周期中进行收入和消费的自我纵向调剂,实行完全积累,强制雇主和雇员储蓄养老。该模式也引入个人账户,几乎将全部缴费划入账户,进行市场和产业投资;利率由中央政府拟定,定期宣布,全国一个标准。除新加坡外,英国前殖民地的十几个国家也采取这种模式。
拉美模式和新加坡模式存在的问题主要不是资金问题。与欧美相比,他们的主要问题:一个是覆盖率低一些,再一个是替代率低一些,还有一个是几乎没有社会共济性。所以,他们的优势是在财务上国家没有任何包袱,劣势是个人的福利水平比较低。但是,他们的共性是资金的安全性好。
特别需要提及的是,拉美模式和新加坡模式都面临着反贫困问题。人们看到,这种模式采取的措施主要是强调社会公平问题。由于积累制基本解决了财务可持续性困境,社会再分配问题便提上了议事日程。一些国家纷纷在完全积累制之外再额外加上一个基本养老金,并惠及全体退休阶层,以期提高待遇水平,削减贫困。由此使两种模式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在一个比较成熟的制度下如何推进反贫困的进程。
总之,当今世界上这四种模式的社会保障制度既各自特征鲜明,也存在许多共性,并且随着与时俱进的发展将可能呈现出融合趋势。在这种情况下,兼取各家之长,建立一种混合型的社会保障制度,在当代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基本取向中也越来也有必要性和可能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