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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债竞争激烈，资产配置风险加大，中间业务收入增长短期难以取代净利息收入。随着经济增速的放缓，行业不良贷款率或持续大幅上升，这会使得五大国有银行尤其是农行的不良贷款增加。债转股的不确定性，使得大型银行资产盈利的风险在悄悄扩散。
截至2015年年底，中国银行业金融机构的资产由2012年年底的133.62万亿元增加至199.35万亿元，年复合增长率为14.3%。其中，五大国有银行的资产总额，由2012年年底的62.71万亿元上升至2015年年底的82.32万亿元，年复合增长率为9.5%，慢于整体银行业金融机构的资产增长。数据显示，五大国有银行资产总额的增长，主要是贷款总额上升所致。 而中国银行业金融机构的负债则由2012年年底的124.95万亿元增加至2015年年底的184.14万亿元，年复合增长率为13.8%。而五大国有银行的负债总额，由2012年年底的58.64万亿元上升至2015年年底的75.97万亿元，年复合增长率为9.0%，慢于整体银行业金融机构的负债增长。五大国有银行的负债总额的增长，主要是由于客户存款总额的上升，加上银行同业与其他金融机构存放和拆入款项上升所致。 在资产负债均不断上升的基础上，五大国有银行贷款及存款总额皆有所上升。数据显示，工行、建行、中行、农行及交行的贷款余额，由2012年年底的32.56万亿元上升至2015年年底的44.19万亿元，年复合增长率为10.7%，主要是由于各行业用于投资的贷款总额的上升，以及个人住房贷款的余额增长所致。 从某种程度上看，房地产及其相关贷款的增长可以视作中国银行信贷增长的风向标。 数据显示，中国房地产开发贷款由2012年的7.18万亿元上升至2015年的9.60万亿元，年复合增长率为10.2%。除了交行以外的四大国有银行的房地产行业贷款余额，由2012年年底的1.77万亿元增加至2015年年底的1.87万亿元，年复合增长率为1.9%。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全国商品房销售额由2012年的6.45万亿元，上升至2015年的8.73万亿元，年复合增长率为10.6%；而五大国有银行的个人住房贷款也保持稳定增长，相关贷款余额由2012年年底的5.64万亿元上升至2015年年底的9.87万亿元，年复合增长率为20.5%，占五大国有银行贷款余额的比率由2012年年底的19.6%上升至2015年年底的24.4%。从2011年到2015年，五大国有银行新增个人住房贷款占全部新增贷款分别达到60.2%、55.4%、54.9%、49.4%和32.0%，由此可见，个人住房贷款为五大国有银行贷款余额增长的主要动力，其重要性亦可见一斑。 此外，五大国有银行的存款总额，由2012年年底的48.75万亿元上升至2015年年底的59.70万亿元，年复合增长率为7.0%，主要是由于国内经济规模的上升，加上货币信贷平稳增长所致。不过，随着2015年5月中国正式实行存款保障制度，这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国有大行的垄断局面，未来国有大行吸收存款的难度也将面临更加激烈的竞争。 从货币供应的角度看，广义货币（M2）余额由2012年年底的97.42万亿元上升至2015年年底的139.23万亿元，年复合增长率为12.6%。自存款保障制度实施后，所有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等收取存款的金融机构都被纳入存款保障。若银行倒闭，存户最高可以获得50万元的补偿，受保范围包括人民币和外币存款，但不包括银行理财产品。存款保障制度有助于推动利率市场化，中小型银行可以用较低的存款利息率，吸引存户，同时也能吸引更多民营银行进入市场，打破大型银行的垄断，这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大型银行的负债扩张，从而对其资产负债、风险偏好和收入利润都产生相当大的影响。 盈利能力逐渐下降 五大国有银行的营业收入总额由2012年的1.93万亿元上升至2015年的2.46万亿元，从2012年至2014年，五大国有银行营业收入的增长均保持在两位数以上，但2015年的增速已明显放缓至4.9%。不过，从收入角度看，五大国有银行利息净收入总额占营业收入总额的70%以上。 具体来看，五大国有银行的利息收入主要来自客户贷款及应收款项利息收入、证券投资利息收入、存放中央银行款项利息收入及存放和拆放同业及其他金融机构款项利息收入等。 五大国有银行的利息收入由2012年的2.64万亿元，上升至2015年的3.29万亿元，年复合增长率为7.6%，主要是生息资产平均余额特别是贷款及垫款余额的规模增长所致。五大国有银行的总生息资产平均余额由2012年的57.33万亿元上升至2015年的76.34万亿元，年复合增长率为10.0%。 此外，五大国有银行的大部分利息收入来自客户贷款及应收款项利息收入，而贷款及垫款平均余额由2012年的31.02万亿元上升至2015年的42.94万亿元，年复合增长率为11.4%。不过，这一时期的利息收益率不断下跌，减缓了利息收入的增长。数据显示，中国GDP按年增速2012年为7.7%，其后不断下降，并于2015年放缓至6.9%，2016年上半年最新的数据则进一步下滑至6.7%，反映出整体经济增速放缓的趋势仍未结束。央行为提振经济，不断下调贷款基准利率，导致五大国有银行利息收益率不断下降，未来这一趋势仍将继续。 另一方面，为逐步降低企业杠杆及化解银行潜在不良贷款，2016年3月，管理层将债转股提上议事日程，而债转股将使银行失去对此类债务的利息收入。据悉，首批债转股规模约为1万亿元，为期3年。假设上述债转股规模每年进行三分之一，根据致富集团的预计，2016年五大国有银行的利息收入将会增加1.8%，达到3.35万亿元。 五大国有银行的利息支出主要为客户存款利息支出、同业及其他金融机构存放和拆入利息支出及发行债券及其他利息支出等。五大国有银行的利息支出由2012年的1.15万亿元上升至2015年的1.41万亿元，年复合增长率为7.2%，主要是由于五大国有银行付息负债的平均余额上升，特别是客户存款总额的平均余额有所上升所致。 五大国有银行付息负债的平均余额由2012年的53.23万亿元增加至2015年的70.07万亿元，年复合增长率为9.6%。而客户存款的平均余额则由2012年的45.62万亿元上升至2015年的57.54万亿元，年复合增长率为8.0%。自2012年至2015年期间，五大国有银行利息支出的增长低于付息负债平均余额的增长，主要是由于这一时期央行不断下调存款基准利率，使利息成本率不断下降。尤其是央行在2015年10月宣布对商业银行和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等不再设置存款利率浮动上限，此举进一步加剧了银行业的存款竞争，抵消了利息成本率的下降幅度。 未来五大国有银行的付息负债，特别是存款总额或许仍将继续上升，随着中国经济增速的放缓，央行或需要继续降息以提振经济，银行业的利息成本率有望继续下降，从而使得银行间的存款竞争加剧。致富集团预计，2016年利息成本率的下降幅度将会小于2012年至2015年的降幅，而利息支出只会增加1.9%，达到1.44万亿元。 数据显示，五大国有银行的利息净收入由2012年的1.49万亿元上升至2015年的1.87万亿元，年复合增长率为8.0%，这主要是基于这一时期内贷款及垫款总额增长及利息净收益率下降的综合影响所致。随着中国总体经济规模的不断扩大，加上五大国有银行的贷款市场占有率将维持与2015年相当的水平，预计五大国有银行的贷款及垫款总额2016年会继续增长。 2015年6月，国务院会议审议通过《商业银行法修正案（草案）》，自2015年10月1日起，取消存贷比不超过75%的规定，由监管指标转为流动检测指标。存贷比是中国银行业面临的一大行政性约束，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中国银行业利息成本率的跌幅。存贷比的取消使得中国银行业的利息成本率降幅加大，尤其是存贷比监管指标的取消对存贷比偏高的中小银行更加有利，而对大型银行的利好因素则较少。致富集团预计，五大国有银行2016年利息收益率的降幅仍将比利息成本率的降幅更大，这会使得净利息收益率收窄。综合判断，预计五大国有银行的利息净收入只会上升1.7%，达到1.91万亿元。 五大国有银行的非利息净收入由2012年的4416亿元上升至2015年的5902亿元，年复合增长率为10.2%，；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由2012年的3652亿元增加至2015年的4669亿元，年复合增长率为8.5%。截至2015年年底，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占非利息净收入的79.1%；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以外的其他非利息净收入，仅占非利息净收入的20.9%，由2012年的764亿元上升至2015年的1233亿元，年复合增长率为17.3%。 五大国有银行的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主要来源于银行卡、代理类业务（如基金代销和代理保险）、投资银行及咨询顾问类业务、支付结算、管理类业务（如资产管理及代理理财）及担保承诺类业务等。 银行卡业务收入主要来自借记卡及信用卡的年费，以及向银行卡商户收取的交易手续费等。银行卡业务对于五大国有银行而言是最重要的业务之一，2015年占其手续费收入的比例约为20%至30%。从2012年至2015年，五大国有银行的银行卡收入大幅上升，主要是由于银行发卡量、卡消费额及自助设备交易额整体处于上升趋势，加上银行卡分期业务增长较快所致。 代理业务收入主要来自代销基金及代销保险的手续费。2015年，代理业务对于农行、中行、建行及交行而言，占手续费收入的比例分别约为30%、25%、15%及10%。2012年至2015年间，上述四大银行的代理业务手续费收入持续上升，主要是由于银行积极与保险公司及基金公司合作，加上国内居民对保险及基金的需求不断上升所致。 投资银行及咨询顾问类业务收入主要来自股权及债务承销、票据发行及财务咨询等业务的手续费。2015年，投资银行及咨询顾问类业务对于农行、工行、建行及交行而言，占手续费收入的比例约为10%至20%，但中行的投资银行及咨询顾问类业务只贡献其约5%的手续费收入。从2012年至2015年间，五大国有银行的投资银行及咨询顾问类业务收入上升，主要是由于中国企业在这一时期内的融资需求不断增长所致。 结算及清算手续费主要为提款机及柜台服务手续费、贸易结算、单据处理、进行跟单托收与汇款手续费等。2015年，结算及清算业务对于交行以外的四大国有银行而言，占手续费收入的比例约为10%至20%。从2012年至2015年间，五大国有银行的结算收入上升，主要是由于中国企业的国际贸易活动不断增加，从而带动结算需求上升所致。 建行2015年4月获得养老金公司的试点资格。中国在2007年曾经计划准许银行承接养老金管理业务，后来由于金融危机的爆发而被迫搁置。如试点之后之扩大国内银行参与养老金业务，除了能够增加管理费用收入之外，更可为客户财富提供一站式管理服务，符合国际银行业主流；加上预期银行卡业务及代理业务在2016年仍能获得较快的增长，因此预计2016年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的增速将与过去两年5%的增幅基本持平。 在五大国有银行非利息净收入之中，除了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以外，还有其他非利息净收入，这大致包括交易净收入、金融投资净收益及保险业务净收入等。其他非利息净收入由2012年的764亿元上升至2015年的1233亿元，年复合增长率为17.3%，主要是由于这一时期五大国有银行加大债券及股权投资，加上保险业务获得较快增长所致。 资产质量风险加大 最近几年，中国银行业不良贷款率持续上升，大型银行也不能幸免。从2013年年底到2015年年底，五大国有银行的不良贷款不断上升，其中，工行、建行、中行及交行大致由1.0%的水平上升至1.5%左右，而农行则由略高于1.0%的水平上升至近2.5%左右。 从2013年年底至2015年年底，工行、建行、中行及农行整体提供给制造业的贷款占贷款总额的比例，与提供给其他行业的贷款占比相比应属最高。尽管最近几年制造业贷款占比有下降趋势，但其产生的不良贷款率却不断上升，由2.36%增加至5.45%，主要是由于很多中国制造业的分行业，如钢铁业、化工及水泥业等有严重的产能过剩问题，需求不足导致产品难以出售，价格持续下降致使企业经营困难重重，盈利下降及未能产生足够的现金流，使越来越多的相关行业的企业未能按时偿还欠款所致。 首先来看制造业贷款的情况。从2013年年底至2015年年底，工行提供给制造业的贷款占其贷款总额由15.0%下降至12.5%，不良贷款率则由1.82%上升至3.43%；建行提供给制造业的贷款占其贷款总额由15.4%下降至11.6%，不良贷款率则由2.88%上升至5.89%；中行提供给制造业的贷款占其贷款总额由17.7%下降至15.3%，不良贷款率则由1.95%上升至3.17%；农行提供给制造业的贷款占其贷款总额由19.0%下降至15.3%，不良贷款率则由2.86%上升至5.45%。 随着中国不断落实去产能的政策，制造业企业的经营状况将出现两极分化，较为优质的企业仍然能够正常经营及按时偿还贷款，而较为劣质的企业的经营将举步维艰，很多企业或会因此而失去偿付能力，这会进一步推升不良贷款率；而部分企业可能会以新贷款偿还旧贷款，这会使得潜在的不良贷款继续增加。 其次看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贷款情况。从2013年年底至2015年年底，工行、建行、中行及农行整体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的贷款为占贷款总额比例最高的五大行业之一；而且这一占比期内保持稳定，介于9%至10%之间，而不良贷款率则稳定地保持在较低水平，平均值介于0.48%至0.72%之间，主要是由于中国仓储业及邮政业平稳发展，而交通运输业则受国家政策的支持，加上行业内多由财政状况较为稳健的国有企业或大企业
组成所致。 截至2015年年底，工行及建行的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的贷款为占其贷款总额的比例较高，分别达到12.0%及10.9%，而工行、建行该行业的不良贷款率仅为0.28%，略低于中行及农行。未来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的贷款仍会保持稳定，而其不良贷款率则可保持在较低水平，有助于稳定五大国有银行整体的不良贷款率，特别是对拥有较高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贷款占比的工行及建行有利。 再来看电力、热力和燃气及水的生产业的贷款情况。从2013年年底至2015年年底，工行、建行、中行及农行电力、热力和燃气及水的生产业整体的贷款亦为占贷款总额比例最高的五大行业之一；此类贷款的占比在这一时期内保持于5%至6%之间，而不良贷款率则大致保持在1%以下的低水平，主要是由于行业的需求相对其他行业较为稳定，加上行业内多为国有企业或大型民营企业，财政状况较为稳健所致。 截至2015年年底，工行、建行及农行的电力、热力和燃气及水的生产业的贷款占其贷款总额的比例皆超过6%，比中行高。 随着中国出台电力及水的生产业相关政策的出台，未来行业的贷款仍会保持稳定，而其不良贷款率则可保持在较低水平，有助于稳定五大国有银行整体的不良贷款率，对拥有特别大电力、热力和燃气及水的生产业贷款占比的工行、建行及农行有利。 接着看批发及零售业的贷款情况。从2013年年底至2015年年底，工行、建行及农行批发及零售业整体的贷款虽然不是占贷款总额比例最高的五大行业之一，而且该占比不断下降，而不良贷款率却大幅攀升，整体由3.43%大幅升至9.10%，主要是由于零售业的竞争十分激烈，加上行业内多为中小型企业，而这类企业的财务状况受到中国经济放缓的影响程度较大。 从2013年年底至2015年年底，工行的不良贷款率保持在中高水平，建行的不良贷款率以较高速度上升，而农行的不良贷款率更是以极高的速度增加，由2.36%上升至12.31%，由此可见，批发及零售业的不良贷款为农行整体不良贷款率大幅上升的致命因素。 随着中国经济增速的放缓，2016年及未来，中国的批发及零售行业仍难见起色，虽然市场预期中国银行业收紧此类行业的贷款审批，使得该行业占贷款总额的比例继续下降，但行业不良贷款率或持续大幅上升，这会使得五大国有银行尤其是建行及农行的不良贷款增加。 最后来看房地产业的贷款情况。从2013年年底至2015年年底，虽然整体来看，房地产贷款并不是工行、建行、中行及农行占贷款总额比例最高的五大行业之一，但其不良贷款率自2016年逐渐开始出现较大的增幅。中央已实施且大概率将继续实施房地产市场的宏观调控政策，而这些措施的主轴为去库存及去杠杆，去杠杆可能使中国银行业对房地产行业的贷款增长放缓，并对银行房地产业内客户的财务状况、流动资金及还款能力等产生负面影响；另一方面，去库存可能会使房地产价格向下调整，这会对中国银行业提供给房地产业客户的公司贷款的资产质量造成不利的影响。 此外，五大国有银行的主要个人贷款为住房按揭贷款。截至2015年年底，个人住房按揭贷款占工行、建行、中行及农行各自的贷款余额皆超过两成，其占交行的贷款余额约一成半。 根据相关数据，进入2016年，中国房价持续大涨，由2015年年初的10500元/平米上升至2016年5月的11700元/平米。为防止中国楼市的过热，中央已对不同城市实施各项收紧房贷的政策，中国房地产价格或会转势下跌，并对中国银行业提供的个人房屋按揭贷款的资产质量造成不利的影响。 而且，无抵押贷款的不良贷款率亦可能会上升。批发及零售业和制造业的企业亦或会裁减人员，这也会使得相关行业的失业率上升，从而影响员工个人贷款的偿还能力，这最终也会导致不良贷款率的上升。 债转股非灵丹妙药 2015年6月，国务院会议通过《商业银行法修正案（草案）》，取消存贷比例不超过75%的规定，由监管指标转为流动监测指标，这可以加强银行贷款审批工作，也可以根据其贷款客户素质和贷款种类別，再衡量其风险、信贷记录和贷款额度最后决定是否通过贷款的审批，减少中国银行业不良贷款的上升幅度。 除了存贷比指标的取消，债转股也重新出现。对于债转股企业的选择，据悉，债转股聚焦于具有潜在价值、出现暂时困难的企业，并以国有企业为主。这类企业在银行账面上多为关注类贷款和正常类贷款，而非不良类贷款，因此，如债转股计划能适时进行，短期未必对中国银行业的不良贷款率产生明显的正面影响，但从中长期来看，则会降低中国银行业的不良贷款率。 银监会对银行业的坏账有两项要求，两项要求均需达标。第一个要求是拨备覆盖率最低限度要达到150%，也就是说，中国银行需就当期每100元坏账计提拨备150元，当期坏账越高，所需计提的拨备金额则越高。另一项要求是拨贷比的最低限度为2.5%，也就是说，每100元的贷款，需要有2.5元作为拨备，而这不受坏账升降与否的影响。 综合上述两个要求，可知当不良贷款率低于1.67%的时候，若拨贷比为2.5%或以上时，拨备覆盖率必会达到150%或更高的水平，此时银行计提拨备只需考虑拨贷比是否达标。而当不良贷款率超过1.67%时，若拨备覆盖率超过150%，则拨贷比必定超过2.5%，所以，当银行计提拨备的时候，只需考虑拨备覆盖率能否达标。由于截至2015年年底，农行的不良贷款率已经超过1.67%，而其他四家大型银行的不良贷款率亦接近1.67%，因此，拨备覆盖率将会成更重要的指标。 从2013年年底至2015年年底，五大国有银行的拨备覆盖率不断下降，农行之外的四大国有银行皆降至150%的监管水平附近。农行下降幅度最大，由367%降至189%；而工行由257%下降至156%；建行由268%降至151%；中行由229%下降至153%；交行则由214%下降至156%。未来五大国有银行肯定要增加拨备余额，以使得拨备覆盖率保持在150%的水平之上。 如果把不良贷款转换成股权，短期而言，将会使得不良贷款规模和拨备余额同步减少，有助于提升拨备覆盖率，但拨贷比则减少。如果把正常类及關关注类贷款转换成股权，假设账面贷款的价值与转换后股权等值替换，两者没有造成不同，因为正常类贷款原来并没有计提拨备，又没有计入不良贷款，所以对拨备覆盖率没有影响，而拨贷比会因为贷款总额的减少而上升。 长期而言，中国银行业拨备覆盖率较国际水平高，面对中国经济增速的放缓，银监会可能会容许银行调低拨备覆盖率，此举会让中国银行业更容易核销及处置不良资产，以释放出被拨备用作抵消撇账。 截至2015年年底，五大国有银行的资本充足率介于13%至16%之间，高于监管要求的10.3%；一级资本充足率介于11%至14%之间，高于8.3%的监管水平；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介于10%至14%之间，亦高于7.3%的监管水平。五大国有银行皆能做到上述三个基本要求，而且与监管水准保持一定的距离，这反映出五大国有银行皆已为非预期的资产减值做好了准备。 未来，银监会如果下调对银行业拨备覆盖率的要求，将有助于提升银行业的利润。由于利润能计入一级银行资本及核心一级资本，因此，有助于提高一级资本充足率及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然而，附属资本包括不良贷款拨备余额，因此，对资本充足率没有影响。 另外，债转股政策将会对资本充足率造成影响。根据银监会发布的《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第六十八条的规定，商业银行对一般企业的风险权重为100%，而商业银行被动持有的对工商企业股权投资在法律规定处分期限内的风险权重为400%，因此，如把正常类及关注类贷款转换成股权，假设账面贷款的价值与转换后股权等值替换的话，资本充足率会因股权资产较高的风险权重导致分母加权风险资产的规模的增加而减少。 由于经济增长未见好转，2016年，五大国有银行的盈利增速将会接近零，甚至出现负增长。由于中国经济增速放缓，银行资产规模增长速度减慢，加上预期央行将不断降息以增强市场流动性及刺激经济增长，而此举将会使得中国银行业的利息收益率下降，以及预期信贷资产质量下行都会使得贷款减值损失显著增长。 从长期而言，银行业债转股后不但鲜有机会协助参与债转股公司改善经营状况，反而还需额外为债转股计提拨备。银行作为原来的债权人，当企业清盘时，原本有优先追索权，然而债转股使银行失去了对债务的追索权，而银行作为股权持有人，追索权的优先次序将会下降。此外，债转股的对价亦令此计划的不确定性增加，若银行以1元贷款换成1元股权的话，银行此项目难免将出现亏损；如果折让幅度充分，如50%至70%，银行此项目出现亏损的风险则会大大下降。
截至2015年年底，中国银行业金融机构的资产由2012年年底的133.62万亿元增加至199.35万亿元，年复合增长率为14.3%。其中，五大国有银行的资产总额，由2012年年底的62.71万亿元上升至2015年年底的82.32万亿元，年复合增长率为9.5%，慢于整体银行业金融机构的资产增长。数据显示，五大国有银行资产总额的增长，主要是贷款总额上升所致。 而中国银行业金融机构的负债则由2012年年底的124.95万亿元增加至2015年年底的184.14万亿元，年复合增长率为13.8%。而五大国有银行的负债总额，由2012年年底的58.64万亿元上升至2015年年底的75.97万亿元，年复合增长率为9.0%，慢于整体银行业金融机构的负债增长。五大国有银行的负债总额的增长，主要是由于客户存款总额的上升，加上银行同业与其他金融机构存放和拆入款项上升所致。 在资产负债均不断上升的基础上，五大国有银行贷款及存款总额皆有所上升。数据显示，工行、建行、中行、农行及交行的贷款余额，由2012年年底的32.56万亿元上升至2015年年底的44.19万亿元，年复合增长率为10.7%，主要是由于各行业用于投资的贷款总额的上升，以及个人住房贷款的余额增长所致。 从某种程度上看，房地产及其相关贷款的增长可以视作中国银行信贷增长的风向标。 数据显示，中国房地产开发贷款由2012年的7.18万亿元上升至2015年的9.60万亿元，年复合增长率为10.2%。除了交行以外的四大国有银行的房地产行业贷款余额，由2012年年底的1.77万亿元增加至2015年年底的1.87万亿元，年复合增长率为1.9%。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全国商品房销售额由2012年的6.45万亿元，上升至2015年的8.73万亿元，年复合增长率为10.6%；而五大国有银行的个人住房贷款也保持稳定增长，相关贷款余额由2012年年底的5.64万亿元上升至2015年年底的9.87万亿元，年复合增长率为20.5%，占五大国有银行贷款余额的比率由2012年年底的19.6%上升至2015年年底的24.4%。从2011年到2015年，五大国有银行新增个人住房贷款占全部新增贷款分别达到60.2%、55.4%、54.9%、49.4%和32.0%，由此可见，个人住房贷款为五大国有银行贷款余额增长的主要动力，其重要性亦可见一斑。 此外，五大国有银行的存款总额，由2012年年底的48.75万亿元上升至2015年年底的59.70万亿元，年复合增长率为7.0%，主要是由于国内经济规模的上升，加上货币信贷平稳增长所致。不过，随着2015年5月中国正式实行存款保障制度，这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国有大行的垄断局面，未来国有大行吸收存款的难度也将面临更加激烈的竞争。 从货币供应的角度看，广义货币（M2）余额由2012年年底的97.42万亿元上升至2015年年底的139.23万亿元，年复合增长率为12.6%。自存款保障制度实施后，所有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等收取存款的金融机构都被纳入存款保障。若银行倒闭，存户最高可以获得50万元的补偿，受保范围包括人民币和外币存款，但不包括银行理财产品。存款保障制度有助于推动利率市场化，中小型银行可以用较低的存款利息率，吸引存户，同时也能吸引更多民营银行进入市场，打破大型银行的垄断，这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大型银行的负债扩张，从而对其资产负债、风险偏好和收入利润都产生相当大的影响。 盈利能力逐渐下降 五大国有银行的营业收入总额由2012年的1.93万亿元上升至2015年的2.46万亿元，从2012年至2014年，五大国有银行营业收入的增长均保持在两位数以上，但2015年的增速已明显放缓至4.9%。不过，从收入角度看，五大国有银行利息净收入总额占营业收入总额的70%以上。 具体来看，五大国有银行的利息收入主要来自客户贷款及应收款项利息收入、证券投资利息收入、存放中央银行款项利息收入及存放和拆放同业及其他金融机构款项利息收入等。 五大国有银行的利息收入由2012年的2.64万亿元，上升至2015年的3.29万亿元，年复合增长率为7.6%，主要是生息资产平均余额特别是贷款及垫款余额的规模增长所致。五大国有银行的总生息资产平均余额由2012年的57.33万亿元上升至2015年的76.34万亿元，年复合增长率为10.0%。 此外，五大国有银行的大部分利息收入来自客户贷款及应收款项利息收入，而贷款及垫款平均余额由2012年的31.02万亿元上升至2015年的42.94万亿元，年复合增长率为11.4%。不过，这一时期的利息收益率不断下跌，减缓了利息收入的增长。数据显示，中国GDP按年增速2012年为7.7%，其后不断下降，并于2015年放缓至6.9%，2016年上半年最新的数据则进一步下滑至6.7%，反映出整体经济增速放缓的趋势仍未结束。央行为提振经济，不断下调贷款基准利率，导致五大国有银行利息收益率不断下降，未来这一趋势仍将继续。 另一方面，为逐步降低企业杠杆及化解银行潜在不良贷款，2016年3月，管理层将债转股提上议事日程，而债转股将使银行失去对此类债务的利息收入。据悉，首批债转股规模约为1万亿元，为期3年。假设上述债转股规模每年进行三分之一，根据致富集团的预计，2016年五大国有银行的利息收入将会增加1.8%，达到3.35万亿元。 五大国有银行的利息支出主要为客户存款利息支出、同业及其他金融机构存放和拆入利息支出及发行债券及其他利息支出等。五大国有银行的利息支出由2012年的1.15万亿元上升至2015年的1.41万亿元，年复合增长率为7.2%，主要是由于五大国有银行付息负债的平均余额上升，特别是客户存款总额的平均余额有所上升所致。 五大国有银行付息负债的平均余额由2012年的53.23万亿元增加至2015年的70.07万亿元，年复合增长率为9.6%。而客户存款的平均余额则由2012年的45.62万亿元上升至2015年的57.54万亿元，年复合增长率为8.0%。自2012年至2015年期间，五大国有银行利息支出的增长低于付息负债平均余额的增长，主要是由于这一时期央行不断下调存款基准利率，使利息成本率不断下降。尤其是央行在2015年10月宣布对商业银行和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等不再设置存款利率浮动上限，此举进一步加剧了银行业的存款竞争，抵消了利息成本率的下降幅度。 未来五大国有银行的付息负债，特别是存款总额或许仍将继续上升，随着中国经济增速的放缓，央行或需要继续降息以提振经济，银行业的利息成本率有望继续下降，从而使得银行间的存款竞争加剧。致富集团预计，2016年利息成本率的下降幅度将会小于2012年至2015年的降幅，而利息支出只会增加1.9%，达到1.44万亿元。 数据显示，五大国有银行的利息净收入由2012年的1.49万亿元上升至2015年的1.87万亿元，年复合增长率为8.0%，这主要是基于这一时期内贷款及垫款总额增长及利息净收益率下降的综合影响所致。随着中国总体经济规模的不断扩大，加上五大国有银行的贷款市场占有率将维持与2015年相当的水平，预计五大国有银行的贷款及垫款总额2016年会继续增长。 2015年6月，国务院会议审议通过《商业银行法修正案（草案）》，自2015年10月1日起，取消存贷比不超过75%的规定，由监管指标转为流动检测指标。存贷比是中国银行业面临的一大行政性约束，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中国银行业利息成本率的跌幅。存贷比的取消使得中国银行业的利息成本率降幅加大，尤其是存贷比监管指标的取消对存贷比偏高的中小银行更加有利，而对大型银行的利好因素则较少。致富集团预计，五大国有银行2016年利息收益率的降幅仍将比利息成本率的降幅更大，这会使得净利息收益率收窄。综合判断，预计五大国有银行的利息净收入只会上升1.7%，达到1.91万亿元。 五大国有银行的非利息净收入由2012年的4416亿元上升至2015年的5902亿元，年复合增长率为10.2%，；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由2012年的3652亿元增加至2015年的4669亿元，年复合增长率为8.5%。截至2015年年底，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占非利息净收入的79.1%；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以外的其他非利息净收入，仅占非利息净收入的20.9%，由2012年的764亿元上升至2015年的1233亿元，年复合增长率为17.3%。 五大国有银行的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主要来源于银行卡、代理类业务（如基金代销和代理保险）、投资银行及咨询顾问类业务、支付结算、管理类业务（如资产管理及代理理财）及担保承诺类业务等。 银行卡业务收入主要来自借记卡及信用卡的年费，以及向银行卡商户收取的交易手续费等。银行卡业务对于五大国有银行而言是最重要的业务之一，2015年占其手续费收入的比例约为20%至30%。从2012年至2015年，五大国有银行的银行卡收入大幅上升，主要是由于银行发卡量、卡消费额及自助设备交易额整体处于上升趋势，加上银行卡分期业务增长较快所致。 代理业务收入主要来自代销基金及代销保险的手续费。2015年，代理业务对于农行、中行、建行及交行而言，占手续费收入的比例分别约为30%、25%、15%及10%。2012年至2015年间，上述四大银行的代理业务手续费收入持续上升，主要是由于银行积极与保险公司及基金公司合作，加上国内居民对保险及基金的需求不断上升所致。 投资银行及咨询顾问类业务收入主要来自股权及债务承销、票据发行及财务咨询等业务的手续费。2015年，投资银行及咨询顾问类业务对于农行、工行、建行及交行而言，占手续费收入的比例约为10%至20%，但中行的投资银行及咨询顾问类业务只贡献其约5%的手续费收入。从2012年至2015年间，五大国有银行的投资银行及咨询顾问类业务收入上升，主要是由于中国企业在这一时期内的融资需求不断增长所致。 结算及清算手续费主要为提款机及柜台服务手续费、贸易结算、单据处理、进行跟单托收与汇款手续费等。2015年，结算及清算业务对于交行以外的四大国有银行而言，占手续费收入的比例约为10%至20%。从2012年至2015年间，五大国有银行的结算收入上升，主要是由于中国企业的国际贸易活动不断增加，从而带动结算需求上升所致。 建行2015年4月获得养老金公司的试点资格。中国在2007年曾经计划准许银行承接养老金管理业务，后来由于金融危机的爆发而被迫搁置。如试点之后之扩大国内银行参与养老金业务，除了能够增加管理费用收入之外，更可为客户财富提供一站式管理服务，符合国际银行业主流；加上预期银行卡业务及代理业务在2016年仍能获得较快的增长，因此预计2016年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的增速将与过去两年5%的增幅基本持平。 在五大国有银行非利息净收入之中，除了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以外，还有其他非利息净收入，这大致包括交易净收入、金融投资净收益及保险业务净收入等。其他非利息净收入由2012年的764亿元上升至2015年的1233亿元，年复合增长率为17.3%，主要是由于这一时期五大国有银行加大债券及股权投资，加上保险业务获得较快增长所致。 资产质量风险加大 最近几年，中国银行业不良贷款率持续上升，大型银行也不能幸免。从2013年年底到2015年年底，五大国有银行的不良贷款不断上升，其中，工行、建行、中行及交行大致由1.0%的水平上升至1.5%左右，而农行则由略高于1.0%的水平上升至近2.5%左右。 从2013年年底至2015年年底，工行、建行、中行及农行整体提供给制造业的贷款占贷款总额的比例，与提供给其他行业的贷款占比相比应属最高。尽管最近几年制造业贷款占比有下降趋势，但其产生的不良贷款率却不断上升，由2.36%增加至5.45%，主要是由于很多中国制造业的分行业，如钢铁业、化工及水泥业等有严重的产能过剩问题，需求不足导致产品难以出售，价格持续下降致使企业经营困难重重，盈利下降及未能产生足够的现金流，使越来越多的相关行业的企业未能按时偿还欠款所致。 首先来看制造业贷款的情况。从2013年年底至2015年年底，工行提供给制造业的贷款占其贷款总额由15.0%下降至12.5%，不良贷款率则由1.82%上升至3.43%；建行提供给制造业的贷款占其贷款总额由15.4%下降至11.6%，不良贷款率则由2.88%上升至5.89%；中行提供给制造业的贷款占其贷款总额由17.7%下降至15.3%，不良贷款率则由1.95%上升至3.17%；农行提供给制造业的贷款占其贷款总额由19.0%下降至15.3%，不良贷款率则由2.86%上升至5.45%。 随着中国不断落实去产能的政策，制造业企业的经营状况将出现两极分化，较为优质的企业仍然能够正常经营及按时偿还贷款，而较为劣质的企业的经营将举步维艰，很多企业或会因此而失去偿付能力，这会进一步推升不良贷款率；而部分企业可能会以新贷款偿还旧贷款，这会使得潜在的不良贷款继续增加。 其次看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贷款情况。从2013年年底至2015年年底，工行、建行、中行及农行整体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的贷款为占贷款总额比例最高的五大行业之一；而且这一占比期内保持稳定，介于9%至10%之间，而不良贷款率则稳定地保持在较低水平，平均值介于0.48%至0.72%之间，主要是由于中国仓储业及邮政业平稳发展，而交通运输业则受国家政策的支持，加上行业内多由财政状况较为稳健的国有企业或大企业
组成所致。 截至2015年年底，工行及建行的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的贷款为占其贷款总额的比例较高，分别达到12.0%及10.9%，而工行、建行该行业的不良贷款率仅为0.28%，略低于中行及农行。未来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的贷款仍会保持稳定，而其不良贷款率则可保持在较低水平，有助于稳定五大国有银行整体的不良贷款率，特别是对拥有较高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贷款占比的工行及建行有利。 再来看电力、热力和燃气及水的生产业的贷款情况。从2013年年底至2015年年底，工行、建行、中行及农行电力、热力和燃气及水的生产业整体的贷款亦为占贷款总额比例最高的五大行业之一；此类贷款的占比在这一时期内保持于5%至6%之间，而不良贷款率则大致保持在1%以下的低水平，主要是由于行业的需求相对其他行业较为稳定，加上行业内多为国有企业或大型民营企业，财政状况较为稳健所致。 截至2015年年底，工行、建行及农行的电力、热力和燃气及水的生产业的贷款占其贷款总额的比例皆超过6%，比中行高。 随着中国出台电力及水的生产业相关政策的出台，未来行业的贷款仍会保持稳定，而其不良贷款率则可保持在较低水平，有助于稳定五大国有银行整体的不良贷款率，对拥有特别大电力、热力和燃气及水的生产业贷款占比的工行、建行及农行有利。 接着看批发及零售业的贷款情况。从2013年年底至2015年年底，工行、建行及农行批发及零售业整体的贷款虽然不是占贷款总额比例最高的五大行业之一，而且该占比不断下降，而不良贷款率却大幅攀升，整体由3.43%大幅升至9.10%，主要是由于零售业的竞争十分激烈，加上行业内多为中小型企业，而这类企业的财务状况受到中国经济放缓的影响程度较大。 从2013年年底至2015年年底，工行的不良贷款率保持在中高水平，建行的不良贷款率以较高速度上升，而农行的不良贷款率更是以极高的速度增加，由2.36%上升至12.31%，由此可见，批发及零售业的不良贷款为农行整体不良贷款率大幅上升的致命因素。 随着中国经济增速的放缓，2016年及未来，中国的批发及零售行业仍难见起色，虽然市场预期中国银行业收紧此类行业的贷款审批，使得该行业占贷款总额的比例继续下降，但行业不良贷款率或持续大幅上升，这会使得五大国有银行尤其是建行及农行的不良贷款增加。 最后来看房地产业的贷款情况。从2013年年底至2015年年底，虽然整体来看，房地产贷款并不是工行、建行、中行及农行占贷款总额比例最高的五大行业之一，但其不良贷款率自2016年逐渐开始出现较大的增幅。中央已实施且大概率将继续实施房地产市场的宏观调控政策，而这些措施的主轴为去库存及去杠杆，去杠杆可能使中国银行业对房地产行业的贷款增长放缓，并对银行房地产业内客户的财务状况、流动资金及还款能力等产生负面影响；另一方面，去库存可能会使房地产价格向下调整，这会对中国银行业提供给房地产业客户的公司贷款的资产质量造成不利的影响。 此外，五大国有银行的主要个人贷款为住房按揭贷款。截至2015年年底，个人住房按揭贷款占工行、建行、中行及农行各自的贷款余额皆超过两成，其占交行的贷款余额约一成半。 根据相关数据，进入2016年，中国房价持续大涨，由2015年年初的10500元/平米上升至2016年5月的11700元/平米。为防止中国楼市的过热，中央已对不同城市实施各项收紧房贷的政策，中国房地产价格或会转势下跌，并对中国银行业提供的个人房屋按揭贷款的资产质量造成不利的影响。 而且，无抵押贷款的不良贷款率亦可能会上升。批发及零售业和制造业的企业亦或会裁减人员，这也会使得相关行业的失业率上升，从而影响员工个人贷款的偿还能力，这最终也会导致不良贷款率的上升。 债转股非灵丹妙药 2015年6月，国务院会议通过《商业银行法修正案（草案）》，取消存贷比例不超过75%的规定，由监管指标转为流动监测指标，这可以加强银行贷款审批工作，也可以根据其贷款客户素质和贷款种类別，再衡量其风险、信贷记录和贷款额度最后决定是否通过贷款的审批，减少中国银行业不良贷款的上升幅度。 除了存贷比指标的取消，债转股也重新出现。对于债转股企业的选择，据悉，债转股聚焦于具有潜在价值、出现暂时困难的企业，并以国有企业为主。这类企业在银行账面上多为关注类贷款和正常类贷款，而非不良类贷款，因此，如债转股计划能适时进行，短期未必对中国银行业的不良贷款率产生明显的正面影响，但从中长期来看，则会降低中国银行业的不良贷款率。 银监会对银行业的坏账有两项要求，两项要求均需达标。第一个要求是拨备覆盖率最低限度要达到150%，也就是说，中国银行需就当期每100元坏账计提拨备150元，当期坏账越高，所需计提的拨备金额则越高。另一项要求是拨贷比的最低限度为2.5%，也就是说，每100元的贷款，需要有2.5元作为拨备，而这不受坏账升降与否的影响。 综合上述两个要求，可知当不良贷款率低于1.67%的时候，若拨贷比为2.5%或以上时，拨备覆盖率必会达到150%或更高的水平，此时银行计提拨备只需考虑拨贷比是否达标。而当不良贷款率超过1.67%时，若拨备覆盖率超过150%，则拨贷比必定超过2.5%，所以，当银行计提拨备的时候，只需考虑拨备覆盖率能否达标。由于截至2015年年底，农行的不良贷款率已经超过1.67%，而其他四家大型银行的不良贷款率亦接近1.67%，因此，拨备覆盖率将会成更重要的指标。 从2013年年底至2015年年底，五大国有银行的拨备覆盖率不断下降，农行之外的四大国有银行皆降至150%的监管水平附近。农行下降幅度最大，由367%降至189%；而工行由257%下降至156%；建行由268%降至151%；中行由229%下降至153%；交行则由214%下降至156%。未来五大国有银行肯定要增加拨备余额，以使得拨备覆盖率保持在150%的水平之上。 如果把不良贷款转换成股权，短期而言，将会使得不良贷款规模和拨备余额同步减少，有助于提升拨备覆盖率，但拨贷比则减少。如果把正常类及關关注类贷款转换成股权，假设账面贷款的价值与转换后股权等值替换，两者没有造成不同，因为正常类贷款原来并没有计提拨备，又没有计入不良贷款，所以对拨备覆盖率没有影响，而拨贷比会因为贷款总额的减少而上升。 长期而言，中国银行业拨备覆盖率较国际水平高，面对中国经济增速的放缓，银监会可能会容许银行调低拨备覆盖率，此举会让中国银行业更容易核销及处置不良资产，以释放出被拨备用作抵消撇账。 截至2015年年底，五大国有银行的资本充足率介于13%至16%之间，高于监管要求的10.3%；一级资本充足率介于11%至14%之间，高于8.3%的监管水平；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介于10%至14%之间，亦高于7.3%的监管水平。五大国有银行皆能做到上述三个基本要求，而且与监管水准保持一定的距离，这反映出五大国有银行皆已为非预期的资产减值做好了准备。 未来，银监会如果下调对银行业拨备覆盖率的要求，将有助于提升银行业的利润。由于利润能计入一级银行资本及核心一级资本，因此，有助于提高一级资本充足率及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然而，附属资本包括不良贷款拨备余额，因此，对资本充足率没有影响。 另外，债转股政策将会对资本充足率造成影响。根据银监会发布的《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第六十八条的规定，商业银行对一般企业的风险权重为100%，而商业银行被动持有的对工商企业股权投资在法律规定处分期限内的风险权重为400%，因此，如把正常类及关注类贷款转换成股权，假设账面贷款的价值与转换后股权等值替换的话，资本充足率会因股权资产较高的风险权重导致分母加权风险资产的规模的增加而减少。 由于经济增长未见好转，2016年，五大国有银行的盈利增速将会接近零，甚至出现负增长。由于中国经济增速放缓，银行资产规模增长速度减慢，加上预期央行将不断降息以增强市场流动性及刺激经济增长，而此举将会使得中国银行业的利息收益率下降，以及预期信贷资产质量下行都会使得贷款减值损失显著增长。 从长期而言，银行业债转股后不但鲜有机会协助参与债转股公司改善经营状况，反而还需额外为债转股计提拨备。银行作为原来的债权人，当企业清盘时，原本有优先追索权，然而债转股使银行失去了对债务的追索权，而银行作为股权持有人，追索权的优先次序将会下降。此外，债转股的对价亦令此计划的不确定性增加，若银行以1元贷款换成1元股权的话，银行此项目难免将出现亏损；如果折让幅度充分，如50%至70%，银行此项目出现亏损的风险则会大大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