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老家临汾坐了5个小时的火车到省会太原，乘大巴抵达机场，又经过两个半小时的飞行，许霆重返羊城，试图重启案件审理第三季，目标直指“无罪”。
　　下飞机没走几步，许霆发现随身携带的纸袋破了，身份证、充电器、内衣掉了一地，刚捡起来一抬头，发现广州电视台的摄像机已对准了自己，嘴里嘀咕一声“啥情况”，赶紧把内衣揣兜里，捧着一堆东西开始接受采访。
　　推开兴业银行大厦14楼的玻璃门，面对4架摄像机、3台单反的阵势，许霆先是一惊，随即适应了这过去几年反复出现的场面，咧嘴问记者“我是不是见过你”，即使只发过短信，他也能准确记住对方名字并迅速和脸一一对应。有熟悉的女记者望着他黄蓝条纹PUMA运动衫下凸起的肚腩小声嘀咕：胖了。

要不到的账单

　　既然来之前就高调宣布要还钱，“记者招待会”上，问题自然围绕“钱”展开。“你这次来广州带了多少钱？”“你现在的经济情况足以支撑17万多的还款吗？”“打算用多少时间全部还清？”……
　　许霆显然不希望媒体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在他个人财产状况上，他双臂前伸，十指互扣，一遍遍打起了太极，“具体数字就不说了吧，我这次来主要目的是问银行要对账单，搞清楚到底欠银行多少钱，再和银行商量下一步还款计划。”
　　对账单，是许霆手握的开启申诉大门的钥匙，他需要这张单据证明自己取钱的性质是透支而非盗窃，他相信只要银行不做假账，7年前那个晚上他的账户取款记录一定是1000元，而非作为庭审呈堂证供的流水清单上写的1元。
　　经最高院核准的案件，翻盘机会有多大？在场记者心里都有一本账。比起申诉，他们更关心的是，从口口声声称取钱的目的是替银行保管，到携款回家7年不还，许霆究竟经历了怎样的思想变化。
　　“为什么次日没立即还呢？”
　　“很多原因凑一起了。郭安山（同犯）劝我别还，领导又没来找我，再加上我坐在保安岗位上看那台柜员机附近一直有俩人晃荡，心想是便衣吧，这时相信柜员机资料丢失的侥幸心理就占了上风。”
　　“既然你说一直想还钱，干嘛还要绕远先回老家呢？”
　　“取完钱我在广州待了两天，在这个陌生的城市，心里有点害怕，担心公安找上门说我没取完的后面的那些钱也是我取的，于是就想到回家，是本能自我保护吧。”
　　许霆曾在监狱里用划三下出一笔的笔芯写了45页的上诉状，其中有一句是：这种针对经不住诱惑的一念之差的惩罚太残酷了。
　　第二天一早9点，在一众媒体的簇拥下，许霆在位于恒福路上的广州银行取了号，申请补办当时用来取钱的工资卡，并打印2006年4月20日到30日的对账单。一位自称经理的工作人员以“涉案账号需要先找司法机关”为由拒绝办理，许霆和律师又提出请对方出具书面字据，被以同样的理由驳回，一来二往，时间在等待中流逝，坐在椅子上的许霆被记者“接下来怎么办”问得有些着急，强力空调下，双颊泛红，额头冒汗，尽管如此仍不失礼貌，“麻烦”、“谢谢”常挂嘴边，换来的回复一字不差：“不好意思，去找司法部门吧，慢走再见。”
　　临近中午，仍在银行门口徘徊的许霆犹豫要不要最后“冲刺”一次，一扇玻璃门之隔，银行保安贴着朝外望。许霆的计划正中新赶到的电视台下怀，他们正烦恼遗漏了之前两次主人公同银行交涉的画面，大致讲了几句，许霆配合地从一侧入镜，推门进入，紧跟的摄像机在狭窄的支行空间里显得突兀，有柜台的储户刻意躲避着镜头。
　　这一次，是20分钟的等待，经理没有出现。
　　一上午的忙碌无果，许霆一边忙着接各地记者打来的询问电话，车轱辘话一遍遍重复着，一边向本刊记者总结道：“是意料中的事，主要是记者太多了，如果没记者，我能看出来一开始那个接待我的没准备，也许就把卡办出来了。”

说不清的冤枉？

　　代理律师黄智鑫去年5月去许霆老家，说了盗窃罪不成立的理由，当时许霆并没有就是否申诉表明自己的态度。
　　直到3个月后，他在微博上收到一封私信，对方并没有亮明身份，只敲了两行字：你是许霆吗？我可以帮你翻案。
　　电话一接触，许霆得知对方是位在银行业工作了三十余年的行家，自此，他脑袋里一直装着的申诉开关算是被启动了。
　　距离假释已过去近三年，钱款至今一分未还，如果说之前舆论一边倒地选择站在许霆身后，如今，对其“背后有人”的揣测、“自我炒作”的质疑也在舆论分化中发酵。
　　尽管一开始坚持“申诉是个人的决定”，但随着银行从业人员胡先生浮出水面，申诉核心团队的面貌渐渐清晰，包括许霆、黄智鑫律师、神秘胡先生在内，目标一致的三人对申诉前景态度各不相同，许霆放话说，只要高院准许立案，他有99%成功把握，黄律师自称负责泼他冷水，而这份自信被提到胡先生那里，回复变成3个字“太保守”。
　　靠在位于广州商业中心五星级酒店雅座一角的沙发上，身着圆领灰色高尔夫球衫的胡先生语速极快，自信满满。“银行现在就是案板上的鱼肉，任我们切割。”
　　然而，要从一张对账单出发，解释清楚许霆的行为是“透支”而非“盗窃”并不容易。胡先生称他曾拉着许霆前往深圳找4个律师解释其中的奥妙，结果没人听得明白。
　　“在我看来逻辑再简单不过，取款和盗窃这两个行为不可能同时存在。因为取款必定有凭证，证明银行付了这笔钱，本身就是对盗窃的否定。”他反问记者，“你见过给小偷开发票的吗？”
　　“这事要是搁潘石屹头上，银行就不会这样处理了。对银行而言，应收账款根据债款收回的可能性大小有优劣之分，但银行不能按优劣来界定行为的性质。”
　　时隔5年，张新强对许霆案二审的结果仍留有遗憾。 　　“都在说柜员机出错，到底错在哪里？法官律师都不懂，能听银行一面之词吗？作为国家司法机关，发现有人利用金融机构犯罪，查清犯罪事实是一个问题，其次还要明确责任、堵塞漏洞，给银行发司法建议书，要求它预防这样的犯罪，才能对千千万万的许霆负责。”

回不去的青春

　　只有在人少的饭桌上，许霆才愿意忆起监狱那段时光。吃饭只有南瓜白菜，逢五一才添根腊肠，那滋味如此美好，以至于出狱后很长一段时间，他在家吃饭时母亲就会一口气为他一个人准备6根腊肠。
　　许霆假释后，陪他跨越2800公里坐三十多个小时火车回家的记者李栋提起几个令他难忘的细节，比如出来后跟人说话习惯下蹲的姿势，看到手机很新鲜，不知道怎么用。车上素不相识的乘客上来就问他“有没有贪念”，他也不闪避。
　　虽然在人前，许霆爱强调自己特别能吃苦，从监狱里出来，还是活得挺好，精神上也没受什么打击，但步入而立之年、两个月后即将为人父的他在熟悉的记者面前仍会流露出对逝去青春的缅怀。他说，“最好的时光已经过去了。”
　　远离公众视线的日子里，他的生活来源离不开“朋友”，在朋友开的饭店、车行帮忙，不拿工资，朋友承揽了当地高速公路上料工程，喊他过去做事，报酬是每月2000元。
　　2011年2月20日，经绿钢集团考核，许霆受聘为该公司员工。
　　据当时前往江阴采访的记者透露，许霆能获得这份工作，和绿钢集团董事长的合作伙伴宋和平有很大关系。宋和平发现这个年轻人和当年的自己很像，加上公司的公益生态园项目和新闻人物许霆形象很合拍。“感动中国”获奖人物洪战辉之前也被宋和平招入麾下。
　　记者跟着许霆和宋和平坐车吃饭，发现宋和平走到哪，许霆就跟到哪。“走到哪里都像教小孩，比如要许霆买报纸，动作慢一点，他就说‘年轻人动作要快，不能有拖拉的习气’，报纸上出现年轻人改邪归正的社会新闻，宋就会拿来当教材，用积极正面的话语‘洗脑’。”
　　去年8月去常州采访的董柳回忆，许霆干的活既杂又辛苦，下地种植、车行、接待什么都干，七八个人住十几平米的宿舍，条件艰苦。
　　去年底，因为交女朋友的事，许霆和宋和平发生了一些冲突，许霆干脆回到老家结婚生子。宋和平并不赞成许霆申诉，他告诉本刊记者，“既然已经犯了错，与其在这上面折腾，不如以亲身经历为青少年做普法教育。”
　　当被问起今后的打算，自称“现在勉强活着”的许霆会先愣一下，然后嘀咕一句，至少咱要把该做的事都做了。

许霆

　　1983年出生，山西翼城县人。2006年在广州因ATM机故障，获取17.5万元人民币。2007年12月一审被广州中院判处无期徒刑。2008年2月22日重审改判5年有期徒刑。2010年7月30日因假释出狱。2013年5月13日正式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递交申诉材料要求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