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立国以来,君权与相权之间业已形成相对完善的制衡格局。在熙宁新法的历史变局中,在"得君行道"的理想追求下,由宋神宗亲自授予并由王安石实际运作的"非常相权",是导致这一制衡格局开始欹侧的第一推力,而制置三司条例司这类制度外的组织则成为"非常相权"的重要抓手。宋神宗个性"好大喜功",王安石为人"自信太厚",他们都主张进行釜底抽薪式的彻底改革,以期国家一劳永逸地走上正轨。在这种思路的主导下,更兼旧党元老的不合作态度,宋神宗就毫不迟疑地对其理想的宰相赋以"非常相权"。王安石"这类人思路开阔、眼界极高,容易偏向固执、不妥协,变得具有侵略性";尤其在自以为"得君行道"却横遭阻力时,"在他的新政或称变法体制下,政府变得自信而武断"。他把"非常相权"运作到极致,进而排斥持有异见的其他士大夫官僚,让君主政体从"中央控制模式"位移滑向"宫廷的集权模式"。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自蔡京效法王安石的"非常相权"起,降及南宋,先是秦桧,中经韩侂胄、史弥远,直到宋季贾似道,权相专政竟成为南宋政治挥之不去的梦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