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突围真正的危险，是面对严峻的外部形势，不能沉着冷静、客观判断，只囿于负面形势给经济增速带来的下行风险，忽视了经济趋缓过程所伴随的内部结构改善这样的积极信号，做出动员式的投资跃进的决策。这样不仅会让已有的调控成效付之东流，还会为未来进一步的产业升级制造障碍。
　　7月经济数据近日陆续公布，消费、投资和出口等三驾马车均不那么尽如人意，CPI同比涨幅下滑至两年半谷底，同时进出口增速双双下跌，出口增速为1％，远低于6月11.3％水准，而进口增速为4.7％，也低于6月的6.3％增幅；与此同时，工业增加值与固定资产投资等关键数据亦低于市场预期。
　　一些地方却已经开始各种刺激经济的行动，以“稳增长”的名义，计划各类上马项目，如宁波、南京、长沙均出台了不同版本的刺激计划。而近日开封举债千亿造新城，不乏为投资冲动的另一种解读。
　　用项目投资来刺激经济，实际上还是传统的投资拉动举措，但当下中国经济面临的宏观环境和几年前相比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沿用老一套手段刺激经济，恐有南辕北辙之虞。
　　当前的投资增速下滑主要是国内政策主动调控的结果。中国祉科院全球宏观经济季度报告显示，政策主动调控对投资增速下滑的直接贡献是52％，外需疲弱对投资增速下滑的直接贡献占17％，两者共同作用下导致的投资增速下滑占31％。整体来看，投资增速下滑只有三成是因为外需，而七成是因为政策调控。
　　可感欣慰的是，与投资增速下滑相伴随的是投资结构的改善或优化。自上而下的应急性的投资刺激计划容易造成市场资源配置行为的扭曲，表现为投资过度集中在房地产、“铁公基”项目之上，这会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对其他生产性行业投资的挤出，并带来关联行业的过度膨胀。
　　近一年的调控效果表明，房地产、“铁公基”及关联行业的投资增速出现了明显回落，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金融业，租赁和商业服务，教育，文化、体育、娱乐以及电力生产等行业出现了投资增速。这种转变有利于服务业的发展，减少服务业滞后对居民消费的制约。
　　从消费来看，尽管7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3.1％，继续延续此前增幅下滑的趋势，但是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不包括服务，同时还包括了政府、企业等社会集团的消费。如果采用包括服务并剔除社会集团消费的指标，比如从城镇居民人均现金消费支出来看，2012年1～6月同比增长8.4％，比第一季度的8.2％要高，且明显高于去年同期的5.9％。换言之，从个人消费的角度看，以往常常提到的保障性动机等导致的“储蓄压倒消费”的现象，可能也在转变之中。
　　就目前而言，更大的风险在于外需。一些国家的主权债务危机长期化不仅可能压垮发达市场，而且正在拖累新兴市场。在国际金融危机中表现出“风景这边独好”的“金砖”国家，已经出现“松动”的迹象。国际评级机构可能因为增长放缓、改革乏力而将印度的评级从“投资级主权债务评级”下调，南非的评级前景也由“稳定”转为“负面”。与发达市场相比，新兴市场国内秩序对外部冲击的敏感性更高，尽管危机的源头在发达市场，但不排除新兴市场甚至有先于发达市场出现新的风险的可能。
　　这些外部风险通过投资、进出口等渠道也可能对中国产生影响，表现为外需的下降以及由此带来的经济增长失速。从中国的外贸情况来看，尽管对欧盟、日本等市场出口出现停滞或放缓，但对东盟等市场的出口增速有所上升；尽管加工贸易增长乏力，但一般贸易增速不错。与投资及消费的情况类似，外贸部门在下行风险或压力之下，也表现出了结构上的优化。
　　中国的产业和宏观经济正在转型期，与高速行驶的汽车一样，只有适当放慢速度方能平稳转弯。不管不顾地追求速度，要么是被惯性所牵引，在“不可持续”的旧路上越走越远，要么是出现突然的方向性转折，导致车毁人亡。
　　中国经济突围真正的危险，是面对严峻的外部形势，不能沉着冷静、客观判断，只囿于负面形势给经济增速带来的下行风险，忽视了经济趋缓过程所伴随的内部结构改善这样的积极信号，做出动员式的投资跃进的决策。这样不仅会让已有的调控成效付之东流，还会为未来进一步的产业升级制造障碍。
　　对政府而言，外部形势越是危急，越要忍住赤膊上阵的冲动。反而是应当借此机会，综合运用税收、信贷等手段维持优化经济结构的宏观调控，同时清理简化各种行政审批手续，降低国内交易费用，为企业创造良好的生产经营环境，务实微观层面的竞争力和创新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