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邕（675—747），字泰和，广陵江都（今江苏扬州）人，祖籍江夏（今湖北武汉），郡望赵郡，世称李北海。李邕资性超悟，才气纵横，且刚毅忠烈，有称“文章、书翰、公直、词辩、义烈、英迈为一时之杰”[1]。他不仅文名隆盛，“独步有唐四十年”，且以擅长行书而声高一代。然而其一生仕途坎坷，几翻起落，足迹遍及大江南北，最后于北海任上被杖杀。

一、历代书论对李邕的评价

　　对于李邕书法的价值及其在书法史上的地位，经历了一个不断深化的认识过程，我们梳理出具有代表性的观点。
　　唐代：始撰于李邕死后约十年的《述书赋》，历评秦汉以下迄于有唐乾元年间（公元758—759年）之书家，不见记有李邕其人，仅赋注中引时人语，谓“论诗则曰王维、崔颢，论笔则曰王缙、李邕，祖咏、张说不及预焉”[2]。可见其文名隆盛，窦氏兄弟不特以书家相许。
　　五代：释亚栖《论书》，将李邕与有唐诸名家并称：“凡通则变……李邕、虞世南等，并得书中法，后皆自变其体，以传后世，俱得垂名。”[3]李后主以为“李邕得右军之气而失于体格”[4]。
　　宋代：欧阳修言“因见邕书，追求钟王以来字法，皆可以通”[5]。米芾言“李邕脱子敬体，乏纤浓”[6]。姜夔《续书谱》言“李邕、西台辈以行为真”[7]。
　　元：王恽在其《题云麾帖后》云：“李北海书，融液屈折，纡徐妍溢，一法《禊饮序》，但放笔增其豪，丰体使益其媚，如卢绚下朝，风度闲雅，萦辔回策，尽有蕴藉，三郎（玄宗）顾之，不觉叹美。”[8]
　　明：项穆在其《书法雅言》云：“李邕初师逸少，摆脱旧习，笔力更新，下手挺耸，终失窘迫，律以大成，殊越彀率。此行真之初变也。”[9]董其昌云：“余尝谓右军如龙，北海如象，世必有肯余言者。”[10]
　　清：何绍基《东洲草堂金石跋》卷五云：“北海书发源北朝，后以其干将、莫邪之气，决荡而出，与欧、虞规矩山阴者殊派。”[11]
　　通过梳理历代书论，我们可以总结出如下几点：
　　第一，李邕书初师二王，得其精髓。有言法《禊饮序》，有言脱子敬体，另有言出自怀仁《圣教序》。皆以师二王为共识。
　　第二，摆脱旧习，自变其体。于其变体，有褒有贬。褒者言其豪媚有风度，或以“如象”喻之;贬者言乏纤浓，下笔挺耸。其实，无论褒贬，都能体现李邕书法变体后的雄强风格。不过，这些评论都没有分析其变革来源。
　　第三，以行为真。李邕以行书上碑铭石而著名，以行为真正是其关键因素之一。
　　第四，清人何绍基言北海发源于北朝，与规矩山阴者殊派。
　　本文的关注点正落在李邕书风变革的来源上。今人的研究也未涉及这个问题。仅何绍基有“北海书发源北朝”的论断，但此论究竟以何为据呢？因此，我们通过对李邕存世的不同时期的代表作的研究分析，结合他的生平经历，来探寻李邕书风变革的来源。

二、李邕借北碑来完成书风变革

　　李邕书迹，存世著名的有《叶有道碑》《李思训碑》《楚州娑罗树碑》《麓山寺碑》《李秀碑》五通。
　　《旧唐书》本传称：“邕早擅才名，尤长碑颂。虽贬职在外，中朝衣冠及天下寺观，多赍持金帛，往求其文，前后所制，凡数百首。”[12]其碑颂作成后，多数乃他人书碑。根据朱关田先生《李邕年谱》统计，明确为李邕撰并书之碑共16通。我们根据李邕所书碑的时间顺序和风格，把他的书法大略地分为早、中、晚三期。
　　堪为早期代表的是：《李思训碑》;中期代表者为：《麓山寺碑》;晚期代表者为：《李秀碑》
　　这三幅不同时期的作品，存在着结构用笔等方面的内在联系。而直观地看，早期与中期作品的面目有很明显的差别，中期与后期风格则比较接近。原因在于：从《李思训碑》到《麓山寺碑》，是李邕从师法二王到形成自家面目的过程，其中的变化较大。而《麓山寺碑》到《李秀碑》是完成变革后，在成熟的面目上日益深化的过程。由此可见，《麓山寺碑》是探寻李邕书风变革的关键所在。
　　1.李思训碑
　　据《金石录》和《类编》所载，《李思训碑》于开元八年（公元720年）六月立，在陕西蒲城县桥陵。此碑给人骨格挺拔，笔画瘦劲之感。它虽为行书，但笔画线条流走之间，动中有静。字形多欹侧之势，得“势如斜而反正”之特点。可见其师法二王而力求劲疾、险峻，气象上由遒丽而趋俊拔，但仍未脱二王之笼罩，正是一派初唐风范。正如元代王恽所言“一法《禊饮序》”，米芾所言“脱子敬体而乏纤浓”。学而知变，正是李邕“学我者死，似我者俗”[13]观念的体现。
　　2.麓山寺碑
　　《麓山寺碑》，开元十八年（公元730年）李邕撰并行书，现存湖南衡山。此碑是李邕书法确立自家面目的代表作，为历代金石著录家所重，尤见称于明清书坛。董其昌之“北海如象”评此碑最为贴切。何绍基则在《东洲草堂金石跋》中点出：“《云麾》颇嫌多轻侻处，惟此碑沉着劲栗，不以跌宕掩其朴气，最为可贵。”[14]
　　从宏观看：
　　一，该碑颇具豪放、沉雄之气象。该碑于整饬中见灵动，行列清晰，少钩转连带，而气势贯通。结体欹正相生，笔画沉雄厚重又不乏刚劲挺拔处，兼二王书之洒脱俊秀与北碑的沉郁厚重，得豪放、沉雄之气象。这一风格有别于王羲之开创的隽秀典雅，含蓄蕴藉的典型风格，给以后行书沉雄的风格以强烈的影响。清代的梁巘在其《评书帖》中云：“学书尚风韵，多宗智永、虞世南、褚遂良诸家。尚沉著，多宗欧阳询、李邕、徐浩、颜真卿、柳宗元、张从申、苏灵芝诸家。”[15]此论颇有见地。
　　二，行楷结合。二王书法，本为江左风流，施之于缣褚之间，流动遒丽处自是动人。怀仁集大王字成《圣教序》，内在气息有不相贯通处，细腻的牵丝连带也不宜于石上表现，不免有所缺憾。此《麓山寺碑》把行书的灵动与楷书沉稳凝重结合起来，兼两者之长而去其弊。以北朝楷书笔意与结构融入，整碑气势纡缓而博大，给人以谨严而气息贯通、开合得体之感。以至于有研究者将此碑视为楷书。应该说，李邕以行书上碑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行楷的结合。正如前文姜夔《续书谱》所言“李邕、西台辈以行为真”。

我们再来做具体分析：

　　一章法上，该碑行列清晰，行间字距略有大小而无着意疏密，字与字之间无连带，依字势而自然形成平正欹侧、大小粗细，看似字字独立实则内在气势贯通。通篇给人轻松书写，一任自然之感，表现出纵横恣肆的气度。
　　二结体上，字势欹正相生，左低右高见欹侧，上松下紧得稳重，中宫紧凑，四维舒放，重心偏低。如下图“乐”“南”“泰”等字。
　　三用笔上，该碑融合行书的流动感与楷书的厚重感，且粗细结合，细者挺拔清刚，粗者沉郁雄放。形成了以下笔画特点：（1）笔画顿挫明显，锋颖凌厉，多用方笔，于方折中见圆浑。（2）撇画有北碑楷书特点，起笔后，常由细入粗，末端重按后斜上收，这正是从隶书转化而来的北碑撇画的常见特点。如下图之“力”“广”“天”“差”等字。（3）捺画舒放，常一波三折，圆浑厚重，内含筋骨。如下图之“起”“夏”“覈”等字。（4）钩画有非常突出的北碑特点，以坚钩最有代表性。多用方笔，向左折笔平推后上收，刚劲沉雄，姿态横生。如上图“等”“静”“马”等字。这一用笔，乃后世米芾特色。米芾号称“集古字”，其实这一用笔受李邕影响无疑。（5）遍观整碑，竖笔全为垂露，无一悬针，显得沉郁厚重。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不难发现，无论是气象上的沉雄豪放，书体上的行书楷化，还是章法的自然、结体的稳重、用笔的方法与特点，《麓山寺碑》都包含了明显的北碑特点。但是由于记载的缺乏与李邕的善学善变，我们又无法明确李邕所直接取法的碑帖。那么，我们举出几个与《麓山寺碑》有某些共同特点或精神气质的北碑，来佐证李邕书风中的北碑特色。他们分别是《郑文公碑》《马鸣寺碑》《崔敬邕墓志铭》。
　　《郑文公碑》为北朝书家郑道昭所书，是“魄力雄强，气象浑穆”的典型。结体宽博中正，用笔坚实厚重，方圆相得而尤见筋骨内含，呈现的正是沉雄浑穆的气象。《麓山寺碑》之沉雄豪放气象与此碑最为相近，结体上重心下移产生的厚重感也可在此碑中寻得踪迹。《马鸣寺碑》则显得沉着痛快，用笔有雄放意味，撇、捺宽拓，笔笔舒放尽势，横、竖雄健浑厚，钩转处极意顿挫。《麓山寺碑》与此碑雄放之笔意相近。《崔敬邕墓志》与《麓山寺碑》两碑相近处在欹正相生的结构和明显的北碑笔画特点，特别是撇、捺和钩画。
　　我们并不要求把上列的几个碑与李邕的《麓山寺碑》进行一一的比对，只是寻找某些特点与气象的相合之处。因为：首先，李邕是一个善学的人，他并不拘泥于点画的形似。其次，李邕的书法是以二王书为根基，北碑是其变革书风的关键因素，重在为我所用，有所取舍。他是借北碑书来完成其气象、风格上的脱胎换骨，基本造型上还是二王的成分为多。
　　3.李秀碑
　　《李秀碑》书于天宝元年（公元742年），是李邕晚年（68岁）佳作。此碑保持了《麓山寺碑》沉郁雄浑的特点，而整体更显朴茂;但用笔上多了些圆厚，少了些刚猛，章法上则有行无列，更显随意自然。这正切合了人书俱老的艺术规律。

三、李邕人生磨难对其书风变革的影响

　　纵观李邕一生，开元十四年（公元726年）对他来说无疑是一个人生的节点。武后万岁通天元年（公元696年），年22岁的李邕得崔沔引，于秘阁读书;30岁时，得李峤与张庭珪所荐，召拜为左拾遗，开始了其仕宦生涯。以后在政治争斗中，其仕途曲折向前，官声文名日隆，交友满天下，慕名而求撰碑颂者无数。他于开元十三年在汴州谒见玄宗，诏献词赋，甚得帝旨，颇自矜炫，甚至有“自云当居相位之说”[16]。可见当时的李邕踌躇满志、得意忘形之情态！孰料数月后，李邕为殿中御史薛自劝与库狄履温所控，以赃赇枉法，下狱当死;后由许州人孔璋上书代死得免，左迁遵化县尉。李邕由“从三品”的陈州刺史一下子变成“从九品下”的遵化县尉。[17]此时的李邕届52岁，正跨过“知天命”的年龄！
　　开元十六年正月，陈行范等人反，称帝岭南。嗣后，李邕以本县兵从内侍杨思勗讨贼，平之。杨思勗是一个极凶残之人。《旧传》记：“思勗性刚决，所得俘囚，多生剥其面，或剺发际，掣去头皮，将士以下，望风慑惮，莫敢仰视，故所至立功。”[18]在这里，李邕第一次深刻地见识与体验到战争的残酷和惨烈！从遭遇变故的开元十四年起，李邕没有书碑，直至在澧州任上的开元十八年才又见书碑，并产生了其最具盛名的代表作《麓山寺碑》。后来，李邕有“臣出入岭南，自经一纪……必当闭户绝交，澄心去欲，下以安所部，上以报所天。岂徒殒躯丧元，焚妻夷族而已”[19]之语。此虽为多年后右迁括州刺史时上表之言，却可窥见李邕的反省态度和经历人生考验时的深刻认识——不然不会在10年后的上表中，第一个提到的就是“入岭南”的事件。
　　书风转变背后必有其人生印迹。或者说，常常是人生中重大的变故带来艺术家在思想审美各方面有所变化，从而促成了其艺术风格的变化。结合李邕“出入岭南”的经历和由《李思训碑》到《麓山寺碑》风格上的巨大变化，我们认为，此人生阶段的磨难对李邕书风的变革必定有重大的影响。《李思训碑》上表现出来的“轻侻”与《麓山寺碑》上体现的“沉着劲栗”正可印证一个人思想上的成熟对于书法的影响。[20]

结 语

　　行文至此，我们深服何绍基所论“北海书发源北朝，后以其干将、莫邪之气，决荡而出，与欧、虞规矩山阴者殊派”。通过追究和考辨，我们对李邕在人生的重大变故磨砺下，以山阴为基，以北碑楷书为书风变革来源，形成卓然独立的个人风格，有了更加明晰的认识。
　　后世对李邕书风，大多赞同董其昌“右军如龙，北海如象”的评价。其雄浑书风有别于王羲之。从而，李邕与稍后的颜真卿，用书法艺术奏出盛唐豪放沉雄的时代之音，成为真正反映盛唐时代书风的两位代表人物，也确立了他在书法史上的不朽地位！
　　注释：
　　[1][8]朱关田：《中国书法史》隋唐五代卷，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第91页，第99页。
　　[2][3][5][6][7][9][15]《歷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2009年版，第257页，第297页，第311页，第362页，第384页，第525页，第580页。
　　[4]中国书法博物馆编委会编纂《中国书法博物馆》第3卷，海燕出版社出版，第195页
　　[10]王云五主编，汪珂玉撰《万有文库》第二集393《珊瑚网》录书1，商务印书馆版，第27页。
　　[11][14][20]（清）何绍基、沈树镛：《东洲草堂金石跋·郑斋金石题跋记》，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第109页。
　　[12]（后晋）刘昫等：《旧唐书》，中华书局简体字本，第3432页。
　　[13]王玉池主编《中国书法篆刻鉴赏词典》，农村读物出版社1989年版，第556页。
　　[16][17][18][19]朱关田：《唐代书法家年谱》卷三上之《李邕年谱》，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第168页，第167、170页，第173页，第182、183页。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艺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