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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中国和美国的态度演变说明，气候变化正在从“低政治”上升到“高政治”的层次
悉尼与环境保护似乎有着不解之缘。2000年，在这里举办了历史上的首次“绿色奥运”；今年3月31日晚间，悉尼全城又共同在黑暗中度过了一小时的“地球时间”——在环保主义者的推动下，全市200万市民及2000家公司同时熄灯，连平日灯火辉煌的悉尼歌剧院也不例外。美丽的悉尼瞬间变成一座安静之城。环保主义者希望以这样令人难忘的场景，唤起世界对全球变暖的关注。
非政府机构的推动似乎正在改变着政府的政策主张。今年9月8日到9日在悉尼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APEC）第15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东道主澳大利亚总理霍华德一改其往常对限制温室气体排放的抵触态度，主动将气候变化列为今年峰会的首要议题。
峰会最后发表的《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关于气候变化、能源安全和清洁发展的宣言》（下称《宣言》），强调了2012年后（即《京都议定书》失效后）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安排，提出应确保国际社会全体成员的参与和措施的灵活性；同时需反映各成员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的不同，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以及行动能力的差异。
《宣言》还像当年《茂物宣言》制定区域贸易自由化目标那样，定下了亚太经合组织在环境方面的具体目标：各成员同意努力实现到2030年将亚太地区能源强度在2005年的基础上降低至少25％，到2020年亚太地区各种森林面积至少增加2000万公顷。
可以说，今年的APEC峰会延续了6月间在德国举行的G8峰会对气候变化问题的关注和推动。当时一向在气候变化问题上持积极态度的德国，趁此良机大力推动由默克尔总理提出的“到2050年减排50％（在1990年水平上）”的目标。在欧盟、日本等国家推动下，参加峰会的八国首脑达成共识，决定对此目标进行“认真考虑”。
气候变化主导国际高层会议的趋势方兴未艾。考虑到明年G8峰会将在日本的北海道举行，届时日本作为东道国和《京都议定书》的主要发起人之一，必将谋求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取得新的突破性进展。气候变化问题正在从“低政治”上升到“高政治”的层次，成为各大国关注的焦点，也成为它们无法回避的一项国际责任。
澳大利亚转变
此次峰会，东道国澳大利亚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态度转变最耐人寻味。
以前，澳大利亚和美国一样，都对限制温室气体排放的《京都议定书》不感兴趣。霍华德政府同样拒绝签署《京都议定书》，认为这将限制澳大利亚的经济发展，减少工作机会。在温室气体减排问题上，基本上是以欧盟、日本和加拿大为一方，美国、澳大利亚为另一方，双方各执己见，互不相让。
而今年的APEC峰会，霍华德政府态度发生一百八十度大转弯，主动将气候问题列为主要议题。究其原因，除了这一议题的全球性关注度，也与澳国内政治气氛变化有关。
与霍华德政府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僵硬立场不同，澳大利亚最大的反对党工党坚决支持澳大利亚加入《京都议定书》。最近，工党领袖陆克文（Kevin Rudd）的民意支持度直线上升。根据最新的Newspoll民调，工党目前以59％的得票率遥遥领先对手的41％，霍华德感到很大的政治压力。当然，陆克文受欢迎的原因并不只限于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态度，但这无疑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
气候变化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对澳大利亚有实实在在的冲击。澳大利亚干旱已经持续五年，旱情为百年来最严重的一次，农作物大幅减产，主要河流近乎干涸。气候变化对于收成大受影响的澳大利亚农牧民来说，已不是科学上的一个假设，而是切身感受的灾难现实。澳政府不能再对气候变化问题熟视无睹，为了经济发展而忽视环境问题。
从国际关系一侧来讲，将气候变化列为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的主要议题，也是出于现实的考虑。
中国人民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时殷弘教授认为，回顾近几届APEC峰会，议题多是呼吁推动多哈回合谈判取得进展，已经缺乏新意；加之美国总统布什的贸易谈判促进权已经过期，而主要谈判国之间的分歧仍然难以弥合，短期内推动多哈谈判几无可能。其他的国际性问题，如伊拉克问题，朝鲜、伊朗核问题等，APEC成员间的分歧更大，更难以达成最终共识。在这种情况下，气候变化议题便成为合理之选。
中美持续松动
这次APEC峰会的亮点，除了澳大利亚态度的转变，更受瞩目的恐怕还是中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表现的新姿态。
胡锦涛主席9月8日在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发表的讲话中，指出“气候变化事关亚太地区的发展，事关亚太地区全体人民的福祉”，为此提出中国在气候变化方面的四项建议——坚持合作应对、坚持可持续发展、坚持公约主导地位和坚持科技创新；同时还提出了具体建议，包括扩大亚太的森林面积、建立“亚太森林恢复与可持续管理网络”等。这些建议都被纳入峰会最后发表的宣言当中，成为亚太国家和地区共同的发展目标。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晋林波认为，此次在悉尼峰会上就气候变化问题提出自己的建议和目标，是中国外交的新突破。在限制温室气体排放问题上，中国在中央一级政府成立了“国家应对气候变化领导小组”，制定了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晋林波认为，举办绿色奥运的推动、民间环保组织的积极活动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全球温室气体排放头号大国美国的态度，也在发生着微妙的改变。
布什政府上台后，在温室气体减排问题上向来持保守态度。但在今年的八国峰会前，布什突然提出要建立一个新的减排协议，来取代即将于2012年到期的《京都议定书》。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东南亚及大洋洲研究室主任翟浝认为，这是布什政府不想让欧洲完全把持在气候变化议题上的话语权，希望抛开《京都议定书》另起炉灶。但最终美国的提议在欧洲响应寥寥，在国际舆论的压力下，布什总统在G8峰会上做出了一些妥协，同意“认真考虑”欧洲提出的强制减排目标。
在这次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美国的态度在持续松动。尽管最终发表的《悉尼宣言》并没有规定每个成员具体的减排目标，但美国也像其他APEC成员一样，对建立2012年后的气候变化国际安排作出了承诺。
在当前的国际气候下，遏制全球变暖、限制温室气体排放正在成为一项国际共识，时殷弘称之为“流行的价值观”。在这种历史潮流的影响下，通过国际合作机制，建立更大规模、更具约束力的国际减排框架协议应是未来的发展方向。由于中美两国位居世界“排放大户”前列，任何一方先行一步，都会给另一方带来更多国际舆论的压力。两国在对待气候变化问题上，将有更多微妙的竞争与平衡关系。
尽管《宣言》并没有更多的约束力，但它至少表明：气候变化、环境和能源安全已经不局限于只是一个技术和关乎人类福祉的命题，而是对一国的外交和内政都产生实质影响的政治因素。
悉尼与环境保护似乎有着不解之缘。2000年，在这里举办了历史上的首次“绿色奥运”；今年3月31日晚间，悉尼全城又共同在黑暗中度过了一小时的“地球时间”——在环保主义者的推动下，全市200万市民及2000家公司同时熄灯，连平日灯火辉煌的悉尼歌剧院也不例外。美丽的悉尼瞬间变成一座安静之城。环保主义者希望以这样令人难忘的场景，唤起世界对全球变暖的关注。
非政府机构的推动似乎正在改变着政府的政策主张。今年9月8日到9日在悉尼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APEC）第15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东道主澳大利亚总理霍华德一改其往常对限制温室气体排放的抵触态度，主动将气候变化列为今年峰会的首要议题。
峰会最后发表的《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关于气候变化、能源安全和清洁发展的宣言》（下称《宣言》），强调了2012年后（即《京都议定书》失效后）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安排，提出应确保国际社会全体成员的参与和措施的灵活性；同时需反映各成员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的不同，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以及行动能力的差异。
《宣言》还像当年《茂物宣言》制定区域贸易自由化目标那样，定下了亚太经合组织在环境方面的具体目标：各成员同意努力实现到2030年将亚太地区能源强度在2005年的基础上降低至少25％，到2020年亚太地区各种森林面积至少增加2000万公顷。
可以说，今年的APEC峰会延续了6月间在德国举行的G8峰会对气候变化问题的关注和推动。当时一向在气候变化问题上持积极态度的德国，趁此良机大力推动由默克尔总理提出的“到2050年减排50％（在1990年水平上）”的目标。在欧盟、日本等国家推动下，参加峰会的八国首脑达成共识，决定对此目标进行“认真考虑”。
气候变化主导国际高层会议的趋势方兴未艾。考虑到明年G8峰会将在日本的北海道举行，届时日本作为东道国和《京都议定书》的主要发起人之一，必将谋求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取得新的突破性进展。气候变化问题正在从“低政治”上升到“高政治”的层次，成为各大国关注的焦点，也成为它们无法回避的一项国际责任。
澳大利亚转变
此次峰会，东道国澳大利亚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态度转变最耐人寻味。
以前，澳大利亚和美国一样，都对限制温室气体排放的《京都议定书》不感兴趣。霍华德政府同样拒绝签署《京都议定书》，认为这将限制澳大利亚的经济发展，减少工作机会。在温室气体减排问题上，基本上是以欧盟、日本和加拿大为一方，美国、澳大利亚为另一方，双方各执己见，互不相让。
而今年的APEC峰会，霍华德政府态度发生一百八十度大转弯，主动将气候问题列为主要议题。究其原因，除了这一议题的全球性关注度，也与澳国内政治气氛变化有关。
与霍华德政府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僵硬立场不同，澳大利亚最大的反对党工党坚决支持澳大利亚加入《京都议定书》。最近，工党领袖陆克文（Kevin Rudd）的民意支持度直线上升。根据最新的Newspoll民调，工党目前以59％的得票率遥遥领先对手的41％，霍华德感到很大的政治压力。当然，陆克文受欢迎的原因并不只限于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态度，但这无疑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
气候变化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对澳大利亚有实实在在的冲击。澳大利亚干旱已经持续五年，旱情为百年来最严重的一次，农作物大幅减产，主要河流近乎干涸。气候变化对于收成大受影响的澳大利亚农牧民来说，已不是科学上的一个假设，而是切身感受的灾难现实。澳政府不能再对气候变化问题熟视无睹，为了经济发展而忽视环境问题。
从国际关系一侧来讲，将气候变化列为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的主要议题，也是出于现实的考虑。
中国人民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时殷弘教授认为，回顾近几届APEC峰会，议题多是呼吁推动多哈回合谈判取得进展，已经缺乏新意；加之美国总统布什的贸易谈判促进权已经过期，而主要谈判国之间的分歧仍然难以弥合，短期内推动多哈谈判几无可能。其他的国际性问题，如伊拉克问题，朝鲜、伊朗核问题等，APEC成员间的分歧更大，更难以达成最终共识。在这种情况下，气候变化议题便成为合理之选。
中美持续松动
这次APEC峰会的亮点，除了澳大利亚态度的转变，更受瞩目的恐怕还是中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表现的新姿态。
胡锦涛主席9月8日在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发表的讲话中，指出“气候变化事关亚太地区的发展，事关亚太地区全体人民的福祉”，为此提出中国在气候变化方面的四项建议——坚持合作应对、坚持可持续发展、坚持公约主导地位和坚持科技创新；同时还提出了具体建议，包括扩大亚太的森林面积、建立“亚太森林恢复与可持续管理网络”等。这些建议都被纳入峰会最后发表的宣言当中，成为亚太国家和地区共同的发展目标。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晋林波认为，此次在悉尼峰会上就气候变化问题提出自己的建议和目标，是中国外交的新突破。在限制温室气体排放问题上，中国在中央一级政府成立了“国家应对气候变化领导小组”，制定了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晋林波认为，举办绿色奥运的推动、民间环保组织的积极活动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全球温室气体排放头号大国美国的态度，也在发生着微妙的改变。
布什政府上台后，在温室气体减排问题上向来持保守态度。但在今年的八国峰会前，布什突然提出要建立一个新的减排协议，来取代即将于2012年到期的《京都议定书》。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东南亚及大洋洲研究室主任翟浝认为，这是布什政府不想让欧洲完全把持在气候变化议题上的话语权，希望抛开《京都议定书》另起炉灶。但最终美国的提议在欧洲响应寥寥，在国际舆论的压力下，布什总统在G8峰会上做出了一些妥协，同意“认真考虑”欧洲提出的强制减排目标。
在这次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美国的态度在持续松动。尽管最终发表的《悉尼宣言》并没有规定每个成员具体的减排目标，但美国也像其他APEC成员一样，对建立2012年后的气候变化国际安排作出了承诺。
在当前的国际气候下，遏制全球变暖、限制温室气体排放正在成为一项国际共识，时殷弘称之为“流行的价值观”。在这种历史潮流的影响下，通过国际合作机制，建立更大规模、更具约束力的国际减排框架协议应是未来的发展方向。由于中美两国位居世界“排放大户”前列，任何一方先行一步，都会给另一方带来更多国际舆论的压力。两国在对待气候变化问题上，将有更多微妙的竞争与平衡关系。
尽管《宣言》并没有更多的约束力，但它至少表明：气候变化、环境和能源安全已经不局限于只是一个技术和关乎人类福祉的命题，而是对一国的外交和内政都产生实质影响的政治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