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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2020年，残疾人家庭人均收入将比2010年翻一番，残疾人生活更加殷实、更有尊严、更具获得感，与全市人民一道迈向更高水平的小康。
习近平：
残疾人是一个特殊困难的群体，需要格外关心，格外关注。
今日的上海，持证残疾人共有45万之多，每年还保持着3万人左右的增幅。残疾人分为七大类：视力残疾、听力残疾、言语残疾、肢体残疾、智力残疾、精神残疾及多重残疾。残疾并不可耻，但残疾又确实会给人带来种种不便。作为一个特殊困难群体，残疾人需要的不仅是整个社会的“特殊”照顾，更是社会人群的“特殊”尊重。
站在“十三五”的开局之年，国家高屋建瓴，将“残疾人小康”纳入社会全面小康的重要环节，提出“保民生、兜底线、促公平”战略方针。近日，《上海市残疾人事业“十三五”发展规划》正式出台。按照规划，到2020年，残疾人家庭人均收入将比2010年翻一番，残疾人生活更加殷实、更有尊严、更具获得感，与全市人民一道迈向更高水平的小康。
正如习总书记所强调的，要让广大残疾人安居乐业、衣食无忧，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小康路上一个都不能掉队！
“十三五”我们一起奔小康
“十二五”以来，上海在残疾人事业发展上取得了显著的成绩，无论是残疾人的社会保障、公共服务，还是组织建设、社会参与等许多方面都位于全国前列。根据上海社会科学院的调研数据，从2011年至今，上海残疾人群体的收入逐年增加，有些年份的增长率甚至达到了10%以上，平均收入水平一直处于全国领先。不仅仅是收入，上海残疾人家庭的人均消费和居住面积，近年来也都有明显增加，而且均高于全国残疾人家庭的平均水平。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进步。
“十三五”时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2016年3月，上海市政府印发了《上海市人民政府贯彻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残疾人小康进程意见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实施意见》），从基本保障、就业增收，到公共服务、社会帮扶，划下了一个又一个重点。这一重要文件的发布实施，对于实现残疾人平等参与、全面发展，与全市人民共同迈入小康社会，具有怎样的现实意义？
带着这个问题，记者走访了上海市残疾人联合会理事长、党组书记王爱芬。
《新民周刊》：《实施意见》将残疾人的“兜底保障”列为首要原则，这是由残疾人群体的特殊性所决定的吗？
王爱芬：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残疾人是一个特殊困难的群体，需要格外关心、格外关注。十二五期间，残疾人群体的收入比以往明显增加了。但是如果站在全社会的角度看，他们的整体生活水平与生活质量，和普通人群相比仍然存在着差距。比如说在上海，农村务农残疾人的人均年收入就低于全市平均水平，尤其是农村失地、失业残疾人的基本生活还得不到充分保障。所以《实施意见》中的一个重点工作，就是对困难残疾人实施精准救助，提高基本民生保障水平。
《新民周刊》：对于农村失地、失业残疾人这样一个残疾人中的特殊人群，上海会从哪些方面进行精准救助？
王爱芬：刚刚过去的2016年，我们对全市1000户农村困难残疾人家庭进行了无障碍改造，为农村低保、重度残疾人及一户多残家庭，落实残疾人家庭住房出入口通道平整及坡化、内部构建无障碍通道，铺设卫生间防滑地面及扶手等家庭无障碍改造，范围覆盖了全市所有农村地区——这个项目是去年上海市政府10件27项为民办实事项目之一，经过统计监测和市民满意度测评，项目名列市民满意度的第五位。2017年即将推行新的市政府实事项目10件29项，其中有12项是今年全新的工程，而帮扶农村困难残疾人劳动增收、改善他们的生活环境，也是其中之一。按照计划，我们将在本市的9个区县创建100个惠农助残基地，帮助5000名农村残疾人通过劳动实现增收。
《新民周刊》：《实施意见》会给残疾人群体带来怎样的未来？
王爱芬：李克强总理说过，残疾人事业与全社会的经济事业发展相比较，还是一块“短板”。随着上海的经济社会发展，全市居民平均收入水准还将持续提高。残疾人作为社会弱势群体，想要跟上一起奔小康的步伐，就必须“优先补上短板”。
《实施意见》总体是“1 5”的框架结构，涵盖102项政策点以及35项重点任务。它提出的发展目标是：到2020年，实现残疾人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残疾人权益保障更加完善、服务供给更加多元、特别扶助更加精准，平等参与共享的程度显著提高，残疾人生活更加殷实、更有尊严、更具获得感，与全市人民一道迈向更高水平的小康。可以相信，未来《实施意见》中目标任务的圆满完成，必将为本市残疾人创造更高水平的小康生活。
去年，《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建立本市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制度的实施意见》颁布，本市重残无业人员每人每月330元，低保家庭残疾人每人每月300元，低收入家庭残疾人每人每月200元;一级残疾人每人每月300元，二级残疾人和智力三级残疾人每人每月150元。截至2016年年底，上海16个区县的225个街镇已经累计发放资金总额超过5亿元，享受“两项补贴”的残疾人总数已超过23万，覆盖了全市一半残疾人。
不仅“输血”，还要“造血”
如果把各种保障补贴视作“输血”的话，那么残疾人群体更需要的，还有自身的“造血”能力。根据调研，目前上海残疾人的收入支出存在“一低一高”的现象，即工薪收入低，医疗康复支出高。对上海城镇残疾人而言，在他们的收入来源中，“转移性收入”占据了很大比例，即各类保障金、救济金、养老金、保险、津贴、捐助等;而“工薪收入”则相对较低。这“一低一高”的现象，充分反映出残疾人就业中岗位低端、工资低下、稳定性差的突出问题，以及残疾人群体对医疗、康复、保健的特殊需要和依赖。
上海的45万名残疾人里，大约有17万处于就业年龄段，许多老年残疾人和重度残疾人无法就业。一个家庭里有一个甚至多个残疾人，对家庭来说是沉重的负担。上海近年来的残疾人康复工作，其中一个着重点，就是“儿童抢救性康复”——十二五期间，上海对符合条件的育龄听障残疾人或处于育龄期的听障残疾人直系亲属，都进行了常见遗传性耳聋致病基因检测，共计478例;每年还为上海数十名聋儿进行抢救性干预，在孩子10个月大的时候就为他们安装进口人工耳蜗。经过这些年的干预，已经可以做到“十聋九不哑”，许多聋儿经过后天训练都能和正常孩子一样就读普通学校。对盲孩也同样如此，除非天生全盲，否则都能经过及时的干预减轻症状。
拯救一个孩子，就是拯救了一个家庭。而在和康复同样重要的残疾人就业问题上，市残联也有一个坚定的目标——提高残疾人收入。
计划经济时代，一提到残疾人就业，大家总会理所当然地联想到大大小小的福利工厂。但近十几年来，由于上海产业结构调整和城市转型升级，很多劳动密集型、粗放加工型的福利企业，从中心城区不断地向郊区和外省市迁移，上海的福利企业总体规模在萎缩。
据记者了解，许多轻度、中度残疾人的就业愿望其实很高，他们希望通过市场化的就业获得更高的收入和更多的价值感。但残疾人非农就业的环境不佳。因此，市残联在全市每个街镇都设立了残疾人康复援助基地，也就是大家熟知的“阳光基地”。在阳光基地里，中度残疾人可以就近就便参与简单的社会工作，比如制作商品包装盒。由残联为这些残疾人提供养老、医疗等保障，每人每月不仅有300元补贴，计件制工作还能获得相应的报酬，帮助他们从家里走向社会，重新获得尊严。
不仅是阳光基地，如今上海的残疾人就业堪称“条条大路通罗马”——既有阳光基地这样的庇护性就业、传统的福利企业集中就业，也有渠道繁多的分散就业、政府机构专项招录，更有互联网时代带来的创业红利。
2013年，全市、区县两级残工委成员单位及其所属事业单位在全国率先试点专项招录残疾人。到2016年，上海市人社局已经连续第三年将残疾人列入公务员招录范围，走在了全国的前列。去年，全市共推出11个公务员职位、22个事业单位岗位专项招录残疾人，本市光明等五大国企集团首次组团推出150个岗位定向招聘残疾人。而在“十三五”期间，上海机关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专项招录、定向招聘残疾人的力度还将进一步加大，确保到2020年时，每个残工委成员单位主动安排至少1名残疾人就业，实现机关事业单位安置残疾人比例、残疾人就业创业扶持政策和残疾人就业创业服务保障水平始终保持全国领先。
从“找一份工作”到“谋求职业发展”“创出自己的事业”;从“劳动密集型”转向“文化知识型”，残疾人就业正在打破思维的疆界，探索网络创业新模式。上海已在多地打造了“残疾青年创客空间”、O2O创业实体项目示范基地，以“自强梦想家”等就业创业项目引领示范残疾人创业之路，残疾人就业正在从“输血”向“造血”转变。以嘉定区为例，区残联与电商取得联系，聋哑人和肢残人在嘉定的电商库房完全可以胜任后台客服、网页设计、物流调配等工作;嘉定还有一个“阳光工坊”，残疾人在工坊里从事的竹编和竹刻工艺，正是当地知名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原本几近失传的手艺，到了聋哑人手里，反而更能静下心来细细琢磨，制作出来的竹刻艺术品还与电商合作，实现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残疾人就业与“互联网 ”的对接。
“上海是科技创新高地，在融入上海‘智慧城市’建设中，我们将‘互联网 ’等新技术广泛用于残疾人各类服务领域，主动跳出原有的思维模式，构建了残疾人网络就业创业支持服务平台，建立了‘上海残疾人公共服务黄页’的众筹平台，每个残疾人或残疾人团体都可以在这个平台上通过交流互动去实现自己的梦想。”王爱芬说，“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中国梦，是民族梦、国家梦，是每一个中国人的梦，也是每一个残疾人朋友的梦。”
上海打开了一扇门
就业从“劳动密集型”转向“文化知识型”，一个必要的前提就是：提高残疾人的受教育程度。
对于健全人来说，提起残疾人教育，首先想到的肯定就是“盲校”“聋哑学校”。近年来，有赖于这些特殊教育机构，上海已经不再有残疾人失学儿童。但这些学校也有它的局限之处，比如说：盲校学历止步于高中，对于已经成年的盲人，或者后天致盲的成年人来说，盲校就几乎起不到作用。在“终身教育”理念日渐流行的今天，已成年的残疾人还能去哪里接受更高程度的教育呢？“开放大学”会是一个好去处。
2011年，市残联与上海开放大学合作成立了“残疾人教育学院”，正式启动集学历教育、职业技能培训、非学历生活文化教育为一体的残疾人终身教育体系。随后，全市先后建成17个残疾人教育学院学习分中心，覆盖所有区县。以往，残疾人虽然也能和健全人一样参加成人高考、选择普通大专院校就读，但可以选择的院校和专业都非常有限，往往集中于心理学、特殊教育等几个专业。而开放大学就完全不同——在残疾人教育学院，聋哑人可以选择平面设计，盲人可以选择社工专业，还可以选择就近的分校，因地制宜，扬长避短，为自己的人生谋求新的发展。如今，在校残疾人学历班学员已达1217人。 开放大学设立残疾人教育，这显然是一个难度不小的突破。从教材、上课方式，一直到考试、考学位，各种方面都要根据残疾人的实际情况进行调研、实验和反反复复的调整。上开大曾经多次组织老师去盲校参观，了解盲人学生的实际需求。在上课前，他们会把教材做成便于盲人阅读的电子版;在上课时，老师还会刻意离盲人学生近一些，让他们更有安全感。
在上海，有4位盲人一起报名就读“国家开放大学”的商务英语本科专业。第一天进教室的场景，用他们的话说，就是“4个人加3条狗”——3条导盲犬领着4个盲人来读书，场面有趣，细想却极为感人。这些残疾人学生大都学习愿望强烈，但是因为后天失明，又不懂盲文，求学之路充满了艰辛。但是他们总说，“感觉人生还很长，总不能一直待在家里，得找找个人发展的方向”;还有一位50多岁的学生，当年即将交大毕业时失了明，在那个时代，他没能领到毕业证书，为了圆一个大学梦，如今，80多岁的老父亲天天接送他上学放学……
然而，上学虽然不再是难圆的梦想，可残疾人也必须和所有健全学生一样，修满学分才能毕业，通过学位考试才能拿到学士学位。一旦到了统考、学位考的关头，新问题就来了：学到第二个学期时，他们必须参加“计算机应用能力”和“大学英语A”的科目考试。这两门课都是必修课，必须拿到学分;但考试却是全国统考，计算机还是网络统考，这其中涉及到的诸多细节，比如PPT制作等等，对盲人而言完全一筹莫展，大学英语A则是采用纸质考卷，不懂盲文也无法参加。
眼看着第二个学期末的考试已经拖延到了第三个学期还没能想到方法解决，同学、老师们都很着急。就在此时，市残联伸出了援手——市残联理事长王爱芬和中残联分管领导联系，再与教育部沟通，表达残疾人的诉求，最终促使教育部下发了红头文件，将全国网考的考试权下放到了上开大。在技术上，上开大又通过盲人专用的读屏软件，将图片格式变成word格式，方便盲人阅读。经过多次的排版试验，终于，在2015年春天，盲人学生们得到了好消息——他们可以去参加全国网考了！对于全盲学生，这还是史无前例的第一次！
“知道这个好消息，就像过节一样高兴。”他们说，“我们希望考试都是公平公正的，不要因为我们是残疾人就降低要求，但是生理上的不方便又确实希望能获得一些便利，这种基于公平的便利，才让我们感觉和普通人一样。”
之前刚报名读书时，他们也被人泼过冷水——全国有许多盲人学生因为无法参加统一的学位考试，最终即使完成了学业，也拿不到学位证书，此前的种种辛苦都白费了。但计算机全国网考的无障碍化，为盲人打开了一扇希望之窗。很快，在市残联和上开大的积极推动下，学位考试也实现了无障碍化！这一次，4名同学依然在上海就近考试，纸质考卷为他们变成了上机考，考试结果再送到主管学位发放的北京外经贸大学进行阅卷，最终，好消息传来——2名商务英语专业的上海盲人学生顺利通过考试，即将于2017年初拿到他们梦寐以求的本科学历和学士学位！
“就像神话一样。”在市残联的努力下，曾经小小的梦想种子长成了硕果。通过考试的盲人学生说，“让我们最高兴的是，将来盲人学生再想要参加全国统考，只需要提前申请，经过一定的程序就可以实现。上海率先打开了一扇门，这扇门从此不再关起，让更多外省市的盲人学生也看到了希望。”
让残疾人被社会“看见”
按照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人类的需求像阶梯一样，从低到高分为五种，分别是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当社会为残疾人提供了多样化的保障，当残疾人的温饱不再成为问题，就自然而然有了更高的需求——融入社会大环境，获得健全人的尊重，像普通人一样地生活在这座城市。
在采访中，一位盲人曾经和记者开玩笑：“很多人都没有见过活的盲人。”为什么许多残疾人并没有被健全人“看见”？一个很大的原因是：他们或足不出户，或拘泥于很小的活动半径，社会参与程度并不高。
不敢融入社会，首先是因为残疾人出门存在重重障碍。中国残疾人联合会的第一任主席邓朴方曾说：“造成残疾人问题的主要原因往往不是残疾本身，而是外界障碍。任何人权利的实现和能力的发挥都离不开社会的补偿条件。健全人登高需要台阶，大家习以为常，但坐轮椅的残疾人对台阶就没有办法，他需要一条坡道，没有这个补偿条件，他就有障碍。一般人乘电梯，不会有什么问题，但如果没有语音提示，盲人就不知道电梯到了哪一层。如果影视节目没有字幕，听力障碍者就难以看懂。”确实，假如把公共场所的台阶都换成眼下的两倍高度，即使健全人也无法很轻松地攀登;而残疾人之所以出行不便，也只是因为他们和社会上的大多数人有着生理条件上的“不同”。
如今，上海已在方方面面进行了无障碍设施的改造。公共场所的无障碍坡道、电梯，残疾人家庭的设施改造、辅助器具等等有目共睹，而在信息交流的无障碍化上，上海也走在了全国前列——除了电视台手语节目、无障碍数字图书馆之外，政府门户网站也全部完成了首页级别信息的无障碍改造，为盲人获知社会信息、维护自身权益提供了有效的渠道;不少公共机构也对职员进行了手语培训，方便为残疾人服务。
不过，在无障碍设施方面，永远都有进步的空间——举个例子，许多商场的停车库都配备有残疾人车位，但这些车位却时常会被豪车霸占，并不能真正为残疾人所用;而不少政府窗口部门、网点尚且缺少残疾人停车位。再比如说盲道，许多城市盲道的设计本身不尽合理，经常被电线杆、树木等障碍物阻拦，又或者设计得弯弯曲曲、断断续续，在经过十字路口时缺少引导提示，都会给视障人士造成隐患。前些年，上海曾在许多十字路口设置蜂鸣器，红灯和绿灯时会发出频率不同的滴滴声响，引导盲人过马路。但附近居民嫌蜂鸣器太吵，最终还是撤销了不少。这些矛盾无不在提醒我们，全社会的助残意识，还需大大提高。 而在这方面，国外先进的无障碍设施设计理念会给我们很多启发——在新加坡，交通枢纽的盲道设置就非常注重合理性和适用性，体现了盲道铺设不在于多而在于精的精髓。枢纽内的每一块警示砖都有各自存在的意义，在换乘通道、站台、出入口及进出闸机、电梯、洗手间、售票机等处均设有连续的盲道。在日本，盲道的设计会与场所内的问询台、电梯间、楼梯间、卫生间等相连，因为这些都是盲人常去的场所。日本的公交车上不仅有残疾人专座，车门处还设置了像抽屉一样的专用坡道，当乘坐轮椅的乘客上车时，司机就会主动帮忙将坡道抽出，调节好坡度，方便残疾人上下车，车上还有专用于固定轮椅的皮带，防止轮椅在行驶途中滚动。如果你细加留意，还会发现许多巴士在停靠时，车身都会向站台一边倾斜，使得台阶几乎与路面阶沿齐平，腿脚不方便的残疾人或是老年人，就会因此获得很大的便利和安全。
在美国马萨诸塞州的剑桥市，不但停车场里有供残障人士使用的无障碍车位，街道上也随处可见清楚易懂的标识系统、盲文辅助、声音向导;与此同时，博物馆、图书馆、电影院、体育场、商店、餐厅、学校等公共场所都有完备的通用设计，从建筑入口的自动紧急求助系统，到体育场的轮椅者看台，通用设计触及到了人们生活、工作、娱乐的每一环节。
正如王爱芬所说：“残疾人是社会文明进步的一面镜子。如果出行一路都可以无障碍，残疾人可以像健全人一样行动自如，那也就无所谓残疾了。”
残疾人最需要的是“平视”
阻止残疾人走出家门的，其实不只是“不方便”，更多时候，让他们忌惮的，是世俗的眼光。虽然越来越多的人愿意投身残疾人志愿服务工作，但也有不少健全人，总觉得残疾人是“倒霉的”“晦气的”“可怜的”。他们有的同情残疾人，有的索性看不起残疾人，却没有想到，残疾人也是普通人，他们最需要的，其实不是怜悯，而是平视。
在毕飞宇的小说《推拿》里，女主人公“都红”虽是盲人，从小就弹得一手好钢琴，但是在参加完一台向残疾人“献爱心”的大型慈善晚会演出后，她却决定再也不弹琴了，改行选择了中医推拿。许多人都不明白为什么，但都红自己知道，那天演出，她紧张到手指僵硬，根本没有弹好一曲巴赫，心中充满了说不出的懊丧。但就在她结束演出起身谢幕的瞬间，全场掌声雷动，主持人用五六个形容词赞美她，还加上了一大堆的排比句。“都红想哭的心思没有了，心却一点一点地凉下去。是苍凉。都红知道了，她到底是一个盲人，永远是一个盲人。她这样的人来到这个世界只为了一件事，供健全人宽容，供健全人同情。她这样的人能把钢琴弹出声音来就已经很了不起了。”
近年来，国际社会提出了一种“新残疾人观”，避免将残疾人污名化，而是把这些人也当作整体人群中的一部分，就像黑人白人一样，只是人种的区别，应当受到平等对待，而不是要被怜悯、被照顾。在西方，你在路上碰到一个残疾人，想要帮助他，必须先要征得他的同意，不然他会觉得你看不起他。
邓朴方也曾表达过类似的看法：“从人类社会发展的角度看，自有人类开始就有残疾人，残疾人同其他社会成员一样，是人类的组成部分，就如年龄、性别、种族一样，是人的多样性、差异性的一种表现。残疾虽然发生在一部分人身上，但却是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不可避免要付出的一种社会代价。没有交通事故造成的残疾，就没有完整的交通法规;没有工伤造成的残疾，就没有劳动安全条例;没有出生缺陷，就没有现代的母婴保健。正是一部分人首先承担了残疾带来的痛苦，才促使现代人类社会在医学、遗传学、劳动保障、交通管理等方面的物质和精神文明不断发展。”
不过，“新残疾人观”要在国内盛行，恐怕还需要一段不短时间的宣传与推广。记者曾经遇到过一户人家，父亲患有白化病，母亲也有残疾，家里吃着低保，2000多元的收入要养活4口人。媒体前去采访时，家里的孩子不肯露面，怕上镜之后被人歧视。还有的精障患者，在儿子即将结婚时吵着要去居委会申请退掉残疾证，担心自己的病会影响儿子的姻缘;许多自闭症患儿的家长，也都不愿意将自己的孩子归类在精神疾病患者之列。
这些故事都变相地证明了，社会对于残疾人的歧视其实还普遍存在着。“平视残疾人”一定会是未来残疾人事业的发展目标。
全社会一起来助残
据统计，如今市残联加上区残联一共有数千名残疾人工作者。再加上助残员队伍——他们本身也是残疾人或者残疾人家属，也只有5000多人。如果全靠残疾人工作者肯定是不够的，必须打造一个助残社会，依靠全社会的力量——助残社会组织就是一个非常必要的尝试。
2016年，市残联对全市45万残疾人开展基本服务状况和需求信息的专项调查，并形成了动态更新工作机制。助残员手持一个iPad，填写好每一个项目数据，再上传到云端，可以为社会助残组织的发展提供有效引导。“服务是没有底的。”王爱芬说，“上海残疾人的基本公共服务框架已经建立了，但距离残疾人群体的需求还有相当差距。由于存在残障类别和残障程度的不同，残疾人更需要多元化、专业化和个性化的精准服务，比如养老，比如送教上门，比如文化艺术，残疾人需要的是更加精细化的针对性服务，这正是助残社会组织、公益机构和志愿者队伍发挥作用的地方，要形成残联主导推动、社会协同运作、多元模式并行、服务项目互补的助残社会工作服务格局。”
此外，作为国际化大都市，上海在完善残疾人公共服务体系之时，应当对残疾人群体日益强烈的精神文化需求予以足够的重视和回应。上海在这方面已经取得了许多成绩，比如组织残疾人轮椅舞蹈、萨克斯管、合唱团等活动，在全国乃至境外颇有影响。下一阶段，上海应当考虑再次领先全国，将满足残疾人的精神文化需求和社会参与需求纳入顶层设计，把上海残疾人事业推向新的高度。
专家观点：莫再将残疾人“标签化”
21世纪以来，随着国际社会对残疾人权益的声张，如何正确看待残障和残障人群，已经得到各国政府的高度重视。残障是人类社会的伴生现象，残障人群是人类多样性的体现，和不同肤色、不同民族的人群一样，是完全平等的一个群体。
因此，我们不能再沿袭传统观念，把残疾人“标签化”，将残疾人看作是被动的救助接受者和被怜悯、被照顾的对象，即强调“残疾人”的特殊性多于其作为“人”的一般性;强调对残疾人的特殊保护多于促进残疾人的平等参与和权利意识。为残疾人提供的康复、养护、教育、就业等保障和服务中，需要多考虑残疾人自身的意愿与需求，让残疾人主动参与、监督评价。如此才能促使残疾人形成自主独立的人格意识，发展出人格平等观念。
——上海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汤潇
习近平：
残疾人是一个特殊困难的群体，需要格外关心，格外关注。
今日的上海，持证残疾人共有45万之多，每年还保持着3万人左右的增幅。残疾人分为七大类：视力残疾、听力残疾、言语残疾、肢体残疾、智力残疾、精神残疾及多重残疾。残疾并不可耻，但残疾又确实会给人带来种种不便。作为一个特殊困难群体，残疾人需要的不仅是整个社会的“特殊”照顾，更是社会人群的“特殊”尊重。
站在“十三五”的开局之年，国家高屋建瓴，将“残疾人小康”纳入社会全面小康的重要环节，提出“保民生、兜底线、促公平”战略方针。近日，《上海市残疾人事业“十三五”发展规划》正式出台。按照规划，到2020年，残疾人家庭人均收入将比2010年翻一番，残疾人生活更加殷实、更有尊严、更具获得感，与全市人民一道迈向更高水平的小康。
正如习总书记所强调的，要让广大残疾人安居乐业、衣食无忧，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小康路上一个都不能掉队！
“十三五”我们一起奔小康
“十二五”以来，上海在残疾人事业发展上取得了显著的成绩，无论是残疾人的社会保障、公共服务，还是组织建设、社会参与等许多方面都位于全国前列。根据上海社会科学院的调研数据，从2011年至今，上海残疾人群体的收入逐年增加，有些年份的增长率甚至达到了10%以上，平均收入水平一直处于全国领先。不仅仅是收入，上海残疾人家庭的人均消费和居住面积，近年来也都有明显增加，而且均高于全国残疾人家庭的平均水平。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进步。
“十三五”时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2016年3月，上海市政府印发了《上海市人民政府贯彻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残疾人小康进程意见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实施意见》），从基本保障、就业增收，到公共服务、社会帮扶，划下了一个又一个重点。这一重要文件的发布实施，对于实现残疾人平等参与、全面发展，与全市人民共同迈入小康社会，具有怎样的现实意义？
带着这个问题，记者走访了上海市残疾人联合会理事长、党组书记王爱芬。
《新民周刊》：《实施意见》将残疾人的“兜底保障”列为首要原则，这是由残疾人群体的特殊性所决定的吗？
王爱芬：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残疾人是一个特殊困难的群体，需要格外关心、格外关注。十二五期间，残疾人群体的收入比以往明显增加了。但是如果站在全社会的角度看，他们的整体生活水平与生活质量，和普通人群相比仍然存在着差距。比如说在上海，农村务农残疾人的人均年收入就低于全市平均水平，尤其是农村失地、失业残疾人的基本生活还得不到充分保障。所以《实施意见》中的一个重点工作，就是对困难残疾人实施精准救助，提高基本民生保障水平。
《新民周刊》：对于农村失地、失业残疾人这样一个残疾人中的特殊人群，上海会从哪些方面进行精准救助？
王爱芬：刚刚过去的2016年，我们对全市1000户农村困难残疾人家庭进行了无障碍改造，为农村低保、重度残疾人及一户多残家庭，落实残疾人家庭住房出入口通道平整及坡化、内部构建无障碍通道，铺设卫生间防滑地面及扶手等家庭无障碍改造，范围覆盖了全市所有农村地区——这个项目是去年上海市政府10件27项为民办实事项目之一，经过统计监测和市民满意度测评，项目名列市民满意度的第五位。2017年即将推行新的市政府实事项目10件29项，其中有12项是今年全新的工程，而帮扶农村困难残疾人劳动增收、改善他们的生活环境，也是其中之一。按照计划，我们将在本市的9个区县创建100个惠农助残基地，帮助5000名农村残疾人通过劳动实现增收。
《新民周刊》：《实施意见》会给残疾人群体带来怎样的未来？
王爱芬：李克强总理说过，残疾人事业与全社会的经济事业发展相比较，还是一块“短板”。随着上海的经济社会发展，全市居民平均收入水准还将持续提高。残疾人作为社会弱势群体，想要跟上一起奔小康的步伐，就必须“优先补上短板”。
《实施意见》总体是“1 5”的框架结构，涵盖102项政策点以及35项重点任务。它提出的发展目标是：到2020年，实现残疾人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残疾人权益保障更加完善、服务供给更加多元、特别扶助更加精准，平等参与共享的程度显著提高，残疾人生活更加殷实、更有尊严、更具获得感，与全市人民一道迈向更高水平的小康。可以相信，未来《实施意见》中目标任务的圆满完成，必将为本市残疾人创造更高水平的小康生活。
去年，《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建立本市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制度的实施意见》颁布，本市重残无业人员每人每月330元，低保家庭残疾人每人每月300元，低收入家庭残疾人每人每月200元;一级残疾人每人每月300元，二级残疾人和智力三级残疾人每人每月150元。截至2016年年底，上海16个区县的225个街镇已经累计发放资金总额超过5亿元，享受“两项补贴”的残疾人总数已超过23万，覆盖了全市一半残疾人。
不仅“输血”，还要“造血”
如果把各种保障补贴视作“输血”的话，那么残疾人群体更需要的，还有自身的“造血”能力。根据调研，目前上海残疾人的收入支出存在“一低一高”的现象，即工薪收入低，医疗康复支出高。对上海城镇残疾人而言，在他们的收入来源中，“转移性收入”占据了很大比例，即各类保障金、救济金、养老金、保险、津贴、捐助等;而“工薪收入”则相对较低。这“一低一高”的现象，充分反映出残疾人就业中岗位低端、工资低下、稳定性差的突出问题，以及残疾人群体对医疗、康复、保健的特殊需要和依赖。
上海的45万名残疾人里，大约有17万处于就业年龄段，许多老年残疾人和重度残疾人无法就业。一个家庭里有一个甚至多个残疾人，对家庭来说是沉重的负担。上海近年来的残疾人康复工作，其中一个着重点，就是“儿童抢救性康复”——十二五期间，上海对符合条件的育龄听障残疾人或处于育龄期的听障残疾人直系亲属，都进行了常见遗传性耳聋致病基因检测，共计478例;每年还为上海数十名聋儿进行抢救性干预，在孩子10个月大的时候就为他们安装进口人工耳蜗。经过这些年的干预，已经可以做到“十聋九不哑”，许多聋儿经过后天训练都能和正常孩子一样就读普通学校。对盲孩也同样如此，除非天生全盲，否则都能经过及时的干预减轻症状。
拯救一个孩子，就是拯救了一个家庭。而在和康复同样重要的残疾人就业问题上，市残联也有一个坚定的目标——提高残疾人收入。
计划经济时代，一提到残疾人就业，大家总会理所当然地联想到大大小小的福利工厂。但近十几年来，由于上海产业结构调整和城市转型升级，很多劳动密集型、粗放加工型的福利企业，从中心城区不断地向郊区和外省市迁移，上海的福利企业总体规模在萎缩。
据记者了解，许多轻度、中度残疾人的就业愿望其实很高，他们希望通过市场化的就业获得更高的收入和更多的价值感。但残疾人非农就业的环境不佳。因此，市残联在全市每个街镇都设立了残疾人康复援助基地，也就是大家熟知的“阳光基地”。在阳光基地里，中度残疾人可以就近就便参与简单的社会工作，比如制作商品包装盒。由残联为这些残疾人提供养老、医疗等保障，每人每月不仅有300元补贴，计件制工作还能获得相应的报酬，帮助他们从家里走向社会，重新获得尊严。
不仅是阳光基地，如今上海的残疾人就业堪称“条条大路通罗马”——既有阳光基地这样的庇护性就业、传统的福利企业集中就业，也有渠道繁多的分散就业、政府机构专项招录，更有互联网时代带来的创业红利。
2013年，全市、区县两级残工委成员单位及其所属事业单位在全国率先试点专项招录残疾人。到2016年，上海市人社局已经连续第三年将残疾人列入公务员招录范围，走在了全国的前列。去年，全市共推出11个公务员职位、22个事业单位岗位专项招录残疾人，本市光明等五大国企集团首次组团推出150个岗位定向招聘残疾人。而在“十三五”期间，上海机关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专项招录、定向招聘残疾人的力度还将进一步加大，确保到2020年时，每个残工委成员单位主动安排至少1名残疾人就业，实现机关事业单位安置残疾人比例、残疾人就业创业扶持政策和残疾人就业创业服务保障水平始终保持全国领先。
从“找一份工作”到“谋求职业发展”“创出自己的事业”;从“劳动密集型”转向“文化知识型”，残疾人就业正在打破思维的疆界，探索网络创业新模式。上海已在多地打造了“残疾青年创客空间”、O2O创业实体项目示范基地，以“自强梦想家”等就业创业项目引领示范残疾人创业之路，残疾人就业正在从“输血”向“造血”转变。以嘉定区为例，区残联与电商取得联系，聋哑人和肢残人在嘉定的电商库房完全可以胜任后台客服、网页设计、物流调配等工作;嘉定还有一个“阳光工坊”，残疾人在工坊里从事的竹编和竹刻工艺，正是当地知名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原本几近失传的手艺，到了聋哑人手里，反而更能静下心来细细琢磨，制作出来的竹刻艺术品还与电商合作，实现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残疾人就业与“互联网 ”的对接。
“上海是科技创新高地，在融入上海‘智慧城市’建设中，我们将‘互联网 ’等新技术广泛用于残疾人各类服务领域，主动跳出原有的思维模式，构建了残疾人网络就业创业支持服务平台，建立了‘上海残疾人公共服务黄页’的众筹平台，每个残疾人或残疾人团体都可以在这个平台上通过交流互动去实现自己的梦想。”王爱芬说，“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中国梦，是民族梦、国家梦，是每一个中国人的梦，也是每一个残疾人朋友的梦。”
上海打开了一扇门
就业从“劳动密集型”转向“文化知识型”，一个必要的前提就是：提高残疾人的受教育程度。
对于健全人来说，提起残疾人教育，首先想到的肯定就是“盲校”“聋哑学校”。近年来，有赖于这些特殊教育机构，上海已经不再有残疾人失学儿童。但这些学校也有它的局限之处，比如说：盲校学历止步于高中，对于已经成年的盲人，或者后天致盲的成年人来说，盲校就几乎起不到作用。在“终身教育”理念日渐流行的今天，已成年的残疾人还能去哪里接受更高程度的教育呢？“开放大学”会是一个好去处。
2011年，市残联与上海开放大学合作成立了“残疾人教育学院”，正式启动集学历教育、职业技能培训、非学历生活文化教育为一体的残疾人终身教育体系。随后，全市先后建成17个残疾人教育学院学习分中心，覆盖所有区县。以往，残疾人虽然也能和健全人一样参加成人高考、选择普通大专院校就读，但可以选择的院校和专业都非常有限，往往集中于心理学、特殊教育等几个专业。而开放大学就完全不同——在残疾人教育学院，聋哑人可以选择平面设计，盲人可以选择社工专业，还可以选择就近的分校，因地制宜，扬长避短，为自己的人生谋求新的发展。如今，在校残疾人学历班学员已达1217人。 开放大学设立残疾人教育，这显然是一个难度不小的突破。从教材、上课方式，一直到考试、考学位，各种方面都要根据残疾人的实际情况进行调研、实验和反反复复的调整。上开大曾经多次组织老师去盲校参观，了解盲人学生的实际需求。在上课前，他们会把教材做成便于盲人阅读的电子版;在上课时，老师还会刻意离盲人学生近一些，让他们更有安全感。
在上海，有4位盲人一起报名就读“国家开放大学”的商务英语本科专业。第一天进教室的场景，用他们的话说，就是“4个人加3条狗”——3条导盲犬领着4个盲人来读书，场面有趣，细想却极为感人。这些残疾人学生大都学习愿望强烈，但是因为后天失明，又不懂盲文，求学之路充满了艰辛。但是他们总说，“感觉人生还很长，总不能一直待在家里，得找找个人发展的方向”;还有一位50多岁的学生，当年即将交大毕业时失了明，在那个时代，他没能领到毕业证书，为了圆一个大学梦，如今，80多岁的老父亲天天接送他上学放学……
然而，上学虽然不再是难圆的梦想，可残疾人也必须和所有健全学生一样，修满学分才能毕业，通过学位考试才能拿到学士学位。一旦到了统考、学位考的关头，新问题就来了：学到第二个学期时，他们必须参加“计算机应用能力”和“大学英语A”的科目考试。这两门课都是必修课，必须拿到学分;但考试却是全国统考，计算机还是网络统考，这其中涉及到的诸多细节，比如PPT制作等等，对盲人而言完全一筹莫展，大学英语A则是采用纸质考卷，不懂盲文也无法参加。
眼看着第二个学期末的考试已经拖延到了第三个学期还没能想到方法解决，同学、老师们都很着急。就在此时，市残联伸出了援手——市残联理事长王爱芬和中残联分管领导联系，再与教育部沟通，表达残疾人的诉求，最终促使教育部下发了红头文件，将全国网考的考试权下放到了上开大。在技术上，上开大又通过盲人专用的读屏软件，将图片格式变成word格式，方便盲人阅读。经过多次的排版试验，终于，在2015年春天，盲人学生们得到了好消息——他们可以去参加全国网考了！对于全盲学生，这还是史无前例的第一次！
“知道这个好消息，就像过节一样高兴。”他们说，“我们希望考试都是公平公正的，不要因为我们是残疾人就降低要求，但是生理上的不方便又确实希望能获得一些便利，这种基于公平的便利，才让我们感觉和普通人一样。”
之前刚报名读书时，他们也被人泼过冷水——全国有许多盲人学生因为无法参加统一的学位考试，最终即使完成了学业，也拿不到学位证书，此前的种种辛苦都白费了。但计算机全国网考的无障碍化，为盲人打开了一扇希望之窗。很快，在市残联和上开大的积极推动下，学位考试也实现了无障碍化！这一次，4名同学依然在上海就近考试，纸质考卷为他们变成了上机考，考试结果再送到主管学位发放的北京外经贸大学进行阅卷，最终，好消息传来——2名商务英语专业的上海盲人学生顺利通过考试，即将于2017年初拿到他们梦寐以求的本科学历和学士学位！
“就像神话一样。”在市残联的努力下，曾经小小的梦想种子长成了硕果。通过考试的盲人学生说，“让我们最高兴的是，将来盲人学生再想要参加全国统考，只需要提前申请，经过一定的程序就可以实现。上海率先打开了一扇门，这扇门从此不再关起，让更多外省市的盲人学生也看到了希望。”
让残疾人被社会“看见”
按照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人类的需求像阶梯一样，从低到高分为五种，分别是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当社会为残疾人提供了多样化的保障，当残疾人的温饱不再成为问题，就自然而然有了更高的需求——融入社会大环境，获得健全人的尊重，像普通人一样地生活在这座城市。
在采访中，一位盲人曾经和记者开玩笑：“很多人都没有见过活的盲人。”为什么许多残疾人并没有被健全人“看见”？一个很大的原因是：他们或足不出户，或拘泥于很小的活动半径，社会参与程度并不高。
不敢融入社会，首先是因为残疾人出门存在重重障碍。中国残疾人联合会的第一任主席邓朴方曾说：“造成残疾人问题的主要原因往往不是残疾本身，而是外界障碍。任何人权利的实现和能力的发挥都离不开社会的补偿条件。健全人登高需要台阶，大家习以为常，但坐轮椅的残疾人对台阶就没有办法，他需要一条坡道，没有这个补偿条件，他就有障碍。一般人乘电梯，不会有什么问题，但如果没有语音提示，盲人就不知道电梯到了哪一层。如果影视节目没有字幕，听力障碍者就难以看懂。”确实，假如把公共场所的台阶都换成眼下的两倍高度，即使健全人也无法很轻松地攀登;而残疾人之所以出行不便，也只是因为他们和社会上的大多数人有着生理条件上的“不同”。
如今，上海已在方方面面进行了无障碍设施的改造。公共场所的无障碍坡道、电梯，残疾人家庭的设施改造、辅助器具等等有目共睹，而在信息交流的无障碍化上，上海也走在了全国前列——除了电视台手语节目、无障碍数字图书馆之外，政府门户网站也全部完成了首页级别信息的无障碍改造，为盲人获知社会信息、维护自身权益提供了有效的渠道;不少公共机构也对职员进行了手语培训，方便为残疾人服务。
不过，在无障碍设施方面，永远都有进步的空间——举个例子，许多商场的停车库都配备有残疾人车位，但这些车位却时常会被豪车霸占，并不能真正为残疾人所用;而不少政府窗口部门、网点尚且缺少残疾人停车位。再比如说盲道，许多城市盲道的设计本身不尽合理，经常被电线杆、树木等障碍物阻拦，又或者设计得弯弯曲曲、断断续续，在经过十字路口时缺少引导提示，都会给视障人士造成隐患。前些年，上海曾在许多十字路口设置蜂鸣器，红灯和绿灯时会发出频率不同的滴滴声响，引导盲人过马路。但附近居民嫌蜂鸣器太吵，最终还是撤销了不少。这些矛盾无不在提醒我们，全社会的助残意识，还需大大提高。 而在这方面，国外先进的无障碍设施设计理念会给我们很多启发——在新加坡，交通枢纽的盲道设置就非常注重合理性和适用性，体现了盲道铺设不在于多而在于精的精髓。枢纽内的每一块警示砖都有各自存在的意义，在换乘通道、站台、出入口及进出闸机、电梯、洗手间、售票机等处均设有连续的盲道。在日本，盲道的设计会与场所内的问询台、电梯间、楼梯间、卫生间等相连，因为这些都是盲人常去的场所。日本的公交车上不仅有残疾人专座，车门处还设置了像抽屉一样的专用坡道，当乘坐轮椅的乘客上车时，司机就会主动帮忙将坡道抽出，调节好坡度，方便残疾人上下车，车上还有专用于固定轮椅的皮带，防止轮椅在行驶途中滚动。如果你细加留意，还会发现许多巴士在停靠时，车身都会向站台一边倾斜，使得台阶几乎与路面阶沿齐平，腿脚不方便的残疾人或是老年人，就会因此获得很大的便利和安全。
在美国马萨诸塞州的剑桥市，不但停车场里有供残障人士使用的无障碍车位，街道上也随处可见清楚易懂的标识系统、盲文辅助、声音向导;与此同时，博物馆、图书馆、电影院、体育场、商店、餐厅、学校等公共场所都有完备的通用设计，从建筑入口的自动紧急求助系统，到体育场的轮椅者看台，通用设计触及到了人们生活、工作、娱乐的每一环节。
正如王爱芬所说：“残疾人是社会文明进步的一面镜子。如果出行一路都可以无障碍，残疾人可以像健全人一样行动自如，那也就无所谓残疾了。”
残疾人最需要的是“平视”
阻止残疾人走出家门的，其实不只是“不方便”，更多时候，让他们忌惮的，是世俗的眼光。虽然越来越多的人愿意投身残疾人志愿服务工作，但也有不少健全人，总觉得残疾人是“倒霉的”“晦气的”“可怜的”。他们有的同情残疾人，有的索性看不起残疾人，却没有想到，残疾人也是普通人，他们最需要的，其实不是怜悯，而是平视。
在毕飞宇的小说《推拿》里，女主人公“都红”虽是盲人，从小就弹得一手好钢琴，但是在参加完一台向残疾人“献爱心”的大型慈善晚会演出后，她却决定再也不弹琴了，改行选择了中医推拿。许多人都不明白为什么，但都红自己知道，那天演出，她紧张到手指僵硬，根本没有弹好一曲巴赫，心中充满了说不出的懊丧。但就在她结束演出起身谢幕的瞬间，全场掌声雷动，主持人用五六个形容词赞美她，还加上了一大堆的排比句。“都红想哭的心思没有了，心却一点一点地凉下去。是苍凉。都红知道了，她到底是一个盲人，永远是一个盲人。她这样的人来到这个世界只为了一件事，供健全人宽容，供健全人同情。她这样的人能把钢琴弹出声音来就已经很了不起了。”
近年来，国际社会提出了一种“新残疾人观”，避免将残疾人污名化，而是把这些人也当作整体人群中的一部分，就像黑人白人一样，只是人种的区别，应当受到平等对待，而不是要被怜悯、被照顾。在西方，你在路上碰到一个残疾人，想要帮助他，必须先要征得他的同意，不然他会觉得你看不起他。
邓朴方也曾表达过类似的看法：“从人类社会发展的角度看，自有人类开始就有残疾人，残疾人同其他社会成员一样，是人类的组成部分，就如年龄、性别、种族一样，是人的多样性、差异性的一种表现。残疾虽然发生在一部分人身上，但却是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不可避免要付出的一种社会代价。没有交通事故造成的残疾，就没有完整的交通法规;没有工伤造成的残疾，就没有劳动安全条例;没有出生缺陷，就没有现代的母婴保健。正是一部分人首先承担了残疾带来的痛苦，才促使现代人类社会在医学、遗传学、劳动保障、交通管理等方面的物质和精神文明不断发展。”
不过，“新残疾人观”要在国内盛行，恐怕还需要一段不短时间的宣传与推广。记者曾经遇到过一户人家，父亲患有白化病，母亲也有残疾，家里吃着低保，2000多元的收入要养活4口人。媒体前去采访时，家里的孩子不肯露面，怕上镜之后被人歧视。还有的精障患者，在儿子即将结婚时吵着要去居委会申请退掉残疾证，担心自己的病会影响儿子的姻缘;许多自闭症患儿的家长，也都不愿意将自己的孩子归类在精神疾病患者之列。
这些故事都变相地证明了，社会对于残疾人的歧视其实还普遍存在着。“平视残疾人”一定会是未来残疾人事业的发展目标。
全社会一起来助残
据统计，如今市残联加上区残联一共有数千名残疾人工作者。再加上助残员队伍——他们本身也是残疾人或者残疾人家属，也只有5000多人。如果全靠残疾人工作者肯定是不够的，必须打造一个助残社会，依靠全社会的力量——助残社会组织就是一个非常必要的尝试。
2016年，市残联对全市45万残疾人开展基本服务状况和需求信息的专项调查，并形成了动态更新工作机制。助残员手持一个iPad，填写好每一个项目数据，再上传到云端，可以为社会助残组织的发展提供有效引导。“服务是没有底的。”王爱芬说，“上海残疾人的基本公共服务框架已经建立了，但距离残疾人群体的需求还有相当差距。由于存在残障类别和残障程度的不同，残疾人更需要多元化、专业化和个性化的精准服务，比如养老，比如送教上门，比如文化艺术，残疾人需要的是更加精细化的针对性服务，这正是助残社会组织、公益机构和志愿者队伍发挥作用的地方，要形成残联主导推动、社会协同运作、多元模式并行、服务项目互补的助残社会工作服务格局。”
此外，作为国际化大都市，上海在完善残疾人公共服务体系之时，应当对残疾人群体日益强烈的精神文化需求予以足够的重视和回应。上海在这方面已经取得了许多成绩，比如组织残疾人轮椅舞蹈、萨克斯管、合唱团等活动，在全国乃至境外颇有影响。下一阶段，上海应当考虑再次领先全国，将满足残疾人的精神文化需求和社会参与需求纳入顶层设计，把上海残疾人事业推向新的高度。
专家观点：莫再将残疾人“标签化”
21世纪以来，随着国际社会对残疾人权益的声张，如何正确看待残障和残障人群，已经得到各国政府的高度重视。残障是人类社会的伴生现象，残障人群是人类多样性的体现，和不同肤色、不同民族的人群一样，是完全平等的一个群体。
因此，我们不能再沿袭传统观念，把残疾人“标签化”，将残疾人看作是被动的救助接受者和被怜悯、被照顾的对象，即强调“残疾人”的特殊性多于其作为“人”的一般性;强调对残疾人的特殊保护多于促进残疾人的平等参与和权利意识。为残疾人提供的康复、养护、教育、就业等保障和服务中，需要多考虑残疾人自身的意愿与需求，让残疾人主动参与、监督评价。如此才能促使残疾人形成自主独立的人格意识，发展出人格平等观念。
——上海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汤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