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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两会上与主持人曹可凡谈到东方卫视热播电视剧《平凡的世界》时,主动提及他曾和路遥住过同一个窑洞,把路遥这个久违的名字再次带回到大众视野。许多之前没怎么关注过的路遥往事,也都随着电视剧的开播和习总书记的提及出现在各类媒体上。
作为黄土的儿子,路遥一生都在与黄土地打交道。出身农村的他,写作素材基本来自农村生活,他始终认定自己是一个“农民血统的儿子”,是“既带着‘农村味’又带着‘城市味’的人”,他坚信“人生的最大的幸福也许在于创作的过程,而不在于那个结果”。所以他认为“只有在无比沉重的劳动中,人才活得更为充实”。
他始终以深深纠缠的故乡情结和生命的沉重感去感受生活,以陕北大地作为一个沉浮在他心里的永恒的诗意象征,每当他的创作进入低谷时,他都是一个人独自去陕北故乡的“毛乌素沙漠”,他在那里审视自己,观照社会。
幸福在于过程
1949年12月3日,路遥生于陕西省清涧县一个贫困的农民家庭,7岁时被过继给延川县大伯家。1973年入延安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先后在《陕西文艺》和《延河》编辑部工作。1982年,路遥的中篇小说《人生》发表,获得了全国第二届优秀中篇小说奖,并被改编成同名电影,获得了第八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一夜之间,33岁的路遥成了名人。
然而,自《人生》发表后,他的生活完全乱了套。无数的信件从全国四面八方蜂拥而来,来信的内容五花八门。除谈论阅读小说后的感想和种种生活问题文学问题,许多人还把他当成了掌握人生奥妙的“导师”,纷纷向他求教:“人应该怎样生活”,叫他哭笑不得。更有一些遭受挫折的失意青年,规定他必须赶几月几日前写信开导他们,否则就要死给你看。
与此同时,陌生的登门拜访者接踵而来,要和他讨论或“切磋”各种问题。一些熟人也免不了乱中添忙。刊物约稿,许多剧团电视台电影制片厂要改编作品,电报电话接连不断,常常半夜三更把他从被窝里惊醒。
一年后,电影上映,全国舆论愈加沸腾,他感到自己完全被淹没了。另外,亲戚朋友纷纷上门,不是要钱,就是让他说情安排他们子女的工作,似乎他不仅腰缠万贯,而且有权有势,无所不能。更有甚者,一些当时分文不带而周游列国的文学浪人,衣衫褴褛,却带着一脸破败的傲气庄严地上门来让他给他们开路费,以资助他们神圣的嗜好,这无异于趁火打劫。
也许当时好多人羡慕他的风光,但他却恨不能地上裂出一条缝赶快钻进去。
他深切地感到,尽管创造的过程无比艰辛,而成功的结果无比荣耀;尽管一切艰辛都是为了成功,但是,人生最大的幸福也许在于创造的过程,而不在于结果。
用生命书写巨著
他决意忘掉写过《人生》,忘记得奖、荣誉、掌声和鲜花,像消失在沙漠里一样在文坛消失,他要重新扬帆起航,在40岁之前写一部对自己而言“规模最大”的书,即《平凡的世界》。几经思索,他将作品初步框架定为:三部,六卷,一百万字,时间跨度十年,人物近百人。
为了这部作品,他做了充分的准备工作。他读了近百部长篇小说,同时也读其他杂书,另外,还找了一些农业、商业、工业、科技以及许多知识性的小册子。转而,他又开始作品背景资料的搜集准备工作。他甚至找来十年间的《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以及一种省报、一种地区报和《参考消息》的全部合订本,一页一页翻看,并随手记下一些日后可用的信息。由于工作量巨大,“中间几乎成了一种奴隶般的机械性劳动。眼角糊着眼屎,手指头被纸张磨得露出了毛细血管,搁在纸上,如同搁在刀刃上”。
耗时三年的准备工作结束,他开始正式投入创作。第一部初稿写作,他选在生活条件和环境都极为艰苦的陈家山煤矿一间小会议室改成的工作间内进行,开头的写作异常艰难。五六天过后,逐步建立起工作规律,他在墙上画了一张表格,写着一到五十三的一组数字,第一部共五十三章,每写完一章,就画掉一个数字,就这样,“写作整个地进入狂热状态。身体几乎不存在;生命似乎就是一种纯粹的精神形式。日常生活变为机器人性质”,直至完成二十多万字的初稿。
第二部写作,在陕北吴旗县武装部院子角落一孔小土窑洞里进行。写作进入最困难也最重要的阶段,“体力和精神都竭力让其运转到极限,似乎一个贪婪而没有人性的老板在压榨他的雇工,力图榨出他身上的最后一滴血汗”。第二部写作完成,他也完全倒下了,“身体状况不是一般地失去弹性,而是弹簧整个地被扯断”,在服过名医所开的一百多服汤药和一百多服丸药后,身体渐渐有所复原。
他又在榆林宾馆继续第三部的创作,每天蛰居在房间里呕心沥血昏天暗地地写作,内心不断祷告上苍不要让身体猝然倒下,“多写一章,就会少一分遗憾”。在身体几乎虚脱的状态下,终于完成了第三部初稿。六年的创作过程中,路遥始终处于漫长而无期的苦役中,这也正如他最初所预言和准备的那样,“我将要进行的是一次命运的‘赌博’,而赌注则是我的青春抑或生命”。
荒凉里开出花朵
在仅完成了第三部初稿后,《平凡的世界》即被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打破常规开始连播。1990年初春,陕西电视台开始播放根据路遥长篇小说改编的电视连续剧《平凡的世界》。1991年,路遥获得了第三届茅盾文学奖。
这位以生命书写文学的作家,对生养他的黄土高原有着别样的情感,一如黄土高原那样厚重刚毅沉默孤独。“初春的时候,走在山里,满目黄土,忽然峰回路转,崖上立了一枝粉红色的桃花,这时候,眼泪就流了下来。”
在王安忆的眼中,崖上的桃花,它总是孤零零的一棵,枝条疏朗,那点点粉红几乎要被汹涌澎湃的黄土颜色淹没。黄土上的天空是格外的蓝,似乎专为了照耀这黄土,使这荒凉更加触目惊心。他不明白在这样荒凉苍茫的土地上,为何能迸发出如此姣嫩的粉红桃花。它好像是抽空了生命中所有纯洁如处子的情感,用尽全力,开放了花朵。它从黄土与蓝天的浓郁背景上只是轻描淡写的一笔,而它却是路遥眼中永远伤及心肺的景色。
“行走在黄土沟壑,就像行走在地的裂缝,崖上的桃花在遥远的天空映下疏淡的花枝,路遥的心是如何地被激荡了。实际上,他从来不是在稿纸的格子里写字,而是在黄土上,用他的心血。如果仅仅用文学这两个字去命名他的劳动是太过轻佻了,那其实是如同‘人生’一样艰辛的跋涉。”王安忆回忆起路遥,既心疼又崇敬。
在王安忆看来,这世界原是由荒瘠的黄土凝成,绿地只是表面的装饰。这个世界上装饰是越来越多,将真相深深掩盖。其实,破开绿地,底下是黄土;风刮起黄土,底下还是黄土。路遥,是黄土的孩子。
作为黄土的儿子,路遥一生都在与黄土地打交道。出身农村的他,写作素材基本来自农村生活,他始终认定自己是一个“农民血统的儿子”,是“既带着‘农村味’又带着‘城市味’的人”,他坚信“人生的最大的幸福也许在于创作的过程,而不在于那个结果”。所以他认为“只有在无比沉重的劳动中,人才活得更为充实”。
他始终以深深纠缠的故乡情结和生命的沉重感去感受生活,以陕北大地作为一个沉浮在他心里的永恒的诗意象征,每当他的创作进入低谷时,他都是一个人独自去陕北故乡的“毛乌素沙漠”,他在那里审视自己,观照社会。
幸福在于过程
1949年12月3日,路遥生于陕西省清涧县一个贫困的农民家庭,7岁时被过继给延川县大伯家。1973年入延安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先后在《陕西文艺》和《延河》编辑部工作。1982年,路遥的中篇小说《人生》发表,获得了全国第二届优秀中篇小说奖,并被改编成同名电影,获得了第八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一夜之间,33岁的路遥成了名人。
然而,自《人生》发表后,他的生活完全乱了套。无数的信件从全国四面八方蜂拥而来,来信的内容五花八门。除谈论阅读小说后的感想和种种生活问题文学问题,许多人还把他当成了掌握人生奥妙的“导师”,纷纷向他求教:“人应该怎样生活”,叫他哭笑不得。更有一些遭受挫折的失意青年,规定他必须赶几月几日前写信开导他们,否则就要死给你看。
与此同时,陌生的登门拜访者接踵而来,要和他讨论或“切磋”各种问题。一些熟人也免不了乱中添忙。刊物约稿,许多剧团电视台电影制片厂要改编作品,电报电话接连不断,常常半夜三更把他从被窝里惊醒。
一年后,电影上映,全国舆论愈加沸腾,他感到自己完全被淹没了。另外,亲戚朋友纷纷上门,不是要钱,就是让他说情安排他们子女的工作,似乎他不仅腰缠万贯,而且有权有势,无所不能。更有甚者,一些当时分文不带而周游列国的文学浪人,衣衫褴褛,却带着一脸破败的傲气庄严地上门来让他给他们开路费,以资助他们神圣的嗜好,这无异于趁火打劫。
也许当时好多人羡慕他的风光,但他却恨不能地上裂出一条缝赶快钻进去。
他深切地感到,尽管创造的过程无比艰辛,而成功的结果无比荣耀;尽管一切艰辛都是为了成功,但是,人生最大的幸福也许在于创造的过程,而不在于结果。
用生命书写巨著
他决意忘掉写过《人生》,忘记得奖、荣誉、掌声和鲜花,像消失在沙漠里一样在文坛消失,他要重新扬帆起航,在40岁之前写一部对自己而言“规模最大”的书,即《平凡的世界》。几经思索,他将作品初步框架定为:三部,六卷,一百万字,时间跨度十年,人物近百人。
为了这部作品,他做了充分的准备工作。他读了近百部长篇小说,同时也读其他杂书,另外,还找了一些农业、商业、工业、科技以及许多知识性的小册子。转而,他又开始作品背景资料的搜集准备工作。他甚至找来十年间的《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以及一种省报、一种地区报和《参考消息》的全部合订本,一页一页翻看,并随手记下一些日后可用的信息。由于工作量巨大,“中间几乎成了一种奴隶般的机械性劳动。眼角糊着眼屎,手指头被纸张磨得露出了毛细血管,搁在纸上,如同搁在刀刃上”。
耗时三年的准备工作结束,他开始正式投入创作。第一部初稿写作,他选在生活条件和环境都极为艰苦的陈家山煤矿一间小会议室改成的工作间内进行,开头的写作异常艰难。五六天过后,逐步建立起工作规律,他在墙上画了一张表格,写着一到五十三的一组数字,第一部共五十三章,每写完一章,就画掉一个数字,就这样,“写作整个地进入狂热状态。身体几乎不存在;生命似乎就是一种纯粹的精神形式。日常生活变为机器人性质”,直至完成二十多万字的初稿。
第二部写作,在陕北吴旗县武装部院子角落一孔小土窑洞里进行。写作进入最困难也最重要的阶段,“体力和精神都竭力让其运转到极限,似乎一个贪婪而没有人性的老板在压榨他的雇工,力图榨出他身上的最后一滴血汗”。第二部写作完成,他也完全倒下了,“身体状况不是一般地失去弹性,而是弹簧整个地被扯断”,在服过名医所开的一百多服汤药和一百多服丸药后,身体渐渐有所复原。
他又在榆林宾馆继续第三部的创作,每天蛰居在房间里呕心沥血昏天暗地地写作,内心不断祷告上苍不要让身体猝然倒下,“多写一章,就会少一分遗憾”。在身体几乎虚脱的状态下,终于完成了第三部初稿。六年的创作过程中,路遥始终处于漫长而无期的苦役中,这也正如他最初所预言和准备的那样,“我将要进行的是一次命运的‘赌博’,而赌注则是我的青春抑或生命”。
荒凉里开出花朵
在仅完成了第三部初稿后,《平凡的世界》即被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打破常规开始连播。1990年初春,陕西电视台开始播放根据路遥长篇小说改编的电视连续剧《平凡的世界》。1991年,路遥获得了第三届茅盾文学奖。
这位以生命书写文学的作家,对生养他的黄土高原有着别样的情感,一如黄土高原那样厚重刚毅沉默孤独。“初春的时候,走在山里,满目黄土,忽然峰回路转,崖上立了一枝粉红色的桃花,这时候,眼泪就流了下来。”
在王安忆的眼中,崖上的桃花,它总是孤零零的一棵,枝条疏朗,那点点粉红几乎要被汹涌澎湃的黄土颜色淹没。黄土上的天空是格外的蓝,似乎专为了照耀这黄土,使这荒凉更加触目惊心。他不明白在这样荒凉苍茫的土地上,为何能迸发出如此姣嫩的粉红桃花。它好像是抽空了生命中所有纯洁如处子的情感,用尽全力,开放了花朵。它从黄土与蓝天的浓郁背景上只是轻描淡写的一笔,而它却是路遥眼中永远伤及心肺的景色。
“行走在黄土沟壑,就像行走在地的裂缝,崖上的桃花在遥远的天空映下疏淡的花枝,路遥的心是如何地被激荡了。实际上,他从来不是在稿纸的格子里写字,而是在黄土上,用他的心血。如果仅仅用文学这两个字去命名他的劳动是太过轻佻了,那其实是如同‘人生’一样艰辛的跋涉。”王安忆回忆起路遥,既心疼又崇敬。
在王安忆看来,这世界原是由荒瘠的黄土凝成,绿地只是表面的装饰。这个世界上装饰是越来越多,将真相深深掩盖。其实,破开绿地,底下是黄土;风刮起黄土,底下还是黄土。路遥,是黄土的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