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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一直在西藏拥有大量特权,甚至有驻军。新中国当时面临的主要任务是清除印度在藏特权,稳定西藏各派势力,而不是去加强与印度的争夺。
长期以来,中央政权对西藏疏于管理
清朝初创时对西藏本身兴趣不大,主要是为了更好地利用喇嘛教控制蒙古高原各部落,所以清皇室才装出是藏传佛教(即俗称的喇嘛教)信徒,与藏传佛教的高层不断交往,许以厚利,引诱他们倒向清方。随着清与准噶尔在整个中国西部的长期战争的进行,清廷逐步认识到,西藏不仅在政治上,而且在地缘战略上对中国整个西部的安全与稳定都相当重要,于是日渐倾向于将西藏直接收入版图。
西藏归附最关键的转折出现在1793年,当时尼泊尔的廓尔喀人入侵西藏,清廷应西藏的求救,派军入藏救援,击败尼泊尔后,订立了“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长留驻军,并规定驻藏大臣为西藏世俗权力的最高人物。可以说,以此为标志,西藏正式纳入了中国版图。
但是,由于文化及地理、气候原因,终清一朝,都没有对西藏实现改土归流的改革,西藏的实际行政权力仍然基本被政教合一的噶厦控制(旧藏地方政府名称一般被叫做噶厦)。
辛亥革命后,由于内地大乱,再无人过问西藏,藏族地方势力趁机击败军心动摇的原驻守西藏的清军,并迎十三世达赖回到西藏,其后在西藏建立起了一个以达赖为首的政权。这个政权对内以政教合一和农奴庄园制为基础,对外主要依拢英国、对抗中国,由于各种因素,这个小政权成功维持了近40年不受挑战的西藏独自统治,甚至偶有“对外斩获”。这段时间自然也就成了如今达赖流亡集团心中最美好的“黄金时期”了。
民国时期,中国长期混战不止,北洋政府时期几乎是对西藏不闻不问,国民政府时设立了蒙藏委员会(它的另一个针对对象是外蒙),并成功在拉萨设立了联络处,但除此之外,实际收复工作也没有多大进展。这期间发生了一桩对后来的藏南甚至整个西藏问题都影响深远的事情,对了,就是1913年10月至1914年7月间导致“麦克马洪线”出笼的西姆拉会议。
其实在西姆拉会议上,英国的野心远不止于要划一条中(藏)印东段的麦克马洪线,事实上,那仅是它的次要目的。它的主要目标是将整个西藏都从中国实质分裂出去,以作为英控印度次大陆的“缓冲区”。具体来说,所谓的麦克马洪线是1914年3月24日,英方代表在德里与藏方代表夏扎一份秘密换文,夏扎签字真正的理由已经不得而知,一般认为,既是因为他畏惧英国两次成功入侵西藏的历史而屈服于英方的压力,也是由于垂涎英方私下答应赠给西藏的5000支枪、50万发子弹(后于1914年出售给藏方),及将在外交及其他各方面上支持西藏的许诺。
英国藏起了“麦克马洪线”
不知出于何种原因,英国人并没有马上公开“麦线”,并占领相关土地。相反,他们甚至对此长期保密。西方现在的主流解释是由于其后不久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以及从印度平原进入这些“未开化的荒野地区的困难”,使英国没能马上采取行动,而后又由于官僚体系作风的缘故遗忘了很长时间,这倒似乎更符合逻辑一些。
英国实际动手抢地,则主要集中在1938~1944年中国陷入艰苦抗战、西藏又积极谋求独立,都不敢得罪英方的时候。1935年英国植物“探险家”肯东瓦德(F.KingdomWard)事件,是引发达旺实际之争的主要导火索。肯东瓦德事件本身还是老一套:未经许可自行入境,私自采集标本,被地方官吏逮捕。于是大英帝国表示严重关注其臣民的命运,英国随后提出了领土要求。噶厦由于在班禅事件上正有求于英方的支持,所以对此事采取了含糊的拖延战术,除了并不实际撤退驻达旺地区的人员外,在口头上不时说些英方爱听的话。以至于当时驻拉萨使团负责人帕特(Battye)中尉在电报这样向英国政府报告:“西藏政府已表明坚持与肯东瓦德案件相联系的那条红线”(即麦克马洪线)。
在此后几年,英国人开始了对藏南地区实际大规模占领。1938年4月,英军上尉莱特福德(G.S.Cinghtfoot)首次率军进入达旺,同年,英国驻亚东商务委员再次正式提出要占领达旺。1940年和1941年,英军分别在卡科(Karko)和达旺东部思昂河畔的热嘎(Riga)建立了军事哨所。但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英国并没有马上占领达旺地区。1943年,英国争夺达旺的行动又开始积极起来。1943年3月英印政府给噶厦的备忘录中,要求噶厦召回其驻达旺地区人员,并停止对更南边的如巴、歇尔岗、噶拉塘等地的征税。1943年4月噶厦外交局给英国复信。其中提到关于达旺地区的内容,仍坚持达旺地区是西藏地方。但表示承认达旺以南的如巴、夏贡(歇尔岗)、噶拉塘等地区为英国属地。此后,英国又在1944年分别侵入占领了下察隅的瓦弄地区,以及达旺地区色拉,并于1944年九十月间与藏方的会谈中,企图再次用“支持西藏独立”的许诺来换取领土让步,但遭受到了藏方的拒绝。
印度和中国同时行动
时间到了20世纪50年代,中国的长期内战终于以中国共产党的胜利而告基本结束,新中国很快把目光投向了西藏。几乎与此同时,同样独立不久的印度,乘新中国成立之初忙于他务,还无暇西顾之机,于1951年2月派兵越过西山江、达旺河,占领了达旺;印度在侵占达旺前后,还侵占了“麦线”以南门隅的马果等地。10月,印军又在直升机的配合下,侵占了上珞瑜的巴恰西仁地方,在梅楚卡等地强行建立兵营。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后,印军反而进一步加紧侵吞,到1953年印军基本上侵占了门隅、珞瑜、下察隅各地。此后,印军又越过“麦线”向北推进,侵占了西藏的兼则马尼等地。
因为这段时间上有所重合,现在有些人指责当时入藏的解放军没能尽到保护国土的责任,即进藏后没有马上派兵去“麦线”以南驻守,并驱逐已有的印军。其实,这种推测是根本不可能成立的。在20世纪50年代早期,中央政府根本就不知道藏南问题到底是怎么回事,麦克马洪线也只有极少数人听说过,因为这条“麦线”一度长期被英国人保密,而新中国政府既没能继承原来的国家外交资源(都拿到台湾去了),自己培养积累的外交人才和资料也相当匮乏。一直到1953年底,中国政府开始与印度进行有关西藏问题的谈判时,噶厦才向中央代表提供了藏方所藏的“麦克马洪线”原图。那是一份大小不到1平方米的地形图,但既无等高线,也没有任何文字说明,只有一条西起不丹与我国西藏交界处、东至中缅尖高山交界处的红线。
朝鲜战争签约停战后,中国开始能腾出手与印度谈判解决关于西藏历史遗留的问题。不过一开始的中印谈判并不是谈边界,而是印度在西藏的特权问题。也许现在很多人也已经不知道了。印度直到50年代初,一直在西藏拥有大量特权,甚至有驻军,这是继承自英国两次侵藏战争的“成果”。印度驻军主要地点在江孜(就是电影《红河谷》历史背景的所在地)和亚东,其中特别是与印度最接近的亚东实际上是处于印度的占领之下。中印谈判自1953年12月31日始,到1954年4月29日双方签订了《中印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这份协定取消了印度在藏的特权。这个条约签署之后,中印关系的友好程度也一度达到了高峰。
1954年起,驻藏解放军开始逐渐向边境地区分兵驻守,随着解放军进入中印边境地区,中印在边界上的矛盾与冲突于是就不可避免地频繁和尖锐了起来。
1954年,印度成立了“东北边境特区”管辖中国藏南地区,同年出版的印度官方地图首次把“麦克马洪线”从1936年以来注明的“未标定界”改为“已定界”;1972年,印度将该特区改为“阿鲁纳恰尔中央直辖区”;又过了14年,印度议会立法将“阿鲁纳恰尔中央直辖区”升格为“邦”。
1959年3月22日尼赫鲁给周恩来写信,正式向中国提出需要大片领土。1960年6月到12月,中印两国官员举行会晤,分别提出和审查对方提出的边界主张的论据,印方要价极高,且毫无妥协之意;而到了1962年8月至10月,更多次拒绝与中国继续举行谈判。此后,印度的贪婪直接导致了1962年的那场中印战争。
中国失去了最好的时机
任何公正客观看待问题的人,都不会认同将某件历史事件完全从当时的背景、条件下割裂进行看待的做法。在中印边界问题上,各方在各个时期采取的态度与策略是不可能绕开当时所面临的时局背景的。如当解放军入藏时,“麦线”以南地区主要据点都已经落入印度之手,而中国能从内地调入西藏的力量严重受限,同时西藏内部却又有重重危机,在这种条件下与印度开战根本不可能收回藏南,反而有可能丢掉更多控制区,助长印度气焰;甚至导致印度全面出兵,努力扶植一个“独立西藏”(这是当时美英都非常乐意乐见、甚至已经私下向印度积极鼓励的)。很显然,任何对国家负责的领导人或者政府,都不可能也不应该在那种极端不利的条件下冒险决战,而只能是选择暂时维持、稳定边界现状。
事实上,新中国一直在努力扭转这种局势,比如通过谈判的和平手段尽可能收回外国特权、争议领土;大力加强内地与西藏交通建设,尽量弥补在后勤上的致命弱点;宣传民主改革、大施福利恩泽,与旧噶厦政府争夺藏民人心,为全面、深入地巩固在西藏的地位打基础、作准备;同时占据实控线以北要点,阻止进一步的入侵。最后更是进行平叛和民主改革,建立了真正服从中央、认同国家的自治区政权。了解西藏历史的人都知道,这其实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在西藏全面建立了真正忠诚与服从中央的地方政权,实现了国家对西藏基层的直接有效治理。
长期以来,中央政权对西藏疏于管理
清朝初创时对西藏本身兴趣不大,主要是为了更好地利用喇嘛教控制蒙古高原各部落,所以清皇室才装出是藏传佛教(即俗称的喇嘛教)信徒,与藏传佛教的高层不断交往,许以厚利,引诱他们倒向清方。随着清与准噶尔在整个中国西部的长期战争的进行,清廷逐步认识到,西藏不仅在政治上,而且在地缘战略上对中国整个西部的安全与稳定都相当重要,于是日渐倾向于将西藏直接收入版图。
西藏归附最关键的转折出现在1793年,当时尼泊尔的廓尔喀人入侵西藏,清廷应西藏的求救,派军入藏救援,击败尼泊尔后,订立了“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长留驻军,并规定驻藏大臣为西藏世俗权力的最高人物。可以说,以此为标志,西藏正式纳入了中国版图。
但是,由于文化及地理、气候原因,终清一朝,都没有对西藏实现改土归流的改革,西藏的实际行政权力仍然基本被政教合一的噶厦控制(旧藏地方政府名称一般被叫做噶厦)。
辛亥革命后,由于内地大乱,再无人过问西藏,藏族地方势力趁机击败军心动摇的原驻守西藏的清军,并迎十三世达赖回到西藏,其后在西藏建立起了一个以达赖为首的政权。这个政权对内以政教合一和农奴庄园制为基础,对外主要依拢英国、对抗中国,由于各种因素,这个小政权成功维持了近40年不受挑战的西藏独自统治,甚至偶有“对外斩获”。这段时间自然也就成了如今达赖流亡集团心中最美好的“黄金时期”了。
民国时期,中国长期混战不止,北洋政府时期几乎是对西藏不闻不问,国民政府时设立了蒙藏委员会(它的另一个针对对象是外蒙),并成功在拉萨设立了联络处,但除此之外,实际收复工作也没有多大进展。这期间发生了一桩对后来的藏南甚至整个西藏问题都影响深远的事情,对了,就是1913年10月至1914年7月间导致“麦克马洪线”出笼的西姆拉会议。
其实在西姆拉会议上,英国的野心远不止于要划一条中(藏)印东段的麦克马洪线,事实上,那仅是它的次要目的。它的主要目标是将整个西藏都从中国实质分裂出去,以作为英控印度次大陆的“缓冲区”。具体来说,所谓的麦克马洪线是1914年3月24日,英方代表在德里与藏方代表夏扎一份秘密换文,夏扎签字真正的理由已经不得而知,一般认为,既是因为他畏惧英国两次成功入侵西藏的历史而屈服于英方的压力,也是由于垂涎英方私下答应赠给西藏的5000支枪、50万发子弹(后于1914年出售给藏方),及将在外交及其他各方面上支持西藏的许诺。
英国藏起了“麦克马洪线”
不知出于何种原因,英国人并没有马上公开“麦线”,并占领相关土地。相反,他们甚至对此长期保密。西方现在的主流解释是由于其后不久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以及从印度平原进入这些“未开化的荒野地区的困难”,使英国没能马上采取行动,而后又由于官僚体系作风的缘故遗忘了很长时间,这倒似乎更符合逻辑一些。
英国实际动手抢地,则主要集中在1938~1944年中国陷入艰苦抗战、西藏又积极谋求独立,都不敢得罪英方的时候。1935年英国植物“探险家”肯东瓦德(F.KingdomWard)事件,是引发达旺实际之争的主要导火索。肯东瓦德事件本身还是老一套:未经许可自行入境,私自采集标本,被地方官吏逮捕。于是大英帝国表示严重关注其臣民的命运,英国随后提出了领土要求。噶厦由于在班禅事件上正有求于英方的支持,所以对此事采取了含糊的拖延战术,除了并不实际撤退驻达旺地区的人员外,在口头上不时说些英方爱听的话。以至于当时驻拉萨使团负责人帕特(Battye)中尉在电报这样向英国政府报告:“西藏政府已表明坚持与肯东瓦德案件相联系的那条红线”(即麦克马洪线)。
在此后几年,英国人开始了对藏南地区实际大规模占领。1938年4月,英军上尉莱特福德(G.S.Cinghtfoot)首次率军进入达旺,同年,英国驻亚东商务委员再次正式提出要占领达旺。1940年和1941年,英军分别在卡科(Karko)和达旺东部思昂河畔的热嘎(Riga)建立了军事哨所。但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英国并没有马上占领达旺地区。1943年,英国争夺达旺的行动又开始积极起来。1943年3月英印政府给噶厦的备忘录中,要求噶厦召回其驻达旺地区人员,并停止对更南边的如巴、歇尔岗、噶拉塘等地的征税。1943年4月噶厦外交局给英国复信。其中提到关于达旺地区的内容,仍坚持达旺地区是西藏地方。但表示承认达旺以南的如巴、夏贡(歇尔岗)、噶拉塘等地区为英国属地。此后,英国又在1944年分别侵入占领了下察隅的瓦弄地区,以及达旺地区色拉,并于1944年九十月间与藏方的会谈中,企图再次用“支持西藏独立”的许诺来换取领土让步,但遭受到了藏方的拒绝。
印度和中国同时行动
时间到了20世纪50年代,中国的长期内战终于以中国共产党的胜利而告基本结束,新中国很快把目光投向了西藏。几乎与此同时,同样独立不久的印度,乘新中国成立之初忙于他务,还无暇西顾之机,于1951年2月派兵越过西山江、达旺河,占领了达旺;印度在侵占达旺前后,还侵占了“麦线”以南门隅的马果等地。10月,印军又在直升机的配合下,侵占了上珞瑜的巴恰西仁地方,在梅楚卡等地强行建立兵营。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后,印军反而进一步加紧侵吞,到1953年印军基本上侵占了门隅、珞瑜、下察隅各地。此后,印军又越过“麦线”向北推进,侵占了西藏的兼则马尼等地。
因为这段时间上有所重合,现在有些人指责当时入藏的解放军没能尽到保护国土的责任,即进藏后没有马上派兵去“麦线”以南驻守,并驱逐已有的印军。其实,这种推测是根本不可能成立的。在20世纪50年代早期,中央政府根本就不知道藏南问题到底是怎么回事,麦克马洪线也只有极少数人听说过,因为这条“麦线”一度长期被英国人保密,而新中国政府既没能继承原来的国家外交资源(都拿到台湾去了),自己培养积累的外交人才和资料也相当匮乏。一直到1953年底,中国政府开始与印度进行有关西藏问题的谈判时,噶厦才向中央代表提供了藏方所藏的“麦克马洪线”原图。那是一份大小不到1平方米的地形图,但既无等高线,也没有任何文字说明,只有一条西起不丹与我国西藏交界处、东至中缅尖高山交界处的红线。
朝鲜战争签约停战后,中国开始能腾出手与印度谈判解决关于西藏历史遗留的问题。不过一开始的中印谈判并不是谈边界,而是印度在西藏的特权问题。也许现在很多人也已经不知道了。印度直到50年代初,一直在西藏拥有大量特权,甚至有驻军,这是继承自英国两次侵藏战争的“成果”。印度驻军主要地点在江孜(就是电影《红河谷》历史背景的所在地)和亚东,其中特别是与印度最接近的亚东实际上是处于印度的占领之下。中印谈判自1953年12月31日始,到1954年4月29日双方签订了《中印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这份协定取消了印度在藏的特权。这个条约签署之后,中印关系的友好程度也一度达到了高峰。
1954年起,驻藏解放军开始逐渐向边境地区分兵驻守,随着解放军进入中印边境地区,中印在边界上的矛盾与冲突于是就不可避免地频繁和尖锐了起来。
1954年,印度成立了“东北边境特区”管辖中国藏南地区,同年出版的印度官方地图首次把“麦克马洪线”从1936年以来注明的“未标定界”改为“已定界”;1972年,印度将该特区改为“阿鲁纳恰尔中央直辖区”;又过了14年,印度议会立法将“阿鲁纳恰尔中央直辖区”升格为“邦”。
1959年3月22日尼赫鲁给周恩来写信,正式向中国提出需要大片领土。1960年6月到12月,中印两国官员举行会晤,分别提出和审查对方提出的边界主张的论据,印方要价极高,且毫无妥协之意;而到了1962年8月至10月,更多次拒绝与中国继续举行谈判。此后,印度的贪婪直接导致了1962年的那场中印战争。
中国失去了最好的时机
任何公正客观看待问题的人,都不会认同将某件历史事件完全从当时的背景、条件下割裂进行看待的做法。在中印边界问题上,各方在各个时期采取的态度与策略是不可能绕开当时所面临的时局背景的。如当解放军入藏时,“麦线”以南地区主要据点都已经落入印度之手,而中国能从内地调入西藏的力量严重受限,同时西藏内部却又有重重危机,在这种条件下与印度开战根本不可能收回藏南,反而有可能丢掉更多控制区,助长印度气焰;甚至导致印度全面出兵,努力扶植一个“独立西藏”(这是当时美英都非常乐意乐见、甚至已经私下向印度积极鼓励的)。很显然,任何对国家负责的领导人或者政府,都不可能也不应该在那种极端不利的条件下冒险决战,而只能是选择暂时维持、稳定边界现状。
事实上,新中国一直在努力扭转这种局势,比如通过谈判的和平手段尽可能收回外国特权、争议领土;大力加强内地与西藏交通建设,尽量弥补在后勤上的致命弱点;宣传民主改革、大施福利恩泽,与旧噶厦政府争夺藏民人心,为全面、深入地巩固在西藏的地位打基础、作准备;同时占据实控线以北要点,阻止进一步的入侵。最后更是进行平叛和民主改革,建立了真正服从中央、认同国家的自治区政权。了解西藏历史的人都知道,这其实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在西藏全面建立了真正忠诚与服从中央的地方政权,实现了国家对西藏基层的直接有效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