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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在记者面前的高敬德，中等个儿，随便地套上一件洗得起了毛球的白色T恤。1968年出生的他，现在已是白发星星点点，秃顶渐显，神情憔悴。
“截至目前，我打假628起，没有出现过一起失误的情况。”他这么开门见山地作自我介绍。
这位医药打假人，多年来不断地向各级药监部门举报假药销售点，足迹遍布全国多个城市。凭借着对假药的了解，老高练就了一双“火眼金睛”，一打一个准。
他随身拎着一个皱巴巴的白色塑料袋，里面装满了各式“家当”——打假的资料、相关部门盖公章的证明以及他在各地亲自搜集的假药名单。而今，老高走起路来，身体依然会微微向右倾斜，一瘸一拐，他平静地解释自己右边的躯体已经变得不太利索：“这还是在上次打假的时候，被人打成这样子的。”
记者接触到的一位来自上海基层的药监部门执法人员也不得不钦佩老高的多年来的坚持与勇气，并善意地提醒老高，“以后可以少亲自露面”，可以让他的朋友或线人直接拨打相关部门的举报电话，“他的经历，网上都有，我们都看过，他被人盯上，我们也都听说过。现在，要保护老高。”
持续举报与打假
高敬德此番向本刊记者举报了包括“我型我瘦膳食纤维减肥胶囊”、瘦娜拉、蛋白瘦身素、神奇修身咖啡在内等26种药品含有西布曲明等不良成分。他表示，在最近一个半月的时间内，他花费3000多元在上海的一些药店购买了这26种药品，在以身试药后，出现了嗜睡、恶心、呕吐等诸多不良反应。
之后，他向药监部门举报。其中的23种药品经上海市食品药品检验所检测，确系含有西布曲明等不良成分。对高敬德举报的涉嫌违法产品，相关部门“已立案调查”。
5月12日下午，发现上海市杨浦区逸仙路一家减肥瘦身专卖店里还有“我型我瘦膳食纤维减肥胶囊”在售时，高敬德拨通了药监部门的举报电话，执法人员对这家店的纤美神奇360左旋减肥咖啡、姿纯堂左旋肉碱减肥胶囊等大量在售减肥药进行了查封收缴，并对“我型我瘦膳食纤维减肥胶囊”做了现场快速检测，证明其中含有西布曲明、酚酞等不良成分。
从2003年开始，高敬德就开始举报假药。为了获得举报证据，近年来，他也通过先买假药再去举报的方式打假，“我买了药，我也是受害者，所以我举报。”他理直气壮。
“因为西布曲明成分是国家明令禁止的，所以我认为，药监部门既然已经检验出来其中23种药品含有西布曲明等不良成分，就要向市民公布，让老百姓知道，这些药是不能服用的。”高敬德强调，相关部门必须公开这些不良药品名单，让老百姓引以为戒。
“最近我们有这个公开的打算”，5月17日，上海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副局长谢敏强在接受《新民周刊》记者采访时表示，“我们有一个确认程序，不能查到了以后就马上公开，比如说，如果是高敬德查到的这个厂生产的（药品有问题），那我们要跟这个生产企业做一次确认，因为有一种可能，它不是这个厂生产的、而是人家仿冒它的，那么，你不是把这个厂打死了吗？所以我们有个确认程序，等我们做了确认程序以后，我们会公开的。”
那么，药监部门对于高敬德这样的民间打假人士秉持怎样的看法？谢敏强表示，“保护消费者健康权益，这是我们的基本立场，所以，无论是民间的打假人士也好，或者专业打假人士也好，这个不是我们判断的一个标准，只要是他提供的线索，我们查实了，我们就应该进行处置。无论是谁，只要你提供的线索为我们提供了主动发现（问题）的情况，我们就应该去打击，而且如果他提供的情况、线索确实为我们的打击提供了帮助，我们还有奖励举报，这个是我们一贯的态度。”
两瓶假药改变的人生
上述事件，只是老高多年打假生涯中的一朵浪花。时间退回到10年前，老高的生活算是相当安逸平顺的。那时，他刚从安徽省中医学院医疗专业毕业，之后到上海从事药品经销行业，在医药公司从业务员做起，“等做到采购经理的时候，我已经对药品非常熟了”。
高敬德介绍，在2001年以前，他担任的是广东国医堂制药有限公司销售部经理，“2001年，我进入上海丽天药业有限公司，担任丽天药业有限公司华东区经理暨采购部经理，直到2003年12月份，我离开丽天药业” 。
这个说法，丽天药业方面曾经否认过，他们表示高敬德只是一名药品采购员。但是高敬德拿出的是他每月5000余元的工资证明：“这仅仅是我当时的底薪而已，其实那时我的年薪可以拿到十几万元。如果是一个普通药品采购员的基本工资，有这么多钱吗？！”
多年后，高敬德才发现，他的命运，因为一种名叫“天胡荽愈肝片”的药，发生逆转：“我打假的目的很明确，我自己深受其害。”
老高有着多年脂肪肝病史，虽然在药品行业做了十几年，但是一直未能发现能够治疗该病的特效药。到了 2003年11月左右，他代表公司到沈阳参加药品交易会时，听闻同行提及，“天胡荽愈肝片”治疗脂肪肝，效果还不错。回到上海后，他立刻到徐汇区中心医院开了两瓶天胡荽愈肝片，每瓶69.3元，而后他又介绍同样患有脂肪肝的表哥就近到上海市传染病医院开了此药。
他和表哥在吃了半瓶药后，分别出现了恶心呕吐、皮肤红疹瘙痒等症状。凭着多年接触药品的经验，高敬德意识到自己可能买了假药。于是，他根据药瓶上的厂址上网查询。这一查，还真的查出了问题：网上登记的“老方牌”天胡荽愈肝片的厂址是云南省易门县，每盒136元；而“云仙牌”天胡荽愈肝片的厂址是云南省澄江县，并且，两个牌子的天胡荽愈肝片竟然使用了同一个批准文号，他认定：“其中肯定有一个是假药。”
于是，他分别向两家药厂打电话讯问，但两家药厂都声称自己的天胡荽愈肝片是正宗的。为了查明真相，高敬德立即决定亲自去云南探个虚实。
高敬德以他当时的丽天药业采购部经理的身份分别深入到云南省这两家药厂。他在“云仙”厂家所在地看到，“一看我吓了一跳！他们的生产基地在一个部队的废弃营房里面，而且苍蝇滋生，到处乱飞，根本不符合国家GMP（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的标准，那就是一个假药的生产基地。”经多方查证后，他终于认定澄江县生产的“云仙牌”天胡荽愈肝片就是假药。
在云南独自调查的过程中，澄江药厂发现了他此次目的并非采购，态度立刻转冷，甚至派人跟踪他，情急之下，高敬德匆匆折返上海。
从云南回到上海后，高敬德在第一时间以实名向上海市药监局反映了自己被假药所害以及徐汇区某医院销售假药的情况。2004年6月，经上海市药监局调查取证，查实上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等几家公司有销售“云仙牌”假药的行为，并对上述单位作出没收假药及非法所得的处罚。根据非法销售的总金额，“上海市打击假劣药品专项奖励资金管理委员会”奖励了高敬德5000元人民币。
坚持打假打到底的高敬德又两次去北京上访国家药监局，这引起国家药监局的高度重视，在有关领导的批示下，上海市药监局派人赶赴云南，会同云南省药监局取缔了澄江县的制假窝点。
就在高敬德举报“云仙牌”假药时，他所在的丽天药业也和真药“老方牌”谈妥了销售代理事宜。丽天公司在参考了外地的定价后，准备将“老方牌”天胡荽愈肝片的价格定为每盒136元。高敬德去过“老方牌”生产基地，知道其成本价只有3元，批发价也不过9元。于是，他在公司内部提出定价太高。几番交涉后，上海市物价部门审核批准了69.3元的市场零售价。
虽然高敬德深知医药行业的潜规则，即公司每盒60多元的利润中，有一半要作为公关费，否则，产品就推销不出去。但是他还是觉得60多元是暴利，无奈之下，他悄悄向上海市药监局和物价局举报“老方牌”天胡荽愈肝片价格虚高。他的举报引起了上海市物价局的重视，经与市中药行业协会价格委员会协商，最终把天胡荽愈肝片的价格降为每盒19.8元。无论真相如何众说纷纭，老高的这一努力，是值得被记录的。
在高敬德看来，这次降价就是他失去工作的直接导火索，“虽然公司没有明说，但在查出是我举报后，其实摆在我面前就只有一条路：走人。”
其后大约在2004年左右，高敬德进入成都海裕医药公司担任总经理，“那时差不多年薪可以拿到20万，有专车，有司机”。这份工作，他前后也只干了一年，因为当时“云仙”假药仍在全国范围内有售，高敬德就把目标锁定在“云仙牌”的全国总代理浙江省金华市泰来医药有限责任公司身上，因为要跟进“云仙”假药的打假情况，他的这份新工作根本顾不过来，“后来这份工作就干不下去了，因为当时卖‘云仙’假药的人还没被判刑，我为了这个官司，就把这份工作辞掉了。”
循环的打假模式
网友对老高的评价分为两面，有人称他是“舍生忘死的打假斗士”，也有人称他是“利欲熏心的好事之徒”。
但高敬德对《新民周刊》记者强调，他自己是在“贴钱打假”，“这么多年来，我花在打假上的费用已经有20多万元，我在全国各地拿到的举报奖励只有12万多元，哪里有打假打成这样的？！”
他举了个例子，2004年他因为打“云仙牌”假药拿到上海相关部门的奖励5000元，但他为那次打假付出的成本是6万元，“如果只为了奖励，我就不举报了，我的电话费一个月都要1000多元，上次我有个在杭州打假的奖励才100多元，还不够我的电话费。”
他坦言，他目前的生计还是靠以前的积蓄来维持，“如果再这样下去，我已经没办法再继续打假了”。
他“相当较真”。2008年1月16日，在南京市湖北路一家药店里，为了向在场的药监局工作人员证明自己的举报是正确的，高敬德当场服下药店里出售的所谓壮阳药“鲍威尔”，不久就发生昏迷症状，被送到医院治疗，经诊断为诱发性糖尿病。那次以身试药的结果，是药店被罚款2000元，高敬德获得2000元赔偿。
多年来，高敬德在各地的打假模式也是惊人的相似：先是向药监部门举报假药，要求其提供被举报假药的检验报告，而后再将药监部门告上法庭，告这些部门“行政不作为”。对各级药监部门、相关官员以及媒体记者的电话号码，他也是如数家珍。
与此同时，他与来自药监系统的工作人员也冲突不断。2006年，在浙江省药监局，高敬德与一位工作人员之间发生争吵，升级至身体接触，他被打伤。派出所开出验伤通知书，高敬德到浙江省邮电医院检查，医院诊断结论为“睾丸挫伤”。
而早在2007年4月6日，高敬德就以“行政不作为”为由，将南京市药监局和秦淮区分局告上了秦淮区法院，起因是他举报秦淮区夫子庙几家药店销售假药后，“药监部门行动迟缓，态度消极，以致我的打击假药行为不但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我还受到店主的袭击”。
但也有一些地方药监部门的工作人员颇为委屈地表示，打假是有严格程序的，不是说举报人拿着药品一来举报，药监部门就立马查药封店，而这种情况，在老高的解读中，就变成了“行政不作为”。
在2008年6月24日，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曾给南京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鼓楼分局发过一份《司法建议书》，其中提及，“本院向贵局作出如下司法建议：一，进一步提高执法的主动性；二，进一步提高执法的效率”。
高敬德认为，这份《司法建议书》，“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以前没有过”。
而让高敬德最为声名鹊起的，还是他在南京的被打事件。2008年9月11日，高敬德以患哮喘病“待查”为由，住进了位于汉口路22号的南大医院，他要在南大医院里打假药，当天下午，他发现一位老太太开出的洛赛克药是假的，想把药从老太太手里买下来，但被医院工作人员察觉。这年的9月14日，在南大医院门外，高敬德被打了，他说打他的有5个人，周围有20多人围观起哄。在之后的一个多月里，他先后前往南京市玄武医院、南京市脑科医院、南京市白下医院就诊均吃了“闭门羹”，“我被打伤以后，当地所有的医院都不给我看病，我住不了院，上了医院的‘黑名单’。后来我还起诉了南大医院等三家医院，医院通过鼓楼区法院还赔偿了我5000元。”他回忆道。
“如果人生有第二次，我绝不会走现在这条路”
时至今日，打假人高敬德不得不承认，自己付出了太多的代价，虽不乏有人认为他偏执，但医药打假已经成为他的人生目标，“我自己是学医的，我不想有第二个人深受假药之害。如果发现衣服是假的，顶多就扔掉好了。但一个假药一旦人吃了以后，会对他的一生造成危害，我想，我既然跨出了这一步，我就应该走下去。”
在世俗社会中，高敬德被认为是走上了一条“众叛亲离”的不归路。平静的岁月，一去不返。在最开始打假的时候，是匿名举报的，但举报后一个星期，他家里的玻璃窗就被人砸碎了，卖假药的给他打电话，说要给他20万元，让他收手。在他开始实名举报假药后，他家防盗门被人砸得变了形。2004年10月16日，他的妻弟被人打伤，头部缝了四针，对方撂下一句狠话，“让高敬德老实点，别再管‘云仙’的事，不然有他的好看！”此后，他的家人隔三差五地接到匿名恐吓电话，备受惊吓，妻子多次哭着恳求他不要多管闲事，父亲也整天为他担惊受怕，2005年夏，为了不连累妻子，高敬德与她办了离婚手续。
由于没有孩子，现在他跟前妻也鲜有联系，“我丈母娘已经讲过了，希望我不要打扰她的生活了。”加之双亲的相继离世，他开始一个人的漫漫打假路，他于是感叹，“如果我有小孩或有家室，我也可能不会走这条路。”
即便是当年丽天药业的同事，都已经与他相忘于江湖。当年一位与他相识的人事部经理在面对媒体问询时，干脆说，“我刚过来，我不认识高敬德。”听见昔日同僚如此答复，高敬德百感交集。
而现在，总有盯梢高敬德的人，无奈之下，他只能选择经常在公共浴室或朋友家中借宿。居无定所——这种生活，也是常人难以想象的。今年3月份，他回了趟家，把包放在门口，一转眼就被人偷走了。此后的4月20日，同样的事情再度发生，他在上海市肺科医院住院期间，一个装满打假证明和1000元钱的文件袋也被偷走。后来他想到，“在这期间，我集中几次打过上海一家名叫启廷保健店里的假药”。
而最让高敬德感到无奈的是，他感觉自己仿佛一头扎进了一张看不见的“网”中，多年来的经历让他感觉自己成为一个许多地方避之不及的“瘟神”。让他感到最觉得不可思议的是，他的打假行动经常被相关部门像踢皮球一样踢来踢去，食品药品监督局、工商局、卫生局等相关部门，均各持一套说辞，为此，他在各个部门之间被推来搡去，身心劳顿，不得不感叹:“因为这里面水太深，不是我一个人就能把这件事做好的。”但旋即，他又补充道，“跨出了这一步，你就回不了头了。”
他也反映，近年来，有一些基层的药监部门试图每年给他一些为数不等的经济回报，条件是要他不要在他们所管辖的范围内打假。这个说辞，让他感觉既匪夷所思又愤慨满腔。
也有人指责高敬德买药举报的方法是“钓鱼执法”，但他反驳对方，振振有辞，“我又不是执法者，我买假药举报怎么会是‘钓鱼’？”
有药监部门的工作人员说他现在是“名人”了，他回答，“名人不名人没关系，你首先要履行职责。”
2008年南京被打事件发生后，高敬德说，他感觉前途灰暗，也想到了放弃。
但让他唯一深感欣慰的是来自民众的支持。以一己之力挑战整个医药行业的黑幕，这多少让人想起堂吉诃德的战风车，这也使得高敬德成为2008年感动中国候选人之一，同年，他还以370多万张选票，当选为2008年中国十大法制新闻人物。正是这370多万张选票，让他有了坚持与前行的信念，“这也说明，还是有很多老百姓能信任我、支持我，我不是一个人在战斗，我又继续走下去了。”
几年以后，他心心念念的还是这群数量庞大却面目模糊的支持者。
开家维权网站或公司，公开账目，招募志愿者共同打假，并公布每月的假药名单——是高敬德多年来的心愿。他甚至将手机号码公诸媒体，希望民众如果买到假药，可以向药监部门举报，也可以给他打手机，“既然走了这条路，我也不后悔，我希望更多的人参与，我愿意教市民来识别真假药。”
如今，老高的照片被放在一些药店里，那些店主提醒他们的店员：如果见到疑似老高者，就需要提高警惕。
这位医药打假人，有时是信心满满，有时又显得很沮丧，不得不偶有感叹，“如果人生有第二次，我绝不会走现在的这条路。”▲
“截至目前，我打假628起，没有出现过一起失误的情况。”他这么开门见山地作自我介绍。
这位医药打假人，多年来不断地向各级药监部门举报假药销售点，足迹遍布全国多个城市。凭借着对假药的了解，老高练就了一双“火眼金睛”，一打一个准。
他随身拎着一个皱巴巴的白色塑料袋，里面装满了各式“家当”——打假的资料、相关部门盖公章的证明以及他在各地亲自搜集的假药名单。而今，老高走起路来，身体依然会微微向右倾斜，一瘸一拐，他平静地解释自己右边的躯体已经变得不太利索：“这还是在上次打假的时候，被人打成这样子的。”
记者接触到的一位来自上海基层的药监部门执法人员也不得不钦佩老高的多年来的坚持与勇气，并善意地提醒老高，“以后可以少亲自露面”，可以让他的朋友或线人直接拨打相关部门的举报电话，“他的经历，网上都有，我们都看过，他被人盯上，我们也都听说过。现在，要保护老高。”
持续举报与打假
高敬德此番向本刊记者举报了包括“我型我瘦膳食纤维减肥胶囊”、瘦娜拉、蛋白瘦身素、神奇修身咖啡在内等26种药品含有西布曲明等不良成分。他表示，在最近一个半月的时间内，他花费3000多元在上海的一些药店购买了这26种药品，在以身试药后，出现了嗜睡、恶心、呕吐等诸多不良反应。
之后，他向药监部门举报。其中的23种药品经上海市食品药品检验所检测，确系含有西布曲明等不良成分。对高敬德举报的涉嫌违法产品，相关部门“已立案调查”。
5月12日下午，发现上海市杨浦区逸仙路一家减肥瘦身专卖店里还有“我型我瘦膳食纤维减肥胶囊”在售时，高敬德拨通了药监部门的举报电话，执法人员对这家店的纤美神奇360左旋减肥咖啡、姿纯堂左旋肉碱减肥胶囊等大量在售减肥药进行了查封收缴，并对“我型我瘦膳食纤维减肥胶囊”做了现场快速检测，证明其中含有西布曲明、酚酞等不良成分。
从2003年开始，高敬德就开始举报假药。为了获得举报证据，近年来，他也通过先买假药再去举报的方式打假，“我买了药，我也是受害者，所以我举报。”他理直气壮。
“因为西布曲明成分是国家明令禁止的，所以我认为，药监部门既然已经检验出来其中23种药品含有西布曲明等不良成分，就要向市民公布，让老百姓知道，这些药是不能服用的。”高敬德强调，相关部门必须公开这些不良药品名单，让老百姓引以为戒。
“最近我们有这个公开的打算”，5月17日，上海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副局长谢敏强在接受《新民周刊》记者采访时表示，“我们有一个确认程序，不能查到了以后就马上公开，比如说，如果是高敬德查到的这个厂生产的（药品有问题），那我们要跟这个生产企业做一次确认，因为有一种可能，它不是这个厂生产的、而是人家仿冒它的，那么，你不是把这个厂打死了吗？所以我们有个确认程序，等我们做了确认程序以后，我们会公开的。”
那么，药监部门对于高敬德这样的民间打假人士秉持怎样的看法？谢敏强表示，“保护消费者健康权益，这是我们的基本立场，所以，无论是民间的打假人士也好，或者专业打假人士也好，这个不是我们判断的一个标准，只要是他提供的线索，我们查实了，我们就应该进行处置。无论是谁，只要你提供的线索为我们提供了主动发现（问题）的情况，我们就应该去打击，而且如果他提供的情况、线索确实为我们的打击提供了帮助，我们还有奖励举报，这个是我们一贯的态度。”
两瓶假药改变的人生
上述事件，只是老高多年打假生涯中的一朵浪花。时间退回到10年前，老高的生活算是相当安逸平顺的。那时，他刚从安徽省中医学院医疗专业毕业，之后到上海从事药品经销行业，在医药公司从业务员做起，“等做到采购经理的时候，我已经对药品非常熟了”。
高敬德介绍，在2001年以前，他担任的是广东国医堂制药有限公司销售部经理，“2001年，我进入上海丽天药业有限公司，担任丽天药业有限公司华东区经理暨采购部经理，直到2003年12月份，我离开丽天药业” 。
这个说法，丽天药业方面曾经否认过，他们表示高敬德只是一名药品采购员。但是高敬德拿出的是他每月5000余元的工资证明：“这仅仅是我当时的底薪而已，其实那时我的年薪可以拿到十几万元。如果是一个普通药品采购员的基本工资，有这么多钱吗？！”
多年后，高敬德才发现，他的命运，因为一种名叫“天胡荽愈肝片”的药，发生逆转：“我打假的目的很明确，我自己深受其害。”
老高有着多年脂肪肝病史，虽然在药品行业做了十几年，但是一直未能发现能够治疗该病的特效药。到了 2003年11月左右，他代表公司到沈阳参加药品交易会时，听闻同行提及，“天胡荽愈肝片”治疗脂肪肝，效果还不错。回到上海后，他立刻到徐汇区中心医院开了两瓶天胡荽愈肝片，每瓶69.3元，而后他又介绍同样患有脂肪肝的表哥就近到上海市传染病医院开了此药。
他和表哥在吃了半瓶药后，分别出现了恶心呕吐、皮肤红疹瘙痒等症状。凭着多年接触药品的经验，高敬德意识到自己可能买了假药。于是，他根据药瓶上的厂址上网查询。这一查，还真的查出了问题：网上登记的“老方牌”天胡荽愈肝片的厂址是云南省易门县，每盒136元；而“云仙牌”天胡荽愈肝片的厂址是云南省澄江县，并且，两个牌子的天胡荽愈肝片竟然使用了同一个批准文号，他认定：“其中肯定有一个是假药。”
于是，他分别向两家药厂打电话讯问，但两家药厂都声称自己的天胡荽愈肝片是正宗的。为了查明真相，高敬德立即决定亲自去云南探个虚实。
高敬德以他当时的丽天药业采购部经理的身份分别深入到云南省这两家药厂。他在“云仙”厂家所在地看到，“一看我吓了一跳！他们的生产基地在一个部队的废弃营房里面，而且苍蝇滋生，到处乱飞，根本不符合国家GMP（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的标准，那就是一个假药的生产基地。”经多方查证后，他终于认定澄江县生产的“云仙牌”天胡荽愈肝片就是假药。
在云南独自调查的过程中，澄江药厂发现了他此次目的并非采购，态度立刻转冷，甚至派人跟踪他，情急之下，高敬德匆匆折返上海。
从云南回到上海后，高敬德在第一时间以实名向上海市药监局反映了自己被假药所害以及徐汇区某医院销售假药的情况。2004年6月，经上海市药监局调查取证，查实上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等几家公司有销售“云仙牌”假药的行为，并对上述单位作出没收假药及非法所得的处罚。根据非法销售的总金额，“上海市打击假劣药品专项奖励资金管理委员会”奖励了高敬德5000元人民币。
坚持打假打到底的高敬德又两次去北京上访国家药监局，这引起国家药监局的高度重视，在有关领导的批示下，上海市药监局派人赶赴云南，会同云南省药监局取缔了澄江县的制假窝点。
就在高敬德举报“云仙牌”假药时，他所在的丽天药业也和真药“老方牌”谈妥了销售代理事宜。丽天公司在参考了外地的定价后，准备将“老方牌”天胡荽愈肝片的价格定为每盒136元。高敬德去过“老方牌”生产基地，知道其成本价只有3元，批发价也不过9元。于是，他在公司内部提出定价太高。几番交涉后，上海市物价部门审核批准了69.3元的市场零售价。
虽然高敬德深知医药行业的潜规则，即公司每盒60多元的利润中，有一半要作为公关费，否则，产品就推销不出去。但是他还是觉得60多元是暴利，无奈之下，他悄悄向上海市药监局和物价局举报“老方牌”天胡荽愈肝片价格虚高。他的举报引起了上海市物价局的重视，经与市中药行业协会价格委员会协商，最终把天胡荽愈肝片的价格降为每盒19.8元。无论真相如何众说纷纭，老高的这一努力，是值得被记录的。
在高敬德看来，这次降价就是他失去工作的直接导火索，“虽然公司没有明说，但在查出是我举报后，其实摆在我面前就只有一条路：走人。”
其后大约在2004年左右，高敬德进入成都海裕医药公司担任总经理，“那时差不多年薪可以拿到20万，有专车，有司机”。这份工作，他前后也只干了一年，因为当时“云仙”假药仍在全国范围内有售，高敬德就把目标锁定在“云仙牌”的全国总代理浙江省金华市泰来医药有限责任公司身上，因为要跟进“云仙”假药的打假情况，他的这份新工作根本顾不过来，“后来这份工作就干不下去了，因为当时卖‘云仙’假药的人还没被判刑，我为了这个官司，就把这份工作辞掉了。”
循环的打假模式
网友对老高的评价分为两面，有人称他是“舍生忘死的打假斗士”，也有人称他是“利欲熏心的好事之徒”。
但高敬德对《新民周刊》记者强调，他自己是在“贴钱打假”，“这么多年来，我花在打假上的费用已经有20多万元，我在全国各地拿到的举报奖励只有12万多元，哪里有打假打成这样的？！”
他举了个例子，2004年他因为打“云仙牌”假药拿到上海相关部门的奖励5000元，但他为那次打假付出的成本是6万元，“如果只为了奖励，我就不举报了，我的电话费一个月都要1000多元，上次我有个在杭州打假的奖励才100多元，还不够我的电话费。”
他坦言，他目前的生计还是靠以前的积蓄来维持，“如果再这样下去，我已经没办法再继续打假了”。
他“相当较真”。2008年1月16日，在南京市湖北路一家药店里，为了向在场的药监局工作人员证明自己的举报是正确的，高敬德当场服下药店里出售的所谓壮阳药“鲍威尔”，不久就发生昏迷症状，被送到医院治疗，经诊断为诱发性糖尿病。那次以身试药的结果，是药店被罚款2000元，高敬德获得2000元赔偿。
多年来，高敬德在各地的打假模式也是惊人的相似：先是向药监部门举报假药，要求其提供被举报假药的检验报告，而后再将药监部门告上法庭，告这些部门“行政不作为”。对各级药监部门、相关官员以及媒体记者的电话号码，他也是如数家珍。
与此同时，他与来自药监系统的工作人员也冲突不断。2006年，在浙江省药监局，高敬德与一位工作人员之间发生争吵，升级至身体接触，他被打伤。派出所开出验伤通知书，高敬德到浙江省邮电医院检查，医院诊断结论为“睾丸挫伤”。
而早在2007年4月6日，高敬德就以“行政不作为”为由，将南京市药监局和秦淮区分局告上了秦淮区法院，起因是他举报秦淮区夫子庙几家药店销售假药后，“药监部门行动迟缓，态度消极，以致我的打击假药行为不但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我还受到店主的袭击”。
但也有一些地方药监部门的工作人员颇为委屈地表示，打假是有严格程序的，不是说举报人拿着药品一来举报，药监部门就立马查药封店，而这种情况，在老高的解读中，就变成了“行政不作为”。
在2008年6月24日，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曾给南京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鼓楼分局发过一份《司法建议书》，其中提及，“本院向贵局作出如下司法建议：一，进一步提高执法的主动性；二，进一步提高执法的效率”。
高敬德认为，这份《司法建议书》，“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以前没有过”。
而让高敬德最为声名鹊起的，还是他在南京的被打事件。2008年9月11日，高敬德以患哮喘病“待查”为由，住进了位于汉口路22号的南大医院，他要在南大医院里打假药，当天下午，他发现一位老太太开出的洛赛克药是假的，想把药从老太太手里买下来，但被医院工作人员察觉。这年的9月14日，在南大医院门外，高敬德被打了，他说打他的有5个人，周围有20多人围观起哄。在之后的一个多月里，他先后前往南京市玄武医院、南京市脑科医院、南京市白下医院就诊均吃了“闭门羹”，“我被打伤以后，当地所有的医院都不给我看病，我住不了院，上了医院的‘黑名单’。后来我还起诉了南大医院等三家医院，医院通过鼓楼区法院还赔偿了我5000元。”他回忆道。
“如果人生有第二次，我绝不会走现在这条路”
时至今日，打假人高敬德不得不承认，自己付出了太多的代价，虽不乏有人认为他偏执，但医药打假已经成为他的人生目标，“我自己是学医的，我不想有第二个人深受假药之害。如果发现衣服是假的，顶多就扔掉好了。但一个假药一旦人吃了以后，会对他的一生造成危害，我想，我既然跨出了这一步，我就应该走下去。”
在世俗社会中，高敬德被认为是走上了一条“众叛亲离”的不归路。平静的岁月，一去不返。在最开始打假的时候，是匿名举报的，但举报后一个星期，他家里的玻璃窗就被人砸碎了，卖假药的给他打电话，说要给他20万元，让他收手。在他开始实名举报假药后，他家防盗门被人砸得变了形。2004年10月16日，他的妻弟被人打伤，头部缝了四针，对方撂下一句狠话，“让高敬德老实点，别再管‘云仙’的事，不然有他的好看！”此后，他的家人隔三差五地接到匿名恐吓电话，备受惊吓，妻子多次哭着恳求他不要多管闲事，父亲也整天为他担惊受怕，2005年夏，为了不连累妻子，高敬德与她办了离婚手续。
由于没有孩子，现在他跟前妻也鲜有联系，“我丈母娘已经讲过了，希望我不要打扰她的生活了。”加之双亲的相继离世，他开始一个人的漫漫打假路，他于是感叹，“如果我有小孩或有家室，我也可能不会走这条路。”
即便是当年丽天药业的同事，都已经与他相忘于江湖。当年一位与他相识的人事部经理在面对媒体问询时，干脆说，“我刚过来，我不认识高敬德。”听见昔日同僚如此答复，高敬德百感交集。
而现在，总有盯梢高敬德的人，无奈之下，他只能选择经常在公共浴室或朋友家中借宿。居无定所——这种生活，也是常人难以想象的。今年3月份，他回了趟家，把包放在门口，一转眼就被人偷走了。此后的4月20日，同样的事情再度发生，他在上海市肺科医院住院期间，一个装满打假证明和1000元钱的文件袋也被偷走。后来他想到，“在这期间，我集中几次打过上海一家名叫启廷保健店里的假药”。
而最让高敬德感到无奈的是，他感觉自己仿佛一头扎进了一张看不见的“网”中，多年来的经历让他感觉自己成为一个许多地方避之不及的“瘟神”。让他感到最觉得不可思议的是，他的打假行动经常被相关部门像踢皮球一样踢来踢去，食品药品监督局、工商局、卫生局等相关部门，均各持一套说辞，为此，他在各个部门之间被推来搡去，身心劳顿，不得不感叹:“因为这里面水太深，不是我一个人就能把这件事做好的。”但旋即，他又补充道，“跨出了这一步，你就回不了头了。”
他也反映，近年来，有一些基层的药监部门试图每年给他一些为数不等的经济回报，条件是要他不要在他们所管辖的范围内打假。这个说辞，让他感觉既匪夷所思又愤慨满腔。
也有人指责高敬德买药举报的方法是“钓鱼执法”，但他反驳对方，振振有辞，“我又不是执法者，我买假药举报怎么会是‘钓鱼’？”
有药监部门的工作人员说他现在是“名人”了，他回答，“名人不名人没关系，你首先要履行职责。”
2008年南京被打事件发生后，高敬德说，他感觉前途灰暗，也想到了放弃。
但让他唯一深感欣慰的是来自民众的支持。以一己之力挑战整个医药行业的黑幕，这多少让人想起堂吉诃德的战风车，这也使得高敬德成为2008年感动中国候选人之一，同年，他还以370多万张选票，当选为2008年中国十大法制新闻人物。正是这370多万张选票，让他有了坚持与前行的信念，“这也说明，还是有很多老百姓能信任我、支持我，我不是一个人在战斗，我又继续走下去了。”
几年以后，他心心念念的还是这群数量庞大却面目模糊的支持者。
开家维权网站或公司，公开账目，招募志愿者共同打假，并公布每月的假药名单——是高敬德多年来的心愿。他甚至将手机号码公诸媒体，希望民众如果买到假药，可以向药监部门举报，也可以给他打手机，“既然走了这条路，我也不后悔，我希望更多的人参与，我愿意教市民来识别真假药。”
如今，老高的照片被放在一些药店里，那些店主提醒他们的店员：如果见到疑似老高者，就需要提高警惕。
这位医药打假人，有时是信心满满，有时又显得很沮丧，不得不偶有感叹，“如果人生有第二次，我绝不会走现在的这条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