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文化大革命中林彪等人出于他们的政治需要，伙同江青制造了“华北山头主义”冤案。
这起冤案起始于：1968年3月24日晚，林彪在人民大会堂宣布了“杨余傅事件”。林彪在讲话中说道：“杨成武的主要问题，是山头主义，杨成武、傅崇碧长时期在华北、北京军区工作，华北山头主义有历史性，从晋察冀时期就有。有这个问题就会发生这样、那样的问题，就会发生叛党的行为，反党的行为……”
“杨余傅事件”后的第二天，林彪于3月26日下令北京军区召开四届十二次党委（扩大）会议,并要求军区所属各师主官必须到会，还安排黄永胜、谢富治、吴法宪、叶群等坐镇指挥，掀起了一次大反所谓“华北山头主义”的高潮。
在会中，于4月9日，林彪亲自出马，他在接见山西驻军时，继续给“华北山头主义”加火升温，说：“北京军区的‘山头主义’已经发展到反政反民，不跟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危险地步，再不悬崖勒马就要彻底垮台，彻底垮台。”并说：“一滴血可以看出一个人的全身，解剖晋东南一个麻雀，可以看出你北京军区的全部问题……”江青在讲话中也指责说，郑向她要“开枪权、扫荡权”等，以污蔑郑维山反政反民。
在会下，叶群专门找陈先瑞、腾海清同志谈话，别有用心地挑拨说：“郑维山和杨成武私配北京军区领导班子。”还说：“郑维山曾给军委办事组写过两次报告，要把你们两位同志调到外区工作……”
在会上黄永胜讲话一下列出所谓“华北山头主义”的十二条罪状：一、不调XX军复员的战士到公检法工作；二、听说要把XX军的军、师干部都调走；三、不信任、不上调XX军的干部；学代会报道不登XX军的番号；四、没有XX军的支左典型；五、对河北省军区采取截然不同的态度…；六、筹备河北省革委会时，唯独没有XX军的代表团；七、看着XX军犯错误；八、站在河北省军区的立场上，不是站在毛主席的立场上压XX军；九、当着曾美的面讲XX军的坏话；十、对驻唐山XX军采取五马分尸的办法；十一、对XX军也是如此，XX军调兰州，人家谢天谢地；十二、排挤陈先瑞、腾海青同志。这十二条似是而非、责任不明的材料是由谁提供？事实依据是什么？是否经过调查核实？黄在讲话中一概闭口不谈，无中生有地一口咬定，刚代理司令员一年零两个月的郑维山同志在主持北京军区工作期间排挤外来部队、外来干部。黄永胜讲了这十二条后，郑维山当时就顶撞道：“你今天讲的这十二条，没有一条是事实，你们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吧……”
后来，经毛主席询问：“北京军区的会议为什么开了那么长时间还没有结束？为什么老是揪住一个人不放？”这样开了50多天的北京军区四届十二次党委扩大会方才结束。
林彪下令召开的北京军区四届十二次（扩大）会议，以贯彻其3.24讲话，肃清所谓“华北山头主义”为主旨。通过这次会议林彪一伙坐实了捏造的“华北山头主义”冤案。从此，“华北山头主义”与反党挂上了钩；华北、晋察冀，北京军区，还有聂荣臻、杨成武、郑维山等，全被林彪一伙贴上了“山头主义”的标签。黄永胜捏造的所谓十二条罪状等，也成为日后“肃清郑维山流毒”，“捣烂华北山头主义窝子”的主要依据。还有汪东兴著（《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一书中第100、102、118页）提到郑维山整这个军、整那个军，以及“山头主义窝子”之说，其依据，也是黄永胜在这次会议讲的这十二条罪名。可见林彪一伙捏造的“华北山头主义”这个谎言影响之大，后果之严重。
不仅如此，通过这次会议有些人窥测到了风向，上行下效开始“紧跟”，捕风捉影地提供“华北山头主义”的所谓罪证，还把这种行径标榜为“路线斗争觉悟”。在此期间，发生的“尹明玉”事件就是典型事例之一。
1967年12月，北京军区陈先瑞政委派军区干部部副部长尹明玉和干事韩殿賓到保定驻军某师了解部队传达中央文件的情况，该师政治部某副主任代表师政治部向尹副部长等汇报情况。汇报后的闲聊中，某副主任说自己来该部队前，曾在林办做秘书工作，还说林副主席对他现在所在的这支部队如何有感情，如何关心等。这引起了尹明玉和韩殿賓的崇敬与好奇之心，遂顺着这个话题问道：“现在军的领导同志中，林副主席还有没有认识的，去看望林副主席吗？”那位副主任当时还很有兴致地作了回答。
就是这样一件工作中发生的平常事情，这次会议后，成了尹明玉个人的严重政治问题，不久，又成了北京军区大搞“华北山头主义”反对林彪的一大罪状。
1968年6月，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专程到北京军区对军区常委专门讲尹明玉的问题，说：“这是要干什么？这是严重的政治错误，要查清，严肃处理。”给尹明玉同志扣上了“犯了严重政治错误”的大帽子，调离军区干部部，下放到了部队。就连他在武汉军区空军工作的孩子都受到株连，被强令复员。
以后，江青把尹明玉的这个事情按到了郑维山头上，硬说郑维山对林副主席“不怀好意”，“搞特务活动”。一时间，这个问题成了郑维山搞得林副主席“都不便找XX军的人谈话了”的重大阴谋。
陈先瑞同志在回忆录中如实记录了那个时期的情况：“从1968年3月24日，林彪、‘四人帮’制造‘杨、余、傅事件’，捏造‘华北山头主义’罪名起，之后在北京军区一次又一次地大反所谓‘华北山头主义’，前后达七年之久。在此期间，他们在北京军区掀起了三次反所谓‘华北山头主义’的高潮。上面讲的是第一次。
第二次是陈伯达反党问题公开揭露之后，他们把所谓‘华北山头主义’同陈伯达扭在一起，编造了一套谎言，说什么陈伯达是北京军区的‘太上老子’。第三次是‘九一三事件’之后，‘四人帮’制造了新的谎言……说北京军区是‘林、陈反党集团经营多年的那个山头主义窝子’。此后，北京军区的‘批林整风’、‘批林批孔’中，又多次开展了‘捣烂华北山头主义窝子’的运动。”
“他们把北京军区领导分成‘华北山头’的和受‘华北山头’排斥的，把部队分成‘六字号’（即原华北以‘六’字作番号开头部队）和‘非六字号’的（即后来调入北京军区非‘六’字作番号开头的部队），把机关群众分成‘保山头主义’的、‘爬山头’的和‘受山头主义打击迫害’的，以此分裂军区党委、分裂部队、分裂机关群众，株连了大批同志，搅乱了人们的思想，严重地破坏了部队的团结和建设。”（《陈先瑞回忆录》第449页、451页）他们前后发出的所谓“华北山头主义”专题内容的中央文件有四个，间有其内容的有十二个。还通过扩大范围下发中央文件等各种形式，把捏造的所谓“华北山头主义”的等等罪名扩散到全国，使原华北军区的干部背上了沉重的政治包袱，造成了严重的恶果和影响。
最可笑的是，林彪精心制造的“华北山头主义”冤案，最终竟然被江青一伙移植给了林彪集团，成了林彪经营多年的“山头主义”窝子，能发生这样的荒唐事，恐怕连“华北山头主义”的制造者林彪一伙也始料未及。
1979年7月13日郑维山同志向中央和中央军委呈报了《请求中央平反所谓“华北山头主义”的报告》。
报告的开头说：“现在，我想对北京军区在‘文化大革命’中遗留的一个重大问题，即所谓‘华北山头主义’问题，尽我所知向党说明真相，请求给以调查、澄清、平反。
经过总政办案人员的认真复查，“华北山头主义”的问题彻底澄清。1979年12月6日，中央下发了第93号文件，即《中共中央关于为所谓‘华北山头主义’平反的通知》。
通知指出：“……中央经过查证，正式宣布：所谓‘晋察冀山头主义’、‘华北山头主义’、‘林（彪）、陈（伯达）反党集团经营多年的山头主义窝子’、‘坏人当道’等，纯系污蔑不实之词，应予彻底推倒。”
作者单位：北京军区联勤部少校
这起冤案起始于：1968年3月24日晚，林彪在人民大会堂宣布了“杨余傅事件”。林彪在讲话中说道：“杨成武的主要问题，是山头主义，杨成武、傅崇碧长时期在华北、北京军区工作，华北山头主义有历史性，从晋察冀时期就有。有这个问题就会发生这样、那样的问题，就会发生叛党的行为，反党的行为……”
“杨余傅事件”后的第二天，林彪于3月26日下令北京军区召开四届十二次党委（扩大）会议,并要求军区所属各师主官必须到会，还安排黄永胜、谢富治、吴法宪、叶群等坐镇指挥，掀起了一次大反所谓“华北山头主义”的高潮。
在会中，于4月9日，林彪亲自出马，他在接见山西驻军时，继续给“华北山头主义”加火升温，说：“北京军区的‘山头主义’已经发展到反政反民，不跟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危险地步，再不悬崖勒马就要彻底垮台，彻底垮台。”并说：“一滴血可以看出一个人的全身，解剖晋东南一个麻雀，可以看出你北京军区的全部问题……”江青在讲话中也指责说，郑向她要“开枪权、扫荡权”等，以污蔑郑维山反政反民。
在会下，叶群专门找陈先瑞、腾海清同志谈话，别有用心地挑拨说：“郑维山和杨成武私配北京军区领导班子。”还说：“郑维山曾给军委办事组写过两次报告，要把你们两位同志调到外区工作……”
在会上黄永胜讲话一下列出所谓“华北山头主义”的十二条罪状：一、不调XX军复员的战士到公检法工作；二、听说要把XX军的军、师干部都调走；三、不信任、不上调XX军的干部；学代会报道不登XX军的番号；四、没有XX军的支左典型；五、对河北省军区采取截然不同的态度…；六、筹备河北省革委会时，唯独没有XX军的代表团；七、看着XX军犯错误；八、站在河北省军区的立场上，不是站在毛主席的立场上压XX军；九、当着曾美的面讲XX军的坏话；十、对驻唐山XX军采取五马分尸的办法；十一、对XX军也是如此，XX军调兰州，人家谢天谢地；十二、排挤陈先瑞、腾海青同志。这十二条似是而非、责任不明的材料是由谁提供？事实依据是什么？是否经过调查核实？黄在讲话中一概闭口不谈，无中生有地一口咬定，刚代理司令员一年零两个月的郑维山同志在主持北京军区工作期间排挤外来部队、外来干部。黄永胜讲了这十二条后，郑维山当时就顶撞道：“你今天讲的这十二条，没有一条是事实，你们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吧……”
后来，经毛主席询问：“北京军区的会议为什么开了那么长时间还没有结束？为什么老是揪住一个人不放？”这样开了50多天的北京军区四届十二次党委扩大会方才结束。
林彪下令召开的北京军区四届十二次（扩大）会议，以贯彻其3.24讲话，肃清所谓“华北山头主义”为主旨。通过这次会议林彪一伙坐实了捏造的“华北山头主义”冤案。从此，“华北山头主义”与反党挂上了钩；华北、晋察冀，北京军区，还有聂荣臻、杨成武、郑维山等，全被林彪一伙贴上了“山头主义”的标签。黄永胜捏造的所谓十二条罪状等，也成为日后“肃清郑维山流毒”，“捣烂华北山头主义窝子”的主要依据。还有汪东兴著（《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一书中第100、102、118页）提到郑维山整这个军、整那个军，以及“山头主义窝子”之说，其依据，也是黄永胜在这次会议讲的这十二条罪名。可见林彪一伙捏造的“华北山头主义”这个谎言影响之大，后果之严重。
不仅如此，通过这次会议有些人窥测到了风向，上行下效开始“紧跟”，捕风捉影地提供“华北山头主义”的所谓罪证，还把这种行径标榜为“路线斗争觉悟”。在此期间，发生的“尹明玉”事件就是典型事例之一。
1967年12月，北京军区陈先瑞政委派军区干部部副部长尹明玉和干事韩殿賓到保定驻军某师了解部队传达中央文件的情况，该师政治部某副主任代表师政治部向尹副部长等汇报情况。汇报后的闲聊中，某副主任说自己来该部队前，曾在林办做秘书工作，还说林副主席对他现在所在的这支部队如何有感情，如何关心等。这引起了尹明玉和韩殿賓的崇敬与好奇之心，遂顺着这个话题问道：“现在军的领导同志中，林副主席还有没有认识的，去看望林副主席吗？”那位副主任当时还很有兴致地作了回答。
就是这样一件工作中发生的平常事情，这次会议后，成了尹明玉个人的严重政治问题，不久，又成了北京军区大搞“华北山头主义”反对林彪的一大罪状。
1968年6月，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专程到北京军区对军区常委专门讲尹明玉的问题，说：“这是要干什么？这是严重的政治错误，要查清，严肃处理。”给尹明玉同志扣上了“犯了严重政治错误”的大帽子，调离军区干部部，下放到了部队。就连他在武汉军区空军工作的孩子都受到株连，被强令复员。
以后，江青把尹明玉的这个事情按到了郑维山头上，硬说郑维山对林副主席“不怀好意”，“搞特务活动”。一时间，这个问题成了郑维山搞得林副主席“都不便找XX军的人谈话了”的重大阴谋。
陈先瑞同志在回忆录中如实记录了那个时期的情况：“从1968年3月24日，林彪、‘四人帮’制造‘杨、余、傅事件’，捏造‘华北山头主义’罪名起，之后在北京军区一次又一次地大反所谓‘华北山头主义’，前后达七年之久。在此期间，他们在北京军区掀起了三次反所谓‘华北山头主义’的高潮。上面讲的是第一次。
第二次是陈伯达反党问题公开揭露之后，他们把所谓‘华北山头主义’同陈伯达扭在一起，编造了一套谎言，说什么陈伯达是北京军区的‘太上老子’。第三次是‘九一三事件’之后，‘四人帮’制造了新的谎言……说北京军区是‘林、陈反党集团经营多年的那个山头主义窝子’。此后，北京军区的‘批林整风’、‘批林批孔’中，又多次开展了‘捣烂华北山头主义窝子’的运动。”
“他们把北京军区领导分成‘华北山头’的和受‘华北山头’排斥的，把部队分成‘六字号’（即原华北以‘六’字作番号开头部队）和‘非六字号’的（即后来调入北京军区非‘六’字作番号开头的部队），把机关群众分成‘保山头主义’的、‘爬山头’的和‘受山头主义打击迫害’的，以此分裂军区党委、分裂部队、分裂机关群众，株连了大批同志，搅乱了人们的思想，严重地破坏了部队的团结和建设。”（《陈先瑞回忆录》第449页、451页）他们前后发出的所谓“华北山头主义”专题内容的中央文件有四个，间有其内容的有十二个。还通过扩大范围下发中央文件等各种形式，把捏造的所谓“华北山头主义”的等等罪名扩散到全国，使原华北军区的干部背上了沉重的政治包袱，造成了严重的恶果和影响。
最可笑的是，林彪精心制造的“华北山头主义”冤案，最终竟然被江青一伙移植给了林彪集团，成了林彪经营多年的“山头主义”窝子，能发生这样的荒唐事，恐怕连“华北山头主义”的制造者林彪一伙也始料未及。
1979年7月13日郑维山同志向中央和中央军委呈报了《请求中央平反所谓“华北山头主义”的报告》。
报告的开头说：“现在，我想对北京军区在‘文化大革命’中遗留的一个重大问题，即所谓‘华北山头主义’问题，尽我所知向党说明真相，请求给以调查、澄清、平反。
经过总政办案人员的认真复查，“华北山头主义”的问题彻底澄清。1979年12月6日，中央下发了第93号文件，即《中共中央关于为所谓‘华北山头主义’平反的通知》。
通知指出：“……中央经过查证，正式宣布：所谓‘晋察冀山头主义’、‘华北山头主义’、‘林（彪）、陈（伯达）反党集团经营多年的山头主义窝子’、‘坏人当道’等，纯系污蔑不实之词，应予彻底推倒。”
作者单位：北京军区联勤部少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