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规家训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从古至今流传下来的家规家训虽出自不同姓氏，但其中所倡导的价值观却大都较为接近，如勤、俭、诚、信、仁、义、孝、廉等，善即为其中之一。
　　慈善源于家庭。《说文解字》中对慈善二字的解释为：慈，爱也，从心兹声;善，吉也，从誩从羊，此与义美同意。简单地说，慈是爱，源自内心;善是吉祥，和义、美有着相同的涵义。虽然慈、善二字在中国出现很早，且在约3世纪上半叶就已经有合用的记载，但是作为一项扶贫济弱的活动，“慈善”一词是在近代受到西方影响以后才普遍出现的。在古代，常用善、义来表示慈善。慈与善是有些区别的，慈较多用来表达亲人之间的爱，如“父慈子孝”“慈母手中线”等;善则突破了家庭關系的界限，如“兼善天下”“与人为善”等。慈多形容一种内心情感，善多表示一种实际行动，譬如我们常说慈心善举、仁慈、行善等。慈、善二字虽有差别，但用“慈善”一词翻译西方的charity和philanthropy恰恰反映了中国传统慈善活动在思想上的源头——家庭。
　　首先，一个人善念的培育离不开家庭的熏陶和影响。人的善念是源自天生的还是后天培育的，从古至今一直争论不休。无论是孟子的“性善论”、韩非子和荀子的“性恶论”、告子的“性无善无不善”还是王阳明的“良知说”，不可否认的一点是家庭对一个人品性的影响。纵观古今，不少慈善人物，有些是出身于慈善世家，秉性纯良;有些是家庭中的长辈乐善好施，耳濡目染;有些仅是父母的谆谆教诲，让其铭刻于心;这些人的慈善活动无一例外地都受到了家庭的影响。在中华慈善博物馆的展览中，香港慈善家李嘉诚先生通过多媒体这样深情讲述：“小的时候，我与爸爸牵手走过嚣城小村的荒凉地，虽然尽眼无垠，但是爸爸说，只要有人愿意埋播种子，绿树成荫是可能的。这些话常常在我心里。我成立基金会，以绿树心型的叶为记，无论在哪里，在这万变社会中，致力推动社会无私奉献的精神是我不变的承诺。”家庭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相对于学校中的知识和技能教育，家庭教育更多的侧重于道德层面，父母的言传身教会对个人道德的树立以及如何处理人与外部世界之间的关系产生深远影响。
　　其次，亲人之间的爱是慈善的原点。我们常说“百善孝为先”，这说明对父母的爱是原点，从这一原点向外拓展会延伸出对外界的善意。钱穆先生曾指出：“孔门常以教孝导达人类之仁心”。与西方文化的“博爱”“平等”不同，儒家文化倡导爱有差等，根据不同的关系而产生的爱和情感是不一样的，比如臣子对君主的爱体现在忠，父母对子女的爱体现在慈，子女对父母的爱体现在孝。基于这样的伦理，儒家强调人应努力将亲情之爱向外延伸拓展，要推己及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弟子规》中说“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这突出说明了儒家所倡导的仁爱是由近及远、由亲到疏的路径。因此，要在全社会弘扬慈善文化离不开千百万个家庭中“亲亲”之爱的培育。如果忽略了家庭中“亲亲”之爱的培育而一味追求爱人如己，则会如《孝经》中所说：“不爱其亲而爱他人者谓之悖德，不敬其亲而敬他人者谓之悖礼”，这种本末倒置的方式不符合中国的伦理文化，也注定会事倍功半。
　　家规家训中蕴含着丰富的慈善文化，也是中华慈善博物馆展示的重要对象之一。在中华慈善博物馆展览中，有一些关于家训的展示。博物馆展示了一幅绢画，名为《命自我立》，故事取自明代的《了凡四训》。《了凡四训》是袁黄总结自己的人生经验，训诫其子所著。袁黄早年因预知了自己短寿、无子嗣的命运，逐渐丧失人生目标，后来在南京栖霞山遇到了云谷禅师，二人对坐长谈三天三夜，在禅师的点拨下，他改变了自己的成见，相信通过行善可以改变既定的命数。此后，他广行善事并坚持数十年，最终他考中进士，担任了宝坻知县，还有了子嗣并寿终正寝。《命自我立》绢画中袁黄与云谷禅师对坐畅谈，表达了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行善可以获福的理念。《了凡四训》不仅是一本袁氏家训，更是一部古代劝善书经典，书中蕴含着一些至今仍堪称真知灼见的观点，如善有真假，利人者真，利己者假;善有端曲，顺从本心为端，玩世媚俗为曲;善有是非，利济久远为是，流毒后世为非;善有偏正，心善行恶是正中之偏，心恶行善是偏中之正;善有半满，勤而积之则满，懈而不积则半;善有大小，志在天下国家为大，仅及一身为小;善有难易，有财有势立德易，贫贱之人作福难。袁黄对善进行了这样细致入微地区分，体现了他对善的深刻理解和思考。
　　在博物馆的牌匾集中展示区域，有一组字板，上面文字为：“庭训云：仁者无不爱，凡爱人爱物皆爱也。故其所感甚深，所及甚广。在上则人咸戴焉，在下则人咸亲焉。己逸而必念人之劳，己安而必思人之苦。万物一体，痌瘝切身，斯为德之盛、仁之至”。这段内容出自康熙皇帝的《庭训格言》，意为人应有仁爱万物之心，要学会换位思考，当自己处境安逸时要体谅他人的劳苦，体现了儒家仁爱和推己及人的理念。其实，在庭训中，还有不少地方提及了善，如“人一心行善，则福履自至”“人生于世，最要者惟行善”等。可见，无论是上至皇室还是下至民间，家训中都要求后代应济世利人、勉敦善行。在博物馆二楼的香港慈善家田家炳展示柜中展示了一幅书法作品，内容为《朱子治家格言》。《朱子治家格言》为清初朱柏庐所著，其中不乏对善的推崇，如“与肩挑贸易，勿占便宜。见贫苦亲邻，须加温恤”“施惠无念，受恩莫忘”“善欲人见，不是真善。恶恐人知，便是大恶”。《朱子治家格言》文字对仗，朗朗上口，内容平实，富含哲理，在民间流传较广。田家炳老先生对治家格言烂熟于心，到了晚年仍能流利背诵，他曾多次坦言，治家格言中的每句话甚至每个字都非常好，他的慈善活动就是受到了治家格言的深刻影响。
　　家规家训是独特的慈善文化资源。翻阅古代家规家训，我们不难发现其中对慈善的倡导不胜枚举，与其他慈善相关典籍相比，其具有以下特点：一是相对于圣人之言，其内容往往源自家族成员人生经验或教训的总结，其中的慈善理念非常接地气。虽然儒释道典籍中都有对慈善理念的阐述，但无论是儒家的仁爱、道家的积德还是佛教的慈悲、果报，其理念大多较为抽象;宋代以后出现的大量的劝善书中虽然有很多生动的具体事例，但却又离普通百姓较为遥远。家规家训则不同，其中所记载的人物与后人生活在同一片地域且血脉相连，所倡导的慈善理念也就更容易得到后人的认同。如山西闻喜裴氏家族是中国历史上久负盛名的家族之一，2015年，中纪委官网推送文章《山西闻喜裴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