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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由于社会结构的变化、现代通讯技术的发展、“后物质主義”价值观的兴起和“选举市场”中新竞争者的出现，西方政党的运行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使得西方发达国家的主流政党在意识形态、选民基础、组织结构、选举策略、运作方式、政策取向等方面都受到了日益严峻的挑战，同时也面临着促进自身变革、推动自身发展的巨大机遇。
[关键词] 西方政党 运行环境 变化
[分类号]D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505(2007)01-0064-04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政党的运行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动摇了主流政党传统的选民基础，通讯联络手段的巨大发展、媒体作用的日益增强改变了选举的运作方式，“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念的兴起危及传统的意识形态，二战后勃兴的利益集团以及分别从左翼社会运动和右翼民粹运动中涌现出来的两类新兴政党成了新的挑战者，为了争夺公众的支持与传统的主流政党展开了激烈的竞争。这一切使西方各国“选举市场”的面貌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对传统政党造成了巨大的冲击。
一、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
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是导致西方政党的选民基础发生重大变化的根本原因。科技革命和经济全球化的后果，是社会分层的日益复杂化。过去，制造业占主导地位，尽管雇佣劳动者中存在着技术工人和非技术工人的划分，但蓝领工人是主体，社会阶级界限清楚，社会结构呈现出两头大、中间小的“哑铃形”状态。但是，自20世纪六七十年代之后，新科技革命造成了经济结构的调整，第一、二产业不断萎缩，与新科技革命密切相关的第三产业和信息产业成为支柱产业。经济结构的变化引起了社会结构的变动，在西欧绝大多数国家，蓝领工人已少于白领工人，服务业和知识生产者增加，形成了人数逐渐增多的所谓“中间阶层”，社会结构呈现出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形”状态。
西方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对主流政党的选民基础造成了冲击。在当代西方国家中，主流政党大都以上台执政为第一目标，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它们必须赢得社会的主体——中间阶层的支持。中间阶层完全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阶级，这个群体人数众多，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迥异，而且处在不断发展变化的状态当中。这个阶层在政治上崇尚自由民主、求稳怕乱，对社会变革持保留和反对态度，它的存在缓和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为了吸引中间阶层的选民，西方政党普遍淡化左右政治界限，试图在公平与效率、国家与市场、安全性与灵活性、社会理性调节与经济自发力量之间寻找平衡，并在保留传统理论与政策的合理内容的基础上，从其他政治思想中汲取合理成分，以此扩大意识形态的包容性，反映广大中间阶层的利益和要求。有学者把这种策略称为“政党选民基础的中间化”。
但是，选民基础中间化的策略难以收到预期的效果。由于中间阶层具有很强的异质性，面对这个庞大而复杂的群体，任何政党要制定出一个既能够包容各种利益、愿望和要求，又独树一帜有别于其他政党的纲领，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结果，选民的异质性决定了政党选民基础的脆弱性。中间阶层的选民不像属于特定阶级的选民那样对某个政党有强烈的依附性和忠诚度，随着中间阶层的扩大，政党对具体问题的解决方案、政党候选人的个人魅力以及对突发事件的应对等因素对选民的影响增强了，在大选前的最后一刻才作出决定的选民人数日渐增加。这一状况表明政党与选民之间的对应关系不再稳定，政党已无法像过去那样拥有比例可观的、稳定的社会支持。
二、现代通讯技术的发展
现代通讯技术的发展导致了媒体作用的大大增强，使政党在选举中的运作方式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过去，政党垄断了政治信息的传播，对候选人能否获胜有着重要影响，并负有主要责任。那时的大众传媒基本上是从属于政党的，在选举活动中居于从属地位。但是，随着现代通讯技术的发展，大众传媒已经成为选民最主要的政治信息来源，对西方政党政治的运作方式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尤其以电视和互联网的作用最为突出。
1．电视
电视出现并介入政党选举之后，政党政治原有的逻辑发生了变化，政党在选举中的运作方式受到了传媒的极大冲击。电视的广泛应用令竞选公职的候选人发现，利用现代化的大众传媒比利用政党组织向选民传播竞选消息更有效率。于是，候选人的一系列竞选活动就开始以传媒为中心，而不是以政党为主线来展开。具体而言，第一，在政党领袖的选拔中，候选人是否具有媒体魅力成了一条重要标准，一个政治家“在镜头中的表现不能打动观众几乎就不能当选”。1997年末至1998年初，德国社会民主党面临着由拉封丹还是施罗德代表本党参加总理竞选的问题。虽然拉封丹更能代表党的纲领而且得到了党内多数人的支持，但为了提高赢得大选的可能性，最后还是决定由媒体形象更佳的施罗德作为本党的总理候选人。德国学者迈尔对此评价说，社会民主党在选择施罗德的同时，也选择了媒体。第二，对政党的组织结构造成了冲击。电视为所有政党提供了一个新的竞争平台，在这个竞争平台上，政党党员人数的多少不再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政党的领袖可以通过电视直接面对基层选民，而不必像过去那样需要大批党员来进行政治动员和宣传。在这种竞选策略中，政党领袖由于其扮演的特殊角色而获得了日益广泛的权力，党员的作用却不断降低，参加党内活动的热情逐渐消退。在德国社民党内，积极参加党内政治生活的党员人数只占党员总数的10％。第三，使政党的意识形态色彩淡化。传统的主流政党通常重视意识形态，有着较为坚定的政治信念和长期的政治目标。在选举中，它们传递给选民的是稳定的、连续的、有实际内容的信息。而以电视为代表的媒体热衷于扩大舆论影响，追求轰动效应，所报道的内容不可能长期停留在某一话题上。为了迎合媒体，主流政党改变了以往那种着重宣传党的纲领的竞选方式，呈现出从纲领性政党向选举党转变的趋势。这种趋势增加了政党的执政机会，但是政党为了谋求政治上的发展，根据媒体的需要频繁地变更自己的主张，使得执政后的党能否坚持其基本价值理念，保持其独特的政治特性成为一个问题。
2．互联网
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网络技术进入了全盛时期。据联合国秘书处称，发达国家占全世界人口的比例只有16％，但上网人数却占全球的90％。作为一种新的信息传播工具，互联网为政党与选民进行直接的信息沟通和塑造舆论提供了场所。时至今日，互联网在很大程度上还不受传统政治精英的控制。它在政党的控制之外传播政治信息，对传统政党形成了巨大的冲击。第一，网络信息的无限性增大了社会思想整合和凝聚人心的难度，对主流政党的意识形态灌输形成了挑战。第二，互联网对传统的政党组织形式发起挑战。 传统政党一般都建立了与行政区划相一致的地域性的组织结构，互联网络打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实现了跨时间、跨地域的聯系，从而突破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党组织的框架。第三，催生了大量政治性社团。互联网使人们更容易对社会热点问题表达看法，共同的感受、共同的看法将会产生共同的阵营，发展为某种派别，甚至组织成政治性的社团或政党。这些政团大多以解决社会某一热点问题为宗旨，致力于短期的目标，而不大容易形成以综合解决各类社会问题、推动社会形态的阶段性变革为目标的具备完整的政治信仰和组织结构的“群众党”。与这种组织特点相适应，这些社团可能在较短时间内形成暴风骤雨般的力量，掀起政坛的轩然大波，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
从以上分析中不难看出，现代媒体已经部分地承担起了本来由政党承担的国家和公众之间的桥梁和中介作用，正像德国学者迈尔所说的那样，政党逻辑与媒体逻辑斗争的结果，是“媒体逻辑打败了政党逻辑”，政党的利益表达功能和政治社会化功能在媒体的冲击下受到了削弱。另一方面，政党对媒体的冲击采取了积极的应对策略，争做“媒体的操纵者”，使媒体成为政党竞选的有力工具。在此过程中，政党的纲领、选举策略乃至组织结构都发生了变化，这种现象被称为“政党运作的媒体化”。今天，西方国家的政党与电视、报刊等媒体已经牢固地结合在一起，对互联网络的利用也在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
三、“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兴起
“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兴起也是影响西方政党的选民基础和运作模式的一个重要因素。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把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产业结构和劳动分工的变化概括为“后工业社会的来临”，罗纳德·英格尔哈特(Ronald Inglehart)称之为一场“静悄悄的革命”。如果说工业时代人们主要关注的是阶级冲突以及与之相关的经济利益和物质财富的分配，那么，在后工业社会中，人们关注的焦点开始转向生态环境、生活方式和生活质量、人权、公民自由、性伦理以及战争与和平等与阶级不相关的“后物质主义价值”，这反映了在物质富裕、教育普及和文化水平达到一定程度后，发达国家公众的思想和生活方式从重视物质满足向重视精神满足的转变。英格尔哈特认为，从“物质主义”向“后物质主义”的转变实际上就是从注重经济增长、公共秩序、国家安全以及传统生活方式的“旧政治”价值向关注环境质量、个人自由以及社会平等“新政治”价值转化的过程。
“后物质主义”的价值观的兴起和“后物质主义”社会群体的出现向各国政党特别是左翼政党提出了严重挑战。总体来看，公众价值取向的改变对西方政党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以阶级为基础的政治分野淡化。受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影响，选民所关注的议题发生了变化。由于物质上相对富足，国家福利体制不断趋于完善，普通劳工与中产阶级之间在收入和生活方式上的分化日益模糊，不同阶级之间在价值观和利益上的分歧开始缩小，选民的阶级身份与其投票行为之间失去了直接的相关性。第二，左一右的分野越来越模糊。过去，研究者们根据政党在左一右政治光谱上的位置确定其类型，随着后工业社会结构的变迁，政治领域的论争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国家与市场、自由与保守之争，其内涵往往呈现出空前的复杂性，左一右分野日益围绕着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质量、妇女地位、核能利用以及核武器等议题展开。
四、“选举市场”中新竞争者的出现
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原本由主流政党垄断的西方国家“选举市场”中出现了新的竞争者，其中最主要的是利益集团和新兴的非主流政党。对主流政党而言，利益集团是一把双刃剑，它们与政党属于同一政治体系下的不同政治系统，二者之间既存在着相互竞争、此消彼长的一面，又有相互协调、并行不悖的一面。相比之下，以绿党和极右翼政党为代表的新兴的非主流政党的崛起则反映了西方国家政党体制内部的变化，它们与主流政党为争取选民而激烈竞争，同时也为主流政党扩充意识形态内容、拓展政策领域、改革组织结构提供了借鉴。
1．利益集团
二战后，利益集团在西方各国大量涌现。这一方面是因为现代社会越来越具有开放性、竞争性，各个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为了维护自身利益，需要组成特殊利益集团以壮大自身力量；另一方面，现代社会的发展和日益突出的社会分工专门化、细化使利益冲突更加复杂和尖锐，也使代表不同群体利益要求的利益集团的出现更有必要。在当今的西方政治生活中，利益集团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不容忽视，尤其是在美国，利益集团政治已经成为政治运转的一个重要特点。
利益集团不仅发挥着利益表达的功能，而且介入政策的制定过程，对政治精英的甄补也有一定的影响。就其发挥作用的领域和方式来看，利益集团的社会政治功能的发挥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削弱政党的代表性功能为前提的。首先，在竞选过程中，利益集团提供大笔金钱，使政党及其候选人在竞选经费上对它们的依赖性越来越强；利益集团还向政党提供人力、物力支持，动员选民投票给它所支持的候选人，部分地取代了政党的政治动员的作用与功能。这样一来，政党组织在竞选财政资助方面的能力降低，日益失去了约束本党的公职候选人、干部和党员的最重要的手段。其次，在立法和政策决定的过程中，利益集团作为具有一定独立性的社会力量，采取游说、施加压力等方式积极参与政治。议员是利益集团游说的重点。各种利益集团都竭力争取议员为自己出力，它们设法帮助议员在重要的议会委员会中谋得职务，主动向议员提供特定的信息、专业知识和观点，影响议员的立法倾向。这些院外活动既是对政党的政治功能的补充，也体现了对政党功能的一定程度的替代和削弱。
2．新兴政党
当代西欧非主流新兴政党的崛起主要表现为绿党影响的扩大和极右翼民众主义政党势力的膨胀。
20世纪80年代前半期，西欧各主要国家的生态政党相继建立起来。各国绿党的初期发展很不平衡，比利时和德国的绿党早在80年代初就进入了地方和全国议会。此后，瑞士、卢森堡、奥地利、意大利、爱尔兰等国的绿党先后进入议会，有些还参加了地方政府。英、法等国的绿党却因受选举制度的制约而举步维艰。90年代初，西欧绿党一度遭遇挫折。但是，各国绿党在进行了政治路线和组织结构的调整和改革后，在90年代中期以后获得了迅猛发展。1998年，德国绿党首次参加政府，与社会民主党组成了“红绿”联盟政府上台执政，绿党领袖菲舍尔担任副总理兼外交部长。2002年，执政的“红绿”联盟再次赢得了大选。意大利、法国、比利时等国绿党也相继参加了联合政府。
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兴的极右翼民众主义政党对欧洲政坛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极右翼民众主义政党种类繁多、思想纷繁复杂，但都以民族 主义为其核心价值观。1999年10月，约尔格·海德尔领导的极右翼民众主义政党奥地利自由党与中右翼的人民党联合组阁。以此为开端，西欧的新兴极右翼政党向全国政权发起了强大的冲击。2001年，意大利的极右翼政党北方联盟、民族联盟与右翼的力量党组成“自由之家”，赢得选举上台执政。法国的极右翼政党“国民阵线”虽然在1998年发生分裂，但仍是政坛上的一支重要力量。在2002年4月举行的总统选举首轮角逐中，“国民阵线”主席勒庞出人意料地获得了17．02％的选票，击败了社会党候选人若斯潘，进入了第二轮与希拉克的较量，震撼了整个欧洲政坛，在荷兰，组建仅仅三个月的极右翼政党“富图恩名单党”在2002年5月举行的议会选举中获得了17％的选票和26个议席，一举成为荷兰的第二大党，并与基督教民主党和自由民主人民党组成联合政府。
西欧非主流政党崛起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中间阶层的扩大对政党的选民基础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传统的左右翼主流政党为了赢得选举，不得不进行理论改革和政策调整，尽力争取中间阵地，纲领、政策日益趋同，从而为非主流政党留出了政治真空。非主流政党的相对新颖、激进的政策主张触及了一些公众所关心的问题，对部分弱势群体、下层选民和极端主义团体很有吸引力。非主流政党是这些选民出于自身利益或偏好的“理智的选择”。第二，主流政党的表现不佳为非主流政党崛起提供了机会。传统的左右翼政党对西欧社会中存在的经济发展缓慢、失业率居高不下、治安形势恶化、大量外国移民涌入等现实问题拿不出有效的解决办法，使相当一部分选民大失所望。此外，涉及各国主流政党的政治丑闻和腐败案件不断被揭发出来，进一步加劇了选民的不信任感。他们通过支持新兴的“反体制政党”的“抗议性投票”表达了自己对传统政治和主流政党的不满。
对传统的西方主流政党而言，非主流政党的崛起既是挑战又是机遇。非主流政党的蓬勃发展使主流政党的选民大量流失，这种此消彼长的变化迫使主流政党改革自身——修正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拓宽党的政策领域，使之涵盖更广泛的社会阶层的要求。
近年来，西方国家的主流政党，特别是左翼政党以灵活、务实的态度进行了改革，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尽管其长远的影响如何尚需时日检验，但对于其他国家、其他类型的政党的改革和建设仍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马列主义学院。
[责任编辑：文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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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西方政党 运行环境 变化
[分类号]D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505(2007)01-0064-04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政党的运行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动摇了主流政党传统的选民基础，通讯联络手段的巨大发展、媒体作用的日益增强改变了选举的运作方式，“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念的兴起危及传统的意识形态，二战后勃兴的利益集团以及分别从左翼社会运动和右翼民粹运动中涌现出来的两类新兴政党成了新的挑战者，为了争夺公众的支持与传统的主流政党展开了激烈的竞争。这一切使西方各国“选举市场”的面貌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对传统政党造成了巨大的冲击。
一、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
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是导致西方政党的选民基础发生重大变化的根本原因。科技革命和经济全球化的后果，是社会分层的日益复杂化。过去，制造业占主导地位，尽管雇佣劳动者中存在着技术工人和非技术工人的划分，但蓝领工人是主体，社会阶级界限清楚，社会结构呈现出两头大、中间小的“哑铃形”状态。但是，自20世纪六七十年代之后，新科技革命造成了经济结构的调整，第一、二产业不断萎缩，与新科技革命密切相关的第三产业和信息产业成为支柱产业。经济结构的变化引起了社会结构的变动，在西欧绝大多数国家，蓝领工人已少于白领工人，服务业和知识生产者增加，形成了人数逐渐增多的所谓“中间阶层”，社会结构呈现出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形”状态。
西方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对主流政党的选民基础造成了冲击。在当代西方国家中，主流政党大都以上台执政为第一目标，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它们必须赢得社会的主体——中间阶层的支持。中间阶层完全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阶级，这个群体人数众多，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迥异，而且处在不断发展变化的状态当中。这个阶层在政治上崇尚自由民主、求稳怕乱，对社会变革持保留和反对态度，它的存在缓和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为了吸引中间阶层的选民，西方政党普遍淡化左右政治界限，试图在公平与效率、国家与市场、安全性与灵活性、社会理性调节与经济自发力量之间寻找平衡，并在保留传统理论与政策的合理内容的基础上，从其他政治思想中汲取合理成分，以此扩大意识形态的包容性，反映广大中间阶层的利益和要求。有学者把这种策略称为“政党选民基础的中间化”。
但是，选民基础中间化的策略难以收到预期的效果。由于中间阶层具有很强的异质性，面对这个庞大而复杂的群体，任何政党要制定出一个既能够包容各种利益、愿望和要求，又独树一帜有别于其他政党的纲领，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结果，选民的异质性决定了政党选民基础的脆弱性。中间阶层的选民不像属于特定阶级的选民那样对某个政党有强烈的依附性和忠诚度，随着中间阶层的扩大，政党对具体问题的解决方案、政党候选人的个人魅力以及对突发事件的应对等因素对选民的影响增强了，在大选前的最后一刻才作出决定的选民人数日渐增加。这一状况表明政党与选民之间的对应关系不再稳定，政党已无法像过去那样拥有比例可观的、稳定的社会支持。
二、现代通讯技术的发展
现代通讯技术的发展导致了媒体作用的大大增强，使政党在选举中的运作方式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过去，政党垄断了政治信息的传播，对候选人能否获胜有着重要影响，并负有主要责任。那时的大众传媒基本上是从属于政党的，在选举活动中居于从属地位。但是，随着现代通讯技术的发展，大众传媒已经成为选民最主要的政治信息来源，对西方政党政治的运作方式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尤其以电视和互联网的作用最为突出。
1．电视
电视出现并介入政党选举之后，政党政治原有的逻辑发生了变化，政党在选举中的运作方式受到了传媒的极大冲击。电视的广泛应用令竞选公职的候选人发现，利用现代化的大众传媒比利用政党组织向选民传播竞选消息更有效率。于是，候选人的一系列竞选活动就开始以传媒为中心，而不是以政党为主线来展开。具体而言，第一，在政党领袖的选拔中，候选人是否具有媒体魅力成了一条重要标准，一个政治家“在镜头中的表现不能打动观众几乎就不能当选”。1997年末至1998年初，德国社会民主党面临着由拉封丹还是施罗德代表本党参加总理竞选的问题。虽然拉封丹更能代表党的纲领而且得到了党内多数人的支持，但为了提高赢得大选的可能性，最后还是决定由媒体形象更佳的施罗德作为本党的总理候选人。德国学者迈尔对此评价说，社会民主党在选择施罗德的同时，也选择了媒体。第二，对政党的组织结构造成了冲击。电视为所有政党提供了一个新的竞争平台，在这个竞争平台上，政党党员人数的多少不再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政党的领袖可以通过电视直接面对基层选民，而不必像过去那样需要大批党员来进行政治动员和宣传。在这种竞选策略中，政党领袖由于其扮演的特殊角色而获得了日益广泛的权力，党员的作用却不断降低，参加党内活动的热情逐渐消退。在德国社民党内，积极参加党内政治生活的党员人数只占党员总数的10％。第三，使政党的意识形态色彩淡化。传统的主流政党通常重视意识形态，有着较为坚定的政治信念和长期的政治目标。在选举中，它们传递给选民的是稳定的、连续的、有实际内容的信息。而以电视为代表的媒体热衷于扩大舆论影响，追求轰动效应，所报道的内容不可能长期停留在某一话题上。为了迎合媒体，主流政党改变了以往那种着重宣传党的纲领的竞选方式，呈现出从纲领性政党向选举党转变的趋势。这种趋势增加了政党的执政机会，但是政党为了谋求政治上的发展，根据媒体的需要频繁地变更自己的主张，使得执政后的党能否坚持其基本价值理念，保持其独特的政治特性成为一个问题。
2．互联网
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网络技术进入了全盛时期。据联合国秘书处称，发达国家占全世界人口的比例只有16％，但上网人数却占全球的90％。作为一种新的信息传播工具，互联网为政党与选民进行直接的信息沟通和塑造舆论提供了场所。时至今日，互联网在很大程度上还不受传统政治精英的控制。它在政党的控制之外传播政治信息，对传统政党形成了巨大的冲击。第一，网络信息的无限性增大了社会思想整合和凝聚人心的难度，对主流政党的意识形态灌输形成了挑战。第二，互联网对传统的政党组织形式发起挑战。 传统政党一般都建立了与行政区划相一致的地域性的组织结构，互联网络打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实现了跨时间、跨地域的聯系，从而突破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党组织的框架。第三，催生了大量政治性社团。互联网使人们更容易对社会热点问题表达看法，共同的感受、共同的看法将会产生共同的阵营，发展为某种派别，甚至组织成政治性的社团或政党。这些政团大多以解决社会某一热点问题为宗旨，致力于短期的目标，而不大容易形成以综合解决各类社会问题、推动社会形态的阶段性变革为目标的具备完整的政治信仰和组织结构的“群众党”。与这种组织特点相适应，这些社团可能在较短时间内形成暴风骤雨般的力量，掀起政坛的轩然大波，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
从以上分析中不难看出，现代媒体已经部分地承担起了本来由政党承担的国家和公众之间的桥梁和中介作用，正像德国学者迈尔所说的那样，政党逻辑与媒体逻辑斗争的结果，是“媒体逻辑打败了政党逻辑”，政党的利益表达功能和政治社会化功能在媒体的冲击下受到了削弱。另一方面，政党对媒体的冲击采取了积极的应对策略，争做“媒体的操纵者”，使媒体成为政党竞选的有力工具。在此过程中，政党的纲领、选举策略乃至组织结构都发生了变化，这种现象被称为“政党运作的媒体化”。今天，西方国家的政党与电视、报刊等媒体已经牢固地结合在一起，对互联网络的利用也在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
三、“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兴起
“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兴起也是影响西方政党的选民基础和运作模式的一个重要因素。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把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产业结构和劳动分工的变化概括为“后工业社会的来临”，罗纳德·英格尔哈特(Ronald Inglehart)称之为一场“静悄悄的革命”。如果说工业时代人们主要关注的是阶级冲突以及与之相关的经济利益和物质财富的分配，那么，在后工业社会中，人们关注的焦点开始转向生态环境、生活方式和生活质量、人权、公民自由、性伦理以及战争与和平等与阶级不相关的“后物质主义价值”，这反映了在物质富裕、教育普及和文化水平达到一定程度后，发达国家公众的思想和生活方式从重视物质满足向重视精神满足的转变。英格尔哈特认为，从“物质主义”向“后物质主义”的转变实际上就是从注重经济增长、公共秩序、国家安全以及传统生活方式的“旧政治”价值向关注环境质量、个人自由以及社会平等“新政治”价值转化的过程。
“后物质主义”的价值观的兴起和“后物质主义”社会群体的出现向各国政党特别是左翼政党提出了严重挑战。总体来看，公众价值取向的改变对西方政党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以阶级为基础的政治分野淡化。受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影响，选民所关注的议题发生了变化。由于物质上相对富足，国家福利体制不断趋于完善，普通劳工与中产阶级之间在收入和生活方式上的分化日益模糊，不同阶级之间在价值观和利益上的分歧开始缩小，选民的阶级身份与其投票行为之间失去了直接的相关性。第二，左一右的分野越来越模糊。过去，研究者们根据政党在左一右政治光谱上的位置确定其类型，随着后工业社会结构的变迁，政治领域的论争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国家与市场、自由与保守之争，其内涵往往呈现出空前的复杂性，左一右分野日益围绕着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质量、妇女地位、核能利用以及核武器等议题展开。
四、“选举市场”中新竞争者的出现
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原本由主流政党垄断的西方国家“选举市场”中出现了新的竞争者，其中最主要的是利益集团和新兴的非主流政党。对主流政党而言，利益集团是一把双刃剑，它们与政党属于同一政治体系下的不同政治系统，二者之间既存在着相互竞争、此消彼长的一面，又有相互协调、并行不悖的一面。相比之下，以绿党和极右翼政党为代表的新兴的非主流政党的崛起则反映了西方国家政党体制内部的变化，它们与主流政党为争取选民而激烈竞争，同时也为主流政党扩充意识形态内容、拓展政策领域、改革组织结构提供了借鉴。
1．利益集团
二战后，利益集团在西方各国大量涌现。这一方面是因为现代社会越来越具有开放性、竞争性，各个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为了维护自身利益，需要组成特殊利益集团以壮大自身力量；另一方面，现代社会的发展和日益突出的社会分工专门化、细化使利益冲突更加复杂和尖锐，也使代表不同群体利益要求的利益集团的出现更有必要。在当今的西方政治生活中，利益集团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不容忽视，尤其是在美国，利益集团政治已经成为政治运转的一个重要特点。
利益集团不仅发挥着利益表达的功能，而且介入政策的制定过程，对政治精英的甄补也有一定的影响。就其发挥作用的领域和方式来看，利益集团的社会政治功能的发挥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削弱政党的代表性功能为前提的。首先，在竞选过程中，利益集团提供大笔金钱，使政党及其候选人在竞选经费上对它们的依赖性越来越强；利益集团还向政党提供人力、物力支持，动员选民投票给它所支持的候选人，部分地取代了政党的政治动员的作用与功能。这样一来，政党组织在竞选财政资助方面的能力降低，日益失去了约束本党的公职候选人、干部和党员的最重要的手段。其次，在立法和政策决定的过程中，利益集团作为具有一定独立性的社会力量，采取游说、施加压力等方式积极参与政治。议员是利益集团游说的重点。各种利益集团都竭力争取议员为自己出力，它们设法帮助议员在重要的议会委员会中谋得职务，主动向议员提供特定的信息、专业知识和观点，影响议员的立法倾向。这些院外活动既是对政党的政治功能的补充，也体现了对政党功能的一定程度的替代和削弱。
2．新兴政党
当代西欧非主流新兴政党的崛起主要表现为绿党影响的扩大和极右翼民众主义政党势力的膨胀。
20世纪80年代前半期，西欧各主要国家的生态政党相继建立起来。各国绿党的初期发展很不平衡，比利时和德国的绿党早在80年代初就进入了地方和全国议会。此后，瑞士、卢森堡、奥地利、意大利、爱尔兰等国的绿党先后进入议会，有些还参加了地方政府。英、法等国的绿党却因受选举制度的制约而举步维艰。90年代初，西欧绿党一度遭遇挫折。但是，各国绿党在进行了政治路线和组织结构的调整和改革后，在90年代中期以后获得了迅猛发展。1998年，德国绿党首次参加政府，与社会民主党组成了“红绿”联盟政府上台执政，绿党领袖菲舍尔担任副总理兼外交部长。2002年，执政的“红绿”联盟再次赢得了大选。意大利、法国、比利时等国绿党也相继参加了联合政府。
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兴的极右翼民众主义政党对欧洲政坛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极右翼民众主义政党种类繁多、思想纷繁复杂，但都以民族 主义为其核心价值观。1999年10月，约尔格·海德尔领导的极右翼民众主义政党奥地利自由党与中右翼的人民党联合组阁。以此为开端，西欧的新兴极右翼政党向全国政权发起了强大的冲击。2001年，意大利的极右翼政党北方联盟、民族联盟与右翼的力量党组成“自由之家”，赢得选举上台执政。法国的极右翼政党“国民阵线”虽然在1998年发生分裂，但仍是政坛上的一支重要力量。在2002年4月举行的总统选举首轮角逐中，“国民阵线”主席勒庞出人意料地获得了17．02％的选票，击败了社会党候选人若斯潘，进入了第二轮与希拉克的较量，震撼了整个欧洲政坛，在荷兰，组建仅仅三个月的极右翼政党“富图恩名单党”在2002年5月举行的议会选举中获得了17％的选票和26个议席，一举成为荷兰的第二大党，并与基督教民主党和自由民主人民党组成联合政府。
西欧非主流政党崛起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中间阶层的扩大对政党的选民基础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传统的左右翼主流政党为了赢得选举，不得不进行理论改革和政策调整，尽力争取中间阵地，纲领、政策日益趋同，从而为非主流政党留出了政治真空。非主流政党的相对新颖、激进的政策主张触及了一些公众所关心的问题，对部分弱势群体、下层选民和极端主义团体很有吸引力。非主流政党是这些选民出于自身利益或偏好的“理智的选择”。第二，主流政党的表现不佳为非主流政党崛起提供了机会。传统的左右翼政党对西欧社会中存在的经济发展缓慢、失业率居高不下、治安形势恶化、大量外国移民涌入等现实问题拿不出有效的解决办法，使相当一部分选民大失所望。此外，涉及各国主流政党的政治丑闻和腐败案件不断被揭发出来，进一步加劇了选民的不信任感。他们通过支持新兴的“反体制政党”的“抗议性投票”表达了自己对传统政治和主流政党的不满。
对传统的西方主流政党而言，非主流政党的崛起既是挑战又是机遇。非主流政党的蓬勃发展使主流政党的选民大量流失，这种此消彼长的变化迫使主流政党改革自身——修正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拓宽党的政策领域，使之涵盖更广泛的社会阶层的要求。
近年来，西方国家的主流政党，特别是左翼政党以灵活、务实的态度进行了改革，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尽管其长远的影响如何尚需时日检验，但对于其他国家、其他类型的政党的改革和建设仍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马列主义学院。
[责任编辑：文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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