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王国维作为中国近代享有国际声誉的著名学者，他的学术成就举世共睹，他的悲剧人生令人扼腕。“人间何地注疏狂”，负时代之痛的王国维，肩负着传统知识分子的责任与使命，尝尽人间冷暖、家国罹难，在坚守与苦苦求索中选择了最决绝的方式与所处的时代告别。王国维作为一代学术巨星陨落在时代长河中，本文从时代背景入手，分析了王国维痛苦求索的学者人生。
　　【关键词】 王国维;学者;求索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0）34-0022-03
　　“千秋诗料，一抔黄土，十里寒螿语”，《人间词·浣溪沙》中的这句话似乎能概括王国维从容自投后学界各路人等对他身前死后的种种评价和议论，只是他不是千百年来文人墨客的诗料，而是风云变幻之际、改朝换代之时站在风口浪尖上的人物。
　　王国维作为一代国学大师，他享誉世界的学术研究成果在国际上有着巨大而重要的影响。在学界王国维被誉为：“中国近三百年来学术的结束人，最近八十年来学术的开创者。”同为清华国学四大导师的梁启超先生赞其“不独为中国所有而为全世界之所有之学人”。
　　王国维的学术研究令所有世人钦羡，而他悲剧结束的人生又不禁让人哀怜。他死后各种揣测议论不断，有“殉清”之说、“殉学术”之说等。而王国维不苟言笑、兢兢业业的外在和他矛盾复杂的内心形成鲜明的比照，那风云四起的时代更是在他孤独的内心投下深深的阴影，茫茫人世间再也没有一块地方能容纳他那焦灼忧虑的心，具有疏狂内心的王国维更具气节，在没有任何安全感的抚慰下，他只有用死去诀别这世界。这别离是人间和阴间的距离，是复杂挣扎后别无他法的唯一选择，即使有太多牵挂和依恋！他对生活充满爱，但他无能为力;他对学术研究充满热情，但这远不能抚慰他那焦灼的心。他爱着并痛着的内心承载着一个传统知识分子对国难、家愁、个人悲痛的思考。
　　从王国维复杂而充满张力的人生，看到了一个爱国爱家爱人间的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精神困顿，他们在自我的精神围城里艰难维护着知识分子的尊严，恪守着知识分子的操守，然而时代并没有留给他们自由呼吸的空间;他们与时代紧密相连，时代造就了他们，也埋葬了他们。
　　中国传统士大夫有着家国兴亡的责任感和人生世路的凄凉感，这种“士大夫的传统光芒”千百年来一直未曾改变一直弥散于二十世纪的文化氛围之中。中国古代的“士大夫”从来不是一个独立的社会阶层，他们依附于政治，安身立命的也是政治，在位“居古庙堂之高则忧其民”，不在位“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这种中国传统文化的特征在中国近代历史激变的年代里似乎有了改变，知识分子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独立性，他们不再仅仅依附于政治，他们以先行启蒙者的身份站在时代的前沿，审视着历史，审视着人生。他们敢发时代之新声，敢斥封建流俗之弊端，他们引领着舆论的风向标，他们在近代中国的历史变革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然而，王国维是一个另样存在。
　　王国维没有先行启蒙者的张扬，也没有先行启蒙者的激进，王国维在自己的精神追求中苦苦求索，他没有向传统诀别的勇气，也没有封建庇护者的顽固，他在自己构筑的人生世界里执着追求着自己的理想。风云四起的年代在王国维内心留下太多的伤痛和凄楚，传统知识分子的担当使他更加忧虑，作为学者的人间本位情怀使“忧”字变得更广袤。这种“忧”蔓延在王国维一生的生活和精神世界里，忧使他痛，使他悲，使他絕望。
　　王国维是新旧文化激变下的悲剧，是忧家忧国的悲剧，是知识分子担当的悲剧，是爱人间的学者无处安放灵魂的悲剧。无论暗暗伤离索的凄凉，还是行子暗无语的孤寂都言不尽王国维一生的忧。庞杂的世界，纷乱的人生，王国维太爱人间，所以他忧虑，所以他心痛，所以他小心翼翼、谨慎活着;然而世界太黑暗，无论多么广泛的爱人间情怀也不能抚慰他那颗脆弱小心呵护的心。他怕失去人间的一切情，他更怕失去或无法守护知识分子的气节，他那令人心痛的遗书向世人宣告了他一生的忧：“经此世变，义无再辱”。
　　一、忧而痛的责任担当
　　近代中国历史上，为了救国救民，中华民族不乏向西方寻求真理的近代精英。向西方寻求真理的政治先行者站在时代的前沿呼喊着民族图存振兴的口号，他们的“忧国忧民”有着强烈的政治目的，而王国维以恢宏的胸襟和眼光，痴迷于西方哲学，寻找人生真谛的真理。忧乱的年代，仁人志士们奋起为民族兴亡呐喊，而生性冷静理智的王国维却在时代大潮外冷静思考着民族文化的根本所在，意在借鉴西方哲学使民族文化和世界文化找到可以接洽的一个点。
　　时代激变，战乱的苦痛王国维比谁都领悟的深切，他看似平静的外表下实则隐藏着一颗忧虑的心，他痛苦的体悟到了人间的苦痛，他要为这苦痛需找一个出口——研究西方哲学。西学的输入无疑乃是我国学术界之又一次外力的刺激，正是在此刺激中，王国维第一个儆悟觉醒而尝试着要为中国文学批评开拓新的途径。
　　1899年在上海接《时务报》工作之时，王国维就充满了强烈的忧患意识。他将救国的希望寄托于学习西方的先进思想，因为富国强兵的路很多人走过了走不通。王国维看清了时代流变的原因，他痛苦而不能大声急喊，他将所有的热情投注于治学之中，试图从学习西方的先进思想中找到振兴民族文化的利器。他痛苦地承担着生活之重，承担着民族灾难之重，传统知识分子的责任担当使王国维不能超然于世而存在。
　　王国维悲天悯人，哀人而且自哀的性情使他为人世所累，终身陷于矛盾痛苦。“体素羸弱，性复忧郁”的王国维从小家境贫寒，长大成人后也一直过着拮据的生活，从少时亲人的离世到中年丧子的悲痛他都遭受过。时代变乱不仅改变了他的人生，而且改变了他的治学志趣。时代狂澜下他那焦灼的心无法平静，理想和现实的差距让他倍感忧虑，时代的乱摧毁了王国维最后的精神防线，尽管生命意义王国维比谁都看得透彻，他还是选择了以自杀的方式结束生命，结束他不能承受的时代之乱。 　　二、痛而爱的人间情怀
　　王国维生活的年代尽管“人天相对做愁颜”，“一梦钧天只惘然”，活生生的现实就在眼前，然而没有让谁能够脱离生活而存在。1904年6月-8月，连载于《教育世界》杂志，由76、77、78、81号，分四期载完的《〈红楼梦〉评论》（后收入1905年出版的《静庵文集》）中王国维对“人生”问题的回答是 “‘欲’而已矣。欲之为性无餍，而其原生与不足，不足之状态，苦痛是也。”如得到满足，其后果有二：一是有新的追求，这必然有心的痛苦;而是因满足而产生厌倦，这也是会产生新的痛苦。
　　王国维对生活本质的清醒认识并没有使他陷入叔本华式的悲观厌世之中。王国维对叔本华作了人本主义的解读或扬弃是因为王国维爱人间，尽管人间不尽美好，王国维对人间还是充满憧憬向往之情。如《人间词.好事近》：“独向西风林下，望红尘一骑。”表达了对人间情意的痴恋，尽管“愁展翠罗裘，半是余温余泪。不辨坠欢新恨，是人间滋味。”人间的滋味尽管让人痛苦，但还是令人心向往之。王国维对人间的美好“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张隆溪在《赛义德笔下的知识分子》一文中说：“知识分子并非完全超脱直接现实环境而只认同抽象的普遍意义和价值，首先不能脱离的便是民族这个大背景，知识分子借以表达自己思想和见解的媒介即语言——无论哪一种语言——便是民族的语言。”
　　王国维生在中国近代史上最黑暗混乱的时期，他的存在就是历史的存在，就是中西文化冲突、时代由旧而新的矛盾统一。
　　王小波在《知识分子的不幸》一文中说：“知识分子最怕活在不理智的年代”，王国维生活的年代是混乱的，但历史的走向是理智的，此时的中国知识分子是理智的，他们上下求索的道路艰难，但他们有高度的道德操守，也有一种崇高的殉道精神。他们不只具有为学术而学术的学者风范，而且具有保持人间情怀的学人本色。时代的痛没有摧毁王国维爱的狂热，他的爱是对人间所有情的衷一。哪怕“最是人间留不住，朱颜辞镜花辞树”（《人间词·蝶恋花》）的无奈与无逝，也不能阻止王国维爱人间的情怀。不管“一声鹤唳，殷勤唤起，大地清华”（《人间词·人月圆》）的人间美景何时才能到来，王国维超然于世的精神和他爱人间的学者情怀足以令当世人和后世人钦佩和学习。
　　三、忧生叹世的文学批评观
　　1904年发表了《〈红楼梦〉评论》，破天荒的借用西方批评理论和方法来评价一部中国的古典文学杰作。王国维的文学批评观不仅具有现代性，而且蕴含着王国维对人生生命的体验。王国维的文学批评从反功利的文学观、对美的本质的哲学思考、艺术的游戏冲动说到“古雅”与“境界”的提出始终贯穿着王国维对人生世事的思考和感叹。
　　王国维反功利的文学观是从康德“美在形式”的理论出发的，他提出“可爱玩而不可利用” 的超利害观点。《古雅之在美学上之位置》这是王国维对康德“美在形式”的发挥，王国维根据康德美学认为审美判断是无关于利害和概念的判断。梁启超的文学启蒙是站在政治改良的基础之上，而王国维思想意识中的“启蒙”更理性、更清醒，他准确认识到文学的价值，强调文学的“真”，文学是提升人精神的娱情工具，王国维始终坚持美学、文学固有的特性和品格，保持其独立地位而反对工具论，侧重强调美学、文学超功利性超政治的一面。王国维的超功利文学观和对美学本质的思考凝结着他对人生困境的思索和超脱，也表现出一个知识分子的人格追求和不入俗流的高尚气节。
　　王国维通过运用西方哲学理论对《红楼梦》作了不同角度的分析，我们理解《红楼梦》的不同价值时，更看到了王國维大气包容、纵横捭阖、条理贯密的学术态度，更看到了他天才的创造性和这种创造背后，天才无法沉沦于世，无法蒙蔽自己的心灵去遮蔽丑陋的苦痛，这是时代的悲哀，也是传统知识分子“to  be  or  not  to be？”的人生诘问。
　　王国维广泛接触西方文化，他眼界开阔，思路活跃，具备了可有世界直接对话的能力。王国维又是最后一位承担过完整传统文化的学者，他的“旧学”根底深厚。王国维对现代批评理论的恳拓，至今具有天才的魅力。而重视人格自由，视“学术为性命”的治学精神更是后世学者继以努力的最高追求。如他本人所说：“国家与学术为存亡。天而未厌中国也，必不亡其学术。天欲亡中国之学术，则于学术所寄之人，必因而笃之。世变愈亟，则所以笃之者愈至。”学术为国家的命脉，学术更为学人的命脉，多么崇高、庄严的追求！
　　然而“生年不满百，心怀千岁忧”的知识分子的荣光，让王国维在苦苦挣扎后终归选择了一条与世决绝的道路，王国维外表看似冷静平和，内心实则疏狂，忧世愤俗的知识分子气节使他的人生充满痛苦和矛盾，也使他的学术研究充满矛盾和张力，王国维痛苦求索的学者人生是充满忧虑的一生，是忧愤而无法脱世的一生，忧使他悲，使他痛，也使他无力再承受继续活着的痛。
　　正如学者李劼所说：“一个具有自救意识的中国知识分子为民族为历史做出再大的贡献也不会向民族向历史索取‘回扣’，因为他没有扮演救世主的封建观念。”王国维也正是这样的知识分子，他没有向历史民族索取，而是将他所有的天才之精华献给了民族，而时代和历史没能给他一个能够安身立命的空间。王国维的悲剧是时代的悲剧也是知识分子的命运悲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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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刘恒.王国维评传[M].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0.
　　作者简介：
　　宋兴芳，女，汉族，宁夏中卫人，硕士研究生，助教，研究方向：人文素质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