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村民挂开国元勋像反征地：要命可以要地不行》，4月25日，人民网转载的这则新闻称，截至记者3月17日采访时，云南省昆明市晋宁县晋城镇广济村村民在5个“反腐保地执勤点”过夜近一年零两个月。早在3月29日，人民网转载的《平度式征地五毒俱全》称，一条人命，一个指使纵火的村主任，2000多万元补偿，1亿多元征地款等数字背后是涉地犯罪、权钱勾结、坐地生财、村官买票（村委会选举贿选）、拆迁暴力。
　　从以上两个案例看，涉及如下几个问题。一是土地问题，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1936年，毛泽东在延安会见美国作家斯诺时说：“谁赢得了农民，谁就会赢得了中国，谁解决土地问题，谁就会赢得农民”。土地问题贯彻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全过程。据农业部《2005年中国农业发展报告》，2003年乡村人口为9.3751亿。估计这个数字现在也不会有太大变化。虽然有大量农民外出务工，但假设其中部分失地加失业，又不能获得与城市户籍人口同等的社会保障，那将是一个什么样的局面？
　　二是基层政权问题。《平度式征地五毒俱全》称，暨南大学管理学院教授胡刚表示，如果村干部能够为百姓说话，如果当地政府频频接到老百姓的投诉后能够及时处理，也许这场悲剧就不会发生。去年国家土地督察公告显示，地方一些市县政府主导的违法违规行为屡禁不止。“基础不牢，地动山摇”，这些问题非常值得重视。
　　三是法治问题，也是征地矛盾中根本性问题。因为征地矛盾最终涉及相关法律是否有效实施，涉及基层政权是否依法行政，涉及基层党组织是否按照依法执政要求发挥作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的基础，两者本质一致，即人民当家作主。如果农民“当家作主”了，还会有征地矛盾吗？
　　“强弩之末，势不能穿鲁缟也”，“天高皇帝远”，法治能否顺利推进“最后一公里”到农村？据报道，公安机关查明，山东省平度市凤台街道杜家疃村村主任杜某是纵火案幕后黑手时，多位村民指证，2011年村委会选举，村主任选票每张约1000元钱，杜某总共花了30多万元。如属实，可以说没有买来的权，也许就没有征地纵火案。矛盾源自权力的非法获得和运用上。为此，人大要把目光更多投向农村，重点开展村民委员会选举法、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以及代表法等“当家作主”类法律的执法检查，并开展与土地相关的执法检查。
　　执法检查要把助力农民发挥主体作用放在重要位置。只有村民敢于依法监督，才能防止、遏制宗族势力、黑恶势力对村委会选举的影响，以及乡镇领导的操控，将村委会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使其无法伤人，真正实行村民自治。只有农民选好、监督好代表，才能确保代表、乡镇人大和政府切实依法履职，防止其“悬浮”，不作为或乱作为。此外，我国实行直接选举和间接选举并用的民主选举制度，如果基层代表素质有问题，势必影响整个国家机器有效运转。
　　推动完善法律实施相关制度，是农民发挥主体作用的关键，重点是促进完善对敢于依法监督的农民予以保护的机制。
　　把法律武器交给农民，是发挥其主体作用的前提。在农村一些地方，很多农民不知道有村民委员会选举法等法律，更无从了解村民会议权力，以及如何监督制约村委会；农民除了选举，几乎没行使过表决权，由此村委会就更“有权”，大家为此争得不得了，而代表“没啥权”，争得就不起劲了。因此，要加强改进对农民的普法教育，可在网上开辟相关专栏和互动渠道。而最好的普法是，人大推动相关部门查处严惩违法犯罪，取信于民。
　　需要注意的是，农村多是留守老人儿童，也可考虑让在外出务工的农民通过网络等参与家乡民主法治建设。
　　法治能否跑好“最后一公里”，还取决于基层和农村干部的政治素养、法治观念。有些乡镇领导未能正确认识和处理党、人大和政府的关系，让乡镇人大主任分管政府方面的工作。一些村的党支部和村委会不仅是政治领导关系，还成了行政领导关系。这些都需重视解决。
　　有些农民说，“上面的经是好经，被下面的歪嘴和尚念歪了”，这话有一定道理。要力推法治跑好“最后一公里”，“上下”合力，把非法获权用权者“挤”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