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苏联共产党的历史上一直存在告密问题。
　　是十月革命胜利后出现的新现象，即向组织密告周围同事、同志的私下言行。在安全机关介入党内斗争，当权者用格伯乌（国家政治保卫局）的方式解决党内意见分歧时，告密者往往成为安全机关的密探。这些人的动机不一，有的是出于爱国爱党，有的是为了邀功请赏向上爬，有的是为了打倒对手，有的是为自保。
　　列宁患病和退出政坛之后
　　20世纪20年代，党内斗争逐渐激化。列宁生前，党内出现分歧还可以通过争论这种正常的方式解决。列宁患病和退出政坛之后，党内斗争开始走上不正常的道路。得到列宁支持的托洛茨基，与“三驾马车”（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之间在一系列问题上出现分歧。
　　十月革命后不久，即成立了全俄肃反委员会（全名为全俄肃清反革命和怠工非常委员会，简称契卡），它很快获得了非常权力，即逮捕和不经法庭审判直接处死的生杀大权。这种情况一直延至实施新经济政策的初期。随着国内战争的结束，正常经济活动的恢复，契卡的工作已不能适应新的形势，列宁决定改组契卡，削减其权力。1922年初契卡改组为国家政治保卫局（格伯乌），属内务人民委员部管辖，任务是镇压公开的反革命暴乱，从事反间谍工作，保卫铁路和水路交通线，保卫国家边界等。它有搜查逮捕权，但已无处决权，案件必须移交法院审理判刑。
　　1923年9月俄共召开中央全会，内务人民委员兼格伯乌首脑捷尔任斯基在会上做报告。为监视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格伯乌早就安排其党员以及了解情况的非党人士充当线人，监视并密报他们的活动。鉴于工潮和党内存在派别活动，他建议责成所有共产党员向格伯乌报告党内的非法派别集团。
　　告密曾经受到指责
　　要求在党内建立告密制度，这引发托洛茨基的强烈抗议，他坚决反对安全机关介入党内生活。不久，布哈林在10月11日的政治局会议上也反对这种做法，他说：“这只会带来害处。这会被理解为变本加厉的警察制度。我们必须急速转向党内民主。”
　　十四大上以斯大林为首的多数派同“新反对派”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党的10大曾通过禁止派别活动的决议，所以斯大林紧紧抓住派别活动做文章，指责“新反对派”进行派别活动。对“新反对派”的许多指控主要依据的是党员列昂诺夫给中央的告密信。
　　“告密”一词太露骨，实在不好听。聪明的中央监委主席古比雪夫建议把“告密”改为“报告”。这场争论的结果是通过“报告”的形式把“告密”行为合法化！
　　告密导致大清洗运动
　　进入20世纪30年代，斯大林大权在握，开始清洗先前的政敌或曾反对过自己的人，这就开始了“大清洗”，从党外到党内，从中央到基层，在国内形成一种人人自危的局面。国内出现所谓“耳语者”。耳语者有两个含义，一是有话不敢在大庭广众中说的人，他们只能在绝对可信的人们之间悄悄耳语。一种是指以耳语的形式，即悄悄打小报告的人，告密者。在告密成风的氛围下人们普遍存在朝不保夕的感觉，即便像赫鲁晓夫这样的高官，也不知道早上去上班，晚上是否回得了家。
　　斯大林大清洗的两千万人中，因被人告密而遭罪丧生者不在少数。有一种现象也属于告密范畴，这就是通过严刑逼供，迫使“犯人”捏造事实，揭发他人，然后据此给他人定罪。
　　俄国大作家索尔仁尼琴是告密的受害者。苏德战争爆发后，1942年，他以炮兵中尉的身份奔赴前线，战绩出色，荣获二级卫国战争勋章和红星勋章。1945年，索尔仁尼琴在给朋友的私人信件中批评了斯大林和极权制度，被朋友告密，从前线押回后方，以“进行反苏宣传罪”被判处8年劳改，亲历了古拉格的苦难生活。
　　赫鲁晓夫中介告密
　　告密的内容，一种是确有其事，但大都是私下的言谈、私人通信的内容——在那时期谁敢公开反对斯大林、苏维埃政权啊！第二种是捕风捉影、凭空捏造的，告密者意图借此整倒被告密对象，或者邀功请赏。第三种是在当局需要的情况下借助各种手段炮制出所需的告密内容，以实施镇压。
　　到了赫鲁晓夫时期，情况就大不一样了。政治笑话就拿他的姓开玩笑，把它变成猪的哼哼声“赫鲁……赫鲁……”这时讲政治笑话已经没有什么风险了。
　　（摘自《同舟共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