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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经济由中低端向中高端转换的时期，原有资本驱动工业化模式的规模效率逐渐消失，服务业主导增长下的新的效率促进模式尚未建立，这是出现结构调整阵痛的根源所在
保持中高速与迈向中高端是当前中国经济调整和经济转型的重要目标，从根本上来说，迈向中高端路径的达成，是实现宏观经济稳定的基础。中国经济要实现向中高端发展阶段的迈进，必须满足三个条件：（1）提高劳动生产率；（2）提升全要素生产率（TFP）及其贡献率；（3）保持潜在增长率的可持续性。作为衡量经济发展绩效最综合的指标，正如克鲁格曼所说的那样，劳动生产率在长期就是一切。特别是将这个指标应用于对发展状态及发展转型的分析时，也就是将结构性因素作为劳动生产率变化的根本出发点时，有关问题会立刻变得现实而且复杂。
按照标准增长核算框架，劳动生产率的变化可以表示为人均资本和TFP变化的加权值。这里有一个关键问题，即如何看待人均资本或资本积累对劳动生产率提升的权重。第一，中国大规模工业化阶段，是将较大权重（70%以上）赋予资本，这个权重及其绩效体现为中国工业化进程的加速并促使经济迈向中等收入水平；第二，向经济结构服务化转型时期，发展规律将矫正以往资本驱动模式，将更大的增长权重赋予人力资本积累及相应TFP，实现有质量的增长和人的发展。这涉及结构条件系列变动之下效率模式的重塑，包含服务业主导的城市化阶段如何实现效率补偿的问题。
劳动生产率提升与结构变革
劳动生产率提升是实现经济平稳健康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传统理论认为，可以从生产要素供给部门的再分配着手，激发增长潜力。因此，后发国家劳动生产率的提升与产业结构变革密切相关，经济演进过程伴随着资本、劳动力要素从低劳动生产率部门向高劳动生产率部门流动。工业化时期，工业部门劳动生产率较农业部门高，劳动者从农业部门转移至工业部门，从而推动整体劳动生产率的提升。而劳动生产率的提升能增加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当工业部门效率提升与教育回报率同步时，人力资本积累和深化的过程也会同步实现，从而提高整个社会的人力资本存量，进一步促进整体效率的提升。经济结构服务化之后，劳动生产率的提升速度呈现放缓趋势，而僵化的经济结构甚至可能阻碍效率提升。
1.产业间的效率对比。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的估算结果见图1。
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上升较快，但低于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2016年中国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名义劳动生产率分别为13.29万元/人和11.2万元/人，实际劳动生产率分别为3.93万元/人和1.18万元/人。
第三产业逐渐成为中国劳动力转移新的“蓄水池”。从就业人数来看，1994年之后第三产业就业人数均高于第二产业，并呈不断增长趋势，2016年第三产业与第二产业就业人数的比值为1.54。
第三产业增长逐渐赶超第二产业，将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从名义增加值数据看，2012年第三产业增加值首次超过第二产业，其后加速增长；2016年第三产业名义增加值是第二产业的1.3倍。
2.第二产业内部效率差异。工业和建筑业劳动生产率情况见图2。
建筑业劳动生产率增长几乎处于停滞状态，工业劳动生产率高于建筑业劳动生产率。工业劳动生产率水平持续提高但近年来增长速度下降，建筑业劳动生产率水平在2010年之后逐渐下降，至2014年稍有回升。
从就业人数看，2010年之后，工业就业人数逐年下降，而建筑业就业人数自2003年以来一直呈现快速上升趋势。2016年工业就业人数为11859万人，建筑业就业人数为10428万人，与工业就业人数趋于持平。
工业增加值增速远高于建筑业。2016年工业名义增加值增速是建筑业的5.01倍，工业实际增加值增速是建筑业的13.72倍。
3.结构调整阵痛的成因。上述勞动生产率数据揭示了中国转型时期结构调整所面临的根本矛盾和问题——在向中高端转换的时期，原有资本驱动工业化模式的规模效率逐渐消失，与此同时，服务业主导增长下的新的效率促进模式尚未建立，这就是所谓的结构调整阵痛出现的根源所在。这种阵痛最直接的反映，即近年来劳动生产率增长乏力，导致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放缓，并低于经济增长速度。
全要素生产率及其贡献
中国持续30多年的劳动生产率的快速提高，主要得益于资本驱动。这种增长模式导致对TFP贡献的长期低估以及技术进步潜力的长期压抑。2008年以来的短期刺激政策更是加剧了这种局面，给结构优化带来了阻碍。1985-2007年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高峰时期，该时期的TFP增长对总产出的贡献率为29%，其中1993-2007年有过35%的较高水平。但在2008-2016年，伴随着中国经济增长放缓，TFP的贡献率也下降到了20%左右。
中国全要素生产率提升面临的困境之一是：资本驱动的工业化过程本身，不具有TFP持续改进的内生机制。表1显示，1978年至今，资本要素对增长的贡献率一直维持在80%-90%的水平，进一步扣除劳动投入对增长的贡献，TFP对增长的贡献率大概在20%的水平。显然，这种较低的TFP贡献率，是中国资本驱动增长模式的典型现象。具体表现有：（1）资本存量持续加速增长。在1985-2007年中国经济持续超高速增长期间，资本存量平均增速达到11%，与发展阶段相似的其他国家相比，中国资本积累的平均速度都是较高的。而2008年之后，尽管中国经济增长放缓，但资本存量增速仍然能维持在较高水平（11%-12%）。（2）资本边际报酬持续递减。资本效率（即产出与投资之比）在1985-2007年平均为0.258，而2008-2016年仅为0.084。 中国全要素生产率提升面临的困境之二是：与工业化阶段忽视技术进步内生机制相关联，重视物质资本积累而忽视人力资本积累，也给效率持续改进带来了障碍。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主要依赖大量低素质劳动力的人口红利，而与此对应的TFP改进的方式是“干中学”和“投中学”，从而实现外生的技术进步。1985年以来（尤其是1985-2007年高速增长期），中国劳动力供给的年均增长率为1.5%，与各个国家在相似工业化阶段的增速相比并不低，但是新增长的劳动力供给，多以初级和中级教育水平的劳动者为主。这些劳动力较适用于规模化、标准化的工业大生产。（2）熟练技术工人的培育是工匠精神的源泉，但是中国现阶段准备不足，TFP贡献率偏低的问题必须在相对较短的时期内扭转，不然经济将面临长期调整的风险。
中国全要素生产率提升面临的困境之三是：政府主导的生产性开发适合“干中学”式的效率改进，但是干预方式与TFP外生性相容，不利于TFP的提升。工业化阶段，政府干预经济的模式实现了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但当经济发展到城市化阶段，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本身具有的非标性、知识溢出性等特征，往往导致政府干预失灵，政府的过度干预会造成生产效率低下。
增长可持续与迈向中高端
迈向中高端意味着效率模式的重塑，这是由发展条件的变化和增长可持续要求所决定的。对于这个趋势和目标，我们的基本判断是：（1）服务业主导的增长和经济结构服务化过程，是根本上不同于工业化的增长模式；（2）从发达国家的增长经验看，服务业是继制造业之后的另一个高端产业，服务业的知识生产和重新配置功能，决定了效率持续改进的能力；（3）在重化工业化向工业高加工度化的升级过程中，服务业升级与工业结构优化的协同非常重要。迈向中高端强调的是增长的可持续性，而不是过快的经济增长速度，是物质资本积累与人的发展的再平衡。
1.服务业的高端化是实现效率补偿的基础。“二战”后发达国家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变化是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发展，以及服务业在知识和人力资本生产配置功能上的有效发挥。根据这种经验，服务业应该是在产业结构演进过程中接续制造业的另一个高端产业，而非仅仅在比重上实现对制造业的替代。尽管在服务业替代工业规模经济的过程中将不可避免地发生劳动生产率改进减速，但是服务业的高端化会促进知识和人力资本的生产配置，提高增长质量。从长期来看，这一点尤为必要。过去拉美国家由于缺少这个必要的环节，其服务业的扩张和对制造业的替代，带来的后果是城市病與经济震荡。
2.服务业通过人力资本培育和知识外溢性促进制造业升级。现代服务业具有较强的知识技术密集性，不仅自身具有高效率，而且是制造业效率改进的前提条件。相比较而言，一些发展中国家，如拉美国家的服务业比重也很高，但是大多属于成本型而非效率促进型的传统服务业部门，与发达国家服务业有本质不同。因此，要想实现工业从重化工业化向高加工度化的转型，以知识和人力资本为依托的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必须作为工业结构优化的条件而存在。
3.消费结构升级是迈向中高端的关键环节。被发展中国家长期忽视的消费结构升级环节，恰恰是服务业结构升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发展以及增长可持续的重要因素。城市化的重要功能是生活质量的提高和人的发展，以及与较高收入水平相关的消费结构的优化升级，尤其是教科文卫等与广义人力资本相关的消费项目的增加。这些消费需求需要通过相关服务业的发展来满足，并把这些效应溢出到制造业。尤其是与高等教育和熟练技术工人教育相关的知识积累，更是城市化新型效率模式最终发展到发达阶段高效率模式的关键环节。
（课题组负责人为张平、刘霞辉、袁富华；执笔人为张自然、袁富华、张平、楠玉）
保持中高速与迈向中高端是当前中国经济调整和经济转型的重要目标，从根本上来说，迈向中高端路径的达成，是实现宏观经济稳定的基础。中国经济要实现向中高端发展阶段的迈进，必须满足三个条件：（1）提高劳动生产率；（2）提升全要素生产率（TFP）及其贡献率；（3）保持潜在增长率的可持续性。作为衡量经济发展绩效最综合的指标，正如克鲁格曼所说的那样，劳动生产率在长期就是一切。特别是将这个指标应用于对发展状态及发展转型的分析时，也就是将结构性因素作为劳动生产率变化的根本出发点时，有关问题会立刻变得现实而且复杂。
按照标准增长核算框架，劳动生产率的变化可以表示为人均资本和TFP变化的加权值。这里有一个关键问题，即如何看待人均资本或资本积累对劳动生产率提升的权重。第一，中国大规模工业化阶段，是将较大权重（70%以上）赋予资本，这个权重及其绩效体现为中国工业化进程的加速并促使经济迈向中等收入水平；第二，向经济结构服务化转型时期，发展规律将矫正以往资本驱动模式，将更大的增长权重赋予人力资本积累及相应TFP，实现有质量的增长和人的发展。这涉及结构条件系列变动之下效率模式的重塑，包含服务业主导的城市化阶段如何实现效率补偿的问题。
劳动生产率提升与结构变革
劳动生产率提升是实现经济平稳健康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传统理论认为，可以从生产要素供给部门的再分配着手，激发增长潜力。因此，后发国家劳动生产率的提升与产业结构变革密切相关，经济演进过程伴随着资本、劳动力要素从低劳动生产率部门向高劳动生产率部门流动。工业化时期，工业部门劳动生产率较农业部门高，劳动者从农业部门转移至工业部门，从而推动整体劳动生产率的提升。而劳动生产率的提升能增加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当工业部门效率提升与教育回报率同步时，人力资本积累和深化的过程也会同步实现，从而提高整个社会的人力资本存量，进一步促进整体效率的提升。经济结构服务化之后，劳动生产率的提升速度呈现放缓趋势，而僵化的经济结构甚至可能阻碍效率提升。
1.产业间的效率对比。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的估算结果见图1。
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上升较快，但低于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2016年中国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名义劳动生产率分别为13.29万元/人和11.2万元/人，实际劳动生产率分别为3.93万元/人和1.18万元/人。
第三产业逐渐成为中国劳动力转移新的“蓄水池”。从就业人数来看，1994年之后第三产业就业人数均高于第二产业，并呈不断增长趋势，2016年第三产业与第二产业就业人数的比值为1.54。
第三产业增长逐渐赶超第二产业，将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从名义增加值数据看，2012年第三产业增加值首次超过第二产业，其后加速增长；2016年第三产业名义增加值是第二产业的1.3倍。
2.第二产业内部效率差异。工业和建筑业劳动生产率情况见图2。
建筑业劳动生产率增长几乎处于停滞状态，工业劳动生产率高于建筑业劳动生产率。工业劳动生产率水平持续提高但近年来增长速度下降，建筑业劳动生产率水平在2010年之后逐渐下降，至2014年稍有回升。
从就业人数看，2010年之后，工业就业人数逐年下降，而建筑业就业人数自2003年以来一直呈现快速上升趋势。2016年工业就业人数为11859万人，建筑业就业人数为10428万人，与工业就业人数趋于持平。
工业增加值增速远高于建筑业。2016年工业名义增加值增速是建筑业的5.01倍，工业实际增加值增速是建筑业的13.72倍。
3.结构调整阵痛的成因。上述勞动生产率数据揭示了中国转型时期结构调整所面临的根本矛盾和问题——在向中高端转换的时期，原有资本驱动工业化模式的规模效率逐渐消失，与此同时，服务业主导增长下的新的效率促进模式尚未建立，这就是所谓的结构调整阵痛出现的根源所在。这种阵痛最直接的反映，即近年来劳动生产率增长乏力，导致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放缓，并低于经济增长速度。
全要素生产率及其贡献
中国持续30多年的劳动生产率的快速提高，主要得益于资本驱动。这种增长模式导致对TFP贡献的长期低估以及技术进步潜力的长期压抑。2008年以来的短期刺激政策更是加剧了这种局面，给结构优化带来了阻碍。1985-2007年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高峰时期，该时期的TFP增长对总产出的贡献率为29%，其中1993-2007年有过35%的较高水平。但在2008-2016年，伴随着中国经济增长放缓，TFP的贡献率也下降到了20%左右。
中国全要素生产率提升面临的困境之一是：资本驱动的工业化过程本身，不具有TFP持续改进的内生机制。表1显示，1978年至今，资本要素对增长的贡献率一直维持在80%-90%的水平，进一步扣除劳动投入对增长的贡献，TFP对增长的贡献率大概在20%的水平。显然，这种较低的TFP贡献率，是中国资本驱动增长模式的典型现象。具体表现有：（1）资本存量持续加速增长。在1985-2007年中国经济持续超高速增长期间，资本存量平均增速达到11%，与发展阶段相似的其他国家相比，中国资本积累的平均速度都是较高的。而2008年之后，尽管中国经济增长放缓，但资本存量增速仍然能维持在较高水平（11%-12%）。（2）资本边际报酬持续递减。资本效率（即产出与投资之比）在1985-2007年平均为0.258，而2008-2016年仅为0.084。 中国全要素生产率提升面临的困境之二是：与工业化阶段忽视技术进步内生机制相关联，重视物质资本积累而忽视人力资本积累，也给效率持续改进带来了障碍。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主要依赖大量低素质劳动力的人口红利，而与此对应的TFP改进的方式是“干中学”和“投中学”，从而实现外生的技术进步。1985年以来（尤其是1985-2007年高速增长期），中国劳动力供给的年均增长率为1.5%，与各个国家在相似工业化阶段的增速相比并不低，但是新增长的劳动力供给，多以初级和中级教育水平的劳动者为主。这些劳动力较适用于规模化、标准化的工业大生产。（2）熟练技术工人的培育是工匠精神的源泉，但是中国现阶段准备不足，TFP贡献率偏低的问题必须在相对较短的时期内扭转，不然经济将面临长期调整的风险。
中国全要素生产率提升面临的困境之三是：政府主导的生产性开发适合“干中学”式的效率改进，但是干预方式与TFP外生性相容，不利于TFP的提升。工业化阶段，政府干预经济的模式实现了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但当经济发展到城市化阶段，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本身具有的非标性、知识溢出性等特征，往往导致政府干预失灵，政府的过度干预会造成生产效率低下。
增长可持续与迈向中高端
迈向中高端意味着效率模式的重塑，这是由发展条件的变化和增长可持续要求所决定的。对于这个趋势和目标，我们的基本判断是：（1）服务业主导的增长和经济结构服务化过程，是根本上不同于工业化的增长模式；（2）从发达国家的增长经验看，服务业是继制造业之后的另一个高端产业，服务业的知识生产和重新配置功能，决定了效率持续改进的能力；（3）在重化工业化向工业高加工度化的升级过程中，服务业升级与工业结构优化的协同非常重要。迈向中高端强调的是增长的可持续性，而不是过快的经济增长速度，是物质资本积累与人的发展的再平衡。
1.服务业的高端化是实现效率补偿的基础。“二战”后发达国家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变化是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发展，以及服务业在知识和人力资本生产配置功能上的有效发挥。根据这种经验，服务业应该是在产业结构演进过程中接续制造业的另一个高端产业，而非仅仅在比重上实现对制造业的替代。尽管在服务业替代工业规模经济的过程中将不可避免地发生劳动生产率改进减速，但是服务业的高端化会促进知识和人力资本的生产配置，提高增长质量。从长期来看，这一点尤为必要。过去拉美国家由于缺少这个必要的环节，其服务业的扩张和对制造业的替代，带来的后果是城市病與经济震荡。
2.服务业通过人力资本培育和知识外溢性促进制造业升级。现代服务业具有较强的知识技术密集性，不仅自身具有高效率，而且是制造业效率改进的前提条件。相比较而言，一些发展中国家，如拉美国家的服务业比重也很高，但是大多属于成本型而非效率促进型的传统服务业部门，与发达国家服务业有本质不同。因此，要想实现工业从重化工业化向高加工度化的转型，以知识和人力资本为依托的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必须作为工业结构优化的条件而存在。
3.消费结构升级是迈向中高端的关键环节。被发展中国家长期忽视的消费结构升级环节，恰恰是服务业结构升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发展以及增长可持续的重要因素。城市化的重要功能是生活质量的提高和人的发展，以及与较高收入水平相关的消费结构的优化升级，尤其是教科文卫等与广义人力资本相关的消费项目的增加。这些消费需求需要通过相关服务业的发展来满足，并把这些效应溢出到制造业。尤其是与高等教育和熟练技术工人教育相关的知识积累，更是城市化新型效率模式最终发展到发达阶段高效率模式的关键环节。
（课题组负责人为张平、刘霞辉、袁富华；执笔人为张自然、袁富华、张平、楠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