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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最早的一部数学著作——《周髀算经》的开头,记载着一段周公与商高的对话:
周公问:“我听说您对数学非常精通,我想请教一下,天没有梯子可以上去,地也没法用尺子去丈量,那么怎样才能得到关于天地的数据呢?”
商高回答说:“数产生于对方和圆这些形体的认识。其中有一条原理:当直角三角形‘矩’得到的一条直角边‘勾’等于3,另一条直角边‘股’等于4的时候,那么它的斜边‘弦’就必定是5。这个原理是大禹在治水的时候就总结出来的。”
从上面所引的这段对话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我国古代的人民早在几千年以前就已经发现并应用勾股定理这一重要的数学原理了。稍懂平面几何的都知道,所谓勾股定理,就是指在直角三角形中,两条直角边的平方和等于斜边的平方。
如图所示,我们用勾(a)和股(b)分别表示直角三角形的两条直角边,用弦(c)来表示斜边,则有:勾2+股2=弦2,即:a2+b2=c2。
勾股定理在西方被称为毕达哥拉斯定理,相传是古希腊数学家兼哲学家毕达哥拉斯于公元前550年首先发现的。其实,我国古代人民对这一数学定理的发现和应用,远比毕达哥拉斯早得多。如果说大禹治水因年代久远而无法确切考证的话,那么周公与商高的对话则可以确定在公元前1100年左右的西周时期,比毕达哥拉斯要早500多年。其中所说的“勾3股4弦5”,正是勾股定理的一个应用特例(32+42=52)。所以现在数学界把它称为勾股定理,是非常恰当的。
在《九章算术》一书中,勾股定理得到了更加规范的一般性表达。书中的《勾股章》说:“把勾和股分别自乘,然后把它们的积加起来,再进行开方,便可以得到弦。”
把这段话列成算式,即为弦=(勾2+股2)1/2。
中国古代的数学家们不仅很早就发现并应用勾股定理,而且很早就尝试对勾股定理作理论的证明。最早对勾股定理进行证明的是三国时期吴国的数学家赵爽。赵爽创制了一幅“勾股圆方图”,用形数结合的方法,给出了勾股定理的详细证明过程。在这幅“勾股圆方图”中,以弦为边长的正方形ABDE是由4个相等的直角三角形再加上中间的那个小正方形组成的。每个直角三角形的面积为ab/2;中间的小正方形边长为b-a,则面积为(b-a)2。于是便可得到式子:4×(ab/2)+(b-a)2=c2,化简后便可得:a2+b2=c2。
赵爽的这个证明可谓独具匠心,极富创新意识。他用几何图形的截、割、拼、补来证明代数式之间的恒等关系,既具严密性,又具直观性,为中国古代以形证数、形数统一、代数和几何紧密结合、互不可分的独特风格树立了一个典范。以后的数学家大多继承了这一风格并且有所发展。例如稍后一点的刘徽在证明勾股定理时也是用的以形证数的方法,只是具体图形的分合移补略有不同而已。
中国古代的数学家们对勾股定理的发现和证明,在世界数学史上具有独特的贡献和地位。尤其是其中体现出来的“形数统一”的思想方法,对科学创新具有重大意义。事实上,“形数统一”的思想方法正是数学发展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条件。正如当代中国数学家吴文俊所说:“在中国的传统数学中,数量关系与空间形式往往是形影不离地并肩发展着的……17世纪笛卡尔解析几何的发明,正是中国这种传统思想与方法在几百年停顿后的重现与继续。”
周公问:“我听说您对数学非常精通,我想请教一下,天没有梯子可以上去,地也没法用尺子去丈量,那么怎样才能得到关于天地的数据呢?”
商高回答说:“数产生于对方和圆这些形体的认识。其中有一条原理:当直角三角形‘矩’得到的一条直角边‘勾’等于3,另一条直角边‘股’等于4的时候,那么它的斜边‘弦’就必定是5。这个原理是大禹在治水的时候就总结出来的。”
从上面所引的这段对话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我国古代的人民早在几千年以前就已经发现并应用勾股定理这一重要的数学原理了。稍懂平面几何的都知道,所谓勾股定理,就是指在直角三角形中,两条直角边的平方和等于斜边的平方。
如图所示,我们用勾(a)和股(b)分别表示直角三角形的两条直角边,用弦(c)来表示斜边,则有:勾2+股2=弦2,即:a2+b2=c2。
勾股定理在西方被称为毕达哥拉斯定理,相传是古希腊数学家兼哲学家毕达哥拉斯于公元前550年首先发现的。其实,我国古代人民对这一数学定理的发现和应用,远比毕达哥拉斯早得多。如果说大禹治水因年代久远而无法确切考证的话,那么周公与商高的对话则可以确定在公元前1100年左右的西周时期,比毕达哥拉斯要早500多年。其中所说的“勾3股4弦5”,正是勾股定理的一个应用特例(32+42=52)。所以现在数学界把它称为勾股定理,是非常恰当的。
在《九章算术》一书中,勾股定理得到了更加规范的一般性表达。书中的《勾股章》说:“把勾和股分别自乘,然后把它们的积加起来,再进行开方,便可以得到弦。”
把这段话列成算式,即为弦=(勾2+股2)1/2。
中国古代的数学家们不仅很早就发现并应用勾股定理,而且很早就尝试对勾股定理作理论的证明。最早对勾股定理进行证明的是三国时期吴国的数学家赵爽。赵爽创制了一幅“勾股圆方图”,用形数结合的方法,给出了勾股定理的详细证明过程。在这幅“勾股圆方图”中,以弦为边长的正方形ABDE是由4个相等的直角三角形再加上中间的那个小正方形组成的。每个直角三角形的面积为ab/2;中间的小正方形边长为b-a,则面积为(b-a)2。于是便可得到式子:4×(ab/2)+(b-a)2=c2,化简后便可得:a2+b2=c2。
赵爽的这个证明可谓独具匠心,极富创新意识。他用几何图形的截、割、拼、补来证明代数式之间的恒等关系,既具严密性,又具直观性,为中国古代以形证数、形数统一、代数和几何紧密结合、互不可分的独特风格树立了一个典范。以后的数学家大多继承了这一风格并且有所发展。例如稍后一点的刘徽在证明勾股定理时也是用的以形证数的方法,只是具体图形的分合移补略有不同而已。
中国古代的数学家们对勾股定理的发现和证明,在世界数学史上具有独特的贡献和地位。尤其是其中体现出来的“形数统一”的思想方法,对科学创新具有重大意义。事实上,“形数统一”的思想方法正是数学发展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条件。正如当代中国数学家吴文俊所说:“在中国的传统数学中,数量关系与空间形式往往是形影不离地并肩发展着的……17世纪笛卡尔解析几何的发明,正是中国这种传统思想与方法在几百年停顿后的重现与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