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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上初二时,张伟是我们的语文老师。第一节语文课结束,他从教室后头走向讲台的路上,只见女生们纷纷往他手上递本子,他都一一地接到手上。我很好奇,便问其中一个女生,她说:“我上初一时,他就是我們的语文老师了,他鼓励我们写周记和创作,给了他,他就会给你指导的。”听了这番话,我非常激动:上初一时,我常在自己的本子上写一些东西,写也写了,不知自己写得好坏,如果能把这些文字给他看,他也许会给我指导吧。好容易等到第二天的语文课,张老师照旧从教室后头走向前头,女生们照旧把本子递给他,走到我跟前时,我把本子捏在手中,又紧张又激动,终于递出去的一刹那,他愣了愣,低头看看我,我脸一下子腾地红了起来——班上是没有男生给他递本子的。
第二天,我骑着自行车刚到楼下,二楼走廊上语文学习委员向我招手:“邓安庆,你的本子发下来了!”我赶紧把自行车推到车棚,来不及停好,就迅速冲上楼去。本子送上去也就十来个小时,每一分钟都感觉是煎熬。不知道张老师会写什么,也不知道自己写得好不好。现在我终于可以看到他的点评了。本子拿到手上,不敢一下子翻开,深呼吸了一口气打开,张老师用红色墨水写就的评语跳到我眼前。我写的诗,自以为是七言绝句,他在本子的空白处这样写道:“能学习古人写诗,精神可嘉。但也要注意到平仄。”短短一行字,我看了好几遍,心里像是敲锣打鼓一般欢腾起来。我又把自己写的散文给张老师看,他每回都是既有鼓励又有建议。为了不让他失望,我创作的热情很高。
有一次,我写了人生中自以为的第一篇小说《街头》,说的是一个修鞋匠的故事。张老师附上了很长的评语:“小小说很好,选取一个片段来刻画人物,描写人物的外貌、对话、表情都很成功,且有深远的意义!”评语后面又加了一段话:“另希望你能用方格纸抄两份,稍后我帮你寄出去。”这是张老师第一次这么大力地表扬我,我赶紧用方格纸抄写了两份,去他的办公室找他。站在张老师办公室的门口,我迟疑着不敢进去,我觉得这像梦一样。站在走廊,看学校围墙外面的田野,正值隆冬,土地上什么都没有,几株光秃秃的钻天杨站在港边。终于还是敲门了,张老师说:“进来”,我推门进去,他正坐在办公桌上批改作业,我说:“老师好。”他回头见是我,笑意满满,向我招手:“抄好了吧?这篇写得不错。”这是张老师第一次表扬我,我知道这次的确是真的,心里那种高兴的感觉无法言表。
张老师把这篇小说投给了《全国中学优秀作文选》。过了几个月,他走到我的课桌旁,把杂志录用我稿件的通知单放在我面前。又过了一段时间,他又把十元稿费单递给我。我拿着稿费单,低着头,尽量让自己平静下来。我知道全班的同学都在注视着我。张老师站在讲台上说:“你们应该向邓安庆学习,他的小说在全国刊物上发表了。这很不容易啊。”班上鸦雀无声,寂静之中,我既有兴奋,又有惶恐。自来我都不是成绩好的学生,少有老师重视我。我属于那种中不溜的,成绩一般,不捣乱,认真完成作业,余下便无任何可以让老师来多看一眼的学生。此次突然曝露在众人面前,成了焦点,不知如何是好。
稿费要有身份证才能去领,而我没有,只能找校长求助。晚上去校长寝室,他正在洗脚,张老师就坐在他边上,我把稿费单递过去,校长看了看,笑得很开心:“不错不错!”张老师也笑着说:“这是我的学生,作文写得好。”校长听完张老师的话,当即从口袋里掏出十块钱给我。第二天,做完早操,校长又站在升旗台发表讲话,说了我发表文章的事情,大大地表扬了一番。全校的师生都把目光投向了我,我低头看地上的石子,不知道是笑好还是装作什么也没发生好。
我想当一名作家——这件事情让我立下这个宏愿。我不知道怎样才会成为一名作家,可是写作在我看来是这么美好的事情。不断地写,也许就能离这个梦想更近一步吧。从初二到初三,我写完一个本子,又写一个本子,尝试写小说,写剧本,写诗歌,几乎没有书可以读,抓到什么就开始学着写。往更深处想,写作对我来说,是一种证明自己价值的方式。父母一直在外种地,自己寄宿亲戚家中,成绩也不好,我觉得自己是灰小鸭,无人在意,无足轻重。张老师的肯定,给我开启了未来还有希望的窗口,我可以通过这个窗口大口地呼吸。上高中选择文科,上大学所有的志愿都填写中文系,都是来自于初中立下的那个宏愿。
初中写的几个本子我始终保留着,我时不时会翻开来看。张老师写着长长短短的评语,认为写得好的地方就打波浪线,写得不好的地方就打直线。有时候他会说:“不短的篇幅凝聚了浓厚的亲情与恩情,立意好,语言流畅,文章应多从这些方面下功夫!”有时候他会说:“应该注意我打标记的段落中人物的转换,要交代清楚,显得杂乱!”我累积写下了十来万字,他几乎是每篇都细细地点评过的。
今年我从初中同学那里辗转要到了他的联系方式,他已经不在那所中学教书了。电话中,他一下子就听出了我的声音,问了我的近况。我说出了两本书,想寄给他。他的声音中透着兴奋:“不错啊,安庆!这些年你还在一直写啊?!”我说:“要不是您当初的鼓励,我也不会一直写下去的。”他说:“恭喜你!”我把《纸上王国》和《柔软的距离》寄给他时,在书的扉页上我写道:“张老师,谢谢您。”本来想多写几句,又不知道说什么好。寄出去的时候我想,如果在这两本不成熟的书上,能再看到他用红笔写就的评语,该多好啊。
第二天,我骑着自行车刚到楼下,二楼走廊上语文学习委员向我招手:“邓安庆,你的本子发下来了!”我赶紧把自行车推到车棚,来不及停好,就迅速冲上楼去。本子送上去也就十来个小时,每一分钟都感觉是煎熬。不知道张老师会写什么,也不知道自己写得好不好。现在我终于可以看到他的点评了。本子拿到手上,不敢一下子翻开,深呼吸了一口气打开,张老师用红色墨水写就的评语跳到我眼前。我写的诗,自以为是七言绝句,他在本子的空白处这样写道:“能学习古人写诗,精神可嘉。但也要注意到平仄。”短短一行字,我看了好几遍,心里像是敲锣打鼓一般欢腾起来。我又把自己写的散文给张老师看,他每回都是既有鼓励又有建议。为了不让他失望,我创作的热情很高。
有一次,我写了人生中自以为的第一篇小说《街头》,说的是一个修鞋匠的故事。张老师附上了很长的评语:“小小说很好,选取一个片段来刻画人物,描写人物的外貌、对话、表情都很成功,且有深远的意义!”评语后面又加了一段话:“另希望你能用方格纸抄两份,稍后我帮你寄出去。”这是张老师第一次这么大力地表扬我,我赶紧用方格纸抄写了两份,去他的办公室找他。站在张老师办公室的门口,我迟疑着不敢进去,我觉得这像梦一样。站在走廊,看学校围墙外面的田野,正值隆冬,土地上什么都没有,几株光秃秃的钻天杨站在港边。终于还是敲门了,张老师说:“进来”,我推门进去,他正坐在办公桌上批改作业,我说:“老师好。”他回头见是我,笑意满满,向我招手:“抄好了吧?这篇写得不错。”这是张老师第一次表扬我,我知道这次的确是真的,心里那种高兴的感觉无法言表。
张老师把这篇小说投给了《全国中学优秀作文选》。过了几个月,他走到我的课桌旁,把杂志录用我稿件的通知单放在我面前。又过了一段时间,他又把十元稿费单递给我。我拿着稿费单,低着头,尽量让自己平静下来。我知道全班的同学都在注视着我。张老师站在讲台上说:“你们应该向邓安庆学习,他的小说在全国刊物上发表了。这很不容易啊。”班上鸦雀无声,寂静之中,我既有兴奋,又有惶恐。自来我都不是成绩好的学生,少有老师重视我。我属于那种中不溜的,成绩一般,不捣乱,认真完成作业,余下便无任何可以让老师来多看一眼的学生。此次突然曝露在众人面前,成了焦点,不知如何是好。
稿费要有身份证才能去领,而我没有,只能找校长求助。晚上去校长寝室,他正在洗脚,张老师就坐在他边上,我把稿费单递过去,校长看了看,笑得很开心:“不错不错!”张老师也笑着说:“这是我的学生,作文写得好。”校长听完张老师的话,当即从口袋里掏出十块钱给我。第二天,做完早操,校长又站在升旗台发表讲话,说了我发表文章的事情,大大地表扬了一番。全校的师生都把目光投向了我,我低头看地上的石子,不知道是笑好还是装作什么也没发生好。
我想当一名作家——这件事情让我立下这个宏愿。我不知道怎样才会成为一名作家,可是写作在我看来是这么美好的事情。不断地写,也许就能离这个梦想更近一步吧。从初二到初三,我写完一个本子,又写一个本子,尝试写小说,写剧本,写诗歌,几乎没有书可以读,抓到什么就开始学着写。往更深处想,写作对我来说,是一种证明自己价值的方式。父母一直在外种地,自己寄宿亲戚家中,成绩也不好,我觉得自己是灰小鸭,无人在意,无足轻重。张老师的肯定,给我开启了未来还有希望的窗口,我可以通过这个窗口大口地呼吸。上高中选择文科,上大学所有的志愿都填写中文系,都是来自于初中立下的那个宏愿。
初中写的几个本子我始终保留着,我时不时会翻开来看。张老师写着长长短短的评语,认为写得好的地方就打波浪线,写得不好的地方就打直线。有时候他会说:“不短的篇幅凝聚了浓厚的亲情与恩情,立意好,语言流畅,文章应多从这些方面下功夫!”有时候他会说:“应该注意我打标记的段落中人物的转换,要交代清楚,显得杂乱!”我累积写下了十来万字,他几乎是每篇都细细地点评过的。
今年我从初中同学那里辗转要到了他的联系方式,他已经不在那所中学教书了。电话中,他一下子就听出了我的声音,问了我的近况。我说出了两本书,想寄给他。他的声音中透着兴奋:“不错啊,安庆!这些年你还在一直写啊?!”我说:“要不是您当初的鼓励,我也不会一直写下去的。”他说:“恭喜你!”我把《纸上王国》和《柔软的距离》寄给他时,在书的扉页上我写道:“张老师,谢谢您。”本来想多写几句,又不知道说什么好。寄出去的时候我想,如果在这两本不成熟的书上,能再看到他用红笔写就的评语,该多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