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必读书是个经常被提起的话题，尤其是为青年开单子。如果读书是人生的一个元素，如果这个元素确乎需要一个必须的要求，其实是无关年龄的。如此连类应该还是以为，处于学习时期的青年应该受到指点，或者相较非青年，青年更有读书的兴趣，更愿倾听指点，所谓孺子可教。
20世纪20年代，曾发生过一场有关青年必读书的媒体动作，并且还引发了颇有波澜的论争，不免是必读书这个话题绕不过去的一出。
1925年初，《京报副刊》发起“二大征求”，一为青年爱读书十部，希望全国青年各将平时最爱读的书，无论是哪一种性质或哪一个方面，只要是书便得，写出十部来，填入该刊所附券内寄回；二是青年必读书十部，由该刊备券投寄海内外名流学者，询问他们究竟今日的青年有哪十部书是非读不可的。
尽管青年爱读书十部序列“二大征求”之先，但在后人印象中，却几乎被遮蔽。而后一征求所得78份海内外名流学者的书单，《京报副刊》逐次刊出，随之诱发争辩，吸引关注。回单人中不乏知名人物，所列书目亦不乏看点。
最先刊出的是胡适之先生所选：《老子》（王弼注），墨子（孙诒让《墨子閒诂》），《论语》，王充《论衡》，崔述《崔东壁遗书》，柏拉图《申辩篇》《斐多篇》《克里多篇》，《新约全书》，J.S.穆勒《论自由》，J.莫利《契约论》，J.杜威《我们怎样思想》。
梁启超所选是：《孟子》，《荀子》，《左传》，《汉书》，《后汉书》，《资治通鉴》（或《通鉴纪事本末》），《通志二十略》，王阳明《传习录》，《唐宋诗醇》，《词综》。任公在《附注》里提到他的三项标准：一是修养资助；二是历史及掌故常识；三是文学性味。而近人著作、外国著作不在此数。
周作人所选是：《诗经》，《史记》，《西游记》，汉译《旧约》（文学部分），严译《社会通诠》，威斯德玛克《道德观念之起源与发达》，凯本德《爱的成年》，色耳凡德思《吉诃德先生》，法兰西《伊壁鸠鲁的园》。
徐志摩先生在跑了好长一趟野马之后，列出的是：《庄子》（十四五篇），《史记》（小半部），道施妥奄夫斯基《罪与罚》，汤麦司哈代“Jude the obscure”，尼采“Birth of Tragedy”，柏拉图《共和国》，卢骚《忏悔录》，华尔德斐德（Walter Pater）“Renaissance”，葛德《浮士德》的前部，George Henry Lewes《葛德评传》。
林语堂所选区别了国学和新学，《附注》里说明，中国书是十类各选一种，十种书读完，然后可与其谈得话，然后可谓受过“自由的教育”。这十种是：戏剧——《西厢记》，小说——《红楼梦》，诗——《诗经》，韵文——《昭明文选》，散文——《左传》，史——九种纪事本末，小学——《说文释例》，闲话——四书，怪话——《老子》，漂亮话——《庄子》。新学十种是：坡的《故事》，我马卡奄Rubaiya of Omar Khayyam，萧伯纳戏剧及序言，柏拉图《语录》，贵推《发斯特》，师窝本贺尔《哲学文钞》（Parergaet，parallel ipomena），尼采“Thus Spake Zarathustra”，Outline of Psycho-analysis（Mordern library），《旧约圣经》，斯托泼斯《制育》（Contraception）。
胡先生的书单中西各半，倒也不偏不倚，中国书有的还标出了注本，自是先生指示的善本。西洋书一律以洋文书写，这看起来有些矫情，却是学术的做法，方便正本清源，因为斯时西洋译作版本不一，许多译名也颇有出入，譬如《论自由》严复便译作《群己权界论》，与他齐名向称“译才并世数严林”的林琴南，将《汤姆叔叔的小屋》译作《黑奴吁天录》，如此风格，其中亦不乏对受众心理的考量。有的译本甚至作者的名字后世也需猜详，胡先生此法正可规避。
和胡先生侧重哲学思想史类似，但任公所选更偏于史学，他在《附注》里也表明了他的倾向。有趣的是他选《孟子》而不选《论语》，《史记》居然不予胪列。周作人和徐志摩所选也有明显的文学偏好，并且西洋作品多于中国作品，后者更其为甚，仅选的两种国货还要打折扣，从中不难发现他们的癖好。周二先生所列西洋作品，并未标明原文，好在作品的译名足以开解人名的偏差。志摩先生的情况也是如此，留过西洋的他还采用了中文、洋文参半的路数，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哈代他选的是《无名的裘德》，尼采他选的是《悲剧的诞生》，华尔德斐德也即沃尔特·佩特他选的是《文艺复兴》，葛德也即歌德评传的作者是乔治·亨利·刘易斯。而柏拉图的《共和国》，即他最负盛名的对话《国家篇》，更为著名的译法是《理想国》。
林语堂先生所选相较而言算是不那么偏倚，譬如国学部分文史哲都有涉猎，并且沿用了他一贯的幽默习气，将号称经典的四书称为闲话，深富哲学思辨的《老子》更被批为怪话，诚然，和它相比，文采恣肆的《庄子》不愧为漂亮话。新学品种里，喝过洋墨水的林先生大多标注了原文，所以我马卡奄也即欧玛尔·海亚姆的作品是《鲁拜集》，师窝本贺尔也即叔本华的所谓《哲学文钞》便是为他赢得声名的《附录与补遗》，尼采的是《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排在其后的则是《精神分析概要》（近代文库），而所谓“制育”即今所谓避孕。难题出在第五种，只能猜测，不出意外当是歌德的《浮士德》。
名流学者所选的书单各有偏重，对受众青年而言，自然是不够全面，但开书单的人既然各有各的社会身份，所谓术业有专攻，倘若他们执意避开自己的所长而刻意扬其所短，反而是不负责任。其实，即使在他们的专攻领域里，也可能存在个人的偏好，所以他们所列的书单，就需要照单抓药的青年自辟分野了，不妨见仁见智，参照自己认同的路径去做就是了。
鲁迅先生的回复相当著名：“从来没有留心过，所以现在说不出。”这自然是极具个人色彩的回答，果然招来质疑和问难。先生在《附注》里也略说自己的经验，大略是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因为现在的青年最要紧的是“行”，不是“言”，这应当是“五四”风韵的一种个性化表达。尽管鲁迅先生于中国书称得上是饱读，但其中的文化内核禀赋在他看来乃是负面的元素，于青年害多于益，而外国书所谓活人的颓唐和厌世，相较而言，起码具有积极的意义。而同样对中国传统持批判态度的胡适先生，开起单子还是相对公允地给了国学一半天下，这自然是他“适之”的体现了。
其实，鲁迅的白卷并非孤例，不大为人所知的是，俞平伯先生也是如此。他在《附注》里解释：“青年既非只一个人，亦非合用一个脾胃的；故可读的、应读的书虽多，却绝未发现任何书是大家必读的。我只得交白卷。若意在探听我的脾胃，我又不敢冒充名流学者，轻易填这种表，以己之爱读为人之爱读，我觉得有点‘难为情’。”
实际上，徐志摩的那段略显冗长的跑野马里，也提到了类似的意思，说他不愿意充前辈板着教书匠的脸，沉着口音吩咐青年们说这部书应得读那部书不应得念，他以为念书要先生指点就如游历要向导，稳当是稳当了，意味可也就平淡了。结果先生愈有良心，向导愈尽责，你得好处的机会愈少。“年轻人恨的不是栽筋斗，他恨的是人家做好了筋斗叫他栽，我就怕年轻人回头骂我不该做成了筋斗叫他去栽”。
俞先生的表述，虽然特立，但却厚道，不肯强人随从自己的脾胃，以己之爱读为人之爱读；志摩先生更强调，舌头是你自己的，肚子也是你自己的，点菜有时不妨让人，尝味辨味是不能替代的，你的口味还得你自己去发现。的确，阅读毕竟是十分个性化的行为，而这世界上也并不存在尼采所谓“为一切人而不是为一人的书”。这大约也是《京报副刊》最后并未对所谓必读书给出结论的原因。
阅读虽然是一种追求快感的享受，但书毕竟不是药理学意义上的瘾品，并没让人有生理依赖性，所以对那些不知阅读滋味的人而言，原本并没有什么“必读”。而对沉浸阅读滋味的人而言，读就是了，何须有“必”。
有必要提及的是，青年爱读书的征求，倒是按照得票多少，列出了前十：《红楼梦》《水浒》《西厢》《呐喊》《史记》《三国志》《儒林外史》《诗经》《左传》《胡适文存》。这个书单尽管看起来缺乏系统，但即便在当下也算得上是政治上正确的。说起来，所谓必读书，其实也是一时代自亦有一时代的不同，所以才有“开谈不说《红楼梦》，纵读诗书也枉然”的口号，那是当时最有影响力的书，是不妨列入必读的。而离开了当时的环境，这种影响力的领会，便需要点文化的底子，未必人人能得。不过，只要是真正有品质的作品，总会在时间的淘洗之后，出落成经典，而但凡经典，因其禀赋的文艺乃至文化的底蕴，便使得它们足以穿越时代，成为根植于国族文明不容忽视的要素，而这种要素，也足以穿越地域间文化的层隔，所谓愈本土愈世界是也。
20世纪20年代，曾发生过一场有关青年必读书的媒体动作，并且还引发了颇有波澜的论争，不免是必读书这个话题绕不过去的一出。
1925年初，《京报副刊》发起“二大征求”，一为青年爱读书十部，希望全国青年各将平时最爱读的书，无论是哪一种性质或哪一个方面，只要是书便得，写出十部来，填入该刊所附券内寄回；二是青年必读书十部，由该刊备券投寄海内外名流学者，询问他们究竟今日的青年有哪十部书是非读不可的。
尽管青年爱读书十部序列“二大征求”之先，但在后人印象中，却几乎被遮蔽。而后一征求所得78份海内外名流学者的书单，《京报副刊》逐次刊出，随之诱发争辩，吸引关注。回单人中不乏知名人物，所列书目亦不乏看点。
最先刊出的是胡适之先生所选：《老子》（王弼注），墨子（孙诒让《墨子閒诂》），《论语》，王充《论衡》，崔述《崔东壁遗书》，柏拉图《申辩篇》《斐多篇》《克里多篇》，《新约全书》，J.S.穆勒《论自由》，J.莫利《契约论》，J.杜威《我们怎样思想》。
梁启超所选是：《孟子》，《荀子》，《左传》，《汉书》，《后汉书》，《资治通鉴》（或《通鉴纪事本末》），《通志二十略》，王阳明《传习录》，《唐宋诗醇》，《词综》。任公在《附注》里提到他的三项标准：一是修养资助；二是历史及掌故常识；三是文学性味。而近人著作、外国著作不在此数。
周作人所选是：《诗经》，《史记》，《西游记》，汉译《旧约》（文学部分），严译《社会通诠》，威斯德玛克《道德观念之起源与发达》，凯本德《爱的成年》，色耳凡德思《吉诃德先生》，法兰西《伊壁鸠鲁的园》。
徐志摩先生在跑了好长一趟野马之后，列出的是：《庄子》（十四五篇），《史记》（小半部），道施妥奄夫斯基《罪与罚》，汤麦司哈代“Jude the obscure”，尼采“Birth of Tragedy”，柏拉图《共和国》，卢骚《忏悔录》，华尔德斐德（Walter Pater）“Renaissance”，葛德《浮士德》的前部，George Henry Lewes《葛德评传》。
林语堂所选区别了国学和新学，《附注》里说明，中国书是十类各选一种，十种书读完，然后可与其谈得话，然后可谓受过“自由的教育”。这十种是：戏剧——《西厢记》，小说——《红楼梦》，诗——《诗经》，韵文——《昭明文选》，散文——《左传》，史——九种纪事本末，小学——《说文释例》，闲话——四书，怪话——《老子》，漂亮话——《庄子》。新学十种是：坡的《故事》，我马卡奄Rubaiya of Omar Khayyam，萧伯纳戏剧及序言，柏拉图《语录》，贵推《发斯特》，师窝本贺尔《哲学文钞》（Parergaet，parallel ipomena），尼采“Thus Spake Zarathustra”，Outline of Psycho-analysis（Mordern library），《旧约圣经》，斯托泼斯《制育》（Contraception）。
胡先生的书单中西各半，倒也不偏不倚，中国书有的还标出了注本，自是先生指示的善本。西洋书一律以洋文书写，这看起来有些矫情，却是学术的做法，方便正本清源，因为斯时西洋译作版本不一，许多译名也颇有出入，譬如《论自由》严复便译作《群己权界论》，与他齐名向称“译才并世数严林”的林琴南，将《汤姆叔叔的小屋》译作《黑奴吁天录》，如此风格，其中亦不乏对受众心理的考量。有的译本甚至作者的名字后世也需猜详，胡先生此法正可规避。
和胡先生侧重哲学思想史类似，但任公所选更偏于史学，他在《附注》里也表明了他的倾向。有趣的是他选《孟子》而不选《论语》，《史记》居然不予胪列。周作人和徐志摩所选也有明显的文学偏好，并且西洋作品多于中国作品，后者更其为甚，仅选的两种国货还要打折扣，从中不难发现他们的癖好。周二先生所列西洋作品，并未标明原文，好在作品的译名足以开解人名的偏差。志摩先生的情况也是如此，留过西洋的他还采用了中文、洋文参半的路数，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哈代他选的是《无名的裘德》，尼采他选的是《悲剧的诞生》，华尔德斐德也即沃尔特·佩特他选的是《文艺复兴》，葛德也即歌德评传的作者是乔治·亨利·刘易斯。而柏拉图的《共和国》，即他最负盛名的对话《国家篇》，更为著名的译法是《理想国》。
林语堂先生所选相较而言算是不那么偏倚，譬如国学部分文史哲都有涉猎，并且沿用了他一贯的幽默习气，将号称经典的四书称为闲话，深富哲学思辨的《老子》更被批为怪话，诚然，和它相比，文采恣肆的《庄子》不愧为漂亮话。新学品种里，喝过洋墨水的林先生大多标注了原文，所以我马卡奄也即欧玛尔·海亚姆的作品是《鲁拜集》，师窝本贺尔也即叔本华的所谓《哲学文钞》便是为他赢得声名的《附录与补遗》，尼采的是《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排在其后的则是《精神分析概要》（近代文库），而所谓“制育”即今所谓避孕。难题出在第五种，只能猜测，不出意外当是歌德的《浮士德》。
名流学者所选的书单各有偏重，对受众青年而言，自然是不够全面，但开书单的人既然各有各的社会身份，所谓术业有专攻，倘若他们执意避开自己的所长而刻意扬其所短，反而是不负责任。其实，即使在他们的专攻领域里，也可能存在个人的偏好，所以他们所列的书单，就需要照单抓药的青年自辟分野了，不妨见仁见智，参照自己认同的路径去做就是了。
鲁迅先生的回复相当著名：“从来没有留心过，所以现在说不出。”这自然是极具个人色彩的回答，果然招来质疑和问难。先生在《附注》里也略说自己的经验，大略是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因为现在的青年最要紧的是“行”，不是“言”，这应当是“五四”风韵的一种个性化表达。尽管鲁迅先生于中国书称得上是饱读，但其中的文化内核禀赋在他看来乃是负面的元素，于青年害多于益，而外国书所谓活人的颓唐和厌世，相较而言，起码具有积极的意义。而同样对中国传统持批判态度的胡适先生，开起单子还是相对公允地给了国学一半天下，这自然是他“适之”的体现了。
其实，鲁迅的白卷并非孤例，不大为人所知的是，俞平伯先生也是如此。他在《附注》里解释：“青年既非只一个人，亦非合用一个脾胃的；故可读的、应读的书虽多，却绝未发现任何书是大家必读的。我只得交白卷。若意在探听我的脾胃，我又不敢冒充名流学者，轻易填这种表，以己之爱读为人之爱读，我觉得有点‘难为情’。”
实际上，徐志摩的那段略显冗长的跑野马里，也提到了类似的意思，说他不愿意充前辈板着教书匠的脸，沉着口音吩咐青年们说这部书应得读那部书不应得念，他以为念书要先生指点就如游历要向导，稳当是稳当了，意味可也就平淡了。结果先生愈有良心，向导愈尽责，你得好处的机会愈少。“年轻人恨的不是栽筋斗，他恨的是人家做好了筋斗叫他栽，我就怕年轻人回头骂我不该做成了筋斗叫他去栽”。
俞先生的表述，虽然特立，但却厚道，不肯强人随从自己的脾胃，以己之爱读为人之爱读；志摩先生更强调，舌头是你自己的，肚子也是你自己的，点菜有时不妨让人，尝味辨味是不能替代的，你的口味还得你自己去发现。的确，阅读毕竟是十分个性化的行为，而这世界上也并不存在尼采所谓“为一切人而不是为一人的书”。这大约也是《京报副刊》最后并未对所谓必读书给出结论的原因。
阅读虽然是一种追求快感的享受，但书毕竟不是药理学意义上的瘾品，并没让人有生理依赖性，所以对那些不知阅读滋味的人而言，原本并没有什么“必读”。而对沉浸阅读滋味的人而言，读就是了，何须有“必”。
有必要提及的是，青年爱读书的征求，倒是按照得票多少，列出了前十：《红楼梦》《水浒》《西厢》《呐喊》《史记》《三国志》《儒林外史》《诗经》《左传》《胡适文存》。这个书单尽管看起来缺乏系统，但即便在当下也算得上是政治上正确的。说起来，所谓必读书，其实也是一时代自亦有一时代的不同，所以才有“开谈不说《红楼梦》，纵读诗书也枉然”的口号，那是当时最有影响力的书，是不妨列入必读的。而离开了当时的环境，这种影响力的领会，便需要点文化的底子，未必人人能得。不过，只要是真正有品质的作品，总会在时间的淘洗之后，出落成经典，而但凡经典，因其禀赋的文艺乃至文化的底蕴，便使得它们足以穿越时代，成为根植于国族文明不容忽视的要素，而这种要素，也足以穿越地域间文化的层隔，所谓愈本土愈世界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