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至正二十八年（1368）正月初四，意气风发的朱元璋在南京即皇帝位，国号大明。从一无所有的小和尚，到登上大明王朝开国皇帝的宝座，朱元璋仅仅用了17年的时间，这其中的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不可否认的是，朱元璋以其独特的人格魅力，吸引了众多的杰出人才，这使得他在元末明初动荡的社会中迅速地脱颖而出，并最终走向成功。细细分析，朱元璋在用人方面，在立国前后呈现着显著的不同。
　　由于起自草莽，朱元璋深知笼络人才的重要性，故而创业时期基本可以做到“豁达大度，知人善用”，而且从谏如流，对待东征西讨的武将，平日里更是尊敬有加。史载，每当大将徐达凯旋回师之时，朱元璋都要亲自召见并赐宴，特别是每次见面，朱元璋都亲切地称呼徐达为“布衣兄弟”；大将常遇春在北伐胜利后不幸病逝，消息传来，朱元璋拊膺恸哭，亲自率领大臣从南京出发，直至长江岸边，去迎接常遇春的灵柩。在对待儒士上，朱元璋也颇为礼遇。首次接见刘基、宋濂、叶琛、章溢四人，一见面，朱元璋便谦逊地说：“我为天下屈四先生。”不仅主动降低了自己的身价，同时也使读书人感受到了自身在动乱年代的重要。朱元璋深知，采纳儒士正确的建议，就是对他们最好的尊重。朱元璋曾专门去向儒士朱升问政，朱升提出“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战略，被朱元璋欣然采纳，这对明王朝的建立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有件事最能体现出朱元璋豁达的气量。元至正十六年（1356），朱元璋攻克镇江宁镇，获敌三万六千余人，为了打消降将降卒的疑虑，朱元璋亲自从中挑选了五百名壮士作为自己的亲兵，而且当晚就担任宿卫工作，原来的亲兵卫士则全部调离，那一晚朱元璋鼾声如雷。有什么能比把自己的生死交到降兵降将手里，更让他们放下疑忌之心的呢？事实胜于雄辩，日后这些人当中有不少都成为朱元璋手下冲锋陷阵的猛士，这就是古人所谓的用人不疑，疑人不用。
　　大明立国后，由于地位的变化，也出于使大明王朝长治久安的考虑，朱元璋开始着手改革吏制，希望从官僚体制上保证各级官员在施展才华的同时，权力又不会过于膨胀，从而产生僭越的野心。这也是从另一个侧面保护人才。
　　鉴于五代十国以来，地方藩镇割据使国家动荡不安的历史教训，朱元璋于洪武九年（1376）取消行中书省，成立承宣布政使司，主管一省民政及赋役征收，所领府州县，则由中央六部统管；成立提刑按察使司，主管一省监察、司法、刑狱，听命于刑部、都察院；成立都指挥使司，主管一省军户卫所，听命于兵部和五军都督府。这样，就把原行中书省的权力一分为三，从根本上解决了地方藩镇割据的现象。洪武十二年（1379）发生的宰相胡惟庸谋反案，使朱元璋充分认识到宰相的权力过大，已对皇权构成了威胁，于是下诏，罢黜中书省。至此，在中国实行了一千多年的宰相制度被彻底废除，改变了自汉唐以来“皇权高而虚，相权低而实”的政治格局。为了填补宰相制度废除后的权力真空，朱元璋相应地提高了吏、户、礼、兵、刑、工六部的职权和地位，使之分掌原中书省和宰相的权力，六部尚书直接对皇帝负责，从而使朱元璋成为中国历史上最为集权的封建帝王。军政上，朱元璋在废除丞相制度的同时，也废除了掌握全国兵权的大都督府，而代之以中、左、右、前、后五军都督府，每府各设左、右都督，这样就有力地防止了个别武将控制军队的恶劣情况发生。
　　在改革机构的同时，朱元璋还大力整治贪污腐败，出手极重且毫不留情，洪武一朝，先后两次在全国大规模掀起打击贪污腐败的行动。在朱元璋的铁腕下，本着宁可错杀一千也不放过一个的心态，难免会有被冤屈的官员，但对于整治元末以来吏治松弛的现象，还是起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使明初相对清廉的为政之风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对此，就连后继的《明史》纂修者们，也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同许多封建王朝的开拓者一样，朱元璋深知“马上得天下，不可马上治天下”的道理，开国之初，就十分重视人才的培养。洪武三年（1370），恢复了因战争而停止多年的科举考试，洪武六年（1373），命令全国各地方官吏举荐人才，希望现有的人才能够尽可能地为己所用。同时为了进一步培养新的人才，朱元璋还十分重视学校的教育工作，洪武八年（1375），朝廷下令在各地农村设立社学，洪武十五年（1382），将原国子学改名为国子监，成为全国教育的最高学府，而且还在地方上开设府、州、县各级学校。而对于这些未来的天子门生，朱元璋也给予了特别的优待，成绩优异的，可以直接做官，在学监生还被赋予各项职责，如奉命巡行、监督水利、清丈田亩等，让他们在学习期间就能熟悉政事。这样坚持下来，就为朝廷储备了雄厚的人才资源。
　　当然，人无完人，朱元璋在用人方面，也有许多失当的地方，最主要的体现在以下两点：
　　第一，锦衣卫的成立，使特务组织膨胀。洪武十五年（1382），朱元璋撤都尉府和仪鸾司，改置锦衣卫，其初衷只不过是用来管理卤簿仪仗和侍卫而已，后来随着朱元璋对功臣宿将的猜忌，锦衣卫的功能被扩大化，承担起侦缉和刑狱的工作，并且有了自己独立的刑讯机构—镇抚司，凡是由皇帝亲自过问的案子，都交由镇抚司来处理，而不必走“三法司”的过场，这在当时叫“诏狱”。这样做的后果，是严重动摇了司法制度的公正性。同时，由于朱元璋后代子孙不遗余力地扩大特务组织，先后成立了所谓“东厂”“西厂”，且分别由太监提督，就使整个明王朝笼罩在特务组织的监督之下，达官显贵尚且不保，又谈何百姓？更为关键的是，这给太监干政提供了一个“合理合法”的渠道，成为有明一代的弊政之一。
　　第二，大肆滥杀功臣。朱元璋和许多开国皇帝一样，并没有走出“狡兔死，走狗烹”的历史怪圈，甚至比他们走得更远。仅胡惟庸谋反案、蓝玉谋反案，涉案人员就达数万人，朱元璋几乎将开国将帅诛杀殆尽。有一个小故事，颇能说明朱元璋业已扭曲的心态。皇太孙朱允炆生性仁厚，在朱元璋长子朱标早逝后，他已提前成为皇位的法定继承人，他对朱元璋近乎疯狂的举动，心有不忍，便委婉地加以劝说。于是朱元璋命人把一根长满刺的木棒拿到朱允炆面前，让他把木棒拿起来。朱允炆说，这么多刺，怎么拿呀？朱元璋又命人把木棒上的刺全部削掉，说：“现在好拿了吧，我现在干的事，就是替你把朝廷上的刺全部拿掉。”“可是，如果这些刺全部拿掉的话，又如何用它来打击敌人呢？”皇太孙朱允炆的话，一下让朱元璋愣住了。不幸恰恰被言中。朱元璋死后四年，继位的朱允炆就被其叔明成祖朱棣赶下了台，史称“靖难之役”。当时，朱允炆虽掌握全国大部分的地盘及军队，可是却面临着无将可派的窘境。朱元璋如果地下有知，回想自己当初的举措又会有何感想？
　　历史如一面镜子，无论正面的经验，还是反面的教训，都值得我们去汲取、借鉴。
　　（选自《领导之友》2014年第3期，荐稿人：易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