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毅元帅之子陈小鲁对“文革”时伤害老师的行为表示真诚道歉。然而，迄今为止，我们见到的道歉者，只有屈指可数的申小珂、刘伯勤、张红兵、王冀豫、刘辉宣等人，仅是当年红卫兵中的少数。更多当年的施暴者迟迟未能道歉。
　　一篇报道曾披露，当中一些人直到如今仍然坚持文革的正当性。重庆的一名老红卫兵说：“所有的指令都来自最高层，怎么可能错呢？”在他的记忆里，那段文革乱史是为争取平等而斗争，这位老人衷心地缅怀那段时光。
　　认错与不认错，老红卫兵中这两类截然不同的人，区别在哪儿？
　　尚未道歉的人，采取各种各样的理由来矫饰自己的罪行。他们更愿意沉默，这样就能避免真正的思考。而选择性遗忘，能帮他们逃避和抵赖罪责。
　　这背后的动机，是不愿放弃自我形象的偏执。纵观各种赖罪不认的人，绝大多数都不愿承认自己当初犯罪时的那个自我是虚假的。因为，他们仍然深陷于强大的自我幻觉，生怕自我否定会让整个生活丧失意义。
　　当年的红卫兵，不论最初的保皇派还是后来的造反派，其实都深受十七年教育的刻骨影响。那时，他们被认为是注定要解放全人类的未来希望，“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这样一种强烈的自我实现的期待，便是心理学所说的自我形象，或者“超我”。这个“超我”因其强大的时代精神性质，而能轻易地让年轻人找到伙伴，形成共鸣。而更糟糕的还在于，这个自我形象是不容质疑的，是绝对真理，因为它所认同的价值观和世界观“必定会实现”。
　　然而，任何真正的自我都需要强大的自我批判精神，需要自我意识的定向和修正，否则将无以塑造健全的人格。当年的红卫兵所受的教育中却极为缺乏这种自我意识的启迪和对反思能力的培养。
　　相反，正是那些教育他们的人亲手灌输给了他们那个“超我”，鼓励了他们偏执而教条地追随其召唤。在这个意义上，那一代人当中，绝大多数的自我都是建立在这种非反思的、缺乏健全自我意识的基础之上的幻觉。
　　然而，当文革结束时，他们的人格破产了，其自我形象被撕裂了。这时候本来应该是自我意识苏醒，展开反思和自我批判的时候，可是由于早年的教育，他们已经将此视为畏途。其自我意识发育的低下，导致他们完全无法接受这一心理成长的任务，并将任何质疑都视为意图毁灭其自我的别有用心，或心怀叵测。
　　因此，正如弗洛姆在《逃避自由》中告诉我们的，无力承担人格自由重负的人便会采取各种方式进行防御和逃避。这一切，无非是一群心智不成熟的人，因为恐惧失去那个虚幻的自我及其微不足道的自尊，而采取的心理防御。
　　其具体的手法无非四途：其一，坚决拒绝反思，拒绝面对真相，拒绝任何质疑和追问。其二，极力美化过去，在价值层面上狡辩，以“青春无悔”的矫情进行自我圣化，并以自称当年“很单纯”为借口，来过滤掉让人不快的残酷历史。换言之，用抒情掩盖真相。其三，改头换面，用各种时髦摩登的新形象来掩盖当年，绝口不提陈年旧事，实质是有意识地进行选择性遗忘。其四，自称因为“当年太幼稚”，识别不了真善美与假丑恶，所以无辜。
　　所有这一切，不过是心理文饰，表明他们仍旧自我沉溺，不能抛离虚假的镜像幻觉，始终不能建立起理性的自我反思。他们对自己以仇立世的立场鲜少反思。于是，他们就可以利用当代人生存的特殊情境，将那段历史和心理记忆隐藏在阴影中，以求得“心安理得”。
　　这种不自我反思，而是将一切推卸掉的做派其实正是目前中国社会种种戾气的心理源泉。凡事都是老子有理，这种心态是一切暴戾之徒的思维定势。不承认老子的，就仇之，恨之，詈之，害之，乃至睚眦必报。所以根本就不要指望这些人能将他人当作人来看待，相反，他们总是把其他人作为迟早要与自己对抗的潜在的敌人来对待。用一种独断的自我幻觉与这个世界拼死对抗。这种逃避和怯弱，以及仇世者的心态也是他们留给我们这些人的遗产。
　　如果我们能够把“我们-他们”的思维定势导向“我们-我们”，那么走向和解并非难事。正因为领受到文革受害者的痛苦，陈小鲁等人才会在自责、羞愧和良心的拷问下忏悔，勇敢地直面历史，做出道歉。
　　我们今天这个时代需要清明的理智和健全的心理，而尤其需要那一代教条、冥顽、自大且自恋的红卫兵能像陈小鲁等人一样，痛下决心，彻底反思，为健全的人格而努力。不如此，他们决不可能与这个社会、这个时代、这个世界和解。
　　周郁琦
　　（作者系心灵咖啡主笔、独立评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