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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抗战在整个抗日战争中具有特殊重要的战略地位，因而从1943年1月起，人们就开始了对山西抗战史的研究，迄今已取得了许多重要成果。
从山西抗战史研究的经历看；大体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1943年1月——1949年9月；第二阶段为1949年10月——1966年5月；第三阶段为1966年6月——1978年12月；第四阶段为1979年1月至今。
从山西抗战史研究的成果看，虽然走过了曲折的道路，但1979年至今二十六七年来出版的图书就多达300余种，并在三个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就。第一，资料的收集和整理奠定了研究的基础；第二，研究性的论文和论文集数量增加、质量提升；第三，系统的研究著作陆续面世。这些颇具资料性、系统性和学术性的研究成果，无论从思想观点、研究方法、框架构置、资料运用等方面，对山西抗战史研究都起到了观照和推动作用。
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现在，山西抗战史研究由最初的资料叙述开始向深层的学术研究转化，由对山西抗日根据地史、专题史研究向综论性、通论性的全史发展，由单一的和传统的研究方法向多视角、全方位的现代研究方法更新，而且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是，我们应该看到，抗日战争史涉及的领域和需要研究的问题很多，研究的范围和层次还有待于进一步扩展与深化，研究成果的思想性、学术性、资料性都需要进一步提升。
(一)研究的思想观点不够新颖。
这些年，在中国抗战史以及山西抗战史的研究过程中，都已经把抗战史同毛泽东的活动与思想区别开来了，把抗战史从党内路线斗争史中解放出来了。但是山西抗战史研究仍然没有摆脱中共党史、根据地史研究的模式，往往都以党的活动为主线，以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为脉络，从而阐述中共领导的八路军、新军和游击队以及抗日根据地在抗日战争中作出的巨大贡献。我们知道，写一部山西抗战全史，就应该记述山西抗战的全过程，既要反映中共及其领导的军队与各抗日力量抗战的全貌，也要反映国民党政府、阎锡山地方政府及其军队和各阶层人民抗战的全貌，还应该记述日伪政权的产生和覆灭的由来以及所犯的十恶不赦的罪行，这样就能够全方位透视山西抗战的历史，全面地评述山西抗战的历史地位和巨大作用。
另外，山西抗战史研究虽然与单纯的战争史、政治史有了明显的区别，但是重视政治、军事的研究，要比重视经济、文卫、教育等方面的份量大得多。而且对历史人物在不同时期的不同情况，都不能做到实事求是的分析和评价，仍然存在着贴标签、脸谱化的问题。对抗战中的一些重大问题、重大事件不能够站在时代的高度观望和审视，不能够提出正确的、新鲜的观点，不能够从不符合历史认知的陈旧观点中解放出来。
(二)资料的整理还很不系统。
在长达8年的日本侵华战争中，日本军国主义者在中国、在山西广大的土地上，以最野蛮、最残暴、最惨绝人寰的大破坏大屠杀，妄图镇压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罪行及其给山西人民所造成的深重灾难，应该以大量的不可推翻的资料做历史的印证，但由于种种原因，对于抗战时期中国以及山西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的资料统计是抗日战争史研究中非常薄弱的环节，基本上是个空白点。现在可以利用的资料有两种：一是国民党政府的统计，即《中国抗战时期财产损失说贴》、《中国对日要求赔偿的说贴》和1947年5月国民党政府行政院赔偿委员会的工作报告。前两个说贴系国民党政府提供远东委员会，对日要求索赔而编制的，未正式公布过。后一个工作报告，是国民党第四届参政会第三次会议上以政府名义公开发表的唯一一次抗战各项损失统计数字。即全国抗战期间，财产直接损失313亿美元，间接损失204亿美元，军费损失41．6亿美元，合计558．6亿美元；全国人口伤亡统计1278．4974万人。但国民党统计的以上数字不包括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不包括东北、台湾及海外华侨的损失。二是共产党公布的解放区的数字。1946年6月30日，董必武以中国解放区救济委员会主任的身份致函蒋廷黻的信中提到，“根据晋察冀、冀热辽、晋察鲁豫、苏皖、山东等7个解放区不完全初步统计，被敌伪杀死或被虐待伤病致死者320万人，被敌俘捕者276万人，鳏寡孤残者296万人。以上共计892万人。1944年6月叶剑英在《中共抗战一般情况介绍》中公布的八路军、新四军伤亡数为39．9567万人。1945年7月《新华日报》编印的《群众》杂志第10卷第13期刊出《解放区的各项统计》，披露八路军、新四军及华南抗日纵队从1937年7月至1945年3月，伤亡总数为44．6736万人。1945年7月7日《解放日报》公布抗战8年中中共军队伤亡损失52．2069万人。20世纪90年代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七十年》公布的数字，抗日战争中“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伤亡60余万人”。这些数据一次和一次不一样，其原因是对这个问题一直没能进行普查，全国没有统一的统计数字。
抗战时期山西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更无普遍的准确的调查数据，当事人留下的证言也有限，档案资料残缺不全，很多事情的叙述均为第三者整理，很多数据都是根据某一根据地某一县估算出来，逐一相加而成的，包括我省公开出版的各根据地史和《山西抗日战争史》、《中国共产党与山西抗战》这些权威的著作，书中的数字接近实际、接近真实，这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另外，资料整理没有系统化，反映党和八路军以及牺盟会、动委会创建山西抗日根据地的综合性、政策性资料汇编多一些，反映敌后根据地建设的专题性资料多一些；关于国民党及阎锡山抗战的资料、民众抗战的资料、日伪活动的资料少一些，有的几乎是空缺。
(三)研究的领域尚待开拓。
抗日战争不是单一的平面运动，而是一个全方位多层次的立体过程。为此，我们应该从不同的视角、不同的思维来审视它，广泛吸收其他学科的新成果。不能把研究重点主要局限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根据地建设、党的建设、统一战线等方面，应当拓宽领域，加强社会史、文化史、经济史、军事史的研究。要把研究的触角延伸到山西抗战史薄弱或空缺的领域，包括国民党正面战场和国民党游击战、山西沦陷区日伪政权、日伪统治下的山西文化教育、日军在山西实施细菌战和毒气战、日军在山西制造“无人区”、日军在山西强制劳力和强征慰安妇、山西抗战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以及民间赔偿等内容。
(四)研究方法亟待更新。
目前，学术界的研究观念都比较滞后，沿用的还是前些年传统的方法。对于中国历史研究中许多成功的方法、国外介绍过来的一些现代研究方法，了解得不够，运用更差。比如：写贫困便是“饿殍遍野”、“水深火热”，没有量的统计和分析，没有人物心理剖析，没有横向与纵向的比较。再比如：对山西抗战的分析，许多人仍采用革命史观的眼光，认 为山西抗战完全是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的反抗，国民党及阎锡山军队在山西的抗战完全是一败涂地，望鬼子而逃，没有一点保家卫国的责任心和爱国情操，从而排斥或否定国民党和阎锡山在山西抗战中的作用。这种不能历史地认识问题和不作具体分析的研究，不是历史唯物主义，至少是态度不够严谨，结论难以服人。还有现在普遍沿用的从文献到文献的传统研究方法；我们虽然不能否认其价值，但是，仅以此来研究山西抗战史，至少是不全面或者不能完全客观地反映历史的本来。我们应该走出书斋，进人民间走访事件亲历者，探求事件背后的真实要素，使史学研究有主体感÷生动感。同时，对山西抗战史的研究既要从定性的方面进行分析，也要从定量的方面来考察；既要从总体上进行把握，也要从局部进行梳理；既要从山西或某个根据地进行宏观研究，也要对一个村落或一支队伍进行个案研究。对问题的认识既要用历史的眼光来看待，也要借助和结合其它专业理论来认识；既要立足山西，也要了解国内或海外的研究动态；既要考察历史因素，也要推陈出新。总之，应该用发展变化着的视角来分析问题，用比较的方法来研究事物，用宽镜头涵概整个抗战全过程的各个方面，用长焦距来深化山西抗战史研究中新的认识；既不固守己见，也不局限于原有的思维定势。必须突破传统观念，勇于发表自己的独到见解，把抗战史研究进一步推向深入。
为了解决山西抗战史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我们应从五个方面作出努力。
第一，切实加强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学习，进一步提高理论素养和研究水平，深人探索抗日战争发展的历史规律。抗日战争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的结合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形成了适合中国国情的完整理论和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指导和保证了抗日战争的胜利。这个时期是毛泽东思想最生动、最丰富，达到成熟的时期。今天，我们研究抗日战争史，必须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作指导，运用马列主义的革命战争理论和毛泽东人民战争思想来分析抗日战争发生的原因、战争的历史过程和抗战中的重大问题，得出科学的结论和规律性的认识。特别是要认真学习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深人研究抗日战争在中国革命中的历史地位和伟大作用，深刻认识中国革命发展的客观规律，鼓舞人们更加坚定共产主义信念，自觉地投身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奋斗之中。
第二，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革命学风，进一步深化和细化山西抗战史的研究。要把研究普遍性问题与研究具有地方特色问题结合起来，把研究宏观问题与研究微观问题结合起来，把研究热点课题与研究冷门课题、弱项课题结合起来，把研究历史与指导现实结合起来，做到深刻的历史感与鲜明的时代性相统一。理论联系实际是党的基本思想路线，是共产党人的优良学风，也是我们史学研究工作者必须坚持的根本原则。在正确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方法论研究抗战史的过程中，不但要深入探索中国抗日战争发展的规律，而且要从总结抗日战争的历史经验中发掘其现实意义。因此，我们的研究工作既不能搞史料的简单罗列，也不能为研究历史而研究历史，必须从“以史资政”、“以史鉴今”的目标出发，把对历史的研究同服务现实紧密结合起来。山西抗战是山西历史上最光辉壮丽的篇章，在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等方面，都取得了瞩目的成就，创造了丰富的经验。我们要把这些经验加以科学总结，为当代山西的社会经济发展提供有益的历史借鉴。
第三，要坚持实事求是、严谨治学的精神。当前，山西抗战史研究中存在着史料不全、不细、不深的问题。我们一定要下功夫收集整理一些关键性的资料，一些能够反映事物本质的资料。我们对史料的掌握要全面，运用要准确，不能胡编乱造，在我们手中出来的产品绝不能给后人留下考证的麻烦；在文字上要精益求精，防止粗制滥造、不负责任的现象发生。我们的论著必须是可信的，只有可信的历史才能立起来、传下去，才能发挥其应有的社会功能。
第四，加强对港台及国外抗日战争史研究信息的了解和研究成果评析，使国内与国外得到交流，以扩大山西抗战史研究的影响和效应。我们要走出国门去，或者把来华学者请进来，广泛搜集国外档案馆、图书馆和研究机构保存的中国抗战和山西抗战的资料以及最新出版的论著。我们既要重视对国外研究中国抗战、山西抗战的主要学派观点和现状的了解，又要重视对世界各国研究抗战史的渊源的探讨。
第五，彻底揭露日本侵略者在山西的罪行，用铁的事实驳斥日本右翼势力的无耻谰言。近年来，日本的右翼势力经常利用一些公开场合和修改教科书，以各种理由和言词为当年的侵略行径辩护，这是不能容忍的，我们史学工作者有责任据史据理予以驳斥。我们要发挥史学科学的战斗性，用铁的事实戳穿种种谬论的虚伪性、欺骗性和反动性，教育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增强思想免疫力，使山西抗战史的研究为振奋民族精神、鼓舞人民斗志，发挥应有的作用。
(责编 东曙)
从山西抗战史研究的经历看；大体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1943年1月——1949年9月；第二阶段为1949年10月——1966年5月；第三阶段为1966年6月——1978年12月；第四阶段为1979年1月至今。
从山西抗战史研究的成果看，虽然走过了曲折的道路，但1979年至今二十六七年来出版的图书就多达300余种，并在三个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就。第一，资料的收集和整理奠定了研究的基础；第二，研究性的论文和论文集数量增加、质量提升；第三，系统的研究著作陆续面世。这些颇具资料性、系统性和学术性的研究成果，无论从思想观点、研究方法、框架构置、资料运用等方面，对山西抗战史研究都起到了观照和推动作用。
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现在，山西抗战史研究由最初的资料叙述开始向深层的学术研究转化，由对山西抗日根据地史、专题史研究向综论性、通论性的全史发展，由单一的和传统的研究方法向多视角、全方位的现代研究方法更新，而且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是，我们应该看到，抗日战争史涉及的领域和需要研究的问题很多，研究的范围和层次还有待于进一步扩展与深化，研究成果的思想性、学术性、资料性都需要进一步提升。
(一)研究的思想观点不够新颖。
这些年，在中国抗战史以及山西抗战史的研究过程中，都已经把抗战史同毛泽东的活动与思想区别开来了，把抗战史从党内路线斗争史中解放出来了。但是山西抗战史研究仍然没有摆脱中共党史、根据地史研究的模式，往往都以党的活动为主线，以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为脉络，从而阐述中共领导的八路军、新军和游击队以及抗日根据地在抗日战争中作出的巨大贡献。我们知道，写一部山西抗战全史，就应该记述山西抗战的全过程，既要反映中共及其领导的军队与各抗日力量抗战的全貌，也要反映国民党政府、阎锡山地方政府及其军队和各阶层人民抗战的全貌，还应该记述日伪政权的产生和覆灭的由来以及所犯的十恶不赦的罪行，这样就能够全方位透视山西抗战的历史，全面地评述山西抗战的历史地位和巨大作用。
另外，山西抗战史研究虽然与单纯的战争史、政治史有了明显的区别，但是重视政治、军事的研究，要比重视经济、文卫、教育等方面的份量大得多。而且对历史人物在不同时期的不同情况，都不能做到实事求是的分析和评价，仍然存在着贴标签、脸谱化的问题。对抗战中的一些重大问题、重大事件不能够站在时代的高度观望和审视，不能够提出正确的、新鲜的观点，不能够从不符合历史认知的陈旧观点中解放出来。
(二)资料的整理还很不系统。
在长达8年的日本侵华战争中，日本军国主义者在中国、在山西广大的土地上，以最野蛮、最残暴、最惨绝人寰的大破坏大屠杀，妄图镇压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罪行及其给山西人民所造成的深重灾难，应该以大量的不可推翻的资料做历史的印证，但由于种种原因，对于抗战时期中国以及山西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的资料统计是抗日战争史研究中非常薄弱的环节，基本上是个空白点。现在可以利用的资料有两种：一是国民党政府的统计，即《中国抗战时期财产损失说贴》、《中国对日要求赔偿的说贴》和1947年5月国民党政府行政院赔偿委员会的工作报告。前两个说贴系国民党政府提供远东委员会，对日要求索赔而编制的，未正式公布过。后一个工作报告，是国民党第四届参政会第三次会议上以政府名义公开发表的唯一一次抗战各项损失统计数字。即全国抗战期间，财产直接损失313亿美元，间接损失204亿美元，军费损失41．6亿美元，合计558．6亿美元；全国人口伤亡统计1278．4974万人。但国民党统计的以上数字不包括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不包括东北、台湾及海外华侨的损失。二是共产党公布的解放区的数字。1946年6月30日，董必武以中国解放区救济委员会主任的身份致函蒋廷黻的信中提到，“根据晋察冀、冀热辽、晋察鲁豫、苏皖、山东等7个解放区不完全初步统计，被敌伪杀死或被虐待伤病致死者320万人，被敌俘捕者276万人，鳏寡孤残者296万人。以上共计892万人。1944年6月叶剑英在《中共抗战一般情况介绍》中公布的八路军、新四军伤亡数为39．9567万人。1945年7月《新华日报》编印的《群众》杂志第10卷第13期刊出《解放区的各项统计》，披露八路军、新四军及华南抗日纵队从1937年7月至1945年3月，伤亡总数为44．6736万人。1945年7月7日《解放日报》公布抗战8年中中共军队伤亡损失52．2069万人。20世纪90年代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七十年》公布的数字，抗日战争中“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伤亡60余万人”。这些数据一次和一次不一样，其原因是对这个问题一直没能进行普查，全国没有统一的统计数字。
抗战时期山西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更无普遍的准确的调查数据，当事人留下的证言也有限，档案资料残缺不全，很多事情的叙述均为第三者整理，很多数据都是根据某一根据地某一县估算出来，逐一相加而成的，包括我省公开出版的各根据地史和《山西抗日战争史》、《中国共产党与山西抗战》这些权威的著作，书中的数字接近实际、接近真实，这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另外，资料整理没有系统化，反映党和八路军以及牺盟会、动委会创建山西抗日根据地的综合性、政策性资料汇编多一些，反映敌后根据地建设的专题性资料多一些；关于国民党及阎锡山抗战的资料、民众抗战的资料、日伪活动的资料少一些，有的几乎是空缺。
(三)研究的领域尚待开拓。
抗日战争不是单一的平面运动，而是一个全方位多层次的立体过程。为此，我们应该从不同的视角、不同的思维来审视它，广泛吸收其他学科的新成果。不能把研究重点主要局限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根据地建设、党的建设、统一战线等方面，应当拓宽领域，加强社会史、文化史、经济史、军事史的研究。要把研究的触角延伸到山西抗战史薄弱或空缺的领域，包括国民党正面战场和国民党游击战、山西沦陷区日伪政权、日伪统治下的山西文化教育、日军在山西实施细菌战和毒气战、日军在山西制造“无人区”、日军在山西强制劳力和强征慰安妇、山西抗战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以及民间赔偿等内容。
(四)研究方法亟待更新。
目前，学术界的研究观念都比较滞后，沿用的还是前些年传统的方法。对于中国历史研究中许多成功的方法、国外介绍过来的一些现代研究方法，了解得不够，运用更差。比如：写贫困便是“饿殍遍野”、“水深火热”，没有量的统计和分析，没有人物心理剖析，没有横向与纵向的比较。再比如：对山西抗战的分析，许多人仍采用革命史观的眼光，认 为山西抗战完全是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的反抗，国民党及阎锡山军队在山西的抗战完全是一败涂地，望鬼子而逃，没有一点保家卫国的责任心和爱国情操，从而排斥或否定国民党和阎锡山在山西抗战中的作用。这种不能历史地认识问题和不作具体分析的研究，不是历史唯物主义，至少是态度不够严谨，结论难以服人。还有现在普遍沿用的从文献到文献的传统研究方法；我们虽然不能否认其价值，但是，仅以此来研究山西抗战史，至少是不全面或者不能完全客观地反映历史的本来。我们应该走出书斋，进人民间走访事件亲历者，探求事件背后的真实要素，使史学研究有主体感÷生动感。同时，对山西抗战史的研究既要从定性的方面进行分析，也要从定量的方面来考察；既要从总体上进行把握，也要从局部进行梳理；既要从山西或某个根据地进行宏观研究，也要对一个村落或一支队伍进行个案研究。对问题的认识既要用历史的眼光来看待，也要借助和结合其它专业理论来认识；既要立足山西，也要了解国内或海外的研究动态；既要考察历史因素，也要推陈出新。总之，应该用发展变化着的视角来分析问题，用比较的方法来研究事物，用宽镜头涵概整个抗战全过程的各个方面，用长焦距来深化山西抗战史研究中新的认识；既不固守己见，也不局限于原有的思维定势。必须突破传统观念，勇于发表自己的独到见解，把抗战史研究进一步推向深入。
为了解决山西抗战史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我们应从五个方面作出努力。
第一，切实加强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学习，进一步提高理论素养和研究水平，深人探索抗日战争发展的历史规律。抗日战争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的结合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形成了适合中国国情的完整理论和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指导和保证了抗日战争的胜利。这个时期是毛泽东思想最生动、最丰富，达到成熟的时期。今天，我们研究抗日战争史，必须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作指导，运用马列主义的革命战争理论和毛泽东人民战争思想来分析抗日战争发生的原因、战争的历史过程和抗战中的重大问题，得出科学的结论和规律性的认识。特别是要认真学习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深人研究抗日战争在中国革命中的历史地位和伟大作用，深刻认识中国革命发展的客观规律，鼓舞人们更加坚定共产主义信念，自觉地投身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奋斗之中。
第二，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革命学风，进一步深化和细化山西抗战史的研究。要把研究普遍性问题与研究具有地方特色问题结合起来，把研究宏观问题与研究微观问题结合起来，把研究热点课题与研究冷门课题、弱项课题结合起来，把研究历史与指导现实结合起来，做到深刻的历史感与鲜明的时代性相统一。理论联系实际是党的基本思想路线，是共产党人的优良学风，也是我们史学研究工作者必须坚持的根本原则。在正确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方法论研究抗战史的过程中，不但要深入探索中国抗日战争发展的规律，而且要从总结抗日战争的历史经验中发掘其现实意义。因此，我们的研究工作既不能搞史料的简单罗列，也不能为研究历史而研究历史，必须从“以史资政”、“以史鉴今”的目标出发，把对历史的研究同服务现实紧密结合起来。山西抗战是山西历史上最光辉壮丽的篇章，在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等方面，都取得了瞩目的成就，创造了丰富的经验。我们要把这些经验加以科学总结，为当代山西的社会经济发展提供有益的历史借鉴。
第三，要坚持实事求是、严谨治学的精神。当前，山西抗战史研究中存在着史料不全、不细、不深的问题。我们一定要下功夫收集整理一些关键性的资料，一些能够反映事物本质的资料。我们对史料的掌握要全面，运用要准确，不能胡编乱造，在我们手中出来的产品绝不能给后人留下考证的麻烦；在文字上要精益求精，防止粗制滥造、不负责任的现象发生。我们的论著必须是可信的，只有可信的历史才能立起来、传下去，才能发挥其应有的社会功能。
第四，加强对港台及国外抗日战争史研究信息的了解和研究成果评析，使国内与国外得到交流，以扩大山西抗战史研究的影响和效应。我们要走出国门去，或者把来华学者请进来，广泛搜集国外档案馆、图书馆和研究机构保存的中国抗战和山西抗战的资料以及最新出版的论著。我们既要重视对国外研究中国抗战、山西抗战的主要学派观点和现状的了解，又要重视对世界各国研究抗战史的渊源的探讨。
第五，彻底揭露日本侵略者在山西的罪行，用铁的事实驳斥日本右翼势力的无耻谰言。近年来，日本的右翼势力经常利用一些公开场合和修改教科书，以各种理由和言词为当年的侵略行径辩护，这是不能容忍的，我们史学工作者有责任据史据理予以驳斥。我们要发挥史学科学的战斗性，用铁的事实戳穿种种谬论的虚伪性、欺骗性和反动性，教育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增强思想免疫力，使山西抗战史的研究为振奋民族精神、鼓舞人民斗志，发挥应有的作用。
(责编 东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