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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长是学生成长的关键利益相关者。与其他国家的家长相比，中国家长尤为关注孩子教育，甚至愿为孩子付出一切。在现代教育环境下，教育的所有利益相关者都面临转型，家长也应转型为懂育人、能改变人和提升人的教育家，帮助孩子认清自我、形成梦想、学会学习，而不是简单教给孩子知识，或给孩子设计一个发展模板，更不是让孩子帮自己实现未了的心愿等。
不要把父母的世界强加给孩子。西交利物浦大学为了鼓励学生追随自己的兴趣，尽可能地按第一志愿录取学生，而且在学生入学后给他们重新选择专业的机会。有一天，一位女同学发邮件向我求助，说自己想转专业，但遭到母亲阻挠，不知道该怎么办，请我给建议。我回信告诉她，这是一个非常私人的决策，“你需要和母亲好好协商，说服她支持你的选择，这对你来说也是一个认真思考自己未来、提升沟通能力的机会”。过了一段时间，这位同学又联系我，说经过认真思考，她还是想坚持自己的选择，但母亲仍然不同意，并威胁她说如果转专业就断绝母女关系。她很绝望，想再听听我的意见。我告诉她：“如果你坚定你的选择，那么一定有足够的理由。你妈妈也一定是爱你的，所以你应该想办法得到她的同意。”又过了一段时间，这位同学很轻松地告诉我她成功地转了专业，方法是没告诉妈妈。我回信恭喜她实现了自己的心愿，但对其沟通上的失利表示遗憾。我无法指责这位母亲固守己见，只想对家长们说：孩子有自己的人生计划，如果他们在反复思考后仍然坚持，那么，即便你不看好，也应该给他们尝试的机会。更何况，在现代，学习能力和内心动力的价值远超越知识的获取，孩子即便尝试后失败，代价也不会太大。类似的现象还有，一些父母年轻时没能实现梦想，于是将自己的梦想强加在子女身上，这样或许能打开自己的心结，却会扭曲孩子的发展。
释放各自的生活空间。现代通信技术在方便人们沟通的同时，大大压缩了私人空间。曾有一位妈妈急切地通过微信联系我，说女儿不见了。一问才知道，她女儿每顿饭都要发照片给妈妈看吃的什么，那天没发，也联系不上，所以妈妈坐卧不宁。我对妈妈说，也许孩子在上课，或因为小组活动耽误了，也或者一时忙碌而忘记了。妈妈心里还是不踏实，说收不到孩子的信息就头冒虚汗、心神不定，完全控制不住自己。后来，我又收到她的消息，说确实是孩子有事耽搁了。这种过度的沟通和反馈，会导致双方行为上的震荡，既不利于生活和学习，也会形成没必要的精神压力和行为约束。我曾劝解学生尝试减少这种与父母的时时沟通，以一周时间为例，从每天随时在线到联系多次再减少至1次，从每周联系7次逐步减少到3次甚至1次，最后是有事时及时联系。这样一来，父母和孩子都可以拥有自己的生活空间，充分享受自己的生活。
两代人要学会以成人的方式对话。西交利物浦大学视学生为年轻的成人。我们认为，尽管学生的心理和社会年龄还不够成熟，但在生理上已经达到必须承担民事责任的年龄，教育就是要帮学生迅速认识到他们民事责任人的地位和责任，因为父母再爱孩子，也无法代替他们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为此，我们将一些具有极强个人性的东西视为隐私，如学习成绩只有学生自己可以知道，有关纪律处分等信息也只通知学生本人，希望学生在个人事务上学会独立和承担起自己的责任。这种教育理念和实践对家长提出了转型挑战：他们面对的不再是以前那个需要无微不至关照和呵护的小孩，而是有思想、想独立、要空间的成人，需要学会如何以成人的方式与孩子对话——你想了解孩子的成绩、在学校的生活、个人恋情、未来打算，就要逐步改变居高临下的控制和无微不至的亲情呵护，学会两代人间相互尊重和信任，成为推心置腹的朋友。
明白怎样做更有利于孩子成长。为让学生适应数字化、智能化、网络化的未来世界，西交利物浦大学努力改变传统的由学校和教师主导的知识传授型教育，给予学生更多自由和空间——学生须重视课前预习和自学，并利用课后辅导、小组活动、项目研究等深化学习和整合知识，另外还要参加形式多样的社团活动、实习、暑期研究项目、社会实践等。我们希望学生通过丰富多彩的学习、体验、训练和感悟，从一个孩子成长为一个素养高、能力强、会学习、有国际化视野和竞争力的“世界玩家”。然而，我们却收到很多家长的抱怨，如假期太长、给学生太多自由、课堂时数太少、学生自学太多等。从传统的知识导向型应试教育的角度来审视这种以学生成长为目标、以兴趣为导向、研究导向型的教育实践，的确太离经叛道。但面向未来，如果依然沉浸在已经过时的教育理念和形式里，其实是在误人子弟。因此，我们一定要保持清醒，并坚守对孩子成长有利的教育理念和实践。
不要剥夺年轻人承担自己责任的机会。我微信朋友圈和微博粉丝中有大量的家长和学生，这让我更容易听到大家的心声。我发现，家长的问题或询问远远多于学生，可以说，90%以上的问题源于家长，而这其中90%的问题应该是学生的疑问。为什么会这样？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学生了解学校的运行、状况和规章制度，很多问题对他们来说可能不是问题，或者他们可以通过正常渠道和同学间的沟通解决;二是家长过于关切学生学习，扑得太前——我曾反复劝告家长后退一步，站在旁边多观察，在学生需要时给点建议，当学生难以单独应付时再伸手，但还是有很多家长冲在学生的前面。另外，现在人与人之间的沟通极为便捷，学生可能随口感叹一句某个现象或表达一下不解或不满，家长就会直接找我或学校询问。我不得不反复推心置腹地与这些家长交流，并解释说不是不让他们关心学生，而是不想让他们为学生代劳，学生的事最好由学生自己联系解决，他们清楚学校情况，知道应和哪些部门联系、通过什么渠道反映问题或提出建议和要求，而且这也是他们大学教育的一部分，是他们锻炼和成长的机会，永远由家长代劳会扼杀他们发展的空间。
学会“三不主义”。代际和谐共生是个老话题，但在现代更加突出。孩子刚入学时很多家长不适应，觉得心里空落落的。但疫情发生后，不少家长又催促，赶快开放校园，让学生回到学校。可以理解，不少家长可能刚刚适应了孩子不在身边的生活，疫情袭来，突然居家隔离，使得原来的平衡又被打破，而且他们还发现自己的孩子已经不是以前那个一心准备高考的小孩，而是有主见、思想独立的年轻人，甚至和孩子在交流上有代沟。我相信学生和父母长处一室，对双方来说都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对于年轻人来说可能更难，因为他们要接受父母无微不至的关爱和家人全天候、全方位的目光扫描和热情指点。无论同居一室，还是远隔千里，父母和子女的代际和谐都是难题，需要相互理解、尊重和智慧的沟通，否则将导致一生痛苦。我在进行本土领导研究时曾建议领导实践“三不主义”，即听不见、看不见、不会做。首先，领导如果耳朵太灵，什么都能聽到，并忍不住事事干预，那么，这个单位最后一定懒惰成性，因为大家会习惯等领导指示;其次，如果领导眼睛太尖，事无巨细，而且看到了就想说和管，那么，这个单位一定会整个体系无力，过分依赖领导;最后，领导不能觉得自己什么都能干，大事小事都要参与，这样会致使下属越来越无能。因此，好领导一定要保持清醒，明白哪些事情需要关注、哪些事情需要干预、哪些事情可以让下属去完成。换句话说，优秀的领导要学会装聋卖傻、视而不见、有所不能，这样才能充分调动下属的积极性，利用体系放大组织的能量。在处理代际关系上，家长也需要学会做“三不父母”，与孩子保持适度距离，鼓励和支持孩子去做他们应该做的事，只在他们需要时给予咨询、指导和帮助。
（作者系西交利物浦大学执行校长）
责任编辑：刘洁
不要把父母的世界强加给孩子。西交利物浦大学为了鼓励学生追随自己的兴趣，尽可能地按第一志愿录取学生，而且在学生入学后给他们重新选择专业的机会。有一天，一位女同学发邮件向我求助，说自己想转专业，但遭到母亲阻挠，不知道该怎么办，请我给建议。我回信告诉她，这是一个非常私人的决策，“你需要和母亲好好协商，说服她支持你的选择，这对你来说也是一个认真思考自己未来、提升沟通能力的机会”。过了一段时间，这位同学又联系我，说经过认真思考，她还是想坚持自己的选择，但母亲仍然不同意，并威胁她说如果转专业就断绝母女关系。她很绝望，想再听听我的意见。我告诉她：“如果你坚定你的选择，那么一定有足够的理由。你妈妈也一定是爱你的，所以你应该想办法得到她的同意。”又过了一段时间，这位同学很轻松地告诉我她成功地转了专业，方法是没告诉妈妈。我回信恭喜她实现了自己的心愿，但对其沟通上的失利表示遗憾。我无法指责这位母亲固守己见，只想对家长们说：孩子有自己的人生计划，如果他们在反复思考后仍然坚持，那么，即便你不看好，也应该给他们尝试的机会。更何况，在现代，学习能力和内心动力的价值远超越知识的获取，孩子即便尝试后失败，代价也不会太大。类似的现象还有，一些父母年轻时没能实现梦想，于是将自己的梦想强加在子女身上，这样或许能打开自己的心结，却会扭曲孩子的发展。
释放各自的生活空间。现代通信技术在方便人们沟通的同时，大大压缩了私人空间。曾有一位妈妈急切地通过微信联系我，说女儿不见了。一问才知道，她女儿每顿饭都要发照片给妈妈看吃的什么，那天没发，也联系不上，所以妈妈坐卧不宁。我对妈妈说，也许孩子在上课，或因为小组活动耽误了，也或者一时忙碌而忘记了。妈妈心里还是不踏实，说收不到孩子的信息就头冒虚汗、心神不定，完全控制不住自己。后来，我又收到她的消息，说确实是孩子有事耽搁了。这种过度的沟通和反馈，会导致双方行为上的震荡，既不利于生活和学习，也会形成没必要的精神压力和行为约束。我曾劝解学生尝试减少这种与父母的时时沟通，以一周时间为例，从每天随时在线到联系多次再减少至1次，从每周联系7次逐步减少到3次甚至1次，最后是有事时及时联系。这样一来，父母和孩子都可以拥有自己的生活空间，充分享受自己的生活。
两代人要学会以成人的方式对话。西交利物浦大学视学生为年轻的成人。我们认为，尽管学生的心理和社会年龄还不够成熟，但在生理上已经达到必须承担民事责任的年龄，教育就是要帮学生迅速认识到他们民事责任人的地位和责任，因为父母再爱孩子，也无法代替他们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为此，我们将一些具有极强个人性的东西视为隐私，如学习成绩只有学生自己可以知道，有关纪律处分等信息也只通知学生本人，希望学生在个人事务上学会独立和承担起自己的责任。这种教育理念和实践对家长提出了转型挑战：他们面对的不再是以前那个需要无微不至关照和呵护的小孩，而是有思想、想独立、要空间的成人，需要学会如何以成人的方式与孩子对话——你想了解孩子的成绩、在学校的生活、个人恋情、未来打算，就要逐步改变居高临下的控制和无微不至的亲情呵护，学会两代人间相互尊重和信任，成为推心置腹的朋友。
明白怎样做更有利于孩子成长。为让学生适应数字化、智能化、网络化的未来世界，西交利物浦大学努力改变传统的由学校和教师主导的知识传授型教育，给予学生更多自由和空间——学生须重视课前预习和自学，并利用课后辅导、小组活动、项目研究等深化学习和整合知识，另外还要参加形式多样的社团活动、实习、暑期研究项目、社会实践等。我们希望学生通过丰富多彩的学习、体验、训练和感悟，从一个孩子成长为一个素养高、能力强、会学习、有国际化视野和竞争力的“世界玩家”。然而，我们却收到很多家长的抱怨，如假期太长、给学生太多自由、课堂时数太少、学生自学太多等。从传统的知识导向型应试教育的角度来审视这种以学生成长为目标、以兴趣为导向、研究导向型的教育实践，的确太离经叛道。但面向未来，如果依然沉浸在已经过时的教育理念和形式里，其实是在误人子弟。因此，我们一定要保持清醒，并坚守对孩子成长有利的教育理念和实践。
不要剥夺年轻人承担自己责任的机会。我微信朋友圈和微博粉丝中有大量的家长和学生，这让我更容易听到大家的心声。我发现，家长的问题或询问远远多于学生，可以说，90%以上的问题源于家长，而这其中90%的问题应该是学生的疑问。为什么会这样？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学生了解学校的运行、状况和规章制度，很多问题对他们来说可能不是问题，或者他们可以通过正常渠道和同学间的沟通解决;二是家长过于关切学生学习，扑得太前——我曾反复劝告家长后退一步，站在旁边多观察，在学生需要时给点建议，当学生难以单独应付时再伸手，但还是有很多家长冲在学生的前面。另外，现在人与人之间的沟通极为便捷，学生可能随口感叹一句某个现象或表达一下不解或不满，家长就会直接找我或学校询问。我不得不反复推心置腹地与这些家长交流，并解释说不是不让他们关心学生，而是不想让他们为学生代劳，学生的事最好由学生自己联系解决，他们清楚学校情况，知道应和哪些部门联系、通过什么渠道反映问题或提出建议和要求，而且这也是他们大学教育的一部分，是他们锻炼和成长的机会，永远由家长代劳会扼杀他们发展的空间。
学会“三不主义”。代际和谐共生是个老话题，但在现代更加突出。孩子刚入学时很多家长不适应，觉得心里空落落的。但疫情发生后，不少家长又催促，赶快开放校园，让学生回到学校。可以理解，不少家长可能刚刚适应了孩子不在身边的生活，疫情袭来，突然居家隔离，使得原来的平衡又被打破，而且他们还发现自己的孩子已经不是以前那个一心准备高考的小孩，而是有主见、思想独立的年轻人，甚至和孩子在交流上有代沟。我相信学生和父母长处一室，对双方来说都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对于年轻人来说可能更难，因为他们要接受父母无微不至的关爱和家人全天候、全方位的目光扫描和热情指点。无论同居一室，还是远隔千里，父母和子女的代际和谐都是难题，需要相互理解、尊重和智慧的沟通，否则将导致一生痛苦。我在进行本土领导研究时曾建议领导实践“三不主义”，即听不见、看不见、不会做。首先，领导如果耳朵太灵，什么都能聽到，并忍不住事事干预，那么，这个单位最后一定懒惰成性，因为大家会习惯等领导指示;其次，如果领导眼睛太尖，事无巨细，而且看到了就想说和管，那么，这个单位一定会整个体系无力，过分依赖领导;最后，领导不能觉得自己什么都能干，大事小事都要参与，这样会致使下属越来越无能。因此，好领导一定要保持清醒，明白哪些事情需要关注、哪些事情需要干预、哪些事情可以让下属去完成。换句话说，优秀的领导要学会装聋卖傻、视而不见、有所不能，这样才能充分调动下属的积极性，利用体系放大组织的能量。在处理代际关系上，家长也需要学会做“三不父母”，与孩子保持适度距离，鼓励和支持孩子去做他们应该做的事，只在他们需要时给予咨询、指导和帮助。
（作者系西交利物浦大学执行校长）
责任编辑：刘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