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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12月，时任苏区中央军区政治部主任的贺昌写了一篇《节省子弹和搜集子弹壳》的宣传文章。面对国民党的不断“围剿”，苏区严重缺乏子弹，贺昌的文章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写成的。其文曰：
同志们!子弹是我们杀伤敌人最重要的武器，多一个子弹就多杀一个敌人，少一个子弹就少杀一个敌人，多捡一个子弹壳，就可以多造一个子弹多打死一个敌人。
在目前同敌人进行残酷战斗的时候，我们每一个红色战士和游击队员一方面要节省子弹，同时要多捡子弹壳。为了多杀死敌人，争取战争胜利，大家都要努力节省子弹和捡子弹壳!
怎样节省子弹呢？第一，敌人距离我们在两百米以外无论如何不要打枪；第二，不管在什么时候，没有指挥员的射击命令，也不要打枪；第三，打枪一定要瞄准，没有瞄准也不要(打枪)……要在平时多练习瞄准，瞄准瞄得好，子弹就会多打死敌人……
怎样收集子弹壳呢？我们也有几点办法：第一，打仗时候要把自己打的子弹壳留下口口，在平时还可以搜集在战场上别人遗下的子弹壳。第二，向地方群众宣传，要他们把他们收藏的子弹壳交出来贡献（给）战争；第三，还要收集敌人的子弹壳……
“节省子弹”，情见乎辞，但读者诸君知否：就在贺昌写成这篇文章稍前，有一位红军高级将领也是为了“节省子弹”，在“肃反”高潮中竟“现身说法”，做出了惊人举动。
“不要用子弹，留下一颗子弹去打敌人！”
正当湘鄂西苏区的军民在顽强抵抗国民党的“围剿”时，夏曦来了，开始推行王明的极左路线。除了指责苏区“是‘富农路线’的统治”， 夏曦还开展所谓“肃反”运动。从1932年4月起，夏曦以湘鄂西中央分局书记、湘鄂西军委会主席的名义下达命令，并成立“肃反委员会”和设置独立的“肃反”机构“保卫局”。至1934年秋，连续四次进行“肃反”，以致血流成河，其中包括千余名红军高级将领和各级指挥员，以及七千余地方领导和无辜群众。国民党的“围剿”固然残酷，红军的自我损耗其实也很严重。
夏曦“肃反”实行刑讯逼供，层层株连，先后被杀害的高级将领有湘鄂西省委常委和红三军政委万涛、红七师政委朱勉之、红九师政委宋盘铭、红七师师长叶光吉、红七师政委盛联均等。对此，湘鄂西根据地创建人之一的红三军九师师长、中共湘鄂西省委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段德昌五内俱焚，他当面指责夏曦：“你把根据地搞光了，成千上万的共产党人被你杀了，你是革命的功臣还是革命的罪人？”这激怒了夏曦，他认为段德昌是推行左倾路线的障碍，决意要除掉他。
1933年4月的一天，夏曦派人通知段德昌开会。段情知有变，仍镇定自若，安排好工作，告别亲人，然后赴会。果然，夏曦以“改组派”、“逃跑主义”等莫须有罪名将段逮捕。
5月1日——夏曦选择这个全世界无产者的节日处决段德昌。就在夏宣布执行死刑的同时，段德昌却喝道：“不要用子弹，留下一颗子弹去打敌人！”
段德昌痛惜革命队伍中的自相残杀，更痛惜防御和反击国民党“围剿”的子弹匮乏。在生命的最后，他以惊天地的一呼，喊出了让人心碎的口号。随之，他又深情地对在场的干部群众说：“共产党人砍脑壳也要讲真话，我相信中国革命一定会胜利。红军要打回洪湖去，不要忘记了洪湖人民；红军要赶快恢复党的组织，没有党的领导，红军寸步难行；‘肃反’‘肃’到德昌止，再也不要自相残杀了！”
夏曦居然下令“成全”了段德昌。杜鹃啼血，一位曾威震湘鄂西的红军将领就这样被冤杀了。
据说段德昌被捕后，湘鄂西红军的最高将领贺龙曾向夏曦据理力争。当时夏曦竟以贺龙眼中没有湘鄂西中央分局相要挟，粗暴地把贺龙顶了回去。就在段德昌临刑之际，贺龙赶过来，为他解开绳索，把一碗粉蒸肉端到他面前，看他拿起筷子吃了几口，又见他挺胸走向刑场，贺龙才含泪背转身去……
就这样，段德昌为“节省子弹”，自己惨遭刀砍而死。就义时，年仅29岁。
段德昌死前，曾將于谦的《石灰吟》抄贴在自己被囚禁的石洞中，以抒其怀。
后来，有位当年的目击者樊哲祥，在1980年11月接受调查组采访时回忆说：“段德昌是一个常胜将军，我跟他当过随从参谋。他只比我大两岁，如果不被夏曦杀掉，可能是元帅，许光达是他手下的师长，也是大将嘛。杀段德昌，还开了公审大会的，枪毙时，好多战士、代表都在场。我们不敢哭出声，因为夏曦在场。后见贺龙哭出了声，我们才敢哭，一下子都在哭啊！”
段德昌不死，“可能是元帅”。1952年10月，毛泽东为段德昌签发了中央人民政府第一号烈士证书。1981年7月1日，在建党60周年的庆祝大会上，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在致词时特意提到了段德昌，追思这位红军早期的著名将领。1989年11月，江泽民代表中央军委宣布，段德昌为中共33名军事家之一。这33人当中，除了段德昌，还有许继慎、曾中生。他们三人都是被错杀的，也是“可能是元帅”的人选。
国民党特务居然掌“肃反”生杀大权
深悉党内左倾危害的谢觉哉曾在日记中回顾“苏区肃反”，他十分痛惜毛简青、柳直荀、段德昌等人的被冤杀，又回忆当时在湘南、湘鄂西、柳州等地的左倾暴动，手段竟有滥烧城市（大道两旁5里之内全部烧尽）、强迫群众当兵，以及“对党外一切打倒，对党内也谁都不信”等。谢觉哉认为，那些“左倾幼稚”者是“孩子气不懂事，敢于冒险，称里手，十多年来不知给了革命多大损失，我们不能原谅这些孩子们，因为他们闯祸太大又太多”。当然，其中也不尽然都是“孩子们”，如夏曦等人，喝过莫斯科的洋墨水，说起马克思主义理论来夸夸其谈，而这些人“爱护自己的错误比爱护自己的头还要紧”。
夏曦后来因溺水无人相救而死。离奇的是，此前为夏曦所器重的掌握“肃反”生杀大权的政务处长姜琦，原来是一个货真价实的国民党“潜伏”者。1933年初夏，红三军侦察连在执行任务时捕获了敌人的一个秘探，从他身上搜出了姜琦交给他的机密情报。敌探供认他已好几次与姜琦秘密接头，并获取了红军的大量军事秘密。侦察连连夜将敌探与姜琦的亲笔信交夏曦、贺龙、关向应“三堂会审”，证明姜琦确是奸细。当时夏曦十分尴尬，脸上青一阵白一阵，只得命令将姜琦抓获。姜琦自知罪大恶极，必无生还之路，企图乘夜逃走，结果被看押的战士击毙。
可惜段德昌没有看到这一天。
周逸群、柳直荀被害之谜
说起来夏曦也是老革命了，他是毛泽东的湖南老乡（益阳人）兼老同学（长沙湖南一师），以及老同志（湖南“社青团”成员、“新民学会”成员、“俄罗斯研究会”成员）。在湖南，夏曦的地位与郭亮相仿。毛泽东早年在湖南所从事的革命活动，夏曦也几乎无役不与。1921年中共成立不久夏曦就由团转党，后又赴莫斯科出席远东各国共产党和民族革命团体的“一大”，是见过列宁的中国人之一。此后夏曦从事革命活动，活跃于湖南等地；1927年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中共“五大”时当选为中央委员；再后来赴莫斯科东方大学深造，喝了洋墨水，在思想和组织上成为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的俘虏。斯大林和米夫等投放在红色中国的“潘多拉盒子”，就装有回国的夏曦。
民主革命时期的“小文革”——六届四中全会，王明等“斗争干部”和“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登台，夏曦也再次进入中央，且不久派赴洪湖根据地，任湘鄂西中央分局书记，从此执掌当地大权。他大力推行左倾方针政策，如彻底分田（特别是针对富农）、冒险军事进攻、打击不同意见的同志，乃至执掌“肃反”大权（此前邓中夏在当地也有重大失误）。而他所祸害的革命英杰，除了段德昌，据说湘鄂西红军和苏区的创建人周逸群（红二军团政治委员、中共前委书记）也是死在他手下，不过长期以来人们都以为周是遭国民党军伏击而牺牲的。
原来夏曦到了当地之后，敏感地觉察出自己在军民心中的地位并不巩固，而周逸群和段德昌却拥有很高的威望，于是借口湘鄂西特委与中央分局重叠，撤销了湘鄂西特委，将周逸群以“巡视员”身份打发至洞庭湖开展工作。不久，夏曦又担心周开辟了洞庭湖的根据地，会与贺龙和段德昌串通，使自己的中央分局书记被架空，于是又指责周“分散兵力”，是“右倾逃跑主义”，责令其回来汇报工作并检讨。
1931年5月20日，周逸群在归程中突然遭袭，中弹牺牲，当时护送他回程的许多战士也大多战死。是年，周逸群仅33岁。此后记录此事的史书常说周是遭敌军伏击而牺牲。不过，也有人以为周的死是一个谜团，或是被叛徒所出卖，等等。后来还有人以为，就是夏曦设局，暗算了周逸群。事情过去了这么多年，要收集充足的证据是不太可能了。
与段、周相类似的，还有柳直荀。
毛泽东词曰：“我失骄杨君失柳”，这里的“杨”指杨开慧，“柳”则是毛泽东所赠诗词的李淑一的亡夫柳直荀。以前收录了这首词的书，在注释时都说柳直荀是被国民党杀害的，或是语焉不详的“遇难牺牲”。 柳直荀牺牲的真正原因，其实也是苏区内部的“肃反”。
柳直荀是著名的湖南老革命（1924年的党员），他与李淑一结婚是杨开慧促成的。北伐革命时，柳直荀曾任湖南省政府委员和省農协筹备委员会副委员长兼秘书长。1927年长沙发生“马日事变”，柳指挥农民自卫军奋起抵抗叛军，并成立农军指挥部，电令各地工农武装反攻长沙，他任总指挥。此后又参加南昌起义，历任中共顺直省委秘书长、中共长江局秘书长、中央军委特派员、中共湖北省委代书记。1930年4月，柳奉命至洪湖根据地开展工作，任红二军团政治部主任（后又兼红六军团政委），配合贺龙总指挥、周逸群政委创立并扩展根据地，后又任中共鄂西北临时分特委书记等。1932年9月，在夏曦开展的“肃反”中，柳直荀以“莫须有”的罪名被杀害，时年仅34岁。
也是夏曦老乡兼同志的中共“五老”之一谢觉哉（亦是延安“十老”之一），作为老资格的革命家（早年他在湖南“一师”代课，与毛泽东等相识），深悉党内左倾的危害和顽固。曾亲身经历这些革命往事的他，后来特别关心民主、法制、统一战线等问题，也特别警惕在革命队伍中积蓄的“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等不良习气。
由段德昌、周逸群、柳直荀三人之死，及夏曦的例子，再看以后诸多事例，不由让人感叹历史的代价格外沉重。
（作者系文史学者）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1年第3期，转载请注明出处
同志们!子弹是我们杀伤敌人最重要的武器，多一个子弹就多杀一个敌人，少一个子弹就少杀一个敌人，多捡一个子弹壳，就可以多造一个子弹多打死一个敌人。
在目前同敌人进行残酷战斗的时候，我们每一个红色战士和游击队员一方面要节省子弹，同时要多捡子弹壳。为了多杀死敌人，争取战争胜利，大家都要努力节省子弹和捡子弹壳!
怎样节省子弹呢？第一，敌人距离我们在两百米以外无论如何不要打枪；第二，不管在什么时候，没有指挥员的射击命令，也不要打枪；第三，打枪一定要瞄准，没有瞄准也不要(打枪)……要在平时多练习瞄准，瞄准瞄得好，子弹就会多打死敌人……
怎样收集子弹壳呢？我们也有几点办法：第一，打仗时候要把自己打的子弹壳留下口口，在平时还可以搜集在战场上别人遗下的子弹壳。第二，向地方群众宣传，要他们把他们收藏的子弹壳交出来贡献（给）战争；第三，还要收集敌人的子弹壳……
“节省子弹”，情见乎辞，但读者诸君知否：就在贺昌写成这篇文章稍前，有一位红军高级将领也是为了“节省子弹”，在“肃反”高潮中竟“现身说法”，做出了惊人举动。
“不要用子弹，留下一颗子弹去打敌人！”
正当湘鄂西苏区的军民在顽强抵抗国民党的“围剿”时，夏曦来了，开始推行王明的极左路线。除了指责苏区“是‘富农路线’的统治”， 夏曦还开展所谓“肃反”运动。从1932年4月起，夏曦以湘鄂西中央分局书记、湘鄂西军委会主席的名义下达命令，并成立“肃反委员会”和设置独立的“肃反”机构“保卫局”。至1934年秋，连续四次进行“肃反”，以致血流成河，其中包括千余名红军高级将领和各级指挥员，以及七千余地方领导和无辜群众。国民党的“围剿”固然残酷，红军的自我损耗其实也很严重。
夏曦“肃反”实行刑讯逼供，层层株连，先后被杀害的高级将领有湘鄂西省委常委和红三军政委万涛、红七师政委朱勉之、红九师政委宋盘铭、红七师师长叶光吉、红七师政委盛联均等。对此，湘鄂西根据地创建人之一的红三军九师师长、中共湘鄂西省委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段德昌五内俱焚，他当面指责夏曦：“你把根据地搞光了，成千上万的共产党人被你杀了，你是革命的功臣还是革命的罪人？”这激怒了夏曦，他认为段德昌是推行左倾路线的障碍，决意要除掉他。
1933年4月的一天，夏曦派人通知段德昌开会。段情知有变，仍镇定自若，安排好工作，告别亲人，然后赴会。果然，夏曦以“改组派”、“逃跑主义”等莫须有罪名将段逮捕。
5月1日——夏曦选择这个全世界无产者的节日处决段德昌。就在夏宣布执行死刑的同时，段德昌却喝道：“不要用子弹，留下一颗子弹去打敌人！”
段德昌痛惜革命队伍中的自相残杀，更痛惜防御和反击国民党“围剿”的子弹匮乏。在生命的最后，他以惊天地的一呼，喊出了让人心碎的口号。随之，他又深情地对在场的干部群众说：“共产党人砍脑壳也要讲真话，我相信中国革命一定会胜利。红军要打回洪湖去，不要忘记了洪湖人民；红军要赶快恢复党的组织，没有党的领导，红军寸步难行；‘肃反’‘肃’到德昌止，再也不要自相残杀了！”
夏曦居然下令“成全”了段德昌。杜鹃啼血，一位曾威震湘鄂西的红军将领就这样被冤杀了。
据说段德昌被捕后，湘鄂西红军的最高将领贺龙曾向夏曦据理力争。当时夏曦竟以贺龙眼中没有湘鄂西中央分局相要挟，粗暴地把贺龙顶了回去。就在段德昌临刑之际，贺龙赶过来，为他解开绳索，把一碗粉蒸肉端到他面前，看他拿起筷子吃了几口，又见他挺胸走向刑场，贺龙才含泪背转身去……
就这样，段德昌为“节省子弹”，自己惨遭刀砍而死。就义时，年仅29岁。
段德昌死前，曾將于谦的《石灰吟》抄贴在自己被囚禁的石洞中，以抒其怀。
后来，有位当年的目击者樊哲祥，在1980年11月接受调查组采访时回忆说：“段德昌是一个常胜将军，我跟他当过随从参谋。他只比我大两岁，如果不被夏曦杀掉，可能是元帅，许光达是他手下的师长，也是大将嘛。杀段德昌，还开了公审大会的，枪毙时，好多战士、代表都在场。我们不敢哭出声，因为夏曦在场。后见贺龙哭出了声，我们才敢哭，一下子都在哭啊！”
段德昌不死，“可能是元帅”。1952年10月，毛泽东为段德昌签发了中央人民政府第一号烈士证书。1981年7月1日，在建党60周年的庆祝大会上，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在致词时特意提到了段德昌，追思这位红军早期的著名将领。1989年11月，江泽民代表中央军委宣布，段德昌为中共33名军事家之一。这33人当中，除了段德昌，还有许继慎、曾中生。他们三人都是被错杀的，也是“可能是元帅”的人选。
国民党特务居然掌“肃反”生杀大权
深悉党内左倾危害的谢觉哉曾在日记中回顾“苏区肃反”，他十分痛惜毛简青、柳直荀、段德昌等人的被冤杀，又回忆当时在湘南、湘鄂西、柳州等地的左倾暴动，手段竟有滥烧城市（大道两旁5里之内全部烧尽）、强迫群众当兵，以及“对党外一切打倒，对党内也谁都不信”等。谢觉哉认为，那些“左倾幼稚”者是“孩子气不懂事，敢于冒险，称里手，十多年来不知给了革命多大损失，我们不能原谅这些孩子们，因为他们闯祸太大又太多”。当然，其中也不尽然都是“孩子们”，如夏曦等人，喝过莫斯科的洋墨水，说起马克思主义理论来夸夸其谈，而这些人“爱护自己的错误比爱护自己的头还要紧”。
夏曦后来因溺水无人相救而死。离奇的是，此前为夏曦所器重的掌握“肃反”生杀大权的政务处长姜琦，原来是一个货真价实的国民党“潜伏”者。1933年初夏，红三军侦察连在执行任务时捕获了敌人的一个秘探，从他身上搜出了姜琦交给他的机密情报。敌探供认他已好几次与姜琦秘密接头，并获取了红军的大量军事秘密。侦察连连夜将敌探与姜琦的亲笔信交夏曦、贺龙、关向应“三堂会审”，证明姜琦确是奸细。当时夏曦十分尴尬，脸上青一阵白一阵，只得命令将姜琦抓获。姜琦自知罪大恶极，必无生还之路，企图乘夜逃走，结果被看押的战士击毙。
可惜段德昌没有看到这一天。
周逸群、柳直荀被害之谜
说起来夏曦也是老革命了，他是毛泽东的湖南老乡（益阳人）兼老同学（长沙湖南一师），以及老同志（湖南“社青团”成员、“新民学会”成员、“俄罗斯研究会”成员）。在湖南，夏曦的地位与郭亮相仿。毛泽东早年在湖南所从事的革命活动，夏曦也几乎无役不与。1921年中共成立不久夏曦就由团转党，后又赴莫斯科出席远东各国共产党和民族革命团体的“一大”，是见过列宁的中国人之一。此后夏曦从事革命活动，活跃于湖南等地；1927年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中共“五大”时当选为中央委员；再后来赴莫斯科东方大学深造，喝了洋墨水，在思想和组织上成为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的俘虏。斯大林和米夫等投放在红色中国的“潘多拉盒子”，就装有回国的夏曦。
民主革命时期的“小文革”——六届四中全会，王明等“斗争干部”和“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登台，夏曦也再次进入中央，且不久派赴洪湖根据地，任湘鄂西中央分局书记，从此执掌当地大权。他大力推行左倾方针政策，如彻底分田（特别是针对富农）、冒险军事进攻、打击不同意见的同志，乃至执掌“肃反”大权（此前邓中夏在当地也有重大失误）。而他所祸害的革命英杰，除了段德昌，据说湘鄂西红军和苏区的创建人周逸群（红二军团政治委员、中共前委书记）也是死在他手下，不过长期以来人们都以为周是遭国民党军伏击而牺牲的。
原来夏曦到了当地之后，敏感地觉察出自己在军民心中的地位并不巩固，而周逸群和段德昌却拥有很高的威望，于是借口湘鄂西特委与中央分局重叠，撤销了湘鄂西特委，将周逸群以“巡视员”身份打发至洞庭湖开展工作。不久，夏曦又担心周开辟了洞庭湖的根据地，会与贺龙和段德昌串通，使自己的中央分局书记被架空，于是又指责周“分散兵力”，是“右倾逃跑主义”，责令其回来汇报工作并检讨。
1931年5月20日，周逸群在归程中突然遭袭，中弹牺牲，当时护送他回程的许多战士也大多战死。是年，周逸群仅33岁。此后记录此事的史书常说周是遭敌军伏击而牺牲。不过，也有人以为周的死是一个谜团，或是被叛徒所出卖，等等。后来还有人以为，就是夏曦设局，暗算了周逸群。事情过去了这么多年，要收集充足的证据是不太可能了。
与段、周相类似的，还有柳直荀。
毛泽东词曰：“我失骄杨君失柳”，这里的“杨”指杨开慧，“柳”则是毛泽东所赠诗词的李淑一的亡夫柳直荀。以前收录了这首词的书，在注释时都说柳直荀是被国民党杀害的，或是语焉不详的“遇难牺牲”。 柳直荀牺牲的真正原因，其实也是苏区内部的“肃反”。
柳直荀是著名的湖南老革命（1924年的党员），他与李淑一结婚是杨开慧促成的。北伐革命时，柳直荀曾任湖南省政府委员和省農协筹备委员会副委员长兼秘书长。1927年长沙发生“马日事变”，柳指挥农民自卫军奋起抵抗叛军，并成立农军指挥部，电令各地工农武装反攻长沙，他任总指挥。此后又参加南昌起义，历任中共顺直省委秘书长、中共长江局秘书长、中央军委特派员、中共湖北省委代书记。1930年4月，柳奉命至洪湖根据地开展工作，任红二军团政治部主任（后又兼红六军团政委），配合贺龙总指挥、周逸群政委创立并扩展根据地，后又任中共鄂西北临时分特委书记等。1932年9月，在夏曦开展的“肃反”中，柳直荀以“莫须有”的罪名被杀害，时年仅34岁。
也是夏曦老乡兼同志的中共“五老”之一谢觉哉（亦是延安“十老”之一），作为老资格的革命家（早年他在湖南“一师”代课，与毛泽东等相识），深悉党内左倾的危害和顽固。曾亲身经历这些革命往事的他，后来特别关心民主、法制、统一战线等问题，也特别警惕在革命队伍中积蓄的“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等不良习气。
由段德昌、周逸群、柳直荀三人之死，及夏曦的例子，再看以后诸多事例，不由让人感叹历史的代价格外沉重。
（作者系文史学者）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1年第3期，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