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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的天空特别蓝，我正坐在办公桌旁悠闲地观赏白云，一个叫张倩的女生突然推门闯了进来：“班主任，我丢了200元钱，是昨天从家里带来的生活费。”她眼圈红红的，把我的思绪一下子从九霄云外拉了回来。
对于一个农村家庭来说，200元是个不小的数目。我一边安慰她不要着急，一边询问：“你把钱放在哪儿了?什么时候发现不见了?”她说：“我一直把钱放在枕头下面，早上离开宿舍前还看了一眼，门是我锁的。中午放学后我第一个到宿舍，钱已经不在了。”然后，她又告诉我：“上午只有柳青青回过宿舍。”这句话的意思很明显：她已经将怀疑的矛头指向了柳青青。为了避免激化矛盾，必须先稳定张倩的情绪，我让她不要声张以免打草惊蛇，同时表明了我的态度：一定彻查此事，绝不放过一个坏人，当然也不能冤枉一个好人。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张倩终于撅着嘴离开了。
身为一个老班主任，我知道处理学生丢钱的事情最为棘手：既不能搜身，更不可以刑讯逼供；只能像福尔摩斯那样自己寻找蛛丝马迹，然后推理判断，要查出真相谈何容易?“彻查”通常会搞得人心惶惶，学生们互相怀疑仿佛个个都是侦探高手，结果却是竹篮子打水一场空，不仅丢失的财物追不回来，还会严重破坏他们的团结。但是班里出了丢钱的事，班主任又怎能袖手旁观呢。张倩一离开，我就开始忙乎了。
为了不引起别人对柳青青的注意，我先把其他同学叫到办公室，一一排查，他们都提供了没有到过事发地点的证明。在调查中又有几个学生提到了柳青青，说她在初一时曾经偷过同学的东西。最后我把柳青青叫了进来，还没等我说话。柳青青就抢先说道： “我知道你们怀疑我，难道人做过一次贼就一辈子都是贼吗?”好一个先发制人，我可不能退缩，根据事先的准备，我开始发问，“你回到宿舍时有其他人在场吗?”“没有，”她非常激动地说，“我一个人回的宿舍，并且在宿舍呆了五分钟，但是我没有偷!”我不知道该怎么再问下去了，于是使出了杀手锏：“200元，对张倩家来说不是个小数目，如果我查不出来，就只好报警了。”“随便!”没想到她甩下这两个字头也不回地走了。说真的。虽然她的情绪很激动，依旧难以打消我心中的疑云。下午放学后，我调看了宿舍走廊的摄像，整个上午只有柳青青进过宿舍，而且她出来的时候，神色有些慌张。这更坚定了我的怀疑，我决定第二天再找她谈一谈，关键时刻我要提一下摄像头，这是一个有力的证据，应该能击垮她的心理防线。
晚上9点多，我接到学生的电话：“苗老师，你快些来吧。柳青青要自杀了。”我赶紧向女生宿舍奔去。柳青青满脸都是泪水，背靠着墙坐在凉席上，脚边撒满了碎玻璃，她的右手拿着一块玻璃碎片，放在左手的手腕上。看到我来了，她说：“班主任，我知道你们都看不起我，我要用死来证明清白。”柳青青的眼睛里充满了哀怨、无助，还有一些复杂的情感。我的心突然被一种柔软的东西触动了，那一刻，我决定选择“撤退”。我大声说：“柳青青，谁不相信你了?贼已经抓到了，是校外人员，正在派出所录口供。这就是那200元钱。”我从口袋里拿出两张百元的人民币，满屋子的人包括柳青青都愣住了。我一把夺过她手里的玻璃片，其他学生有的拿毛巾帮她擦脸，有的扶她起来，有的打扫卫生，还有的轻声说着一些安慰的话……柳青青渐渐平静下来，宿舍又恢复了往日的温馨，我悄悄地离开了。看着满天的星星，我不知道自己这样做到底对不对。
在以后的两年里，她们依旧像往常一样把钱放在枕头下面，这已经成为公开的秘密。无论我怎么教育，她们依旧毫不在意。宿舍里也没有再丢过钱，她们得意地过着“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幸福生活。转眼间她们都毕业了。
那天，天气非常炎热，我打开家里的防盗门透透风，忽然看到门外站着一个人，是柳青青。她一下跪在了我的面前：“谢谢你，苗老师，是你为我挽回了尊严。”我把她扶起来，她流着泪说：“苗老师，那200元钱是我偷的，我以后再也不会偷东西了，你相信我吗?”我说：“我相信，两年前我就相信你了。”柳青青从包里拿了200元钱递给我说：“这就是张倩的200元钱，我一直带在身边，提醒自己，一定要清清白白做人，一定要把它还给你，今天我终于如愿以偿了，我会记您一辈子的。”说完她飞快地跑了。
这件事已经过去很多年了，依旧令我无法忘怀，我想到了一个词“妥协”。虽然当时我就已经判断出柳青青偷了钱，但是我没有揭穿她的谎言，也没有报警，而是选择了妥协。作出这种选择是没有经过深思熟虑的，甚至具有包庇的性质、违背了教育的原则，但现在看来是明智的。我从柳青青的眼睛里看到了她对尊严的渴望，一个如此关注自己名声的人怎么会永远是贼呢?或许，我适时地扶一下，她就不会再摔倒了。我的妥协是一种宽容，是一种尊重，是一种潜在协议：“我不再追究了，希望你以后能改过自新，不要辜负我对你的信任。”事实证明，柳青青读懂了我的妥协，并且接受了这个约定。妥协，成就了一段美丽。
妥协是一种生活艺术，也是一种教育策略。日本教育家佐藤学说：“冲突与妥协，冲突与妥协，冲突与妥协……如此循环往复，可以说是课堂生活的特征。可以认为，课堂是从事日常教学，完成某些活动，实现某种价值的场所……教与学这一活动，是通过无数的冲突与妥协才得以实现的，它绝不是作为理想环境中的纯粹的过程展开的。”可见，教师对学生的教育过程就是一个不断妥协的过程，面对冲突和矛盾，如果教师一味地与学生针锋相对地纠缠下去，只能使彼此更加尴尬，甚至两败俱伤。与其等到冲不上去再败退下来，教师不如主动撤退，在次要的目标上做适当的让步，以退为进，悄无声息地达到教育的主要目标。学校不是没有硝烟的战场，学生也不是我们的敌人，我们没有必要像秋风扫落叶一样无情，教师明智的妥协，有时会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甚至能点石成金呢!
对于一个农村家庭来说，200元是个不小的数目。我一边安慰她不要着急，一边询问：“你把钱放在哪儿了?什么时候发现不见了?”她说：“我一直把钱放在枕头下面，早上离开宿舍前还看了一眼，门是我锁的。中午放学后我第一个到宿舍，钱已经不在了。”然后，她又告诉我：“上午只有柳青青回过宿舍。”这句话的意思很明显：她已经将怀疑的矛头指向了柳青青。为了避免激化矛盾，必须先稳定张倩的情绪，我让她不要声张以免打草惊蛇，同时表明了我的态度：一定彻查此事，绝不放过一个坏人，当然也不能冤枉一个好人。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张倩终于撅着嘴离开了。
身为一个老班主任，我知道处理学生丢钱的事情最为棘手：既不能搜身，更不可以刑讯逼供；只能像福尔摩斯那样自己寻找蛛丝马迹，然后推理判断，要查出真相谈何容易?“彻查”通常会搞得人心惶惶，学生们互相怀疑仿佛个个都是侦探高手，结果却是竹篮子打水一场空，不仅丢失的财物追不回来，还会严重破坏他们的团结。但是班里出了丢钱的事，班主任又怎能袖手旁观呢。张倩一离开，我就开始忙乎了。
为了不引起别人对柳青青的注意，我先把其他同学叫到办公室，一一排查，他们都提供了没有到过事发地点的证明。在调查中又有几个学生提到了柳青青，说她在初一时曾经偷过同学的东西。最后我把柳青青叫了进来，还没等我说话。柳青青就抢先说道： “我知道你们怀疑我，难道人做过一次贼就一辈子都是贼吗?”好一个先发制人，我可不能退缩，根据事先的准备，我开始发问，“你回到宿舍时有其他人在场吗?”“没有，”她非常激动地说，“我一个人回的宿舍，并且在宿舍呆了五分钟，但是我没有偷!”我不知道该怎么再问下去了，于是使出了杀手锏：“200元，对张倩家来说不是个小数目，如果我查不出来，就只好报警了。”“随便!”没想到她甩下这两个字头也不回地走了。说真的。虽然她的情绪很激动，依旧难以打消我心中的疑云。下午放学后，我调看了宿舍走廊的摄像，整个上午只有柳青青进过宿舍，而且她出来的时候，神色有些慌张。这更坚定了我的怀疑，我决定第二天再找她谈一谈，关键时刻我要提一下摄像头，这是一个有力的证据，应该能击垮她的心理防线。
晚上9点多，我接到学生的电话：“苗老师，你快些来吧。柳青青要自杀了。”我赶紧向女生宿舍奔去。柳青青满脸都是泪水，背靠着墙坐在凉席上，脚边撒满了碎玻璃，她的右手拿着一块玻璃碎片，放在左手的手腕上。看到我来了，她说：“班主任，我知道你们都看不起我，我要用死来证明清白。”柳青青的眼睛里充满了哀怨、无助，还有一些复杂的情感。我的心突然被一种柔软的东西触动了，那一刻，我决定选择“撤退”。我大声说：“柳青青，谁不相信你了?贼已经抓到了，是校外人员，正在派出所录口供。这就是那200元钱。”我从口袋里拿出两张百元的人民币，满屋子的人包括柳青青都愣住了。我一把夺过她手里的玻璃片，其他学生有的拿毛巾帮她擦脸，有的扶她起来，有的打扫卫生，还有的轻声说着一些安慰的话……柳青青渐渐平静下来，宿舍又恢复了往日的温馨，我悄悄地离开了。看着满天的星星，我不知道自己这样做到底对不对。
在以后的两年里，她们依旧像往常一样把钱放在枕头下面，这已经成为公开的秘密。无论我怎么教育，她们依旧毫不在意。宿舍里也没有再丢过钱，她们得意地过着“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幸福生活。转眼间她们都毕业了。
那天，天气非常炎热，我打开家里的防盗门透透风，忽然看到门外站着一个人，是柳青青。她一下跪在了我的面前：“谢谢你，苗老师，是你为我挽回了尊严。”我把她扶起来，她流着泪说：“苗老师，那200元钱是我偷的，我以后再也不会偷东西了，你相信我吗?”我说：“我相信，两年前我就相信你了。”柳青青从包里拿了200元钱递给我说：“这就是张倩的200元钱，我一直带在身边，提醒自己，一定要清清白白做人，一定要把它还给你，今天我终于如愿以偿了，我会记您一辈子的。”说完她飞快地跑了。
这件事已经过去很多年了，依旧令我无法忘怀，我想到了一个词“妥协”。虽然当时我就已经判断出柳青青偷了钱，但是我没有揭穿她的谎言，也没有报警，而是选择了妥协。作出这种选择是没有经过深思熟虑的，甚至具有包庇的性质、违背了教育的原则，但现在看来是明智的。我从柳青青的眼睛里看到了她对尊严的渴望，一个如此关注自己名声的人怎么会永远是贼呢?或许，我适时地扶一下，她就不会再摔倒了。我的妥协是一种宽容，是一种尊重，是一种潜在协议：“我不再追究了，希望你以后能改过自新，不要辜负我对你的信任。”事实证明，柳青青读懂了我的妥协，并且接受了这个约定。妥协，成就了一段美丽。
妥协是一种生活艺术，也是一种教育策略。日本教育家佐藤学说：“冲突与妥协，冲突与妥协，冲突与妥协……如此循环往复，可以说是课堂生活的特征。可以认为，课堂是从事日常教学，完成某些活动，实现某种价值的场所……教与学这一活动，是通过无数的冲突与妥协才得以实现的，它绝不是作为理想环境中的纯粹的过程展开的。”可见，教师对学生的教育过程就是一个不断妥协的过程，面对冲突和矛盾，如果教师一味地与学生针锋相对地纠缠下去，只能使彼此更加尴尬，甚至两败俱伤。与其等到冲不上去再败退下来，教师不如主动撤退，在次要的目标上做适当的让步，以退为进，悄无声息地达到教育的主要目标。学校不是没有硝烟的战场，学生也不是我们的敌人，我们没有必要像秋风扫落叶一样无情，教师明智的妥协，有时会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甚至能点石成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