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任弼时耐心、谦虚地听取干部、群众的汇报和意见，和风细雨地教育干部，积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留下了不少佳话。
　　耐心、谦虚地听取干部、
　　群众的汇报和意见
　　任弼时说，自己的很多重要决策，都是从不起眼的小事中判断出来的。“小事”从何而来？任弼时一贯的做法是，耐心、谦虚地听取干部、群众的意见。不管你是反映情况、倾诉苦衷或提出建议，也不管你讲得正确与否，自己事先是否知道，他总是认真听取，不会轻易打断你的话。这既是任弼时的工作作风，又是其政治智慧的体现。
　　丁玲回忆说，她到延安和任弼时初次相识时，觉得他样子蛮严肃，两只眼睛很有神，两撇短胡子，很有威风。可一接触，却发现他非常平和，很容易就接近了。他们从各自曾经就读的长沙明德中学、周南女中谈起，谈到社会上的一些事情，海阔天空，什么都说。任弼时喜欢提问，而且根据讲话对象所讲的内容一再提问。丁玲比较单纯，在任弼时面前更是什么顾虑都没有，就把心里话都很坦然地讲出来了。1938年，康生曾说：丁玲如果到党校来，我不要她，她在南京被捕的那段历史有问题。有人将这话告诉了丁玲，丁玲很生气，就给当时的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陈云写信，让康生拿出证据来，并要求组织上做出结论。不久，任弼时找丁玲谈话。同过去一样，任弼时发问，丁玲一一作答。他们像聊天一样，谈得很仔细。丁玲当时一点没感觉到任弼时是在审查自己，更不知道是组织上委托任弼时来做这件事的。后来，中共中央组织部对丁玲的这段历史作了结论，陈云、李富春亲笔签名。结论作得很好，丁玲非常感激。
　　大革命时期即到苏联工作的师哲，从1930年起几乎每年都到共产国际去找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负责人，要求回国工作，但每次都被应付了事。1938年，他找到新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主要负责人任弼时，一口气汇报完十几年来在苏联的情况和问题，最后提出回国工作的要求。和以前大不相同，师哲的讲述不但一次都没有被打断，任弼时还当即找来共产国际干部处处长核实情况。师哲后来回忆当天的情景时说：“今天我才遇到了真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他是多么的不同于王明那些‘百分之百的布爾什维克’啊！”“我觉得自己好似重新回到了母亲怀抱的婴儿，感受到无限的温暖，有着一种说不出的满足感和舒畅感。”不久，组织上安排师哲担任任弼时的政治秘书。1940年3月，师哲同任弼时一起返回延安。
　　担任政治秘书期间，有一次，师哲向任弼时反映一个问题，任弼时细心地听着，在某一点上师哲讲得有些偏差，任弼时立刻予以纠正。这时，师哲才意识到自己所反映的问题任弼时是完全了解的。于是，师哲好奇地问：“既然对我反映的问题完全了解，为何还要听我的汇报呢？”“你兴致勃勃地反映情况，我怎能给你浇冷水呢？”任弼时笑着回答。师哲说：“你能耐心听，这使我很感动，但却耽误了你的时间啊！”任弼时解释说：“听取下级汇报、反映情况，是领导干部的基本职责之一。”听了这句话，师哲深受启发。后来，他很有感触地说：“正因为弼时善于同干部、群众商量问题、征询意见，采纳别人的建议，所以他的指示和意见较易得到贯彻执行。”
　　有一次，曾担任延安中央研究院历史研究室秘书的叶蠖生和任弼时谈起边区和部队中存在的缺点，任弼时一言不发地倾听着。叶蠖生以为这一定是自己提出的问题很深刻、很新鲜，才引起任弼时的注意。等叶蠖生谈完之后，任弼时一条条分析给他听，哪些缺点已经克服了，哪些缺点在不得已情况下无法立即克服，只能等待时机成熟才能完全纠正。此时，叶蠖生才知道任弼时如此倾听，并不是因为他所谈的问题新鲜和深刻，而是任弼时不愿打击下面同志提意见的热忱，希望从100句话中能听到一两句有用的话。
　　1946年春天，中共中央华东局领导委派杜前、马仪等几位负责青年工作的干部到延安向党中央汇报工作。任弼时在杨家岭中央青委机关听取他们的汇报并参加讨论会。会议持续了两个月。在此期间，中央青委的同志每隔几天都要向任弼时汇报情况。他们后来这样评价任弼时：“和人相见，他的脸上总是挂着慈祥、和善的笑容，热情地同你打招呼、握手，亲切地让你坐在他身旁。谈话时，他总是凝神听着你的诉说，不喜欢打断别人的发言。他习惯于倾听别人的讲话，同时边听边判断。这中间，绝无漫不经心。当你的发言结束后，他才说他的分析、他的见解，回答你最需要回答的问题。他常用同你商量的口吻说：‘你看这样好不好？’‘是不是这样的？’”
　　防病于未发    治病于未起
　　防病于未发，治病于未起。掐灭干部身上出现的倾向性、苗头性问题，是我党干部工作的一项重要原则，也是领导干部的一项重要职责。在这方面，任弼时做出了表率。
　　1934年11月，以任弼时为书记的中共湘鄂川黔边临时省委宣告成立。红二、红六军团一面建设根据地，一面策应中央红军。当时，任弼时留在后方发动群众，进行土地革命，全面开展政权建设。
　　随着苏区根据地的快速发展，大批新的干部被提拔到领导岗位上来。当时，苏维埃政权的很多领导干部都是地方干部，党的县区委机关也不例外。为了提高干部的政治素质和领导经验，省委决定在塔卧办党校和红军学校，在县、区办轮训班，并经常派巡视员下乡指导工作。任弼时尽管工作繁忙，却经常深入基层，抽时间和干部谈话，辅导他们学习，帮助他们提高政治水平和工作能力，及时纠正他们思想、工作及生活中的偏差。他的谆谆言辞和艰苦朴素的作风，像润物的细雨，传递着党的声音和信念，感染和教育着干部。永保县苏维埃主席田玉祥就是在省委书记任弼时的言传身教下，逐步提高思想觉悟的。
　　当时，红军工作队在永顺县龙家寨乡发展了一批党员，建立了中共龙家寨乡党支部——这是根据地的第一个地方党支部，并物色了铁匠出身的土家族青年党员田玉祥任党支部书记。田玉祥当时只有19岁，在战斗中曾积极为红军带路。龙家寨乡苏维埃成立时，他任苏维埃主席;永保县苏维埃建立时，他又任县苏维埃主席。